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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后我们必须直面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2-08-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符合中国的改革目标,符合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的趋势。加入WTO以后,特别是在过渡期我们必须下决心做好我国自身的工作,以兑现政府所做的承诺。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首先是城市化问题。加入WTO受到最严峻挑战的当属中国的法律和政府。“入世”后,中国的政府职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要还权于市场、于企业、于人民。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一国或某一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和密切结合,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它最明显的特征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参加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符合中国的改革目标,符合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的趋势。基于这一目标,中国于1987年提出“复关”并经过15年的谈判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加入WTO,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而且比1978年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意义更深远,作用更大。

加入WTO,可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可促使民主法制建设,建设法治国家;可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产品竞争力;可促使市场秩序规范,建立诚信社会;可促使生产的发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加入WTO以后,特别是在过渡期(2001—2005年)我们必须下决心做好我国自身的工作,以兑现政府所做的承诺。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有:

一、农村、农业、农民问题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80%是农民,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

首先是城市化问题。没有城市化,就不会有工业化,更不会有现代化。现在国际公认,城市化不能达到70%,非农业劳动力不能达到70%,不要谈现代化。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只有32%,非农业劳动力还只占27%,要达到两个70%,意味着今后50年,中国要有8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大城市,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让农民去大城市就业赚钱,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发展小城镇,转移农业人口,让赚钱的农民到小城镇安居乐业,享受现代文明。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要想使农民富裕,必须减少农民,这是一个宏大工程,若用20年时间完成此任务,可谓功德无量。

其次是农产品结构调整问题。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增强竞争力,否则2005年关税大幅下降,国外大宗农产品进来,中国农产品将面临无市场的风险。

第三是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关键是农民手里要有钱,否则消费不旺。

二、企业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数量、质量直接体现为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企业还是幼稚的(不强也不大)。现在的机遇是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可多办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以扩大就业。还可利用这一优势,吸引海外跨国公司来中国办厂,既扩大就业,又增加税收。但最紧要的还是要培养中国的企业家。全社会要营造一种鼓励冒险、创新的氛围,保护创造型人才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以练就他们的真本领,使企业家阶层真正出现。

三、法律和政府职能转换问题

加入WTO受到最严峻挑战的当属中国的法律和政府。因为今后我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受WTO规则的约束。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就是WTO规则,没有健全的法制是绝对不行的。这方面,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首先是立法的范围很不全面。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市场法》,没有统一的《企业法》。

其次是立法的程序不对。现存许多法律都是有主管部门负责订立,部门权利利益的痕迹往往十分明显,这需要在专门立法机关组织下重新修改或订立。

再次是法律的内容一般都比较抽象,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加上司法执法制度方面的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以及维护部门和地方的利益而违反法律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最后是缺乏立法与具体法律的遵守实施,而且对法律的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松弛性(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冈纳·谬尔达尔语)。

我国原来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层级制社会,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来管理,缺乏现代管理的理念,而且政企不分,政府是个万能的部门,什么都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从而形成了一种怪现象:一讲管理精神百倍,一谈服务则心灰意懒。对权利,当仁不让;对责任则踢皮球绕着走。

“入世”后,中国的政府职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要还权于市场、于企业、于人民。因而政府要一心一意当好教练员,要充分发挥好五个职能,即调控、培育(市场)、维护(秩序)、监督、服务职能。

四、社会信用问题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就是讲信用的经济。目前,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然而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都在有意、无意地损害着这种稀缺资源。各种不讲信用的黑幕丑闻不断,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起以信用为核心的游戏规则。在中国加入WTO的近几年,必须加强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建设,树立讲信用为荣,不讲究信用为耻,人人都讲信用的观念,提高全社会的信用程度,建立诚信社会。

五、市场秩序问题

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远远不能适应WTO要求的。现在的市场秩序到底混乱到什么程度?用一句顺口溜概括就是:假冒伪劣猖獗,坑蒙拐骗横行,欠账烂账有理,虚假广告遍地。

不诚实,搞欺骗,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假冒伪劣充斥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钞票……可以说,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过假货的侵害。林肯有一名言:“你可以在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能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现实情况则是,骗了一次两次,不可能骗三次四次,骗了中国人,不可能再骗外国人。这种不诚实、欺诈行为对我们社会造成的危害甚大!如果再不痛下决心,还把脓疮当宝贝,不对它们宣战、不与它们决裂,仍然轻描淡写地、似是而非地、貌似公正地说两句,那么欺骗和不诚实行为就会成为我国的一种顽疾或不良传统,就会成为阻碍中国前进、进步的绊脚石。在加入WTO的良机下,中国人应警醒,应拿出披荆斩棘、斩草除根的勇气同不诚实、搞欺骗的顽疾作斗争并彻底决裂。

六、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排斥外地企业、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对本地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不闻不问,司法机关袒护本地企业是其典型特征。在经济发展上靠保护主义政策在短期内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却扭曲了资源配置,牺牲了效率,不利于培养民族产业和企业的独立竞争力。再从今日加入WTO来看,它则成了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颗毒瘤,一日不摘除,中国的产业就无法走向国际化。所以对于这种权宜之计、战术措施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就要坚决铲除。

七、失业问题

虽然说,入世后将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94个百分点,这将意味着我国增加2000多亿元的产值和1400~15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由于入世后我国要进行结构调整,面对高质量的外国产品的竞争,许多大中型企业越来越难以保住目前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其经营规模可能要逐渐萎缩,并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宣告破产,结果必然是更多的人失业。

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据统计: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千分之十以下,每年生育人口1200余万,计划生育漏洞必须堵住)。其次则要发展经济。现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广开就业渠道以及提高社会服务化技术水平,既可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能保障一定程度剩余人口的充分就业

这就需要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不健全、保障基金还不庞大,一旦失业,基本的生活、医疗和养老等都失去必要的保证。家庭、社会、政府部门对失业的承受能力都还比较脆弱。因而在入世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社会安全网就成了当务之急。是否可以把公款吃喝的上千亿,公车消费的上千亿节约一部分投入到社会保障基金中去?这值得我们深思。

八、讲真话问题

可以说,务虚、不讲真话,是造成我国国力虚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讲真话,本来是一件非常正常、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又为何这样难呢?这有其历史原因。经历过反右派文革的人至今心有余悸,这是一种特殊年代里留下的特殊产物。林彪在“文革”中曾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行动上更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在特殊年代由于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故延续至今,说假话的风气日盛一日。

说假话更多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权责制约的失衡。假如上市企业造假一定受到应有的惩罚,它造假的勇气就不会大;假如官员面对的是选举他的百姓,他就不会伪造政绩。这说明讲真话社会氛围的形成还需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用制度来约束。

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都提出要讲真话。把讲真话当作检验党性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入世后的今天,我们确实到了应该大声疾呼,特别是努力建设讲真话的社会环境。唯有讲真话,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才有希望。否则,民气不伸,正义不张,要想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秩序是不可能的。

九、人才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将是决定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将展开一场不分地域国界、不讲交情同盟的人才争夺战,中国人才将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为此,我国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及十二年教育,让广大青年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其次,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动员社会力量、企业、个人对教育的投入,尽可能让更多的有志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如果通过教育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中国将强大无比,无人能敌。

十、党风和社会道德风气问题

党风、社会道德风气的根本好转,关键在干部、在官德。荀子曾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善言,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尽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腐败分子就是国妖。共和国高悬照妖镜,共和国高举斩妖剑。

在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腐败这一恶魔紧紧地缠住了我们。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危害之烈,均超出了我们的精神承受力。为此,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发出雷霆之声:“在党内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说:“可以说,在今日中国,能够打倒共产党的势力只有共产党自己,而共产党自己打倒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腐败。可以说腐败,特别是纵容腐败就是自掘坟墓,它将是政府丧失所有人的支持,包括腐败分子在内。”因而每一个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都应积极去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作斗争,以良好的社会风尚、精神面貌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参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中去。

200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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