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为体

显而易见，主权国家在国际能源体系中扮演着最重要行为体的角色。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制定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外交、保障能源供应和运输安全、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及解决国际油气资源争端的谈判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大多数能源问题上，国家官僚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众多其他参与者也介入政策过程。

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大多数国家既是能源生产国又是能源消费国。一般来说，水电、核能和煤炭主要供应本地消费，虽然存在国际贸易，如跨国电网及电力输送，但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甚微。油气资源实乃国家安全之所系，并且全球贸易量极高，因而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如果将每天石油开采量超过10万桶的国家都看成是石油出产国，那么这样的国家也只有50多个，世界上其余国家的石油供应都得仰仗这50多个国家了。”^[1]因此，主权国家往往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外交政策和军事手段，维护本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

根据各国的油气资源禀赋和工业发展状况，可以把能源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分成四种类型：传统能源生产国、新兴能源生产国、传统能源消费国和新兴能源消费国。

一、传统能源生产国

第一种国家行为体，传统能源生产国，通常指石油净出口国，主要是欧佩克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油气资源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且探明资源储量巨大，足以影响全球能源供求关系；二是本国油气资源消费量远低于产量，是国际能源贸易中的净出口国；三是油气出口收入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在传统能源生产国中，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委内瑞拉发现石油较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成为能源净出口国。伊朗是中东地区第一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国，1913年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APOC），随后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都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法等国掀起了投资开发中东石油的热潮，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迅速崛起。

传统能源生产国凭借丰富的油气储量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举足轻重的行为体。根据《BP2016年世界能源统计》，2015年世界石油储量前五位的国家中有四个是欧佩克成员国。其中，委内瑞拉凭借举世无双的超重油蕴藏量而居全球首位，3 009亿桶的探明石油储量占全球的17．7%。虽然传统的黑金霸主沙特阿拉伯最近被委内瑞拉超越，但高达2 666亿桶、占世界15．7%的探明石油储量，因其低廉的开采成本而更有吸引力。伊朗拥有1 578亿桶的探明储量，占世界的9．3%。随着伊核问题达成了有条件的协议，伊朗将用每天400万桶的产量冲击世界市场。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把石油工业作为战后经济重建和摆脱贫困的主要依靠。伊拉克拥有探明石油储量1 431亿桶，占世界的8．4%。在世界天然气储量前五位的国家中，欧佩克成员国占据第一位和第三位，包括伊朗34万亿立方米（18．2%）、卡塔尔24．5万亿立方米（13．1%）。^[2]

在传统能源生产国中，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原因在于：第一，沙特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量，西方石油消费国普遍重视与沙特的关系，从而增加了沙特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例如，1943年美国与沙特建立了所谓“罗斯福—伊本·沙特”体系，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直维持至今，这种特殊关系相当于发达国家在政治上为石油供应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第二，现在全世界只有沙特拥有闲置产能，也就是说，唯有沙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增产，防止世界油价大幅走高。因此，每当发生刺激油价波动的各种事件，如美国入侵伊拉克、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墨西哥湾等，全球目光就会紧张地聚焦利雅得。第三，在欧佩克的油价决策中，沙特享有最大的发言权。“沙特不能立即或者是轻而易举地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实行价格纪律，不过它有朝一日能制造一种市场行情，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在价格上持鹰派观点的成员国要么减少产量，要么降低价格。”^[3]

传统能源生产国往往利用其石油资源实现其多重的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首先，从政治上来说，除了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较早取得主权独立之外，大多数欧佩克成员国曾经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委任统治地，西方国际石油公司通过特许权体系控制了不发达国家的石油资源，这些不发达的资源国既要同殖民宗主国进行斗争，以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又要同国际石油巨头进行斗争，以夺回本国石油资源的主权，其最有力的手段就是能源资源的国有化政策。1951年伊朗总理摩萨德颁布了石油国有化政策，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随之破裂，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使西方国家的势力全线退出伊朗，美伊关系从此走向敌对，伊朗革命引起的“第二次震荡”（the second shock）真正推动了全球能源政策的转型。

事实上，任何石油输出国都具有利用石油资源实现外交目标的冲动，只不过能否实现目标并不完全取决于石油储量，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消费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及弹性、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市场行为和剩余生产能力。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欧美国家实行石油禁运，迫使美国改变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成功地迫使日本保持中立政策。

其次，从经济利益来说，石油收入是传统产油国主要财政来源之一，确保合理的石油价格是欧佩克成员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海湾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石油出口占沙特出口总值的90%，国家税收的70%—80%，国内生产总值的40%。^[4]石油经济是欧佩克成员国的命脉和支柱，石油收入在各国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例如，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50%，卡塔尔占70%，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占80%，科威特和伊拉克占90%。欧佩克革命之后，经济利益一直是欧佩克的配额机制得以维系的决定性因素，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偏好高油价，在博弈过程中，减产政策是抑制低油价走势的重要手段，尽管并不总是有效，但它几乎是欧佩克唯一可用的干预措施。相反，当油价偏高时，欧佩克的增产政策往往效果明显，但欧佩克历来慎用这一措施。

第三，从政治安全来说，传统能源生产国有几个共同特征，一是地区政治动荡不稳，霍布斯文化盛行，安全环境恶劣，有些产油国相互之间死抱敌视立场，导致战争频仍，安全危机成为常态。中东地区至少存在三大突出的安全问题，即巴以冲突、美伊交恶和恐怖主义。巴以冲突永无休止，虽然五次大规模中东战争在21世纪难以重演，但是战争的幽灵依然在中东地区的上空徘徊，漂浮在地下油库之上的中东仍然是世界主要的动荡之地。自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交恶已经长达30年之久，险象环生的伊朗核危机，在海湾地区巡弋的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最近几年突然嚣张起来的恐怖主义伊斯兰国（IS），使中东地区到处弥漫着腾腾杀气。过去，中东恐怖主义反抗的目标是美国、以色列等国，沙特因长期与美国之间保持特殊关系，也成为基地组织和极端势力攻击的目标。现在，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全然没有底线，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二是国内矛盾复杂尖锐，包括教派冲突、意识形态冲突（专制制度和自由民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石油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腐败、贫富差距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外部势力有机可乘。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传统产油国时常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所困。三是中东产油国军事力量普遍比较薄弱，主要原因在于科技落后，工业化水平低，自主研发军事装备的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能源生产国不得不利用相当一部分石油出口收入向西方国家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或与西方国家结成同盟，以维护本国安全，这就降低了它们在国际体系的权力，使它们不得不向西方妥协。在油价博弈中，欧佩克不敢真正得罪西方，一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迫动用武力，那么传统产油国只能伏首就范。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大多同美国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如沙特、巴林、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以防止地区安全失衡。但是，这些国家不断投资于军事力量，不愿意成为西方操纵的傀儡，它们急切地想要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行为体。

二、传统能源消费国

第二种行为体，传统能源消费国，以欧美日为主。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最重要的世界能源消费国，广大亚非拉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工业发展滞后，社会经济欠发达，商业能源消费长期处于低水平，因此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世界主要能源的消费国，它们被称为传统能源消费国。传统能源消费国都是富国，它们与产油国和新兴能源消费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虽然两种国家行为体之间保持着合作，但冲突与矛盾仍然占据主流。

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为了抗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美国牵头建立了能源消费国集团——国际能源机构（IEA），这是在经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一个功能性组织，其成员国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因此传统能源消费国就是指IEA的成员国，截至2011年，传统能源消费国共有28个，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传统能源消费国的油气资源探明储量相当有限。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探明石油储量为2 553亿桶，占全球探明储量的15%，低于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略高于伊拉克和科威特之和；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9．6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的10．5%，低于伊朗、俄罗斯和卡塔尔，略高于土库曼斯坦。OECD国家煤炭储量比较丰富，占全球储量43．2%。虽然少数国家是能源净出口国（如挪威、荷兰等），但作为一个集团，其能源消费量远远高于产量，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属于净进口国。2015年OECD石油日产量为2 353．4万桶，占全球产量的24．9%，日均消费量却高达4 564．3万桶，占全球消费量的47．5%。天然气产量占全球的36．8%，消费量占46．5%。

美国消耗了全球能源的三分之一，它对全球能源体系和消费模式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与全球能源体系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实际上操纵着国际石油市场，石油市场主要由资本市场所控制，而资本市场又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宰。二是美国国内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储量，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国际能源博弈中拥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美国的能源政策在全球能源体系中之所以举足轻重，不仅因为美国生产石油，而是因为美国每年巨大的能源消费量。石油输出国依赖美国的消费市场，同时又难以利用其产量和成本优势制衡美国。第三，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军事实力，控制着世界主要油气资源及其产地。“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军事力量，美国的海外驻军与全球能源生产的地理分布是密切相关的。不仅如此，美国还与世界上93个国家正式签订了允许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或临时驻军的军事协议。一旦石油供应出现中断而导致美国“窒息”，那么它就会采取武力手段解决供应安全问题，这使美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全球能源体系中，传统能源消费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能源消费国都是发达国家，它们凭借发达的工业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长期执国际政治之牛耳；同时，消费市场是影响国际油价变化的首要因素，消费国集团的能源政策对于那些能源输出国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石油输出国没有太多选择，而消费国可以开发和利用替代能源，并以此策迫使输出国在石油产量和价格政策上让步。例如，欧洲能源消费国的目标就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寻求替代能源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三、新兴能源生产国

第三种行为体，新兴能源生产国，包括俄罗斯、中亚里海和非洲部分国家。这些产油国使一些消费国实行能源供应多元化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欧佩克与经合组织消费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能源体系稳定以及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博弈均衡来说，新兴能源生产国的崛起是有利的。但是，这些行为体，特别是南美地区，能源资源的国有化趋势日益明显，非洲也存在着国有化的趋势，但是非洲因为缺乏资本和技术，所以对国际石油公司实行开放政策。

（一）在全球能源体系中，俄罗斯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俄罗斯一直是全球能源生产大国，但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影响力却相当有限。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能源产量急剧下降，1988—1998年期间，俄罗斯石油产量减少了近50%，由日均1 100万桶跌至600万桶，产量减少的原因，一是油井大量关闭，二是对新油井和新技术投入不足，一些老油井没有得到回收利用。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回升，带动了俄罗斯石油业的复兴，2000年初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加快了能源发展战略，俄罗斯石油工业的复兴进一步获得了政治保障，俄罗斯再度成为全球能源生产大国，2009年俄罗斯原油日均产量达到1 013．9万桶，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和出口国，但是2011年被沙特反超。2015年，俄罗斯石油日产量1 098万桶，仅次于美国和沙特，居第三位。

随着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展开，它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强。近10年来，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增长1．3倍，石油出口量从1998年3 569千桶／日增长到2008年的8 184千桶／日，占世界石油出口量的10%，出口石油近80%流向欧洲。天然气出口量10年来增长23%，出口天然气占世界天然气出口量20%，几乎全部流向欧洲。根据欧洲委员会（EC）的数据，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欧盟石油消费量的27%、天然气占消费量的24%。如果单从欧盟能源进口来说，那么俄罗斯石油占欧盟进口量的30%，天然气占进口量的44%。^[5]俄罗斯是欧洲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国，俄欧在能源领域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俄罗斯还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向西方出口石油的通道。

近年来，俄罗斯日益成为亚洲能源市场的参与者。俄罗斯决定开发东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修建输油管道，向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输送能源。2009年2月，萨哈林—2号油田开始生产第一批液化天然气（LNG）。项目全部建成后，它可以生产占世界5%的液化天然气。根据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到2020年，出口亚洲的石油将从目前总产量的3%提高到30%。另有15%的天然气将出口亚洲市场。^[6]

（二）新兴能源生产国异军突起，中亚里海成为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热点

1985年，阿塞拜疆国际开发公司（AIOC）^[7]发现的ACG巨型油田群，估计拥有石油储量43亿桶和天然气3．5万亿立方英尺，2000年7月日产量达到10万桶。^[8]2005年，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开通，每天向饥渴的西方国家运送100万桶原油，这些原油正是来自里海地区的ACG油田群。哈萨克斯坦拥有中亚地区最丰富的石油资源，新建石油运输管道绕过俄罗斯，可以直接向欧洲和亚洲输送能源。在里海西边，一条石油管线从阿塞拜疆开始，途经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一直通向欧洲；在里海东边，一条管线从哈萨克斯坦通向中国，另一条从土库曼斯坦通向伊朗。该地区的原油获得了西向（欧洲）、北向（俄罗斯）和东向（中国）三个国际出口。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年产量约为600亿立方米，大约500亿立方米出口到俄罗斯。^[9]2009年12月，开始向中国出口天然气。2011年向中国出口1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超过俄罗斯和伊朗当年出口中国天然气的总和。2011年，中国已成为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

2015年中亚里海地区的四个国家，即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石油产量可达每天283．5万桶，虽与波斯湾3 009．8万桶的日产量相差悬殊，但中亚里海油气资源分配却很有吸引力，因为该地区的欠发达状况使其油气资源具有两个优势：第一，中亚里海地区区内石油消费很低，石油出口比例较大；第二，跨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受到产油国政府资源主权的限制，一般都投资于中下游产业，而它们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几乎不受东道国主权的约束，特别是东道国对石油上游产业的准入使跨国石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中亚里海地区新兴能源生产国的异军突起，挑动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神经。在苏联时期，中亚里海是苏联的禁区，西方国家和跨国石油公司难以染指，冷战后这里突然成为国际政治的真空地带，给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西方国家掀起了“榨干里海”的能源开发浪潮，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热点，国家首脑频频访问，跨国石油公司纷至沓来，签订油气开发合作协议，进行油气勘探和可行性研究，规划油气外运管线等。

美国之所以对中亚里海地区情有独钟，并不在于经济利益的盘算，而是其政治意图的施展。对美国来说，“只是将里海石油作为控制中东石油价格的一张王牌，以保持海外廉价稳定的石油供应；同时美国要通过里海油气资源分配的插手、输出路线的干预以及油气开发的主导，削弱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垄断地位和地缘战略优势，限制伊朗在里海能源竞争中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扩展。”^[10]俄罗斯一直把中亚里海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严防西方国家的介入。然而，一方面，俄罗斯无力抵抗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另一方面里海沿岸国家刻意利用美欧的介入以摆脱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上的控制，于是俄罗斯不得不改弦更张，在中亚里海地区推行务实的合作政策，即改变过去对里海国家国际石油合作强硬插手、竭力阻挠的做法，积极与里海国家开展能源合作。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倡议建立“里海五国同盟”，即以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组建“天然气欧佩克”，以维持俄罗斯及中亚里海国家的能源利益，同时对美国和跨国石油集团形成威慑。俄罗斯更直接地加强军事建设，以保持它的势力范围，它没有任何向西方妥协的想法。

（三）非洲新兴石油生产国

非洲化石能源的生产者可分为三个集团。北非地区，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占统治地位，日产量将近400万桶。它们的能源由输气管道、液化天然气列车和油轮输往欧洲和北美。第二个集团，主要是西非几内亚湾的产油国，包括尼日利亚、安哥拉、加蓬和赤道几内亚，日产量500万桶，出口北美、欧洲和亚洲。这个集团的其他产油国，包括毛里塔尼亚、苏丹及位于北非和西非之间的部分地区，日产量约为100万桶，同样出口到上述市场。第三个集团，东非，其潜在产量取决于勘探成果，目前产量不多。^[11]

相对于中东地区和俄罗斯，非洲的能源资源储量小得多。但是，非洲在全球能源市场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单纯的能源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非洲绝大部分化石能源都是向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能源消费中心出口。由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低，非洲区内能源消费需求少，因此该地区的能源主要向外出口。许多非洲能源生产国政府依靠出口能源获得财政税收，而不是把能源生产作为工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因此，非洲对外国资本是最开放的，而中东和俄罗斯却限制能源投资的市场准入。在非洲，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结构相对简单。非洲产油国政治体制不稳，经常发生治理失灵，国家军事实力薄弱，而且存在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恐怖分子活动猖獗，非洲能源易受西方国家控制。

四、新兴能源消费国

第四种行为体，新兴能源消费国，以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需要供暖，为私人汽车、摩托车供油，以及满足迅速发展的公共交通和远距离运输系统的需求。现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以及东亚地区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呈群体性崛起的态势，能源需求呈算术级数增长，新兴大国已经成为国际能源体系中的第四种力量。这样，全球能源博弈不再局限于石油输出国与发达消费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新兴石油生产国和新兴石油消费国加入竞争行列，形成了石油输出国、美欧日等传统消费国（OECD国家）、非欧佩克能源生产国、新兴发展中大国四方角力的格局，能源地缘政治更加敏感而复杂。

中国成为国际能源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自1993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2003年中国日均原油消费量达到556万桶，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10年中国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

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促使中国开展积极的能源外交，深入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寻找能源供应，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和西方在能源领域的冲突以及在能源地缘政治上的较量。美国指责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是造成世界油价走高的根源，中国在非洲的正当商业活动被西方贴上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标签，中国企业在中亚地区受到西方石油公司的联合排挤，中俄石油管道计划被日本搅局，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行动因所谓“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而失利。总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能源领域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的战略，美国在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布局，美国重返东南亚及染指南中国海的企图，都隐藏着控制中国能源运输通道的动机和意图，因为2004年以来中国80%的原油进口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可以说，中美能源冲突是21世纪初双边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印度是继中国之后崛起的一个新兴石油消费大国。印度本国虽有一定油气储量，但总储量远远不及中国，2003年印度日均消费原油220万桶，其中140万桶来自进口，对外石油依存度高达65%，2004年对外石油依存度达到70%，2010年达到85%，2020年为92%。^[12]为了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印度一方面加强与中东、非洲石油输出国及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印度有意实行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明争暗斗的策略，不断利用世界舆论大造“中国能源威胁论”。

此外，还有一种国家体为体，就是最不发达的非能源生产国。在这些国家，非商业化能源，如薪柴、牲畜粪便、农作物废料等，仍然是主要能源来源，在某些国家甚至占到全部能源消耗的60%—70%。最不发达国家城乡差别大，因而能源消费模式截然不同，相互隔离的农业地带很难并入电网，也难以消费化石能源。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缓慢，但最不发达国家对化石能源和电力的需求仍然呈现增长趋势，而所需石油大多依赖进口，由于资本短缺，国际支付能力严重不足，面对能源危机时显得相当脆弱，因为影响其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支付能力。

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由于缺乏硬权力，最不发达国家的能源政策难以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当涉及重大国际能源问题的决策时，它们往往被排除在外。但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拥有重要的利益，发达国家无节制的化石能源消费造成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恶果，最不发达国家成为受害者，因此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它们占据着道德的高地，享有很大的发言权。

五、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冲突

能源利益是千差万别的，公司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只有在国家层次上，这些利益才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国家有权制定能源法，卓有成效地推行能源外交，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但是，在追求能源安全的过程中，国家之间却存在利益冲突。

第一，传统能源生产国与传统能源消费国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欧佩克是一个价格卡特尔，总起来说成员国偏好高油价政策，这就与消费国集团的低油价偏好形成对立，1974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IEA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之间围绕油价政策一直纷争不断。在能源安全上，传统产油国采取一系列战略确保能源需求安全。主要是开发新兴消费市场以实行能源供应多样化；在国家最大程度控制能源工业部门的同时，确保有效的国内外投资以保持或增加产量；实行经济多元化，逐步摆脱单纯依赖原材料部门的局面，以应对需求下降或价格波动；在国内外投资新能源项目。最重要的是，有些产油国，特别是中东、拉丁美洲和苏联解体后的地区，在军事上增加投资，以谋求成为国家安全更加独立的行为体。

第二，传统能源生产国与新兴能源生产国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相当激烈。多年以来，俄罗斯一方面享受着欧佩克实施的政策带来的好处（如高油价），另一方面却不断蚕食欧佩克成员国的出口市场，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第三，传统能源消费国与新兴消费国之间的矛盾。新兴能源消费国的崛起，一方面导致全球能源消费量迅速增长，客观上成为油价走高的一个推动因素，另一方面有利于能源生产国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从而削弱了美欧抗衡欧佩克价格政策的能力，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石油霸权构成了挑战，西方国家对此必须加以应对和遏制。

第四，四大国家行为体也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分歧。欧佩克成员国在油价政策上长期存在分歧，有些成员国在执行产量配额方面经常奉行“背叛”战略，IEA成员国在实施能源安全的外交政策方面存在着差异，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不断增加，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美国认为欧俄能源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对于美欧关系来说是一个负面因素。在欧盟内部，法德之间在核电发展政策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于新兴能源生产国和新兴能源消费国来说，它们本身并没有形成集团，其相互关系仍然是原子状的，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相互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每一个行为体在能源体系中的利益都有所不同，而且实行不同的能源战略和政策，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以金砖国家为例，既有能源生产国（巴西和俄罗斯），又有能源消费国（中国和印度）。在全球能源体系中，金砖国家既有合作的条件和必要性，又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如能源资源价格等）。但是，总起来说，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如果互动成功，能源合作将对金砖国家的机制化产生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