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2.57%，已超过世界52.08%的平均水平。但包括李克强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所谈到的数据，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被高估，理由是超过2亿未获得城镇完整公共服务的农民工不应被计入城镇人口。35%的城镇户籍人口比重更能代表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6261万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多，2030年将有近4亿。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新型城镇化要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实现打开突破口。其中关键是放开户籍管理体制，从解决长期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入手，给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参与城镇开发的权利。对于全国人大在城镇化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脱离实际盲目造城的问题，则有必要重新研讨城镇化政策的设计，明确改革的思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引导城镇发展重点解决人的问题和城镇发展模式问题。
流动人口总体数量庞大，比例明显增长
总体数量庞大，比例明显增长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是中国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最为显著的人口现象之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仅实现了“地”的城市化，尚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但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仅从上述监测调查报告中农民工的居住情况看，就有近4成农民工既无宿舍也无住房补贴。其中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6.1%，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住房问题仅仅是个缩影，更重要的是，制度的隔离客观上强化了流动人口的地缘、乡缘、亲缘关系，加剧了社会分化，在城市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现象。进入21世纪，中国流动人口总量继续增加，流动广度和跨度日益扩大，组织形式和流动方式日趋复杂，在保持其流动性等基本特征的同时，还呈现出更多复杂的特点和动向。
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3年9月10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由1982年的687万增长到2012年的2.36亿，其中近80%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流动人口规模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增长了21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并出现一些新的变动趋向。
流动人口总量持续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步成为主体
近几年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以每年1千万的速度增长。未来30年，还将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在劳动年龄人口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占主体。
全国农民工总量（万人）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3日
新生代流动人口成为主体。2012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鲜明的年龄替代特征，即年轻的劳动力进城不断补充替换年长的劳动力回乡，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以2009年与2006年的数据相比，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13181万人增长到14533万人，增加了1352万人。其中，30岁以下年龄组由6933万人增长到8952万人，增加了2019万人；31—40岁年龄组由3888万人减少到3241万人，减少了647万人；40岁以上年龄组由2359万人，减少到2340万人；减少了19万人。如今40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民工有2340万人，而10年前30岁以上年龄组的同批农民工有2931万人，净减少591万人。31—40岁年龄组的农民工有3241万人，而10年前21—30岁年龄组的同批农民工有3603万人，净减少362万人。可见，新增的城市农民工主要来自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的补充，而30岁特别是4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逐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回流农村。这部分人不太可能再次外出，不再形成城市劳动力的供给来源。
2009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农民工市民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迫切。当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时，他们进城打工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双向流动将被进城定居逐步取代。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就业形势恶化，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与上一代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城市居民更为接近，注重体面就业机会，利益诉求更加明确，维权意识更强，渴望公平的生存发展机会。同时，流动人口内部已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中的低收入人群往往形成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受到歧视和排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流入地居民有较大差异，社会融合状况值得关注。
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21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6.5%，其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80%。
1982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的时候，人们基本上感觉不到流动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当时部分城市中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显的感觉，整个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逐渐显露出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2000年为7.9%，2005年为11.27%），而在部分城市这个比例已高达20%甚至30%以上。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的凸显，也是与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的。
流动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据2005年的调查资料，14735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找不到没有流动人口的地方。在各个省市区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区，尽管如此，流动人口在河南省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达到了2.52%。在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流动人口，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人口继续向沿海、沿江、沿线聚集，城市群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
人口流向由东南沿海单向集中向多向集中转变，新增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培育的城市群和城镇化地区。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主要集中流向东部地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和福建六省市集中了全国八成以上跨省流入人口。但这种单向集中的态势正在发生转变，由于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快，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出现人口回流。未来10年，国家重点培育的城市群和城镇化地区将是城镇新增人口的重要吸纳地，预计将吸纳一半左右的城镇新增人口。
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流向由东南沿海单向集中向多向集中转变，这是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目前，沿海轴线、欧亚大陆桥与黄河轴线、长江轴线、珠江轴线和京哈——京广铁路这五大轴线地区，集中了全国85%以上的城市，集聚人口已达10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多。中国13个较大的城市群聚集了全国65%左右的流动人口。“十二五”时期，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预计未来20年，还将有3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农民工就业区域布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集聚速度很快，服务需求超载
流动人口是一个复杂的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迅速积聚。随着流动人口的素质的不断提升，流动人口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群体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人口成分、流动目的、个体诉求多元化的新特点，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有较大差异，对城市吸纳人口造成不小的压力。
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农民工划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大多是举家外出，市民化意愿和能力都比较强；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以新生代为主，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市民化意愿较强但市民化能力较弱；第三类农民工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市民化意愿和能力都比较弱。
对第一类农民工而言，除了收入需求以外，更多地要求获得尊重、要求公平对待、要求平等权益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等。这一群体对在就业地落户、获取社会保障、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享有更多公民权利有较高要求，对农村的土地依赖性相对较小。第二类农民工是目前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渴望稳定、较高水平的收入，同时对稳定的居住场所、公共医疗服务、文化服务、计生服务、就业服务、工伤和医疗保险等也有较强的需求，对远期的养老保险服务需求意愿较弱。这一类农民工尽管不以土地为生，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对第三类农民工而言，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这类农民工的素质相对较低，外出具有一定盲目性，对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有较强的需求。
总的来看，当前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主要压力有：当人口持续向城市地区集聚，如果城市各项配套不完善或配套新增速度，跟不上人口需求速度，势必引发诸如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环卫、治安等方面的紧张。实质上，这种由于新增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带来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的现象就是“人口超载”，直接导致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严重超载，影响到城市的健康发展。
城市提供新增就业岗位压力加大
农村地区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到城市寻求新的就业机会，这就要求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能够积极吸纳这部分新增人口促进人口与产业的匹配。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就业岗位不足从根本上导致了人口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今后东部城市产业高端化趋势明显，中西部地区城市转型升级加快，积极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就业对于各地区既面临总量压力也面临结构压力。
城市管理与社会事业配套的压力加大
客观上来说，新增城市人口会增加城市管理与社会事业配套的压力。人口服务方面的工作量加大也将增加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尤其是加大城市计生保健、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人口承载压力。
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口承载压力加大
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城镇集聚，从事生产、消费、交换等经济社会活动，这对城市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承载力要求。城市人口被承载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能源设施、供排水设施、综合交通设施、邮电通信设施、环保绿化设施、防灾设施，以及社会事业领域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社会福利等配套设施。未来城镇各项基础设施的改造及新扩建任务愈加艰巨。
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城市人口数量增加需要相应的生态足迹供给，对城市空气质量、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等带来承载压力。显然，在更加注重城镇化环境质量的时代背景下，为抵消城镇化所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未来城镇化对城市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污染的综合治理、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业领域固化，教育培训缺乏
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目前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其中制造业更是以绝对的比重成为了流动人口就业最重要最集中的行业，但近年来流动人口在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
从事制造业的流动人口比重最高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制造业是吸收流动人口就业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制造业就业的农业流动人口占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左右。总的来看，一是制造业是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最重要行业。据相关调查显示，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39.6%）、批发零售业（17.9%）、住宿餐饮业（10.0%）、社会服务业（8.8%）、建筑业（5.8%），五个行业合计达82.1%。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人口占92.4%，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二是流动人口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从业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为43.8%，中部为8.6%，西部为9.9%。三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普遍只接受过基本义务教育。制造业从业的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低于全体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6年）。只有26.9%的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接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四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制造业就业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时，远高于每周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在低端制造业中，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更长，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每周工作时间长达62.8小时，意味着其单位时间收入更低。
制造业内部流动人口职业技能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
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不足
一是劳动技能整体偏低，超过八成没有任何职称。在制造业就业的流动人口中，81.8%没有任何职称，有职称的仅为18.2%。拥有职称的被访者中，25.0%并没有获得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规范认证；所拥有的职称层次较低，主要集中为初级工和中级工。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只有3.4%。流动人口拥有职称的比例低，一方面说明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的劳动技能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流动人口专业技能水平的评估机制尚未完善。
二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接受培训比例低。就业培训可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工作技能，但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中仅有21.7%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提供的工作技能培训。高端制造业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稍高于低端制造业，但最高也仅为29.3%。值得关注的是，在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在2010年受到培训的。该数据表明，近年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得到了加强。外向型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
制造业内部流动人口接受专业劳动技能培训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
金融危机后，流动人口就业从制造业向城市服务业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建筑业、批零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等均有所增长。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加强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机构、就业方式都将继续发生变化，农民工仍将继续流向工业和建筑业，但餐饮、娱乐、新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正在成为更多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选择。
收入回报不高，经济贡献很大
低廉的劳动力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长期以来处于偏低的水平，尽管近几年其收入水平有所增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同时消费支出压力大。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总体偏低
流动人口收入构成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工资收入。与城镇职工相比，大多数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流动人口所从事行业的集中性和职业分布的低端性，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2004年之前的12年中，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与当地年均20%以上的GDP增长速度相比，工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说明农民工未能很好地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
另外，流动人口的劳动强度较大。由于流动人口较多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就业，从而决定了他们要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换来一定的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而根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流动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9.54小时，平均每月休息天数为3.38天，由此他们平均每天超时劳动1.54个小时，且每个月比正常规定少休息半天左右。这样的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流动人口超时劳动且休息权利等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劳动强度仍然较大；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相关法规政策执行不力，政府以及权力机构责权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如何加强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与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将会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需要加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专栏
“80后”正逐步成为流动大军的主角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指出：“80后”正逐步成为流动大军的主角。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8年；不断向制造业集中，46.3%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产业工人，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0多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发展现状存在新问题。他们平均月收入1660元，仅在社会服务业高于其他农民工群体；家庭月生活消费支出为1441元，仍以基本的生存消费为主；每周工作至少6天，每天工作达10小时，工作压力大，劳动强度高；具有脱离农村社保体系的倾向，又没有被纳入流入地保障体系。
流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很大
随着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流动人口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限制和排斥，到如今对流动人口权益的保护，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城市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力地支援了城市建设；二是拓宽了城市的就业途径和就业范围；三是弥补岗位空缺、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是支持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五是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数量的增长与工业的进步和大量流动人口的迁入息息相关。
低收入阶层入不敷出问题严重，流动人口家庭抗风险能力弱
一是流动人口的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城镇居民。流动人口中等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65.3%，城镇居民的这一数据为74%。该数据说明，与城镇居民相比,流动人口更担心未来生活的风险，储蓄倾向更强。二是流动人口增加的收入没有转向消费，食品支出比重增大。三是低收入阶层比重过大，入不敷出情况严重。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4.5%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0元，27.0%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20%的最低收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比为1∶1.12（即入不敷出）。
各行业收入增幅差别明显，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一是行业集中度高，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在工资水平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就业的比例为21.8%，其中批发零售业17.9%；在工资水平排名后五位的行业中就业的比例为60.6%，其中制造业39.6%。批发零售业的工资水平为3274元，制造业为2196元。
二是职业间工资增幅差异较大。近年来服务业人员工资增幅较大，生产和运输工人工资增幅不高。生产和运输工人工资增幅不高的原因是劳动技能偏低，管理部门缺乏针对流动人口职业认证体系，没有建立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
三是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月平均工资水平为2600元，中部为2363元，西部为2142元，东部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上半年相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增加510元、471元、534元，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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