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安全体系中的欧洲联盟

第三节　欧洲安全体系中的欧洲联盟

欧洲战略环境的变化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新阶段提出了关于“欧洲一体化”——西欧各国在军事政治安全领域独立于美国的作用问题。早在1992年签署的关于组建欧盟以作为该组织的一个新的活动方向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方面曾经划分出一个合作综合体，并规定了“可能形成共同防御政策”。(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原文为“整体外交和安全政策”，这是因为在某些俄罗斯联邦报刊中，“common”这个词在Common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以及Comm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的名称中译做“总体的”，而不是“共同的”，因此，在缩写词中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里译者采用的是中国常用译法，下同。)问题不在于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单独的体系，而是赋予欧洲国家在解决安全问题方面的某些自主权利。主要问题是这个自主权利的程度。部分欧洲国家，首先是法国，希望得到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而另一部分欧洲国家，例如英国，仅希望得到最低限度的自主权。在自主化浪潮中，美国首先看到的是提高欧洲人对欧洲和全球安全的物质投入的手段，同时又担心离心倾向得到加强。这种离心倾向可能削弱欧洲和北美之间的向心力，并限制美国的领袖作用。因此，美国提出了一个逆向思想——组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机构，使其以北约组织“欧洲支柱”的形式同当时被视为欧盟未来“军事臂膀”的西欧联盟形成互动。

西部联盟于1948年由比利时、英国、卢森堡、荷兰和法国创建。北约组织成立后，履行西部联盟军事义务的任务就转交给了北约组织。1954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加入西部联盟之后，该组织改名为西欧联盟。在长期处于“后备”状态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期，作为建立北约组织“欧洲支柱”的可能机制，西欧联盟被重新激活。90年代初，在合并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几乎所有当时的北约组织欧洲成员(土耳其除外)都加入西欧联盟。欧盟的部分成员既是北约成员，又是西欧联盟成员;而欧盟的另一些成员晚些时候要么加入了西欧联盟，要么取得了西欧联盟非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20世纪90年代，欧洲军事政治“一体化”进程同时在北约组织、西欧联盟和欧盟体系中，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中推进。它们之间互动的一些缩影可以用以下方式描绘:欧盟和北约组织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达成了自己的原则立场;而在西欧联盟——以另一种身份出现的欧盟——范围内，这些原则被运用到工作中，并转化为现实。90年代末，西欧联盟在这方面的功能和成果被转移到了欧盟。后者从那时开始，独立从事这一范畴的工作，并直接同北约组织进行协调工作。至于西欧联盟，同1954年一样，又重新退居到“后备”状态。

在初期，特别是在对巴尔干地区一系列危机的可能反应途径进行分析的时候，摆在形成独立的“欧洲一体化”道路上的几个关于安全的基本问题变得十分明显。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潜力实际上落后于美国武装力量的水平。这首先是涉及精确制导武器，以及欧洲必须使用的航天梯队的缺乏、有限的部队重新部署能力、低下的国家武装力量协同作战能力。以适应新型作战行动为目标的武装力量改革进展得很慢。评论家确认，欧洲还保留有冷战年代形成的“依赖情绪”——指望美国来解决欧洲安全问题。同时，欧洲也缺乏承担主要责任的集体政治意愿，因为这不可避免地要求增加防御支出。某些美国评论家断言，欧洲人“不光不想为自身安全去死，而且还不愿意为安全缴钱”。因此，在初期，“欧洲一体化”形成的基础动机就是在安全领域脱离北约组织体系。

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多国作战部队”的构想，以便在北约组织和西欧联盟的庇护下履行维和和人道主义使命。最初表达出这样一个原则，这一部队可以从北约组织的基础结构中“分离出来”，而不是“独立出来”。同时，也出现了使欧洲人有可能对北约组织的行动进行监督的意见，而美国认为这些行动不适宜欧洲参与。1996年，在柏林召开的北约组织外长会议发表了一个名为《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方案规定，在取得所有北约组织成员国(自然，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同意后，可以将多国作战部队移交西欧联盟指挥，以完成维和和人道主义使命。

同时，西欧联盟范围内进行着应当由欧洲自治部队解决的任务的研究工作。1992年，在彼得斯贝格(德国)会议上，西欧联盟提出了名为“彼得尔斯堡使命”的新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了三类任务:传统的调解争端任务;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危机调解，包括预防冲突发生和强制当事各方接受和平的预防行动。后面几项任务特别重要，要完成这些任务可能需要进行军事行动。为了完成《彼得斯贝格使命》，于1993年建立了隶属于西欧联盟的6千人的法兰西—德意志共同联合兵团“欧洲军”，晚些时候加入这个联合兵团的还有来自比利时和西班牙的现役部队。

在对西欧联盟同北约组织互动研究制定构想方案的同时，欧盟自己也在加强“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基础。因此，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巩固并发展了早在马斯特里赫特就已经声明了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机制。出于这个目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使欧盟具有了新的调解国际危机的功能。这些功能使欧盟有可能通过政治决议(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授予西欧联盟全权进行调解行动。除此之外，《阿姆斯特丹条约》还规定了设立“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岗位。

在同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国际安全问题的时候，欧盟通常采用“三套车”。其组成人员有主要负责军事政治安全范畴事务的高级代表、主要负责外交方向事务的对外联络委员(欧洲委员会执行机构成员)和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外交部长(欧盟轮值主席国每6个月更替一次)。近几年来，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位由哈维尔·索拉纳担任，而对外联络委员的职位由别尼塔·费列罗·瓦尔法海尔担任。

然而在阿姆斯特丹未能克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一些实际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是否依照“欧洲一体化”原则，进行欧盟自身的、独立自主的、不需要西欧联盟作中介的安全领域行动。其中原因是，许多国家，首先是英国，坚持要保留西欧联盟在同北约组织的互动和自主的“欧洲一体化”组建过程中的“过渡”作用。英国之所以坚持这个立场，是因为它顾虑到同美国的特别亲近的“特殊关系”，担心赋予欧盟这些功能会直接导致这种自主发展到过高程度。其余国家，首先是法国，主张取消这种中间环节，把西欧联盟的职能转交给欧盟。

1998年12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法国总统让·希拉克在圣马洛(法国)举行会晤，会上英国方面撤销了反对把“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不经过西欧联盟的中转而直接转交给欧盟处理的立场。这个转折反映了新的工党政府总的哲学思想，有利于更加坚定地支持欧洲整体化的进程。这有利于加快建立“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其目的是为促进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狭义安全范围”具体化。对于安全范畴内自主的“欧洲一体化”的组建进程来说，在圣马洛签订的协议成为了分水岭。

1999年欧盟确定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总体政策的哲学观点，并通过了开始组建自身的人数达到6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决议。该部队的使命是——完成“彼得尔斯堡使命”的各项任务。同样也规定了组建欧盟武装部队首长司令部结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以及军事委员会(其成员为参加国的武装部队参谋长)。与此同时，开始了警察队伍的组建工作，以便能将其部署到危急的热点地区开展工作。

2003年，欧盟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开展了第一次实际行动。它们替换了驻扎在马其顿的北约组织的部队，这些部队从2001年开始履行维和使命，调解该国政府与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2003年，欧盟的警察军团代替了联合国派驻波西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警察部队。最终，2004年12月，欧洲的武装部队“欧洲部队”代替了执行稳定波西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任务的北约组织的“联合部队”。

在对组建自治的“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复杂进程的最终结局进行分析时，欧洲某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断言，将是“虎头蛇尾”。确实，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任务没能在2005年底之前完成，参谋指挥机构未能建立起来。甚至一些在巴尔干地区的有限军事行动也是在北约组织的支持之下才完成的。而此前，欧盟的部队已经答应独自承担这些任务。然而，欧洲的乐观主义者都指出，欧盟成功地克服了自身内部的严重分歧，克服了美国和北约组织家长式态度的影响，成功地制定出了发展安全领域自治的“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方针。由于在伊拉克危机以及美国在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单边性得到了加强，因而应该加强“欧洲一体化”自主化的进程。然而，由于各国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当前，在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中间，正在进行着一场复杂的讨论。其内容是，在以最适合的反应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带来的新挑战的条件下，在建立更广泛的全球安全体系的过程中，欧洲占领什么地位和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