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史料的重构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基于史料的重构

张立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摘  要】通常所说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应准确命名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酝酿时间是1920年初，“曦园”是它的一个直接前身。李大钊提供指导，多次参加活动并做讲演，作用毋庸置疑，蔡元培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研究会起初是一个学术团体，后来转换为一个政治组织，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具有多重关联，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关键词】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朱务善；罗章龙

众所周知，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和思想的重镇，如若探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北京大学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由此，通常所说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脱颖而出。与其相关的史料包括两类：一类是启事和通告，另一类是回忆，高一涵、朱务善、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等人都有所回忆。本文依据这些史料，探究研究会的活动时间，彰显李大钊和它的关系，把握它的性质，以期在既有构建的基础之上，更为准确地想象和重构其历史面貌。

一、活动时间

“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 上世纪50年代，高一涵如是回忆。高一涵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期在北大任教，与李大钊私交甚厚。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也就是1918年，如此说来，北京大学在1918年就有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

刘仁静在1957年的回忆中对此表示异议。他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他是启事中联署的十九个发起人之一。在他的记忆中，“研究会什么时候组成很难说”，不过，1918年肯定没有这种组织，他是1920年冬天参加的。

同为发起人的朱务善1956年回忆说，1921年初，“我和邓中夏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同志，共同商议如何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21年底正式公开成立。 到1960年，朱务善则提及：“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朱务善貌似追随高一涵。高一涵在回忆中说，“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马尔克斯”和“马尔萨斯”在语音上很接近，稀里糊涂的警察“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 朱务善也在回忆中说，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马克思有时译为“马尔格士”，与“马尔萨士”很接近，所以这个团体“好像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必要时可以声称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以便应付警厅机构。

朱务善1919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1918年时尚未入学，而他认识李大钊的时间，他在另一篇文章说过，是在1920年春天。 据此或可揣测，朱务善1960年的叙说受到了高一涵的启发。不过，朱务善并没有把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等同于五四以后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否则，他的发起人身份也就子虚乌有了。他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起始时间确定在1920年初，“实际上，在1920年初已经组织起来这个研究会，不过还未公开登报而已。”

朱务善的回忆启迪我们，北京大学1918年也许有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不过，1920年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另一回事。沿着这个思路，回过头来再看高一涵的回忆，就不难发现，其实，高一涵只是说李大钊1918年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并没有把它视作后来成为研究焦点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反倒是诸多的研究者，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这个字眼，且这个学会由李大钊组织，就想当然地以为它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苦心孤诣进行论证。

同样忝列“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发起人名册的罗章龙1978年回忆中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3月。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 这一叙说言简意赅，其间的逻辑关系则大有文章，本文第三部分再详加探讨。亟需注意的是，在这一叙说的前两段，罗章龙提出：“参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筹备、组织的经过历程，可以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种组织力量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由他们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罗章龙的意思很明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在思想上领导了、在组织上发动了五四运动。

纵观这篇回忆，也就只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在关于论述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中提到，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客士主义研究会），该书并附有年表，我认为它的话是有根据的。”罗章龙把《昭和八年年鉴》提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置换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可谓是对高一涵和朱务善所忆的一种借鉴和升华，但显而易见，他的论证是很不充分的，且带来很多的疑问：五四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发动者究竟是哪些团体？姑且承认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经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一力量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那么，何以证明这一组织力量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

1978年后，罗章龙应邀就中共党史问题做过数次访谈，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成《椿园载记》一书，于1984年出版。从中可以看出，罗章龙191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积极上进，五四运动中曾参与组织秘密行动小组，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但叙述至此，没有提到李大钊和行动小组有任何关系。随后，罗章龙谈到他所参与的“辅仁学社”、一墙之隔的“共进社”，此时才提到，1920年3月，“李大钊和我们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公开活动后征收会员，“共进社”的成员积极报名参加。如此说来，“共进社”或可视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个前身。然后，该书第五章专门叙说了“曦园”，该团体由北大、北京高师、北京工专等校同学30余人组成，1919年秋季成立，七十多年后，罗章龙仍然记得姓名和学籍的有十五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可以确定十六个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是十九人，两厢对照，重叠者即有五人，这就很容易引发一个推测：曦园或可视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个直接前身。果不其然，第六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篇概述了五四运动后成立“曦园”再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思想转换，一语中的：“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促成了曦园的解体。”

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张西曼有另外一个说法。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回忆》中谈到，1918年赴俄考察，1919年返回北京后，由它提议创设并联合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共同发起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该会在各地设有分会。“到1920年（民九），社会主义研究会因鉴于声势日趋浩大，北洋军阀未敢横加干涉，也进一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如此说来，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了。 而在张国焘的回忆中，李大钊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 实情究竟如何，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只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问题，至少有了朱务善、罗章龙、张西曼等人的不同说法。

1921年11月17日，通过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得以公开。“启事”提出，“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由此可以断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3月。“启事”还提出，研究的方法分四项：“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以后又陆续登出十几个启事和通知，最后一个启事是征求会员，时间是1922年12月13日。朱务善和刘仁静在回忆中对研究会的活动情况都有所叙说，罗章龙的叙说尤为详细。

在张国焘的回忆中，这个组织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形地停顿了。 这个记忆未免过于轻巧。搜检《北京大学日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有数条启事和通告，此外就是1923年的两则启事，1925年的一则启事，据此判断，研究会应当是持续了数年，只是1923年到1925年间的活动次数可能相当有限。按照罗章龙1978年的回忆，研究会的活动时间“持续达七、八年之久，到1926年，北大日刊上还登有该会活动的情况”。出版《椿园载记》时，罗章龙想必看过了《北京大学日刊》，口吻温和了许多：“学会的活动据说一直延续到1926年，不过，我早已离开北大，此后就不知其详了。”

二、李大钊

“1918年是守常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 在回忆李大钊的革命历程时，高一涵明确地做出如是论断。他的论据有二：一是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通过河上肇的著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二是李大钊认识俄国的外交人员，能够及时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并看到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版。1918年11月，李大钊“第一个”撰文颂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已是明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基于这样的判断，或者说，为了强调这一论断，“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也就顺理成章了。高一涵寥寥数语，说明了学会的名称、活动的方式和内容，此后就又继续回顾李大钊的革命历程。

在朱务善1960年的回忆中，李大钊和高一涵等人1918年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但是李大钊同志这时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细心的读者稍加斟酌就不难察觉，这里的“但是”未免有些突兀。五四以后，不但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队伍中，即使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曾几次讨论过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问题。” 朱务善1956年的回忆则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是他和邓中夏主动找到李大钊，商议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李大钊没有出现在发起人的名单中，朱务善1960年解释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对外界说，他还是以一个教授和一个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同志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在党内指导。” 

朱务善的解释有其道理，不过，他说李大钊开始时没有出头露面，和张国焘的回忆似乎不符。按照张国焘的说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以上，李大钊致开幕词，张国焘本人也有发言。 据现有史料，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宣告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则是一年后的12月16日展开，李大钊出席并讲话，会后合影留念，照片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据此或可推断，张国焘所谓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并非是指其公开后的成立大会，而是其发起后的第一次会议。张国焘还回忆说，1920年5月到7月间，李大钊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 张国焘明确地把李大钊视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倡导者和发起人，并谈到自己对这一计划表示赞成，主张邀请一些朋友共同策划此事。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陈独秀，8月底回到北京，把和陈独秀交流的意见带给李大钊，才开始筹划建党和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前面说过，刘仁静回忆自己是1920年冬天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和张国焘的说法大致相仿。

高一涵在回顾李大钊的革命历程时，顺带谈到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朱务善在《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始终聚焦于李大钊的思想、作用和风貌，刘仁静1957年的回忆则主要是客观介绍，他说：“发起者是几个北大学生，其中没有李守常先生。”  这是实情，但他说“研究会开会，李大钊也不参加”则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十几个启事和通告中，李大钊的名字出现过两次。1922年2月17日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五）”称，“本会开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不论会员或非会员皆欢迎自由来听”，讲演人是“李守常（李大钊）先生”，题目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地点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时间为“本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一时起”。这个公开讲演应当不是朱务善1960年回忆中详细叙说的辩论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经开过一次为期两天的辩论会，主题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李大钊应邀担任评判员。朱务善声情并茂地回忆说，辩论结束时，李大钊“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李大钊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研究会的成员增加到数十人之多。

刘仁静1957年的回忆中揣测李大钊“可能在背后指导”，论及研究会的活动时，则叙说李大钊除了和学生中一些进步分子谈话，还给学生做讲演等等。在1979年的回忆中，刘仁静写道，研究会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都有人作报告，李大钊和他都在会上做过报告。按照罗章龙1978年的回忆，李大钊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领导人。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和图书室后，取名为“康慕尼斋”，李大钊常在“康慕尼斋”办公，还常表彰研究会的青年人是“被褐怀至”，意思就是穿着虽然褴褛，内心却树立起了革命的人生观。研究会的德文组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就是接受了李大钊的“号召”。李大钊常常参加讲演活动，他编了一本油印讲义，叫《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就开始讲。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5月3日登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也涉及李大钊。通告称：“五月五日（星期五）是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年纪念日。本会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诸先生讲演。此会系公开性质。”在《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围绕李大钊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有这样一些记载：1920年4月，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罗章龙到唐山，与唐山先进工人邓培建立联系；5月，指导张太雷（北洋大学学生）、于方舟（直隶省立一中学生）等建立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无论是把李大钊视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指导者、顾问还是参与者，他的地位、作用和贡献都毋庸置疑。与此同时，蔡元培的作用也值得重视。罗章龙在1978年的回忆中谈到，蔡元培的主张和做法对于在北大形成一种活跃的学术空气，把一些进步的学者云集北大，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力量，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启事，蔡元培予以首肯；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元培允准，且应邀出席并简要讲话；需要活动场所，蔡元培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对于这些，罗章龙六十年之后记忆犹新，非常感念，蔡先生当时支持进步学生“确是”很有“见识和勇气”的。

三、性质

刘仁静1957年的文章题为《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朱务善1960年的文章题为《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章龙1978年的文章题为《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容易看出，三者对研究会的称谓有所不同，区别有二：一是刘仁静为研究会冠名“北京”而非“北京大学”，二是刘仁静将研究会称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按照一般的想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开启事登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研究会自然就是北京大学的了，称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理所当然。其实，1986年北京大学党组织史编写小组对罗章龙的访问即已核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并不都是北大的学生，十九个发起人中，有六个已经确定不是，充其量只是旁听生。 “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也未见把会员限定在本校的学生中，“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1922年12月13日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称：“凡京内京外有愿入本会者，请致函北京大学第二院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请将通信处示知。”请注意，这里非常明确，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非“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而言之，会员遍及全国，也就具有全国性组织的意味了。《北京大学日刊》上此后登载的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殉难纪念大会启事，具名为“北京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亦表明研究会不曾把自己视作北京大学的一个团体。

在后人的记忆中，上海等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都是以省市冠名的，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何以冠名北京大学呢？像1920年12月4日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就明确地冠名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则没有以学校冠名，这正好表明它从一开始就无意局限于本校。至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启事，更多的意义在于昭告天下，而非它是隶属于北京大学的一个团体。身为校长的蔡元培为研究会提供办公室，大概也不能充分证明研究会的北大身份。众所周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由李大钊发起的，最初的成员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开会也常在北京大学，其“正式成立大会”就是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召开的 ，但从来没有人视作北京大学共产主义小组。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相比较，当能清楚地意识到，研究会恰当的名称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非“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事实上，朱务善在1960年的回忆中谈到辩论会的影响及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的感召力时，就强调说：“后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但是在北京大学，而且在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中心。”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启事和通告中对研究方法多有说明，对图书馆阅览时间、书报借阅时间及手续详加规定，但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所讨论的都是现实的、政治的问题，举办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殉难纪念大会即为例证。“通告（三）”显示，通过会员自由组合，已形成“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三个特别研究组，还拟实行十个分组研究，分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中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20日登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称：“本会上两星期，因开滦矿工罢工之事，曾发出通告，募捐援助。”也就在这则启事中，附录了“唐山大学学生赠工会来函”和“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宣言”。这表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社会政治的积极介入。

朱务善1956年的回忆中谈到，1921年初，北京还没有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1年3月间，当我们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讨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在座的只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七人。”下次开会时，又碰见刘仁静等人。“实际上，我们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若果真如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了,至少也是它的筹备组或前身。朱务善1960年的说法则有所不同，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看作“北京党部外围组织”，其活动范围不只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对进步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同时也常参加一般政治、社会活动。

在刘仁静1957年的回忆中，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北大学生为主，其他学校有个别积极分子参加。但是，他们的思想信仰则不是那么纯粹。“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后两派参加一两次会议就退出了。” 据1922年2月2日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会员已增至63人。或可推断，研究会公开后的三个月内，会员有进有退，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很快就退出了。按照罗章龙在《椿园载记》里的说法，研究会第三次统计有会员117人，1922年第4次统计有150人，1923年“二七”前统计有250至300人。解放后，罗章龙找到一份有151人的名单，其中有25人是工人，且大多是铁路工人。这表明，研究会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组织，而是成为涵盖工人在内的社会政治团体。

在《椿园载记》中，罗章龙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作用、影响和地位多有叙说，概括起来:第一，1922年初，以研究会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党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第二，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研究会逐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不再是一个学术讨论团体，而是直接参与革命的行动组织了；第三，研究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分别担任党、团领导工作或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在第九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中，罗章龙还谈到，北方分部成立后，人员极为有限，因此决定北方区党员全力参加书记部工作。后来又从公开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集一批志愿工作人员，开始采取自由报名的方法，报名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会员思想上存在顾虑，除了担心耽误学业，主要是觉得学生去做工人运动既无“出息”又无“前途”，于己有损，于事无益。为此，北方分部发起了一个关于革命人生观的辩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组织辩论当前中国革命方向问题，使会员明了工人运动对革命的意义，同革命实践渐渐接近。

对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的探讨，或可参照上海的情况。依据陈望道1956年的叙说，1920年四五月间，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就是党。 这就是说，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然后就是党，二者间是一个自然的过渡关系。在1956年的杨之华的记忆中，1920年的秋天或者冬天，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大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没有叫共产党。 同样是在1956年，施复亮回忆说，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一开始就叫“共产党”。他特别指出，有的地区党小组领导的外围组织取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像北京李大钊同志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很有名，但在上海，并没有用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名称。 沈雁冰1957年的回忆既不同于杨之华，也不同于施复亮，虽然已经不记得小组的名称，但他肯定，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1961年的回忆接近于杨之华，他说，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半年以后，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在包惠僧1953年的回忆中，党的“一大”前湖北的工作情况：“党是完全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是半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这个名称在当时各地恐怕不一致，有的地方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的地方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是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包惠僧又说：“当时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个方面的活动。” 泛泛而谈，包惠僧的这个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具体到北京的情况，尚需仔细的考据和分辨。特别是“一套人马搞三个方面的活动”，何以区分？譬如说，李大钊派罗章龙去唐山，究竟是党的行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行为，还是青年团的行为？从总体上说，这些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但一定的区分肯定是必要的，由此才能确定不同组织的不同作用。

四、余论

1964年春节前夕，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彭明在江苏省政协访问过高一涵，谈到李大钊的生平时，高一涵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直到1968年去世，都不曾否定过。 无论高一涵的回忆是否准确，我们都不必一般地否认，北大1918年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团体可大可小，可规范可随意，李大钊当时发起的这个团体，可能是三五个同人的即兴组织，更多一些现实的、时政的关怀，参加者未必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了解，只是抱有兴趣，兴之所至，就有了这样的讨论，并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组织的意味。 高一涵的回忆显示，1918年的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构成，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对此或可推测：这些教员和编辑临时的或有意地围绕马克思主义，有过那么几次讨论而已。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后世，或可和高一涵所忆的研究团体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与其说是组织上的，不如说是思想上的；与其说是整体性的，不如说是个人性的，也就是说，由于李大钊，这两个团体才得以发生历史性的关联。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直接前身，应当在五四运动后成立的各种社团中去寻找，曦园或可视作它的一个直接前身，但“共进社”等别的前身还有一些。五四时期，思潮云涌，社团林立，短暂的集结与解散，错综的交集与重叠，这就使得我们难以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前身。之前、之上、之外，大概是确定前身的标准，具体的判定则有诸多的困难。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先后关系更为微妙。按照罗章龙等人的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先，共产主义小组在后，按照张国焘的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原本在先，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陈独秀的建议，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才召开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依据我们的判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化有一个过程，在张国焘所说的第一次会议之前，研究会的活动可能比较随意和零散，但的确已经具有组织的意味。《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的公开启事把发起时间定为1920年3月，终归是值得信任的，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李大钊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关系，不妨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李大钊在名义上不能算做研究会的领导，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具体的参与似乎不像朱务善所说的那样具体和频繁；另一方面，李大钊的确在幕后提供了许多指导，并参加了研究会组织的讲演，就此而言，不妨把他视作研究会的指导者、顾问、嘉宾和参与者。身为教授、学者、图书馆主任、杂志编辑、社会活动家，李大钊百事缠身，日理万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是他诸多工作中的一项，我们在充分肯定他的投入的同时，也应承认他的参与的有限性，由此而给研究会发起人的工作以足够的重视，对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的首肯与支持以必要的尊重。蔡元培所开创的校风学风提供了一般性的背景，他的首肯和支持则为研究会的工作提供了特定的空间。可以说，正是由于李大钊和蔡元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成立和公开才成为可能。此外，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等发起人的作用需要通过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来阐明，张国焘并未具名发起人，但他的作用也有待揭示。当然，还有一些人物和细节不曾留下记忆的印痕，也就无从寻踪了。

历史研究的旨趣在于编织情节，使得曾经发生的事情能够为人们所理解。这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果说实证主义者根据因果关系法则去寻求，浪漫主义者根据动机法则去推测，那么，后实证主义、后浪漫主义的话语则采用了展示“何以呈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自然法则、人类意图和随机事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体。 本文所做的工作，即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我们在研究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五四运动所引领的时代氛围俨然自然法则，只有把它和发起人意图结合起来，并充分意识到其时和随后各种历史事件的随机性，才能恰当地理解研究会的缘起、展开、影响和地位。就此而言，研究会是独特的，也具有一般性。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几乎没有哪个组织是纯粹的学术团体，关注时事、救国救民是当时的普遍意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亦不例外。如果说它最初更多地是对马克思学说感兴趣，那么很快，它就对马克思主义持信奉的态度，并发展为一种政治组织。即使不能等同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它的成员和小组的成员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中共“一大”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布启事，表面上意味着学术团体的公开化，实则是更多地从事政治宣传而非学术研究。随着工会等政治活动的开展，研究会的成员公开登上政治舞台，研究会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使命，成为历史性的存在。

作为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已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运动则活生生地在中国大地展开，刘仁静等人在回忆中惯于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其说是遗忘了真实的名称，不如说是历史的定位塑造了他们的记忆。也就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仅仅是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进而言之，它也不只是一个研究会，由此，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1920年代初青年学生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象征，以及更为一般的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运动的青春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