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

在人类各种社会形态中，不平等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即使发展到现代社会，各国一直致力于保障社会平等的政策也未能改变残酷的现实。也许不平等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好比学位也有等级之分。尽管我们试图通过提供学位来促进社会公平，实际上学位正在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教育政策分析报告中分析了高等教育回报率，报告认为：工资差距，特别是人们因接受高等教育而增加的收益，是市场激励个人去发展和保持一定程度技能的一种方式。由此，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包括个人持有或发展的技能。通常情况下，人们通过教育或培训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回报，这种回报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收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人力资本增长带来的收益越高，为获得较高技能和生产率而付出的投资的回报就越高。该组织还以成员国为例，认为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与就业保障显著高于未经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我国情形也如此，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教育收益率反映日益明显。李元春分析劳动社保部2000年数据计算得出，高中、大专、大学、硕士学历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0．24，0．37，0．28，0．21。（李元春，2003：41-43）李实和丁赛对1990—1999年间我国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变化进行了经验估计，发现10年间上升了近3倍。（李实、丁赛，2003）黄国华分析了9省调查数据，发现高等教育从1989年的“不明显”变为2000年的11%左右。（黄国华，2006：70-76）《职业杂志》2005年高校毕业生起薪调查发现，大中专1 500～2 100元、本科2 000～2 800元、硕士3 500～4 300元、博士3 200～3 800元、MBA 8 000～10 000元。《2006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薪酬调查报告》显示：起点工资高职生1 055．02元、专科生1 127．45元、本科生1 885．9元、硕士生3 561．44元、博士生4 604．78元。2006年上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及就业调查报告课题组发现，从专科到博士收入递增的梯次明显，在历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中，博士高出专科近一倍。显而易见，不同学位（学历）水平的个人收益率已拉开差距。

以上研究显示了学位在经济回报收益率上的作用。在其他资产的分配上，学位也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把资产分为7类，见表1．1。

表1．1　戴维·格伦斯基资产分类表

（戴维·格伦斯基，2005：3）

依照格伦斯基的分类，学位在政治、文化、社会、荣誉、公民、个人等类别均发挥作用。学位赋予个体知识，它与职业相联系，产生特定的职业群体，形成不同的消费能力、政治主张、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即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尽管以学位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不是阶层形成的根本原因，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早在1927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已经注意到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影响，他在《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潘懋元，2001：26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家主要从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两大流派来解释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他们提出，个人的先赋因素（以家庭背景为主要指标）和获致因素（以教育文凭为主要指标）是影响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先赋因素是先天存在的，不以个人努力为转移；获致因素则是后天通过努力获得的。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关键，学校通过培养经过训练的劳动者来维持社会制度的平衡。冲突主义认为，学校是获得特殊身份文化的场所，教育成为文化选择的手段。功能主义的解释掩盖了教育卷入社会利益争夺的事实，而冲突主义则关注社会群体如何利用教育来取得或保持自身利益。虽然两派在研究方法上有分歧，但它们都承认教育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学位则是教育这个宝塔的塔顶，它关系到社会上层的形成和利益维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获得学位从来就是少数人的权力。从中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位获得者成为欧美洲的政治贵族、宗教贵族和文化贵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位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桥梁。“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样的心态是我国知识稀缺时代对学位功能的一种夸张反映。它强调学位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敲门砖，通过一生的努力让社会底层的人们看到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在中世纪的欧洲，学位授予仪式结束后，学位获得者要举行盛大的宴会以示庆祝，类似我国科举及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它意味着当事人可以进入教师社团或教会上层，成为更多资源的获得者。从索罗金开始，社会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根据职业分类来统计出身不同阶层的学生所占的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詹金斯（Hester Jenkins）和琼斯（D．Caradog Jones）开始使用比较父子职业百分比的研究方法，设置了父亲的职业、本人的职业、所读的中学、大学的学业记录、离校后的事业五个变量来研究一个较长历史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他们从1752—1900年所有男学生记录中抽取1 500个样本，与1937—1938年剑桥大学教师对“大学教育与商业”的数据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职业流动相对有限，职业流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学学习而从事神职；20世纪后，来自不同阶层的后代进行商业和行政领域的比例增长较快。（Hester Jenkins，D．Caradog Jones，1950：93-116）哈尔西（A．H．Halsey）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采用路径分析法研究了1972年6 700个牛津大学和全国的男性样本，认为教育对职业的分布发挥重大影响。（哈尔西，1989：142-146）在提倡平等的民主社会，削弱先赋因素（家庭背景），展现获致因素（教育）已是大势所趋。虽然我们悲观地说学位也在制造新的不平等，但相对先赋因素而言，学位这类获致因素具有开放性和公平性，公平的核心体现为获得学位机会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