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开放的“排头兵”

1889年2月20日法国外交部一份内部报告是这么描绘龙州的：

龙州城过去根本不具备重要性。但在中法冲突以及法国占据东京以来，她在边关各城市中变成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要点。

城的南半部分被重新修建，西部和东北部还在平整土地，在那儿，可以看到农田中间点缀着沼泽。商业和工业分布在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镇上。在城市周围建成不少永久性军营，在离城不远的高地，竖立起碉堡和城堡(大约有3500名士兵驻扎在那里）。

龙州周围的景色可以说是相当秀丽的:山岭起伏、怪石嶙峋、莽莽的石灰岩山上没有丝毫绿色。广西的这一地区相当贫穷,气候恶劣，当地人主要种植花生和八角，但龙州是经北海运往云南鸦片的仓库。另外，龙州还是帆船运输的终点，流动人口加上固定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5万—2万。

如果有一条铁路从河内或海防连接到谅山，目前从北海与广西或广东间陆路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就自然而然地取道谅山，这样就会让当下完全经过广东和北海的商品流，一部分流向越南北部。

随着龙州城的兴起和边境贸易的开展，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把目光聚焦到龙州。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以后，进口商品数量快速增长，外国商品大多通过广东和北海经陆路运往广西和云南，为把巨大的商品流一部分吸引到龙州，从而带动边境另一侧法属越南东京的经济发展，修筑龙州铁路，并与越南境内同登相连的计划浮出水面。

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在法、俄、德三国的干预下，日本被迫退出原先占领的辽东半岛，清朝政府保住了最后一点脸面。堂堂大清帝国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竟然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清朝举国震惊，这才发现，大清国不是输在器械上，而是输在体制上。痛定思痛，清朝政府开始加快改革和开放的步伐，由于法国和俄国在清政府危难时出手相助，清政府将法俄视作“盟友”，与法、俄开始一段外交“蜜月期”。

1895年，中法在10年前签订的《中法商约》基础上续签《续议商约》，其中规定：“越南铁路已建筑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规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界内。”条约墨迹未干，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便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由法国费务林公司（Compagnie de Fives Lilles）承办从越南同登至广西龙州的铁路。在法国的反复催促、逼迫下，清政府被迫于次年3月20日给予费务林公司建造龙州铁路的特许权，这是中国铁路建筑史上首次给出的铁路特许权。

龙州铁路官局地基界址

中法双方签订合同，确定龙州铁路以龙州江南为起点，经鸭水滩、凭祥至镇南关，全线总长122公里，由费务林公司承建，铁路性质为中法合资，建成后由法方代理经营。1896年，法国外交部派方苏雅（Auguste François）接替安迪任法国驻龙州领事馆领事，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与中方协调龙州铁路的修建工作。

方苏雅

方苏雅，1857年生于法国洛林大区的吕内维尔市（Lunéville),曾在法国内政部工作，后被派到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继而又被派往巴拉圭任领事，到龙州时还不到4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既熟悉法国部委的运作，又熟悉殖民地的情况，更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被认为是派驻龙州，处理龙州国际铁路这样复杂事务的最佳人选，他打交道的主要对象便是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苏元春。

对于修筑龙州铁路，清政府是在法国的逼迫下步步后退，被迫同意的，并非心甘情愿，因此指定熟悉对法交涉，在法国人当中享有较高声誉的苏元春负责监督龙州铁路的建设工作，期望苏元春为大清朝多争取一些利益。

本着由中国人自建，法国人协助的原则，苏元春率人已于1895年12月至1896年1月间勘测了龙州至越南同登间的山河、桥梁、官地、民地情况。不想勘探工作刚刚结束，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对法国作出让步，授予法国公司修路和经营特权。

随后,总理衙门又命苏元春对龙州铁路进行估价。为了准确估价,苏元春从军中选派了通晓算学、熟习工程的得力人才参与,并特别招聘了曾在谅江充当法国铁路工头的冯显文参加估价工作。当时恰逢法国驻龙州领事安迪回越南,苏元春通过外交途径,命令下属随同安迪出镇南关,前往谅江铁路考察,并且向该铁路公司总办询问铁轨、车辆、桥栈等项价格。由于苏元春的有效组织,经过一个月,勘测小组终于完成了估价任务。

1896年4月22日,龙州铁路官局正式成立,清政府任命苏元春为官局督办,负责处理与法商的关系。官局成立后,苏元春即与法国费务林公司按照路线图进行谈判。谈判中,双方在“轨宽”与“费用”等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费务林公司认为龙州铁路自同登铁路出,为便于衔接,应采用法国1米宽的标准铁轨（简称“米轨”）;苏元春则认为中国铁路始自天津,轨宽为1.435米,已成定例,按国际惯例，一国之内应采取统一轨距，双方争执不下。

在龙州铁路的造价预算上,双方的报价也相差十万八千里。费务林公司给龙州铁路建设造价预算开出了天价的601.92万两白银。对此,苏元春认为估价太高,与中方先前自行估算的222.355万两相距甚远,双方各不相让。最终，双方请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地总督杜美(Paul Doumer)代为聘请第三方公司报出参考预算后，苏元春仍然不服，他亲自携带估册到北京与总理衙门面商，并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逐条驳斥了中间人公断的细目,总理衙门同意了苏元春的意见。

随后,苏元春多次与法国驻华公使毕盛(Pierre Pichon)及费务林公司的代表进行谈判,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基础上,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中国同意改成米轨,法国则同意将造价核减为320万两。苏元春与费务林公司代表重新签订合同。

合同签订后,费务林公司即分段修筑土木。为了保证龙州铁路顺利建设,苏元春沿途派拨兵勇,护送监工等人,并为铁路公司员工建设新居,或租民舍供他们居住。他还在龙州及镇南关两处开辟火车起轨道路,购买民间田地、房屋、濠塘、坟墓,创建龙州铁路官局、凭祥洋房公馆、火药局、护勇棚以及四个码头。而费务林公司也迅速建成铁路局、火车站等管理配套设施。

苏元春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了法驻龙州领事方苏雅的有力支持。方苏雅一开始就觉察到施阿兰公使力挺费务林公司是因为有个人利益牵涉在内，而费务林公司并没有修筑铁路的诚意。铁路开工应以路基为先，而费务林公司则是迅速建好配套设施，然后在路基施工方面磨洋工，在工程进度等技术问题上与中方争执不下，其真实目的是迫使中国违约而赢得巨额赔偿。方苏雅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对中方采取同情的态度，同时他还竭力遏止法驻印支总督杜美及其手下在中国西南扩张的野心，他因此赢得苏元春的友谊。

苏元春维护清政府利益的举措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在京期间，他三次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慈禧表示对他将另有任用，命他先去广州湾与法国人勘界，事成后在边防营中选拔精干部队，在此基础上招募兵马，带到南洋练兵，练成后驻扎在淮安、徐州一带，作为清军的机动部队。

1900年7月,由于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国库空虚，已没有力量再投资建设龙州铁路，加上法国为与英国争夺对云南的控制权，将目光投向滇越铁路,龙州铁路完全停工。这条中国最早规划的国际铁路，结果除了龙州火车站、货仓和江边起货码头以及镇南关外货栈以及部分路基建成外，没有铺下一根铁轨。

方苏雅档案中的龙州外国商行名单和商标

方苏雅带着满腔的失望离开龙州。1899年，他被任命法国驻云南府领事。到了云南后，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推动滇越铁路的建设当中。滇越铁路于1903年开工，到1910年竣工，随着汽笛轰鸣，沉睡千年的云南腹地彻底改变了面貌，云南跑步进入了近代化。

苏元春则被清政府视为“交涉能员”。1898年，他曾奉旨前往河内，代表清政府出席法国国庆典礼，并商谈龙州铁路事宜。1899年，他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湾与法国人勘界，不满1个月，就被迫奉旨与法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广州湾为法国租借，苏元春备受国人指责。

苏元春参加广州湾租借谈判

法国人则把苏元春视作为数不多、能对话的中国开明官员。因苏元春1890年被清政府封为“太子少保”，他们便恭维苏元春为“苏宫保”或称他为“苏元帅(Maréchal Sou)”。在苏元春访问河内期间，法国总督为他安排了盛大的宴会，法国官员拼命讨好他，法国贵妇拉着教他跳舞。在苏元春前往广州湾与法国人商谈租界事宜时，法国特地派军舰送他前往广州湾。1901年11月，清政府任命苏元春为湖广提督，法国驻华公使鲍渥（Paul Beau)竟两次照会清政府，不允许调走苏元春，并威胁边境若有事故则归咎中国。迫于法国的压力，清政府只得收回成命。

法国对苏元春的青睐害了苏元春。1902年，广西发生大灾，先是大旱，继而大涝，连续两年的灾害导致7.3万人饿死，近40万人等待救济。在这场被称为“壬寅奇灾”的大灾难里，广西政府瘫痪，乱匪四起，苏元春镇压不力，被言官弹劾。

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与苏元春有旧仇，便借机诬告苏元春“克扣兵饷，纵匪殃民”，刑部判决“斩监候”。苏元春为建设边防暂时挪用兵款此时被当成了杀头大罪，而他自卖家产用于边防的事却没有人提起。1904年，苏元春被改判发配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08年，清政府核查苏元春确为蒙冤，于是下旨准其释回。苏元春喜出望外，立即准备行装准备南归，不想却感染风寒，旧时枪伤复发，病逝于乌鲁木齐，时年65岁。

苏元春的免职和去世，对龙州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但龙州开放的脚步却并没有停止。

苏元春之后，历任广西边防督办中数郑孝胥（1903—1905年在职)和庄蕴宽（1905—1907年在职）对龙州贡献巨大，两人都是著名的诗文大家，深受中国文化熏陶，但两人又都是具有国际眼光的有识之士，深知唯有开放才能自强。郑孝胥离开龙州后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投身做了汉奸，为伪总理，最后因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而被免职，后遭暗杀。庄蕴宽则自始至终秉持正气，他后来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民国成立后任江苏总督，后任民国审计院院长达12年之久。袁世凯复辟时，在60名约法议员中，他是唯一明确提出反对的，因此赢得举国尊敬。他们在龙州时，继承苏元春开创的事业，把龙州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郑孝胥

庄蕴宽

1903年，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时，集资成立邕龙通济局，并购置车船8艘。由战乱而被解散的邕龙利济局，则被改组为邕龙广济局，拥有车船6艘，航运扩大到梧州、广州，还溯右江至百色。1910年龙州成立电船公司，同时购置“电龙”号和“电马”号轮船各1艘，蒸汽轮船开始行驶在西江上，往返龙州－南宁－梧州－广州。随着交通的便捷，货物和人员交流越来越频繁。

为了刺激商业的发展，1904年，郑孝胥召集龙州商贾合议，官商各出2.5万银元作为合办资本，成立广西最早的官办银行——龙州新龙银号。同年龙州商会成立,以粤商为主的众商合股开设兴隆银号,两家银号仿造外国银行规则,经营存款放贷等业务，让普通老百姓也得以在银行存款生息,银号不再是富人的专利。银号先后在南宁、广州、上海等地设分号，开设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还印刷了光绪、宣统等纸币。

郑孝胥、庄蕴宽以及广西其他地方官员还采取措施大力提高民智，这些措施首先施行于军队。1904年，郑孝胥奏请开办广西最早的军官学校——将弁学堂，两年后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1905年,清廷令各地裁汰绿营,编练新军,龙州开办随营速成学堂,次年三月底毕业,优秀毕业生充任军官排长。

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全图

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学生操练后合影

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学生操炮

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学生操演

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学生听课

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学生做体操

1906年，庄蕴宽在龙州成立了广西陆军测绘学堂，清末出版的广西沿边各县地形图，就是该堂学生绘制的。1907年，他又创办广西最早的政法专科学校——龙州边防法政学堂，同时成立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后来被誉为“以一人之力独抗北洋，再造共和的英雄”——蔡锷当时为教导团总教官和测绘学堂的堂长。1908年，广西最早的陆军学校——陆军讲武堂在龙州成立。这些军事院校仿照西方军制，广泛聘请各国军事人才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材。蔡锷在龙州执教后，于1909年任南宁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该校培养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民国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提高军人素质的同时，郑孝胥、庄蕴宽继承苏元春等前任留下的遗产，继续兴教办学。1890年，广西巡抚马丕瑶曾从湖北和桂林采购官版图书，赠送龙州暨南书院，成立图书馆，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官办图书馆。苏元春在任时，于1893年创办过同风书院。在此基础上，1905年，郑孝胥采购各种新书报纸，并将苏元春所购置的二十四史印本24箱置于龙州学社，供人们浏览，他亲自组织军政要员举行规模盛大的“龙州学社”开社典礼。

龙州学社开社合影

庄蕴宽就任后，将兴学和练兵列为同等重要的急务，他在原同风书院原址创立广西边防初级师范学堂，后又成立实业学堂，内设理化试验室，后又增设养蚕室。为提倡女子教育，他以其母的名义，捐赠白银1万两，成立龙州县崇信女子高等小学，他先后创立女学、小学等12所学堂，将原龙州学社改为龙州图书社，大力倡导读书学习，龙州边地逐渐形成浓厚的读书学习风气。

龙州成立之初，由于医疗设施的缺乏，边民和士兵极为迷信，有病不问医药,而是求神婆巫师。同时，边民还缺乏应有的卫生意识,街道污秽,市面混乱,民间买卖蔬菜鱼肉任意侵占官街,喂养鹅鸭鸡猪任意置放门外,垃圾渣滓任意倾倒,从不扫除,甚至街巷没有公厕,人们任意大小便。

自法国设立领事馆以来，领事馆就开设门诊，为当地居民诊疗。1897年，法国神父赖保利在龙州设立天主教堂，1903年，美国传教士又设立基督教堂，教士们给龙州居民免费送医送药，以吸引信徒，西医传入龙州。1904年春，郑孝胥创建龙州驻军医院，称为边防医院，主要为官兵治疗，兼为当地百姓看病。1908年，镇南所属各县合资开办镇南公医院，有医务人员5人。随着老百姓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卫生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

龙州天主教堂

到清末，龙州舟车辐辏、商业繁荣,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城区迅速向丽江北岸左右及南岸延伸,丽江南岸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城内建有大小街巷50条和6个河边码头,住户2452户,10824人，街道整洁，两边住房宽敞。

苏元春等几任地方官所作出的艰辛努力终于结出硕果，作为广西对外开放的“排头兵”，龙州人享受到开放所带来的好处。但苏元春留给龙州人最大的财富，则是在他军队里成长起来以陆荣廷为代表的一批军人，他们形成桂系，并带领广西进入民国，龙州与法国的因缘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