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第一节　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一、城市化进程与特点

从人口学的角度定义，人口城市化表现为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或者说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向城市的过程。这个人口转移的过程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发生，因此，它与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密不可分。由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与世界各国不同，所以，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也与众不同。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可谓是一波三折，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与当时我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有关，而这些选择又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有关。这种发展战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我国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人口城市化直接有关的制度安排有学者称之为“三驾马车”，即为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这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极大地影响了建国以后我国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蔡昉，2007）。

从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来看，大致上可以分为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阶段。改革前这个阶段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比较曲折，从建国初期至1957年，我国人口城市化属于健康发展的阶段；1958～1964年属于起伏波动的阶段；1965～1978年属于反城市化阶段，这一阶段，人口是逆城市化，即城镇人口的比重朝着减小的方向变化。

表6-1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编：《201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现代化进程的步入正轨而走向正常的发展轨道。1979～1995年，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稳步发展阶段；1995年至今是快速发展阶段，短短1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95年的29.04%上升到了2010年的49.68%，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是我国人口城镇化转折年，不仅此后城镇人口的相对数变化较快，更重要的是城乡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看到，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虽然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但乡村人口的总量也还在继续增长。1995年我国乡村人口数量达到了最大值8.59亿人之后，虽然乡村生育水平仍高于城市人口，但由于人口流动的加速，乡村人口的规模出现了逆转，第一次开始下降，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已经占据“半壁江山”。随着我国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流动人口加速，以及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农村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将会迅速下降。

二、流动人口现状与特点

1.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化。

在人口学上，流动人口是一个比较难以厘清的新概念。事实上，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户籍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当今意义上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现象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口径也是一再变化，不同时期的人口调查或普查对流动人口有不同的定义。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段成荣、孙玉晶，2006）。根据200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项目，流动人口是指“调查时点居住地”（调查项目R7）在本调查小区，但“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项目R6）为本乡（镇、街道）以外的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人口，这个人口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相对很少。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以后，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加速，流动人口开始进入人口学关注的视野。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加快的必然；而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也给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变迁。

表6-2　1982～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及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段成荣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表6-2给出我国学者按照统一口径对历次普查和小普查的流动人口进行调整后的数据。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迅速。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1000万增加到3700万，到2000年流动人口超过一亿。200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高达近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以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流动人口超过2.2亿。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短短30年时间里，我国流动人口翻了4番多，达到了我国空前的增长水平。

2.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是什么样的人群在流动？正如本书所强调的人口结构视角，把握了解各种人口现象的总体变化我们还必须从其结构的差异性中去观察。首先从人口自身内部结构即年龄性别结构来考察一下我国的流动人口。实际上，从宏观角度看，人口流动如同生育、死亡人口事件一样，也呈现出较稳定的年龄性别模式。图6-1展示的是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性别模式。可以看到，人口迁移流动有较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即年轻的男女性人口较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有着较高的迁移流动率。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所显示的1亿多流动人口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为1409万，占总流动人口的13.75%；15～44岁青壮年人口为7290多万，占总流动人口的71.29%，为流动人口的主体；45～64岁中老年人口为1185多万，占总人口的11.5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40多万，仅占3.34%。进一步从年龄性别结构上分析，可以看到，男女性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15～34岁。在15～19岁、20～24岁、25～29岁和30～34岁这四个年龄段上流动人口均超过各自男女总流动人口的10%，男性合计超过了男性流动人口的54%，女性则超过了60%。此外，女性流动人口较之男性流动人口分布集中度更年轻（见图6-1），如15～19岁、20～24岁以及25～29岁的女性流动人口比重均高于男性对应的年龄组，而从绝对数上看，15～24岁的女性流动人口多于男性。显然，我国流动人口与国际上流动人口一样具有很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

3.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

除了流动人口自身的年龄性别结构，我们下面考察一下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变化。20多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现出明显的不断知识化的特点。历次普查、小普查数据显示（见表6-3），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及以下学历为主，文盲和小学水平合计高达近70%，初中学历的比例为22.69%，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很少，高中学历为8.41%，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寥寥无几，仅占1.04%。

图6-1　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段成荣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一文提供基础数据推算。

从1990年起，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盲和小学人口的比例降至到了50%以下，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成为主流并超过了40%。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一直位居第一位，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与此同时，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2005年，这一比例已接近25%。全国流动人口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断上升。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比率仅为1.04%。到了2005年，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其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比例为2.21%。相反，流动人口的文盲比例迅速下降，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朝着知识水平越来越高的方向变化。

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变化，直接提升了流动人口总体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水平。从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从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学毕业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3年里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3.50年。从表6-4还可以看到，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一统计事实表明，流动人口也存在教育选择性，即农村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更倾向于流动，并不是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流动人口是“文化低素质”的群体。

表6-3　1982～2005年6周岁以上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

（%）

资料来源：同表6-2。

4.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流动人口为何流动，这一问题在历次普查或抽样中都有涉及。依据流动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流动两大类。前者是指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的人口；后者则是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口。

1990年是流动人口流动动因的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56.3%。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高达21.04%，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别占18.7%和15.1%。在经济型流动人口中，虽然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比例相对较高，为26.58%，但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合计不足36%，明显低于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比例。不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追求经济目标才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动力，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短短数年就超过了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而在社会型人口流动中，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的比例都明显下降。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经济型活动人口占主流，而其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和判断，当今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为提高生活水平追求更大的发展而流动。事实上，流动人口流动的动因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反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流动人群观念的变化。动态地观察流动因素的结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现象，准确地判断人口流动中出现的问题。

三、“污名化”的流动人口群体

自20世纪90年代，小品《超生游击队》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之后，“超生游击队”就成了流动人口的代名词，“超生”移民也成了流动人口另一形式的污名化标签。这顶帽子一戴就摘不下来了，而且还有学者和官方时不时地举出例证强化这一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认为，由于对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城市不仅没有成为限制流动人口生育的现代生活天地，反而成为他们“超生”的隐蔽所，流动人口被认为是逃避计划生育责任的群体，是“超生”现象的主体。

进入21世纪，我国成为了公认的低生育率人口之后，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生育水平依旧不“放心”。尽管西方人口学理论证明人口流动有利于人们生育观的转变和降低生育率，但是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实，官方和一些学者依旧给出案例论证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负面影响。一些研究指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呈现如下特点：计划生育率低、早婚生育及计划外怀孕生育的比重大、人工流产率高；还有研究者指出了流动妇女由于绝大多数处于生育旺盛期、流动人口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管理、存在着出于生育动机而流动的已婚育龄妇女等因素，使得流动人口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潘淑清，2001；戴鱼兵，2003；汤兆云，2005；江亦曼等，2001）。在2007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公布之后，为落实《决定》的精神，各地有关部门又开始积极寻找工作差距，由于城乡的居住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不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矛头再次指向了流动人口这个群体。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做了一项关于流动人口生育的调查，这项调查的结果被官方和媒体广泛传播使用。调查结果的内容是这样显示的：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亿，超过全国人口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1]

不可否认，正如上述统计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在当今流动人口中，随着性别构成不断均衡化，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8.47%，1990年为32.47%，到2005年进一步上升到了38.39%。育龄妇女在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意味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直接对象的规模大幅度增加。但是，这些不断增加的流动育龄妇女会成为“问题”人口，会是“超生”移民吗？遗憾的是，在有关部门眼中，流动人口再次被“问题”化、“污名”化。正如2007年年底官方权威媒体《瞭望新闻周刊》对中国计划生育进行主题报道时，配发的题为《“超生移民”管理尴尬》的文章所释放的信息那样：“只要问起当前计生最头疼的问题，各级计生干部无一例外地感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难抓。’”^[2]在有关部门和大众媒体的眼中，流动人口成了“超生”移民，成了“问题人口”。

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让我们首先重新来审视一番上述的论证或调查数据：其一，以上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代表性问题。因为这些调查多为相关部门所做，其可信度和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代表性问题。可以看到，不少研究流动人口“超生”的结论是以“个案”为依据的，或者是以选择性很强的调查对象为依据的，这样的研究根本没有代表性可言。其二，数据的使用的选择性和“误导”性问题。在上述由国家人口计划生育相关部门有关流动人口超生现象的调查中，由于调查由权威机构实施，也许我们不必对数据的来源与质量产生怀疑。但是，从公布的数据技术上看，却有不少统计数据的选择和“猫腻”。我们再来审视一下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注意在这组公布的数据中，只有“吓人”的高百分比，没有关键的分子分母总量的绝对数。因为没有这个关键的分子分母总量绝对数，仅仅依靠相对数值指标我们不可能推论出“超生”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正是如此，有关部门才会在关键的总量绝对数上“含糊其辞”，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悲剧。

事实上，在关于人口迁移流动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中，西方人口学家已经有很成熟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若干解释性理论：如适应理论（社会化、同化理论）、选择理论、中断理论（干扰理论）和分离理论^[3]。这几个主要理论的结论是，人口的流动迁移对降低生育率有积极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You and Poston（2004）使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农村非移民、农村永久性移民、乡城长期移民、乡城短期移民、城市永久性移民和城市非移民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并用多元统计对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加以控制后，得出乡村迁移人口的生育率低于农村非移民人口，但高于城市非移民人口的生育率的结论。陈卫、吴丽丽（2006）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0.95‰抽样原始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1995年之前发生迁移流动）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1995～2000年之间迁移流动）的生育率。

郭志刚教授利用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人口流动实际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全国生育水平。表6-4是按流动属性划分的分孩次的年龄别生育率统计结果，数据表明，全国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9，这不仅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水平1.41，而且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低的程度。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流动人口的各个孩次别总和生育率都是低于非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水平也都处于极低水平。此外，流动人口在各孩次上的平均生育年龄也都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在人口学上虽然时期生育水平并不等同于终身生育水平，有时时期生育率很低可能是一种非常的暂时性现象，在非常时期结束后，一般会出现较明显的补偿性生育。但是，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趋势不是一种“非常”现象，而是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的结果，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

表6-4　2005年1%人口抽样按流动属性划分的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

资料来源：郭志刚：《家庭代际关系的人口社会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度重大项目立项课题，第37页。

（注：MAC代表各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

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不可否认确有不少农村人口为生男孩而转战各地“流动”，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流动的流动动因已发生了本质变化。既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有关部门就不该再用个别案例继续“污名化”这个群体。很显然，现实中这些微不足道不影响全局水平的所谓“违法生育”现象被有关部门和媒体放大了。这里一方面表明我们在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上存在着缺陷，在认识我国各种人口现象人口问题时，缺少总体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观念，没有在差异性、多样性中把握总体，往往以偏概全，以个案推断总体，这种认识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另一方面，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为了强调突出本部门的重要性，往往会“建构”出一些“问题”来，或者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进行“小题大做”。流动人口是“超生”移民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