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观

第一节　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观

布什政府是以调整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姿态进入白宫的。在克林顿执政后期，共和党人越来越尖锐地批评克林顿政府的东亚政策，并提出他们自己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成为布什上台后美国亚太政策调整的路线图。

自从中美建交以来，美国的东亚政策就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即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究竟是对华关系还是对日关系。在冷战后期，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角度出发，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主张美国要处理好对华关系；另一派则认为，美国东亚政策的立足点应是日本，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超过美中关系。在里根政府执政初期，中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曾引起一场关于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大争论。以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为代表的“重华派”强调，同中国的关系对于维护国际局势的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美国应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但是以国务院政策设计署主任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代表的“重日派”则认为，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被夸大了，它在抵御苏联的全球扩张方面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只是在东亚如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具有战略影响；在双边关系上，中国需要美国甚于美国需要中国，如果正确认识中国的战略价值，美国就不会为了同中国发展关系而牺牲台湾的利益。他们强调，美国亚洲政策的落脚点应该是日本而不是中国^[1]。由于主张发展对华战略关系的黑格被注重经济问题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取代，以及沃尔福威茨接替霍尔德里奇的助理国务卿一职，美国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出现了重要调整，其主要内容是：（1）美国不再强调同中国发展对付苏联的“战略”关系，改变了原先将中国作为东方的“北约盟国”的念头，而视中国为“友好的非盟国”；（2）关于中国的战略地位，美国不再将中国当作一个世界大国看待，而视其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强国；（3）在亚太安全问题的处理上，美国不再像从前那样首先同中国磋商，而是更注重发挥日本的作用；（4）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更加注重发展包括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在内的“全面”关系，而不是偏重于战略和安全关系^[2]。尽管如此，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仍客观存在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是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共和党人关于美国东亚政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上述逻辑。首先，他们认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中心应该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他们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分致力于同中国接触，过于强调对华关系，而忽视了同东亚盟国尤其是日本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布什外交政策顾问、后来出任国务院副国务卿的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在1999年就公开表示，“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如果美国希望亚洲的安全保障合作体制更加富有成效，希望亚洲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么就应该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强调，“如果共和党在竞选中获胜，那么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将会变得更加重要，两国的同盟关系会比冷战时代更加重要。”^[3]2000年10月，以阿米蒂奇为首的跨党派小组发表了《美国和日本：朝着成熟伙伴关系前进》（通称“阿米蒂奇报告”）的政策报告，参加报告起草的包括阿米蒂奇、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托科・帕特森（Torkel Patterson）、沃尔福威茨等一批即将进入布什政府担任要职的共和党“重日派”。报告的起草者们不满足于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作的强化美日同盟的努力，主张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安全角色，加强美日安全合作，以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报告对日本的安全作用和同盟结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如：对扩大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作用来说，修改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是基础，而不是上限；日本宪法禁止其行使集体自卫权制约了日美安全合作，解除这一禁令将使美日安全合作更加密切，更富有成效；美国视美英特殊关系为美日同盟的榜样；美日两国要从“分享责任”到“分享权力”。报告更具体提出了美日两国为加强安全同盟所要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步骤^[4]：

（1）美国应重新确认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应向日方表明这样的立场，美国将保卫那些处于日本行政控制之下的地区，包括钓鱼岛在内；

（2）积极实施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包括通过危机管理立法；

（3）加强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

（4）日本应取消其在1992年对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施加的限制，全面参与维和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5）美国应根据技术的进步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调整驻日美军，在不影响战斗力的前提下，减少驻日美军；

（6）美国应优先向日本提供防卫技术；

（7）扩大美日导弹防御合作的范围。

这份报告系统地反映了共和党人的对日政策观，为即将上台的布什政府勾画了一幅对日政策的蓝图。

在强调日本的作用和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共和党人竭力贬低中国的重要性，试图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性质。1999年8月，布什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克林顿）总统称中国是战略伙伴，这是犯了错误”，“下一任总统需要明白，中国……虽然我们能够找到意见一致的一些方面，诸如打开他们的市场，但是需要把它们看作是竞争者，而且是战略上的竞争者。”^[5]唯恐这一立场表达得还不够明白，一个月后，布什在接受以反华立场著称的右翼报纸《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的采访时强调：“重要的是，让中国知道我将有一个不同的对华关系概念。美中不是战略伙伴关系，而是将更多地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并在某些领域寻找共同点。”当记者问道：“你对中国的态度会像你父亲一样吗？”布什以非常肯定的口气回答：“不，我将会对中国人很坚定，不论是对一个事件的结果还是从第一天起。我重复一遍，我认为与中国关系的概念应该从战略伙伴转向竞争者。”^[6]虽然老布什在美国以对华友好而著称，但小布什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见解更多地受到其外交政策谋士如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的影响。沃尔福威茨不仅坚持早先关于美日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重要的观点，而且在9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基于历史现实主义的“中国威胁论”。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她试图挑战现存世界秩序，就像两次大战前的德国一样，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基于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狂热，如同冷战时期的苏联。中国是这二者的结合，是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阿米蒂奇也公开宣称：“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战略性的竞争对手’……在同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7]布什最主要的外交政策顾问赖斯则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中，阐述了她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赖斯写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实现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尤其是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憎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试图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亚洲的力量对比。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所称的‘战略伙伴’。再加上中国与伊朗和巴基斯坦合作扩散弹道导弹技术的记录，中国的安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将尽其所能来加强他的地位，无论是窃取核技术还是试图吓阻台湾。”^[8]赖斯在这里阐述了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的主要内涵，即中国不满足于亚太地区的现状，试图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9]。在这些保守的共和党谋士的影响下，2000年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在谈及中国时使用了强硬的措辞：“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挑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10]

既然中国被定义为“战略竞争者”，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克林顿时代对华奉行“接触加防范”的政策，布什的外交政策谋士们则主张对华推行“接触加遏制”的政策。赖斯宣称，“在通过经济交往促进中国内部变化的同时，遏制中国力量和安全上的野心，”也就是说，在经济上要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在安全上则要对中国实行遏制。怎样遏制中国呢？赖斯在文章中公开表达了她的想法：

（1）加强同日本和韩国的合作。

（2）在该地区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

（3）发展同印度的关系，利用印度牵制中国。赖斯直言不讳地表示，“印度是中国战略考虑中的一个因素，它也应该是美国战略考虑中的一个因素。”

（4）反对台湾海峡的任何一方挑战现状，美国要坚定地确保台湾的安全，并要求北京对台放弃使用武力。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对华战略上的一张牌。出于在安全上遏制中国的需要，布什阵营决心大幅度调整美国对台政策，加强美台关系。布什的外交政策谋士们毫不掩饰其强烈的亲台倾向，阿米蒂奇公开宣布，“在我们的竞选班子中，很多人打算坚决支持台湾。”^[11]亲台派的政策立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强调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二是打着支持台湾民主的旗号鼓吹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早在1999年8月的“两国论”风波之际，一向以亲台著称的保守派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和新保守派主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共同发表了“保卫台湾声明”。这个声明系统地反映了保守的共和党人和新保守派的对台政策观，其主要内容是：（1）美国要在安全上保卫台湾：“美国必须尽一切努力吓阻中共对台湾任何形式的恫吓，并毫不含糊地宣布一旦台湾和金门、马祖等外岛遭到攻击和封锁，美国将予以保卫。”（2）美国要在政治上支持台湾。声明强调“台湾的前途必须反映台湾人民通过民主程序选出的政府所表达的意志”，“如果台湾人民在大陆民主化之前不愿与对岸统一，美国基于道德义务和战略需求必须尊重这项决定。”（3）美国对台政策要“清晰化”。声明称，“对台湾采取战略及道德‘模糊’的时间已经过去，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领袖应清楚地表达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12]在这份表现出强烈的亲台倾向的声明上签字的包括了后来在布什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刘易斯・利比（Lewis Scoot Libby）、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等人。此时正在为2000年总统选举做准备的布什也加入了“保卫台湾”的大合唱，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需要坚决。”^[13]上述声明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布什的一些外交政策顾问们试图放弃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阿米蒂奇声称：“在克林顿政府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同意两岸的看法’，并没有提‘一个中国’。但是克林顿总统却直接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4]事实上，恰恰是阿米蒂奇犯了一个致命的史实错误，因为早在1972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时就曾在会谈中明确地向中方阐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原则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5]到了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美国的上述立场被称之为“一个中国”的政策。里根总统在1982年4月5日给邓小平的信中表示：“美国坚决遵守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所商定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5月3日，里根又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以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为基础。”^[16]由此可见，从尼克松到里根的历届共和党政府都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阿米蒂奇把“一个中国”的政策表述归咎为克林顿政府，或许是出于无知，但更有可能是在为放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一重要立场制造舆论，寻找借口。

这样，在起草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时，关于要不要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表述的问题在共和党人中引起了争论。要求放弃的一派和主张保留的一派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认识到“一个中国”的观点的存在，但不表示赞同。共和党党纲草案最初的提法是：“美国承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必须是以中国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一原则为基础。”在主张放弃“一中”表述的这部分人的压力下，最终定稿的文字调整为：“美国认知只有一个中国的看法。我们的政策是以中国不应该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一原则为基础。”将“承诺”改为“认知”，用意是表明“一个中国”是中国的看法，而不是美国的立场^[17]。在淡化“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党纲强调共和党总统将信守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美国将向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如果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国将帮助台湾进行自卫。”透过这些罕见的强烈措辞，布什阵营的极端亲台立场充分显露出来。

共和党人向以擅长于外交和安全事务自居，似乎名不虚传。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尘埃未定，小布什的外交政策谋士们早已为美国的亚太政策勾画出一幅清晰的蓝图。随着小布什在一片争议声中入主白宫，美国的亚太政策进入新的一轮调整。提升日本的安全作用，在战略上钳制中国，这就是布什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