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亚太安全政策的演变

第四节　布什政府亚太安全政策的演变

“9・11”事件使反恐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当务之急，从而使美国在本地区其他的安全考虑退居次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恐是美国地区安全政策唯一的指导原则。美国对朝鲜半岛问题、台湾海峡局势以及中国力量上升的关切仍是其亚太安全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告一段落，美国的反恐努力进入了“持久战”阶段，在没有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那样迫切的军事行动压力的背景下，布什政府得以重新审视其亚太安全政策，把反恐与“9・11”之前的战略考虑——应对地区危机和大国的崛起——结合起来，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同盟关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以巩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优势，实现其21世纪的亚太战略目标。

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开始了调整全球军事部署的努力。在亚太地区，这些调整包括减少驻韩美军，发挥驻日美军基地的“中枢”作用，在东南亚寻求新的军事存在，以及加强关岛的军事力量。

作为冷战的遗产，美国在朝鲜半岛常驻3.7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帮助韩国抵御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保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是美韩同盟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实现美国东北亚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布什政府发现，这一部署也存在着弊端。首先是驻韩美军的低效率问题。由于这支部队的使命是保卫韩国，它只能在朝鲜半岛采取行动，在发生所谓北方入侵南方的可能性甚低的情况下，保持这支3.7万人之众的部队无疑是战略资源的浪费。其次，驻扎在非军事区附近的美国陆军第二步兵师由于处在朝鲜火炮的射程之内，一旦发生战争，美军将遭到重创，这使得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朝鲜的人质，迫使美国在半岛不敢轻举妄动。在新一轮军事部署的调整中，美国对驻韩美军做出如下安排。一是在2005年底之前裁减大约1.25万名驻韩美军士兵；二是将美军基地南移，从非军事区转移到韩国西部的乌山和平泽基地；三是增强驻韩美军的远征能力，确保驻韩美军能被派到亚太地区任何地方执行任务。这番调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驻韩美军功能的变化。2003年10月，美方向韩方提出了把驻韩美军转变成“地区军”的方案，根据此方案，驻韩美军在负责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还将扩大其作用，把驻韩美军基地变成对外的军事基地。事实上，驻韩美军重新部署到韩国西部的乌山和平泽基地，使得美军能够更快地到达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从而扩大了驻韩美军的活动半径。同时，驻韩美军还对乌山、群山、大邱、釜山等综合性基地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使其具备了接收大型武器装备和大批人员的能力。乌山空军基地的跑道经过扩建后，可以起降包括B-52、B-2等在内的所有大型战略轰炸机，从而使美空军战略空袭的出发阵地大大前移^[39]。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日本保持了4万左右的驻军。驻日美军是美国在亚太军事存在的核心，它除了担负着保卫日本的使命外，还负有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反应、确保从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到西太平洋的海上通道的安全以及参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任务。在美军新一轮军事部署调整中，驻日美军的调整是关键。驻日美军基地重组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强化驻日美军的司令部功能，以便更好地执行美军全球兵力投送任务；二是推进驻日美军同自卫队间的一体化进程。五角大楼在这轮军事部署调整中，将美军海外基地分为4个等级，其中“战斗力展开据点”（PPH）排在首位，而日本又被定位为美军最重要的“战斗力展开据点”之一^[40]。2004年7月，美日两国在旧金山举行了外交与防务磋商，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劳里斯（Richard Lawless）向日方提出了调整驻日美军的方案，主要内容有：把位于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路易斯堡的陆军第一军司令部转移到日本神奈川县的美国陆军军营；把关岛第13空军支队司令部与东京横田基地的第5空军支队司令部合并；把常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抽调一部分到日本本土驻扎。美国陆军第一军属于快速反应部队，专门对付亚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如果第一军司令部转移到日本，驻日美军司令部和驻韩美军司令部都可能取消，驻韩步兵第一师也可能合并到第一军。第13空军支队司令部则负责指挥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行动。鉴于美军第7舰队一直以日本神奈川的横须贺基地为据点，一旦上述调整方案实施，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陆海空军的指挥中心都集中在日本，日本将成为在美国亚太地区的前线司令部。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分散一部分至日本本土，一方面可以减轻冲绳的负担，缓和冲绳民众的不满，同时更利于推进驻日美军同陆上自卫队的一体化进程。

东南亚既是美国反恐的“第二战场”，又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在新一轮军事部署调整中，美国加紧了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的步伐。自2002年1月开始，美派兵赴菲律宾南部同菲军举行以打击阿布沙耶夫恐怖主义团伙为目标的联合军演，到2003年2月，参与这一行动的美军已达3 000名。美军通过训练和演习的形式常年保持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的要冲，又有向美军航母开放的樟宜海军基地，因而被美国视为连接中东和东北亚的中继据点。2003年10月布什访问新加坡时宣布，美新两国将就促进防务与安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协议进行谈判，以便把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美国在2003年起启动了同越南的军事交流，越南国防部长应邀访美，美国海军舰艇访问了越南的胡志明市等港口，美军希望能够有偿利用越南金兰湾的港口和机场。五角大楼还考虑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甚至越南等国建立类似于在新加坡建立的“永久性联络办公室”，定期派部队到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训练。2004年4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法戈披露了美军制定的名为《区域海事安全计划》的反恐新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将向马六甲海峡派驻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以防止恐怖主义袭击，打击武器扩散、毒品走私和海盗等犯罪活动。但是美军的这一计划遭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坚决反对。虽然美军进驻马六甲海峡的计划短期内难以实施，但美军不可避免要进一步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

美国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是以提升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为目的的，这突出表现在美军在关岛的力量的加强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军即已开始加强关岛基地的建设。布什政府上台后，更加重视关岛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中的地位，竭力要将关岛打造成为美军在亚太的“军力投放中心”。海军方面，美军在关岛设置第15潜艇舰队司令部，并于2002年10月开始部署3艘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这些潜艇是美国军火库中最先进、功能最多的武器之一。在完成上述部署后，美军还考虑将关岛部署的核潜艇增加到10艘。在空军方面，美军自2004年2月开始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6架B-52轰炸机，这是自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首次在关岛部署这种飞机。五角大楼还宣布，空中加油机、“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和B-2隐形轰炸机等大批先进军机也将部署在关岛基地。此外，美军正在考虑在夏威夷或关岛部署一支航母战斗群，以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达到2艘。除此之外，美军还从2004年10月开始在日本海以配备有弹道导弹拦截装置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日常巡逻，并计划在2008年在横须贺港部署新的核动力航母。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大大加强了美军在亚太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战略优势。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重组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冷战终结的战略现实、对新的安全挑战的认识、新军事革命对军队组织和能力的影响以及调整盟国关系的需要等。这轮调整注重的是提高美军活动效率，建立广泛的军事基地网络，使兵力部署机动化。从全球范围看，新的调整使美国的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美国所认定的从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不稳定弧”中，亚太是重点。美国国防战略所划定的四大战略重点地区——欧洲、东北亚、从日本海到孟加拉湾的东亚滨海地带中东和西南亚，其中两个地区就在亚太。在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实质性改善以及北约成功东扩的背景下，美国的战略关注越来越向亚太倾斜。从亚太地区看，美军的重新布局使美国的前沿基地从东北亚推进到东南亚，这使美军能够更加便利地打击该地区的恐怖势力；与此同时，美军的力量投送也更接近东北亚的潜在冲突地区——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能够更有效地保持对上述地区的战略威慑，提高对危机的反应能力。美国国防部官员在谈到在夏威夷部署一支航母战斗群以支援以日本为母港的“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的打算时强调，美国需要“更快赶到台海海峡”，以应付突发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投资一是前沿军事部署，二是安全同盟。布什政府在加强其在亚洲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和亚洲的安全盟友的关系，特别是“有意识地同日本和印度发展更紧密的联系以作为亚洲正在崛起的中国的设想的平衡力量”^[41]。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基石，也是美国在本地区安全伙伴关系的核心。布什政府对美日同盟的基本考虑就是同日本建立更加实质性的军事伙伴关系，让日本在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安全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美国“期待日本基于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我们之间紧密的防务和外交合作，继续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42]。华盛顿首先谋求建立世界范围的美日新同盟。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推动的美日安全关系的重新定义导致了美日同盟的地区化，布什政府则致力于推动美日同盟的全球化。由于反恐战争的需要，由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单边主义的做法所引起的美欧关系的疏远，美国迫切需要打造“核心”盟国，他们对美国言听计从，甘愿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出钱出力，在华盛顿的心目中，如此“靠得住”的伙伴，在欧洲是英国，在亚洲就是日本。美国的这一用心，在2003年6月的美日首脑会晤中充分表现出来。布什不仅在自己的私人庄园——得克萨斯的克劳福德——款待到访的小泉纯一郎，而且破天荒地邀请小泉参加中央情报局为总统做的例行机密简报（在此之前只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享受过这一特殊礼遇），以显示美日关系的特殊和华盛顿对这一双边关系的重视。美日首脑会谈结束后，布什政府高级官员在介绍会谈情况时强调：“美日同盟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于东亚的稳定发挥了作用，今后它应发展成为解决世界所面临主要问题的一种同盟。”^[43]布什政府为美日同盟提出的新的发展方向既反映了美国的战略需要，又迎合了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欲望，它将对美日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也谋求将日本拉入筹划中的东北亚的地区导弹防御系统，并通过该系统来加强驻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互动。布什政府上台后，取消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区分，统称“导弹防御系统”。布什政府希望各地的TMD最终能扩大并连接起来，与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一起组成一张“分层”防护网，保护美国本土、美国的海外驻军和盟国免受导弹袭击，实现所谓“全球化防御”^[44]。日本建立自己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乃是实现上述设想的关键。随着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底宣布将在2004年开始部署一个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华盛顿也加大了对东京的游说力度，要其尽快决定加入美国在东北亚的导弹防御计划。在2003年1月于东京举行的美日政治与军事磋商中，美方提出，如果日本愿意参加美国在东北亚的TMD计划，那么美国将“非常认真地考虑改变一些对日政策，以加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美国所提供的诱饵包括在中日之间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岛驻扎美军，以凸显美国对日本对该岛的主权要求的支持^[45]。对东京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交换条件。此外，在2003年春天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爱国者-3”型反导系统的表现比海湾战争中使用的“爱国者-2”型大有进步，这也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该系统可靠性的疑虑。在此情况下，日本下决心建立反导系统。6月21日，日本政府决定，将在2007年开始建立耗资2 000亿日元的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包括两部分，一是部署在“宙斯盾”舰上的“标准-3”型导弹系统，用于高空拦截；二是陆基“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用于中低空拦截。2004年12月，日美签署导弹防御双边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日两国将就导弹防御的研发、部署和作战行动交换情报，并将组建一个联合高层委员会对此进行协调。一旦TMD系统正式部署，美日势必要建立联合指挥部，以统一指挥和控制该系统，从而大大推动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协调与一体化。

在布什政府看来，要建立实质性的美日军事合作关系，还必须突破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的限制，因为该条款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了推动日本尽快修宪，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2004年夏先后表示，日本宪法第9条阻碍了美日同盟的发展；日本若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必须修改宪法，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扮演更大的军事角色。这些表态标志着美国在日本修宪问题上的立场的重大变化。长期以来，虽然美国一直要求日本增加防务预算，加强军事力量，执行更加活跃的安全政策，但在修改宪法第9条的问题上，一直不明确表态，而只是强调这应该由日本自己决定。现在布什政府明确要求日本修宪，甚至以修改第9条与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挂钩的方式向日本施压，表明美国迫不及待要打造新的美日同盟，以服务于美国的地区与全球战略。

布什政府大力强化美日同盟、鼓励日本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做法对日本的安全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年上台的小泉内阁代表了日本的新保守势力，奉行战前“国家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小泉一方面利用了国内民众希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巧妙地利用美国的压力，不断突破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既定框架。“9・11”事件后，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为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2001年11月，日本政府派遣军舰和自卫队员开赴印度洋和巴基斯坦，支援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这是日本第一次在战时向海外派兵支援美军作战。2003年6月，在日本国内大肆渲染“朝鲜威胁论”的背景下，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进一步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参与境外军事行动的自主权。2003年7月，为支援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重建活动，日本国会又通过了《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2004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下达了向伊拉克派兵的命令，1 000名海陆空自卫队员被部署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波斯湾地区。日本参加美国为首的驻伊拉克多国部队，这无疑是日本安全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小泉政府在安全政策上的一系列举措迎合了布什政府对美日同盟的企盼，美国驻日本大使贝克赞扬说：“小泉内阁是日本战后最好的”^[46]。

在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和美国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小泉政府还制定了新的防卫大纲，放宽了关于武器出口的禁令，以进一步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2004年12月，小泉政府在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上相继通过了指导未来10年日本防卫战略走向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作为未来5年军事力量发展蓝图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05—2009年度）。新《大纲》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弹道导弹等新型威胁作为首要任务提出，首次明确将海外派兵规定为未来日本防卫力量的基本任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大纲》第一次明确提及对中国的安全关注：“对于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和扩大海洋活动范围等方面的动向，今后必须予以密切关注。”^[47]虽然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防卫政策就已将中国列入其防备对象，但如此指名道姓地提出来还是第一次。一方面，这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力量上升的强烈不安心理和急于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防卫态势。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内部会议设想了3种中国可能攻打日本的方法，即海上进攻、经过钓鱼岛的陆地进攻和通过台湾海峡的陆地进攻，表示要根据这3条路线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防卫能力^[48]。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日本要在中国问题上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的政策动向。虽然美国一直希望把中国作为美日战略对话的主题，但日本外务省从对华关系的角度出发表示为难，只是在同美国开展的事务性磋商中将中国的军事动向作为最后一个议题。随着对华持强硬态度的町村信孝出任外相，日本的态度开始变化，在2004年底的日美高级别磋商中，日本首次同意将中国的军事动向作为主要议题^[49]。在《防卫大纲》中对中国指名道姓，是小泉政权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对美“一边倒”的集中体现。此外，不言而喻的是，日本如此炒作“中国威胁”，也是在为推行更加具有扩张性、更加咄咄逼人的安全政策寻找借口。

在推出新《防卫大纲》的同时，小泉政权还通过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发表谈话的方式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1967年，佐藤内阁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制定了禁止向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以及国际纠纷的当事国出口武器的三原则。1976年，三木内阁发表了向其他地区出口武器也应慎重的见解。1983年，中曾根内阁为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与美国签署了武器转让的备忘录，并成立美日“武器技术联合委员会”，首次打破了武器技术出口的禁令，但依然禁止出口武器和与外国联合开发、生产武器。1999年，日美开始联合研究海基导弹防御系统，一旦从研究进入开发阶段，日本就面临着向美国出口部件的问题，这样武器出口三原则将成为障碍。在此背景下，小泉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提出了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问题，以方便日本同美国在开发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合作。细田博之在谈话中宣布部分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虽然解禁只对日美联合开发和生产的导弹防御系统有效，但这一决定突破了日本坚持近40年之久的武器出口禁令，为日本防卫产业今后参与国际武器研发以及对外出口武器作了铺垫。

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尽管美日同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日本的安全政策也越来越活跃，但对有志于将日本改造成“远东的不列颠”的布什政府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它决心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加强美日安全合作，为此布什政府制定了一项三步走的升格美日同盟的计划。第一步是就驻日美军基地重组与日方达成共识；第二步是调整个别政策，“焦点是从军事、经济两方面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第三步是改革日美安保体制，消除日美安全合作的各种障碍，包括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第9条的问题。华盛顿希望，这些动作将使美日同盟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即使对美国“一边倒”的小泉政权结束，美日安全合作也不受影响^[50]。

在布什政府努力要加强的亚洲安全伙伴关系中，美印关系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印度并不是美国的传统盟国，但布什政府基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决意同印度发展密切的战略关系。“9・11”事件后不久，美国曾向印度提出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的建议，但为印度婉拒^[51]。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印在打击恐怖主义和缔造一个战略上稳定的亚洲方面有着共同利益，美国视印度为一个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致力于同印度发展“强有力的伙伴关系”^[52]。美印安全伙伴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高层战略对话与磋商、三军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美国对印军售上。

为推进两国的安全合作，华盛顿和新德里成立了由两国高级军事官员参加的“美印防务政策研究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制定开展安全合作的计划。在2002年5月召开的首次“美印防务政策研究小组”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马六甲海峡进行海上巡逻、举行弹道导弹防御问题研讨会和开展防卫技术合作等问题。在双方的战略磋商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建立“亚洲版北约”的讨论。所谓“亚洲版北约”是印度学者马达夫・纳拉帕特提出的设想，他鼓吹成立一个由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即“北美—亚洲公约组织”，该组织的成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起核心作用的印度和美国；第二类是包括韩国、菲律宾在内的民主国家；第三类是一些支持西方且具有改革意识的阿拉伯国家。在纳拉帕特的设想中，中国和巴基斯坦等被排除在外，而（中国）台湾则可以成为该组织的成员^[53]。美国五角大楼对这样一个显然以中国为主要防范和牵制对象的设想甚感兴趣，因为它符合国防部对亚洲安全安排的构想。2003年5月，美国国防部和印度政府的高级顾问就这个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谈。纳拉帕特甚至乐观地预言，如果布什当选连任，“亚洲版北约”可能在2006年之前初显雏形。

与此同时，美印之间也在举行越来越多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规模、种类和数量都有较快的发展。“9・11”后美国所宣布的与印度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都是“只有美国的盟友或者最亲近的才能享受”的项目^[54]。自2002年起，美印两国空军每年举行一次名为“对抗印度”的联合演习。2003年6月，一个印度空军支队前往美国参加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合作对抗雷”多国空军联合军事演习，这是印度第一次在美国本土参加多国军事演习。两国海军也自2002年起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并联合巡逻马六甲海峡。印度在“9・11”后向美国开放了三个基地，并允许美特种兵在印山区训练，2003年8月，美军特种部队与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北部的高海拔地区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印度还同意参加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举行的2005年度“流沙”空军和导弹防御军事演习。美国和印度军方计划在未来几年中举行一系列联合演习，以提高两国军队的相互协同能力。美印安全关系的发展还体现在美国对印度的武器出售方面。美国向印度提供了武器定位雷达、特种部队装备、深潜救生器，原则上同意出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生产的“箭-2”反导系统，还允许以色列向印度出售“费尔康”机载和控制系统，而华盛顿曾经成功地阻止以色列将这一系统卖给中国。此外，美国还在考虑向印度出售核生化装备和海上巡逻机。

美国同印度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的。美国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维尔（Robert D.Blackwill）称，“布什总统不遗余力地推进美印战略关系，因为一个强大的印度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成员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员，这些核心成员将携手借助下述手段强化未来的亚洲安全：促进亚洲的民主和维持该地区的均势；击溃国际恐怖主义；遏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55]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布什政府的战略考虑中，通过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来牵制中国是一个重要方面。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印度是中国战略考虑中的一个因素，它也应该是美国战略考虑中的一个因素。”^[56]五角大楼对发展同印度的军事关系的热情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考虑。美国国防部一份题为《印美军事关系：期望和认识》的分析报告称：“作为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对手，中国是印美两国未来安全的最大威胁”，“当美国军方同印度接触的时候，我们对印度的想法不可能同我们对中国的想法分开。”报告还援引一位美国海军上将的话说：“美国和印度都认为中国是战略威胁，两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着共同的理解，尽管我们并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57]中国因素成为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动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这一关系的内容。

在美国的亚太安全盟友中，澳大利亚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在20世纪卷入的5场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是美国亚太政策的忠实追随者。正因为如此，美国将澳大利亚和日本视为其亚太战略的南北支柱。1996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美澳安全联合宣言》，以加强两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合作。1996年开始执政的保守派的霍华德政府改变了此前工党政府推行的接近亚洲的政策，采取以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为优先课题的外交路线，对配合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尤为积极，公开宣布澳大利亚“将发挥美国保安官员副手的作用”。澳大利亚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启用了《澳新美条约》，向美国提供常规军事支持，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又派出2 000多名官兵加入美英联军。布什政府对澳大利亚也是情有独钟，希望堪培拉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在双边层面，两国在军事训练、演习、情报交换等方面密切合作。2003年12月，澳大利亚宣布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2004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希尔在华盛顿签署了两国联合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的备忘录，两国将在雷达传感器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澳大利亚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使得美国能够使用澳大利亚的卫星追踪地面站，并在澳建立重要通讯设施，以便有效地监视亚太地区发射的导弹的行进路线，并把情报及时传送回美国。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宣布，同意美国在其境内建立和升级3个现代化的军事训练中心。这3个将于2007年启用的训练中心实际上就是美军可大批进驻的联合军事基地。在地区层面，澳大利亚积极配合推进美国的安全政策目标。2002年朝鲜核问题再次突出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就在澳大利亚的珊瑚海举行了以朝鲜等国为假想敌的拦截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船只的联合军事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亚太安全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日印澳三国在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彼此之间也在积极地互动，以谋求更好地促进各自的战略利益。日本和印度从2001年起每年举行安全保障对话。两国的海岸警卫队于2001年11月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反海盗联合演习。2004年，印度首次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开发援助对象。日本评论家宫崎正弘一语道破了日本接近印度的动机：“出于地缘政治学的原因，日本应该与印度进一步加强联系，这将是对付中国非常有效的一张牌。”^[58]另一方面，继2001年澳方向美国提出建立美日澳三国非正式安全对话机制的建议后，2002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访问澳大利亚时，与霍华德总理讨论了这个问题，双方明确表示建立三方高层次防务对话机制十分重要。8月下旬，访澳的日本防卫厅长官与澳国防部长和外长具体商讨了举行三方安全会谈的计划，构建三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步伐明显加快。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磋商，2003年6月，美国宣布三国将于2003年10月举办新一轮“战略对话”，旨在加强环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安全。美国亚太地区盟友之间在政治与安全上的积极互动，有助于加强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网络，整合盟友的安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