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阶层认同与社会稳定

一、主观阶层认同的内涵

（一）何谓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意识是与社会分层相联系的一种主观意识，即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其基础不仅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还与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相关。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反映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对特定阶层产生的归属感^[1]。

阶层意识不同于阶级意识。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阶级意识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或者说就是对这种占有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主观认识。奥索夫斯基以另一种方式揭示了阶层意识与阶级或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们在社会不平等结构的认知上倾向于阶梯式的分层模式而非两级对立的阶级模式的话，则表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居于中间阶级／阶层位置上。刘欣^[2]据此做了一个反向引申：当大多数成员认同中间阶层时，他们所处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不太可能是两级对立的。按照这种逻辑，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如果大多数成员的阶层认同不是中间阶层，那就意味着他们所处的阶级或阶层结构具有两极对立的可能性。刘欣在对武汉的一项调查发现被调查者认同中等偏下阶层的比例明显偏高，并因此判断，中国城市社会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对人们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及其变迁状况进行考察，是把握社会分化和潜在社会冲突状况的重要路径。陈光金在文章中指出，直到2011年，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仍然达到48．9%。从上述理论分析看，社会阶层认同偏低与社会矛盾冲突多发并存，不是偶然的。一个社会中近乎一半的人自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或下层，这无疑是不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隐患^[3]。

（二）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

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对主观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有着一定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的客观因素，包括收入水平、教育水平、职业、性别、年龄、权力、资源和财富占有水平等^[4]。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的阶层认同的影响有所不同。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的阶级认同很少受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80年代，收入是阶级认同的最显著影响因素之一；90年代，教育、职业和收入对阶级认同有显著影响。在美国，职业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人们如何评价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不同的研究显示，教育和收入是比职业更加重要的阶级认同预测因素。在英国、美国和挪威进行的几项研究发现，教育是影响社会阶级认同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和希腊，一个人的收入越高，就越可能认同于中产阶级。另外，经验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年龄增长会提高认同于较高阶级的概率。年龄大常常意味着更好的经济状况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至于性别因素的影响则不确定。一般而言，男性与女性的阶级认同差异，在西方国家并不显著^[5]。在国内的研究中，被识别出来的影响阶层认同的客观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资源和财富占有水平、地区／城乡分布、户籍、工作单位性质、权力占有状况被认为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重要影响^[6]。马什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权力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刘欣对武汉市的研究甚至发现，权力是仅次于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职业则不具有重要性。

除了诸多客观因素会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主观因素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公平感、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对未来的生活境遇的预期等。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被调查者对自己在最近一个时期（一般是最近五年）的生活水平升降状况，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对父辈社会阶层地位的评价，也被当作影响被调查者自己的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7]。

二、各阶层民众社会分层认同的分布现状

（一）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

张翼在《北京日报》的一篇前沿调查中，使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完成的“中国社会调查数据”，从不同维度比较中国当前农民阶层、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结构变化状况，发现了“农民阶层缩小，白领阶层扩张”这一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大趋势^[8]。

当前农民阶层的人数所占百分比为42．8%左右，城市蓝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34．7%左右，城市白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22．5%左右。农民阶层的人数占比降低的主要原因有教育扩张、城市化加速及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中国蓝领阶层的人数占比增高，主要因为第二、三产业的扩张，在每年新创造的劳动需求中，大约有30%的用工需求来自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白领阶层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自1999年开始扩招起，到2010年7月，大约有5　000万左右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毕业生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这大大提高了白领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

中国当前的最大特色，就是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转化。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以农村社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国家——而城市化所产生的动力，还会继续缩小农民阶层的人口比重，也会继续扩张工人阶层的人口比重，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阶层认同结构的变化

张翼发现，相对收入变化状况对主观阶层认同有重要影响^[9]。调查发现：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就会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较高。所以，在客观阶层分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三个变量——“教育”“职业”“收入”中，只有“收入”这个变量才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而稳定的解释力——这是发展中社会易于理解的问题——毕竟，收入的改善可以直接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低于城镇居民，但由于在“过去五年”其相对收入有了较为显著的增长——农业税的免除、粮食直补的给付，以及其他多予少取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整个农村居民在主观阶层认同上，比城镇居民更为积极。

（三）客观阶层分布与主观阶层认同分布变化不同步

学者陈光金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1年、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的四次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SS）数据的分析，得到中国客观阶层分布与主观阶层认同分布变化不同步的结论^[10]。

陈光金在其文章中指出，用平均指标衡量的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也随之不断提升；而且，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甚至全球化的影响下，以职业地位测量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在持续的分化中呈现出一种向上发展的态势，处于下层和中下层的职业地位群体规模缩小，而处于中层、中上层甚至上层的职业地位群体的规模则相应有所扩张。因此，他用职业群体来衡量所谓“客观”的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结构。

陈光金发现，以职业群体为指标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出现高级化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与职业结构“趋高级化”紧密相联。在表4－1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职业阶层在全部被调查者中所占比重合计从2001年的9．3%上升到2011年的15．1%，十年中增加了5．8个百分点，增幅为62．4%。同期，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所占比重合计增加5．7个百分点，增幅为39．9%；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合计减少12．2个百分点，减幅为19．6%。

表4－1　2001—2011年中国社会职业阶层结构（%）

资料来源：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全国抽样问卷调查；其余三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综合社会调查研究”课题组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SS）。

然而，陈光金发现人们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变化趋势。从表4－2中可以看到，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在2006年调查中，主观认同于上层、中上层和中层的被调查者比重分别下降了78．9%、50%和19．2%，总计下降14．4个百分点，而主观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被访者比重分别上升了25．1%和47．5%，合计上升了14．3个百分点。不过，2008年的调查数据表明，相对于2006年的调查结果，认同中等及以上地位的被调查者比重有所上升，而认同下等地位者所占比重则有所下降。这种趋势在2011年的调查继续存在，主要是认同下等者的比重减少，认同中等者的比重上升。

表4－2　2001—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主观经济社会地位认同分布结构

资料来源：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全国抽样问卷调查；其余三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综合社会调查研究”课题组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SS）。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发现，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分布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浅底“U”形变动趋势。但是，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的变化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在浅底“U”形曲线左端下降更多，而在该曲线右端上升较慢。

从国际上看，人们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曲线，一般都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阶层结构向上调整而不断上扬。例如，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被调查者的阶层认同比重则分别为上层占2．9%，中层（含中上）占47．0%，工人阶级占10．6%，下层占4．3%，多样化认同者占7．7%，不做自我认同的占27．5%；1975年，认同贫困阶层的占7．6%；认同工人阶级的占36．6%，认同中层的占43．3%，认同中上层的占8．2%，认同上层的占1．0%，还有3．3%的人的认同选择超出这五个类别；1979年，美国社会的地位认同分布结构为：上层占1．9%，中上层占15．7%，中层占60．7%，中下层占17．4%，下层占3．6%。在日本，1955年时，大约6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上”和“下下”层；而到1975年，已有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1975—1995年日本社会的“中产”认同比例稳定在75%左右。日本社会“中产”认同比例如此高，甚至被日本学界视为“过度中产归属”。显然，与美国和日本社会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结构变化趋势相比，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主观认同阶层分布结构变动趋势颇有不同。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但中层及以上认同的比重到2011年时仅为51．2%，而在大抵同样长的时期中，美国社会的中层及以上认同的比重达到78．3%，日本社会光是中层认同比例就达到75%，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主观认同阶层结构不仅在变动趋势上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明显呈现出整体认同结构水平显著偏低的特点。

三、阶层认同下移的机制和对策

（一）阶层认同下移的解释机制

1．相对收入变化状况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11]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斯托弗（Stouffer）等人提出，后经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就是相对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默顿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这种剥夺因为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比，而是与某一变量相比而产生的，因此是相对的，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自己的过去。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革命。相对剥夺感往往产生于相对剥夺地位，后者指的是某一个人或社会群体与同一社会的其他成员或者群体相比较，所处的对有价资源占有较少或不占有的状态。

张翼^[12]通过分析2008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发现：“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状况”的自我评定，以及被访问者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预期上升的感觉”是两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变量，都对被访问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就是说，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得越高，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改善状况的预期越强，人们对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就越高。这就是说，不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过去生活水平的改善，及其对未来生活水平改善状况的预期，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预测意义。

2．转型期的生存焦虑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13]

陈光金在文章中用“生存焦虑”来解释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认同曲线趋势。中国正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之中，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社会体制和政策安排的快速变革。这种急剧转型的过程，对每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身份、地位、机会和资源结构等都有影响，不仅影响人们的生存发展机遇，也不断重塑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经济社会情境。目前，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情势的不确定的变化，却会或者阻碍人们上升发展潜力的实现，或者威胁人们已经实现的潜力，这会让不满意度或者忧虑感上升。另外，中国的改革往往不是系统地、整体地推进，而是局部地、渐进地进行的，以致同样职业群体内部，也会出现分化。例如，即便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成员，如果置身于非强势部门，往往也会面临实际社会经济地位缩水的尴尬困局。所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势和因素汇聚在一起，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造就了一种普遍焦虑的社会情绪。现代社会对于社会分层的集体想象往往是这样的，即对于中层及以上的社会阶层来说，生活即便不是富有的，也可以说得上是富足和稳定可靠的。而现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可以预期，处于这种境况下，人们会倾向于低估其社会经济地位。应该说，一些具有此等内涵的社会情势变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发生，但它们的社会后果则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凸显起来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基本民生却面临日益加重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挑战，这确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作为应对措施，进入“十一五”规划时期以来，政府加大了改善民生的工作力度，起到了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和生存焦虑的作用。

3．“参照系”的改变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14]

学者高勇在研究中发现，阶层地位认同的基础“参照系”从单位类型等共同体归属转换为个体对于市场机遇的占有，是主观阶层认同下移的最主要原因。在这种“参照系”变动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变迁背景，即社会利益关系的市场化趋向。学者李路路认为，“利益关系市场化”与“社会结构阶层化”构成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群体矛盾和冲突的基本特征，人们的“市场地位”而非“身份地位”将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而市场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兼具交易性和对抗性。正是在这样的利益关系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开始裂变，群体关系结构发生变革。

中国转型背景下的利益关系市场化，一度形成了利益关系的“单向度市场化”，单位的社会职能被剥离出去，演化为纯粹的经济组织，个体的福利待遇和基本安全感都要从市场获取。在此背景下，决定地位层级认同的主导因素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人们在各种具体的社会共同体中的感受，而是如韦伯所言的，“在商品或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得到表现的“占用货物或收入机会”的“市场机遇”。

社会运行机制的改变迫使社会成员必须在整体社会的市场机遇结构中看待自己的位置，从收入等市场要素角度来看待社会地位被视为理所当然。所处的共同体如何，以及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感受如何，都逐渐成为次要的影响因素。一旦地位层级认同的基础转变为整体社会中市场机遇的分配，原来建立在社会单元归属基础上的“中层认同”趋向就会开始瓦解。

以收入等经济属性为基础的地位认同“参照系”将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参照系没有具体边界；第二，参照系变动不居；第三，参照系中的不平等感知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以上这些特点，使得新的“中层认同”很难建立起来。正是这种“参照系”的变化，导致不仅低收入者的地位认知会出现下降，甚至中等收入者和部分高收入者的地位认知也出现了下降；也正是因为“参照系”的上述变化，才产生了经济条件的改善与社会地位感知的下移并行不悖的现象。

（二）提升社会中层认同的策略

从宏观目标上说，中国必须作出充分努力，改变近半数的人自我认同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格局，显著提升至少是社会中层认同的比重，大幅度降低中下层和下层认同的比重，对于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基本路径上说，一方面，要充分关照客观存在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民众的民生改善，向他们开放发展的机会结构，使他们摆脱没有希望、无可奈何的心态，最大程度地降低过大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造成的社会不公平感，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种“相对剥夺”意识；另一方面，更要从整体上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扩大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参与，最大限度地消减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减少在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中广泛存在的“生存焦虑”感^[15]。

从主要措施上说，要真正有效地落实目前提出的各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居民就业促进和收入增长政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政策、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和公民参与的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在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的基础上加快提高统筹层次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障水平。

要想在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建立起新的阶层地位“中层认同”，仅依靠进一步提升个体收入虽然必要，但远远不够。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构建起个体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归属感和认同，并逐渐将主观阶层认同的基础再次扎根于此。市场化转型并不必然带来主观阶层认同的下降，只要能够与此同时建构起新的社会归属与认同，新的“中层认同”就可以得以重建。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提升收入和福利，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认同，这也许应该是当下进行的“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