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安全政策

第五节　对华安全政策

在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9・11”之前，中国被界定为美国主要的地缘政治的对手，应付中国力量的上升成为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主旨。“9・11”之后，由于反恐斗争的需要，朝鲜核问题的再度突出，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考虑中表现为两种因素的混合：一个需要严密提防的潜在的地缘政治的对手，同时又是需要与之合作的某些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伙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也包含了多种成分：战略“吓阻”、有选择的合作与有限的接触。

在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中，“吓阻”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概念。2001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曾列举指导美国军事力量和能力发展的四个关键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吓阻对手不要制定和采取会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的计划或行动”^[59]。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强调美国国防力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吓阻未来的军事竞争”^[60]。

美国国防大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政策中心教授理查德・L・库格勒（Richard L.Kugler）对“吓阻”在布什政府安全战略中的概念与应用作了较详细的分析^[61]。他认为，在某种地缘政治形势下，美国与其中的主要国家的关系尚未表现为公开的对手关系，但是当出现战略和军事的竞争时，这种关系就会恶化。“吓阻”的概念就适合于这种情况。“吓阻”与“遏制”的区别在于，“遏制”是当一个对手已经有进行侵略的政治意图和军事能力，战争的气息开始蔓延的时候，美国通过威胁对手的方式来表明美国不只是断然反对它，而且还会让其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吓阻”则是在没有战争阴云笼罩而采取警戒性行动的和平时期的战略行为，其目的在于敦促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不要成为真正的对手。“吓阻”不仅能够帮助阻止这些国家不要与美国在军事上进行竞争，也可以阻止它们不要威胁美国的盟友、试图拆散美国的集体安全安排或者企图实施会损坏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新地缘政治安排。库格勒又将“吓阻”分为两种类型：主要依靠军事威胁的强硬的“吓阻”和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娴熟地融合军事压力和成熟外交的更为灵活的“吓阻”。美国对外战略应针对不同的形势使用不同的“吓阻”策略。

库格勒认为，美国应在亚洲对中国奉行将武力与外交手段融合为一体的“吓阻”战略。由于中国的着眼点是成为一个军事能力增强、战略触角范围扩大的大国，美国需要考虑“吓阻”中国不要从事武断的威胁性的军事政治行为。美国有时需要坚定地使用武力来反对中国，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另一方面，库格勒也强调政治与外交手段的重要性。美国需要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鼓励中国适度地寻求自己的合法利益，并融入到美国正努力推动构建的一个大亚洲体系之中。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始终把中国作为对手并用武力来威胁它，肯定会适得其反：使中国成为美国永久的敌人，使日本和其他盟友不安，使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东南亚与美国疏远。

如果说布什政府“9・11”前的对华安全政策带有强烈的“遏制”色彩的话，“9・11”事件的巨大冲击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中美关系的改善、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美国的对华安全政策更多地呈现“吓阻”态势。“吓阻”与“接触”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强调同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广泛而深入的交往，重点在拓展中美双边安全关系，前者则注重在中国周边构筑牵制和平衡中国的安全网络，重点在发展同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台湾的安全纽带。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概括的“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理念”就反映了“吓阻”战略的主要思路。由于沃尔福威茨和阿米蒂奇对布什政府亚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沈大伟将他们的政策主张称之为“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理念”。该理念将对华政策置于美国亚太政策的大框架之中，强调和加强同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关系。具体内容包括：加强和调整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使之接近于美英关系；强调和加强与韩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以及同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安全伙伴关系；建立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安全联系；大力提升同印度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关系；同中亚国家建立安全伙伴关系；重建同巴基斯坦的关系，防止巴基斯坦成为一个鼓励和出口恐怖主义的“失败国家”；加强和中国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保持在亚洲各地的强有力的军事存在^[62]。从政策层面看，建立和强化同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纽带，加强在西太平洋和东亚的军事存在，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推进美台军事一体化，是美国对华“吓阻”战略的重要内容。有关美国在亚洲强化安全伙伴关系和加强军事存在的努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已在前文论及，这里重点分析一下美台军事关系。

“9・11”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也包括对台政策的调整，但对台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即强调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或反对“台独”。在军事层面，美台关系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五角大楼按照自己的思路积极推进美台军事交流与合作，朝着“准同盟”的方向重建美台军事关系。在军售方面，2002年，美国先后4次向台出售总值近5.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3套美军最先进的AN/ MPN-14雷达。2003年3月，美国将200枚配置了先进导航系统的AIM120C中程空对空导弹运交台湾，装备台湾的F-16战斗机，F-16用以发射导弹的软件也由原来的MMC-3000型提升为MMC3051型。2004年3月，美国又宣布对台出售总价值为18亿美元的远程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台军售出现了从防御性向进攻性、从常规武器向高精尖武器发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以小步前进的办法，不断提升美台军事交往级别，推动美台军事关系的“正常化”。2002年3月，美台举行首次“防卫高峰会”，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台“国防部长”汤曜明等与会发表演讲并举行会谈。此次会议是美台“断交”以来首次“极具规格的双边会议”，而汤曜明则是美台“断交”后首次“访美”的台“国防部长”。9月，台“副国防部长”康宁祥访问华盛顿，是自美台断交以来中国台湾地区访问美国首都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首次进入五角大楼的台最高级别官员。布什还于2002年9月30日签署2003年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规定在对台转移军事装备与服务时，将台视为“等同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同意台“副参谋总长”以上层级人士到华盛顿咨商军售事宜，每年至少一次，这明显是要把美台军事合作逐步升级为“准军事同盟关系”，使美台高层军事交流法制化。2003年5—6月，台“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赴美活动，分别与美军参联会主席迈尔斯（Richard B.Myers）上将、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法戈等人见面，展开“战略性对话”。这是美台20世纪70年代末断交以来，台“国防部副部长”第二次以正式身份访美。美台有意以此造成台“国防部副部长”访美惯例，并促使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管道成型。

此外，美台军事热线的开通也是布什政府强化美台军事联系的重要举措。建立这条热线的背景是，美国方面担心，台湾一旦遭到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导弹攻击，有可能失去和美军的通讯联系，建立一条军事热线，可以保障危急时刻美台的联络。早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美国就曾向台湾方面提出这一建议，但一直没有落实。布什执政后，五角大楼对加强美台军事联系更加积极。2002年3月，汤曜明赴美参加“防卫高峰会”时，美方在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一设想，陈水扁当局反应积极。在台美军方的密切配合下，2002年9月，热线正式开通。这条热线连接美国国防部和台军衡山指挥中心。台湾军方通过热线向美国通报台海局势、台军演习情况以及台军掌握的大陆军事动态等；美国国防部也通过热线向台湾当局了解台军的情况^[63]。这条热线表明了台美军方联系的密切程度。

在美台军事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台军事一体化的推进。沃尔福威茨在2002年的美台“防卫高峰会”上公开表示，美将“协助台湾训练三军，提高台各军种之间的协同能力”。美国军事院校和一些非军方机构“敞开大门”，广泛接纳台军高级将领、中层海空军指挥官、战斗机飞行员以及台军科研技术人员赴美进修、训练。从2001年起，美军公开派遣校级军官赴台参加台军“汉光17号”军事演习，随后又派专家指导小组参加台“联勇”三军联训、“爱国者Ⅱ”型导弹试射以及“前锋”战备演练等活动。2002年，美方更派遣将级军官深入到台衡山作战指挥中心全程参加“汉光18号”军事演习，并作现场指导。“汉光18号”军事演习，其所有作战设想，均按美国兰德公司所作的2005年台海战争预案制定。美国则利用此项演习检查台湾军队“联合战术信息传输系统”的链接情况，武器装备的掌握和缺口情况，战时反应能力和台海战争的作战设想模拟情况等。实际上，美国是在手把手地帮助台湾军队完成台海作战的一切预案^[64]。美军不仅向台军提供解放军军事部署的有关情报，而且还替台军设计一套“对付解放军的合理参数”。美国还表示将帮助台湾建构“三军联合作战指管通情系统”，该系统将可以“实时分享”美国提供的卫星预警信息，以增加台军对付解放军动向的预警时间。在布什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美台军事关系正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通讯、指挥、控制和情报的一体化，联合军力规划，联合后勤，联合训练，甚至联合军事演习。随着美台军事联系的日趋密切，美台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已悄然成型。

布什政府大力提升美台军事关系的举措，是美国对华“吓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布什政府认为保持台海分离的现状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阻止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战略目标。华盛顿除了加强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外，就是通过提升台湾的军事力量，以有效“吓阻”大陆对台动武。布什政府不仅打破中美建交以来对台军售的禁忌，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支持台湾发展进攻性的军事能力，还在2004年的两岸军力报告中，鼓吹台湾攻击三峡大坝。随着“台独”势力的日趋猖獗，台海局势也日益严峻，而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台湾问题，无疑大大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和危险性。

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也谋求中国在反恐和某些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鉴于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在亚洲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争取中国支持和配合反恐十分重要。中国积极支持安理会通过关于反恐问题的第1373号决议，说服巴基斯坦配合美国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封锁中阿边界以防止塔利班武装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潜逃，在金融上追堵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的账户。中美还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并通过该机制就金融、情报、执法等众多方面的合作进行密切磋商。从2001年12月至2004年6月，中美一共举行了4次双边反恐磋商，参加磋商的两国代表团成员分别来自执法、情报、军队、外交和金融等部门。此外，中国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北京派驻法律专员，并同意设立关于金融和执法问题的美中反恐工作组。中国在反恐问题上提供的支持与合作得到布什政府的积极评价。2002年5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01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称：“中国作为同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国家，在联合国及中亚南亚地区对我们的反恐努力提供了宝贵的外交支援。”^[65]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恐怖主义的关切也做出了反应。2002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东突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列入其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并与中方采取一致行动，推动联合国将其列为国际恐怖组织。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是“9・11”后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动力，推动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朝着务实的方向调整。

谋求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是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另一个重点。自从2002年10月朝鲜核问题再度凸显以来，布什政府强调该问题不是美朝双边问题，而是涉及东亚地区安全的多边问题，拒绝同朝鲜进行双边谈判，坚持以包括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在内的多边方式与朝鲜交涉。华盛顿认为，鉴于中国对朝鲜的特殊影响力，美国应积极促使中国对朝鲜施压，迫使平壤放弃其核计划。布什政府一面与韩国、日本磋商对策，一面积极争取中国的合作。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于2002年10月和2003年1月两次来华通报情况，寻求中方支持。2002年10月江泽民与布什在克劳福德会晤时，美方又提出了朝鲜核问题，中方表达了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基本立场。中美双方商定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保持磋商，共同努力确保这一问题得到和平解决。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希望中方促成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多边对话。此后，中方加紧了对朝核问题的外交斡旋，于2003年3月派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朝鲜，同朝方领导人就核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2003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关于朝核问题的中美朝三边会谈。虽然此次会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它启动了旨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进程。北京三方会谈后，围绕朝核问题的形势再生波折，美国的立场趋向强硬，加大了对朝施压的力度。为确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不至夭折，中国在有关国家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穿梭外交，在中国和有关各方的努力下，2003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由中国、美国、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参加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会谈开始在“无核化”与“和平解决”这两个关键点上形成共识，从而使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明朗起来。这次六方会谈既是三方会谈的延续和扩大，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标志着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进程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2004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轮六方会谈，就解决朝核问题进行了实质性对话。各方同意成立工作组，从而在促使六方会谈机制化方面迈出了一步。会谈各方还原则同意于2004年6月底之前在北京举行第三轮会谈。但是由于美国大选的临近，加之布什对朝鲜领导人公开发表带有人身攻击的言论，朝鲜拒绝参加下一轮六方会谈。

尽管围绕朝核问题的三轮会谈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是两国安全关系和整个双边关系的亮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发挥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得到美国朝野的高度评价。布什总统在2003年12月欢迎温家宝总理访美时表示：“我们两国力求实现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消除朝鲜的核项目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得到邻近朝鲜的国家大力合作。我感谢中国主办六方会谈。会谈增强了我们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中国正在亚洲和全世界发挥建设性作用，我国政府将继续与中国合作。”^[66]中美在该问题上进行的密切接触和磋商对增进相互了解和改善两国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美国国内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也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也有人担心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的上升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些亲台势力则唯恐中国以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

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有限的接触，也是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内容之一。在美国防部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本人对中美军事交流进行重新审视、美国国会也就此举行多次听证会之后，美国朝野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开展中美军事交流，建立互信，减少误判，直至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说是“适当、合理、同时也是有益的”^[67]。自2002年底中美两军恢复交往后，两军交流的领域和层次逐渐扩大和提高。2003年2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费思访华，举行中美第6次副部长级防务磋商。9月，美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和“范德格里夫特”号导弹护卫舰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湛江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港第一次对外国军舰开放。10月，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首次访问了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重镇关岛基地。同月，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这是时隔7年后中国国防部长再次访美，标志着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后由美方中断的中美高层军事交往得以恢复。作为对曹刚川美国之行的回访，2004年1月，美军参联会主席理查德・迈尔斯访问中国，这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访华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迈尔斯表示，美中军事交往不应仅仅局限在战略层面上，应该延伸到战术以及其他各个层面，比如演习、人道主义援助、搜救、军舰互访以及军事教育等。应迈尔斯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也在2004年10月访问了美国。

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相比，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军事交往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质内容上存在着更多的局限性。克林顿政府时期，两军交流是整个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军关系被赋予较高的重要性；而对布什政府尤其是对被对华强硬派主导的国防部来说，对华军事交往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反恐和处理朝鲜核问题上需要与中方合作，南海撞机事件也表明两军应设法减少在西太平洋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此外美方也希望通过军事交流增进对中国国防建设的了解。由于布什政府特别是国防部对中国所持有的强烈的战略猜疑与防范心理，对华军事交往基本上被定位为“接触与了解”，而非“合作与双赢”。美方尤其不愿意看到中国通过两军交流而提高其军事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两军关系既缺乏发展的动力，又欠实质性，在整个双边关系中落后于经济和政治关系。

当布什政府结束第一任期时，国务卿鲍威尔曾形容中美关系是“30年来最好的”^[68]。这一评价充其量只是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却远非双边关系的全貌。事实上，从安全角度看，布什政府四年来的所作所为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信任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实施导弹防御计划，破坏了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中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的战略压力。美国大力提升台湾军事能力、强化美台军事关系的种种举措，使“台独”势力空前猖獗，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遭遇巨大挑战，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领土完整遭到严重威胁。美国在亚洲奉行“以日制华”的地缘政治思维，使得日本的安全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对华政策也越来越强硬。美国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化。如果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对美国还存在一些信任的话，那也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信任，即美国由于要处理反恐、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更加迫切的问题，一时还不能倾全力来对付中国，换句话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中美战略互信的丧失是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给双边关系留下的最大的创伤，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注释】

[1]James Mann，About Face，pp.12 8-130.

[2]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页。

[3]春原刚：“阿米蒂奇说中国是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8月18日。

[4]“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INSS Special Report，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October 11，2000，pp.3-4.

[5]法新社艾奥瓦州埃姆斯1999年8月14日电。

[6]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9月20日电。

[7]春原刚：“阿米蒂奇说中国是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8月18日。

[8]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 ff airs（January/February，2000），p.57.

[9]美国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在差不多与此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战略竞争者”一词作了如下的解读：中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竞争的意愿、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但中美两国都在争夺东亚的主导权；此外，中美两国对国际关系的结构和规范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中国批评美国谋求霸权、塑造单极世界的企图，倡导多极化。参见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Survival，Vol.42，No.1，Spring 2000，p.99。

[10]新华社华盛顿2000年7月31日电。

[11]春原刚：“阿米蒂奇说中国是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8月18日。

[12]“Statement on the Defense of Taiwan，”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Taiwandefense statement.htm.

[13]法新社艾奥瓦州埃姆斯1999年8月14日电。

[14]春原刚：“阿米蒂奇说中国是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8月18日。

[15]“尼克松曾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法新社华盛顿2003年12月13日电。

[16]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7页。

[17]Steven Mufson，“In GOP，a Simmering Struggle on China Policy，”W ashington Post，August 22，2000.

[18]“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p.1.

[19]Felix Soh，“Win-win Middle Path in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Asia，”Straits Times，May 26，2001.

[20]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September 30，2001，p.4.

[21]吴心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胜算几何？”《世界知识》，2001年第16期，第16页。

[22]Michael McDevitt，“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and East Asia，”PacNet 43，Pacific Forum，October 2，2001.

[23]吴心伯：“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看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第26—27页；Michael McDevitt，“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and East Asia.”

[24]“布什澄清‘保卫台湾，言论：美奉行一中政策”，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4月26日07：01。

[25]Paul Kelly，“Australian for Alliance，”The National Interest，No.71，Spring 2003，p.87.

[26]桑迪・伯格：“不要引起中国的敌视”，《华盛顿邮报》2001年7月8日。

[27]出于对美国在中亚长期驻军的担心，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那峰会发表的元首宣言要求美国制订从中亚地区撤军的时间表。

[28]“江泽民布什上海握手”，《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10月20日第1版。

[29]U.S.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cript，“Secretary Powell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July 30，2001.

[30]“布什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记者会上的讲话”，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2年2月21日，北京，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2/0221bushch2.htm；“布什总统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及答问记录全文”，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2年2月21日，北京。http://usinfo.state.gov/ regional/ea/mgck/archive02/0222qhspeech.htm。

[31]凤凰卫视：“布什接受凤凰卫视采访”，http://www.phoenixtv.com/phoneixtv/74602972046163968/ 20051109/683336.shtml。

[32]薛福康、李海茵：“美国警告陈水扁”，《环球时报》2002年6月3日第1版。

[3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2003》，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34]Gary Schmitt：“Our Ambivalent China Policy，”The Weekly Standard，Vol.007，Issue 42，July 15，2002.

[35]Michael Marti：“US China Strategy：Redefining Engagement，”China Brief，The Jamestown Foundation，Vol.2，Issue 15，July 18，2002.

[36]“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2/d20020712china.pdf.美国国会在2000年通过的“国际授权法案”规定，国防部每年要定期向国会提交一份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分析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战略。

[37]“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July 2002，http://www.uscc.gov/anrp02.htm.

[38]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p.2 7-28.

[39]徐宝康、黄晓峰：“美驻韩军队往西调”，《环球时报》2003年10月22日第1、6版。

[40]本田优：“日本将成为美军重要战略据点”，《朝日新闻》2004年9月22日。

[41]Jonathan D.Pollack，“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st9/11，”Orbis，Fall 2003，p.617.

[42]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26.

[43]近藤丰和：“日美首脑会谈有意建立世界范围的‘新同盟’”，《产经新闻》2003年5月25日。

[44]吴献斌：“TMD与台湾问题”，《当代亚太》，2002年第4期，第42页。

[45]邱震海：“‘美国因素’可能介入钓鱼岛风波”，香港《信报》2003年3月20日。

[46]本泽二郎：“日本政治正在发生质变”，《环球时报》2004年8月9日。

[47]“政府确定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朝日新闻》2004年12月11日。

[48]天石、苗晨：“日防卫厅拟修改国防战略，中国成为假想敌人”，中新网2004年11月8日电。

[49]古森义久：“日美战略对话以中国扩军为主要议题”，《产经新闻》2004年12月21日。

[50]秋田浩之：“美日同盟将向前迈进”，《日本经济新闻》2004年11月5日。

[51]唐璐：“美印谋求同掌印度洋”，《国际先驱导报》2002年9月27日，第A3版。

[52]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27.

[53]唐璐：“中国是‘亚洲版北约’假想敌？”《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9月12—18日，第7版。

[54]唐璐：“美印谋求同掌印度洋”，《国际先驱导报》2002年9月27日，第A3版。

[55]罗伯・特布莱克维尔：“美国、印度和亚洲安全”，在新德里第五届亚洲安全会议上的演讲，2003年1月27日。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2003年2月26日，第27页。

[56]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p.57.

[57]“India，China and the USA，”Jane's Foreign Report，April 3，2003.

[58]宫崎正弘：“日本应把目光投向友好邻邦印度”，〔日〕《正论》月刊，2004年8月号。

[59]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September 30，2001，p.Ⅳ.

[60]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29.

[61]Richard L.Kugler，“Dissuasion as a Strategic Concept，”Strategic Forum（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No.196，December 2002.

[62]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Current History，September 2002，p.246.

[63]李雨桐：“揭秘美台军事热线”，《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6月10日—6月16日，第2版。

[64]王卫星：“美台启动准军事同盟”，《世界知识》，2002年第13期，第10—11页。

[65]美国国务院反恐怖主义协调员办公室：《2001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2002年5月21日公布，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2/terrorea.htm。

[66]“布什总统和温家宝总理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讲话”，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3年12月9日，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1209bushwen.htm。

[67]魏宗雷：“中美军事高层互访应消除‘红绿灯’困扰”，《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1月3日。

[68]“鲍威尔称目前中美关系处于30多年来最好时期”，新华社华盛顿2004年11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