知识秩序的重建

上文从四维文化冲突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27年间的高等教育模式进行了诠释，也试图从中寻找政治进程的文化动力。文化的冲突对高等教育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新政权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努力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将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并举，扩大工农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院系调整。

1951年11月，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地区分布很不合理，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效益低；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决定以华北、华东和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5月，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确定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这次调整时间为1952年到1953年；地域从京津地区开始，陆续在华东、西南、中南、东北、西北等大区展开；重点整顿综合大学，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和师范学院等专门学院，并调整高等学校地区的布局。参照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高等学校分为综合大学、专门学院两大类。综合大学只设文、理两科；专门学院按照技工、师范、农、医、财经、政法、语言、体育、艺术等学科分别设置。195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院系调整，主要以中南行政区为重点。

院系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改变高等教育不能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调整前，我国共有高等学校211所，其中至少拥有3个学科门类的学院或学系的综合大学49所、独立学院91所、专科学校71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①学校规模小，培养学生数量少，不能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1951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有153 402人，平均每校745人。规模在2 000人以上的学校不多，学校内各系招生规模多的几十人，少的不足10人。②学校类型结构不合理，文多工少，师范不足。在211所高校中，高等农林学校、高等农林专科学校共有17所，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8%；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共有33所，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15%；高等师范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初只有12所，不到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6%。三类专业学校总数仅占到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29%。③学校地区结构布局不合理，院校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西部地区很少。据1949年统计，58%的高校在沿海10省市，其中上海一地就占1／4，边远9省区的高校仅占6．8%。

经过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综合大学改为文理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改为工业大学。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18所增到38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到37所，招生规模迅速扩大。至1953年调整结束，全国共有高校184所，学校规模由原来的每校平均700人提高到平均每校1 172人。工科院校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理工院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由1949年的13．7%增为21．4%。全国工科学生招生规模扩大了1倍，由原先招收1．5万人增至3万人。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1952年达到35．4%，规模为各科之首，改变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通过调整，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相对集中，提高了使用效率。学校区域布局得到了适当改善。到1958年，沿海10省市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42．4%，边远9省区高校比重增至13%。与此同时，在1950年接管了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其中11所改为私立；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所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仿效苏联教育模式的改革，使我国很快建立起全新的教育制度，高等学校由中央教育部和中央有关业务部门分别负责，一些学校委托所在地的大区行政委员会或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院系调整建立了一批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邮电学院、矿业学院等新中国急需的工业专科学院，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通过增加高等师范院校，为基础教育培养了较多的教师，沿袭了民国初年蔡元培以发展高等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思路。院系调整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60年来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但是，这次改革也带来一些不良后果：①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发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1949年，文科类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33．1%，其中人文、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占10．2%，16．2%，6．3%；到1953年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分别下降为6．7%，6．4%，1．8%；到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进一步下降为4．4%，2．7%，1．9%；1962年，三科的比例降到6．8%。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降到1952年的10．9%。一批有着学术积淀的综合性大学被肢解，改为单科性院校。通过对知识的阶级定性，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取消。②人才培养过于专门狭窄，效益低下。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虽然可以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却难以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全面教育被简化为政治理论教育，由独立于教学系统之外的专门机构、组织和人员进行，分离了由教师承担的“经师”和“人师”的双重职能。用政治教育取代了文化道德教育，减弱了学校的教化功能。③教学与科研脱离。20世纪50年代初，在进行高等教育调整的同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高等院校之外的科研系统，取消了现代大学科学研究的功能，造成高等院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教学与科研脱离，科研基础十分薄弱，只具有单一教学功能。教学与科研脱离的最大弊端，是造成学校与社会相脱离，完全违背院系调整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