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

和谐社会的建构: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社会稳定的另一种解析

肖荣春　　邱新有

问题的提出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信息稳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信息不稳定将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秩序。以2000年震惊全国的“江西省丰城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当地基层政府强行禁止一本叫做《减负手册》的小册子,然而这种过度控制信息的行为更加引起了当地民众对信息的需求,长期信息“饥饿”的人们竞相购买这本小册子,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结果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江西丰城8·16事件”。“江西丰城8·16事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信息“饥荒”下信息的瞬时超量供给——信息的不稳定将严重冲击社会稳定。刚刚打开信息的水龙头,其来势就像是在堤坝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而不像是轻轻地拧开水龙头,如何控制流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1]。

信息低量或许可以暂时确保政治稳定,但长期的信息低量会导致信息贫困,表面上的超稳定恰恰是政治危机的前夜,而信息超量也会导致信息污染,给政治稳定带来严重威胁^[2]。信息在社会中的合理流动,已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信息不稳定会严重冲击稳定的政治秩序,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信息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它的适时、适量供给对于维系稳定的政治局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信息稳定不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决定因素,但是它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对于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的互动关系也很值得我们探讨。

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

笔者认为,要研究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首先很有必要对信息稳定概念进行合理的界定。信息传播活动是人类复杂的活动之一,它一方面给整个社会带来许多正面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作用。笔者认为,追求信息稳定是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首要宗旨。信息稳定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信息适时、适量地在整个社会中合理地流动,并与整个社会信息需求相协调。它的常态是信息的流动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信息稳定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信息结构的稳定与信息流量的稳定。

一、信息结构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

信息结构稳定是指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传播媒介提供的正面、负面、中立信息的比例应该与社会相适应。“报喜不报忧”仍是当前大众传媒对于农村社会情况报道的一个突出问题。大众传媒为当今农村描绘了一幅形势一片大好的景象,对于农村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却鲜为人知。被过度正面信息动员起来的农民受众的社会期望迅速膨胀,然而正面信息过度供给造成的社会期望过高显然不满足人们的需求,使得许多农民受众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对传媒提供的信息缺乏应有的信任感。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其“J型曲线理论”中指出,当人们的期望和要求在社会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或者社会提供的满足程度低于期望的要求,人们在期望受挫的心态下就会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构成引发社会暴力行为的心理基础^[3]。由此可见,正面信息过度动员而产生的过高的社会期望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正面信息的过度供给,使农民受众对负面信息难以产生“免疫力”,使得农民受众在面对负面信息时显得较为脆弱,进而给农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受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信息接受的弱势群体,其接受负面信息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非常有限。反思已发生的几次农民与基层政府冲突的事件,不难看出,由于生活在过度正面信息中的农民受众很容易被负面信息“激怒”。著名传播学者威廉·麦奎尔的“防疫论”认为,增强受众的反面信息免疫力的一种方法是接种法,是通过对接受者的预存立场和所持的正面观点加以轻微的攻击或驳斥来达到抵制反面信息的一种方法。由此可见适量的负面信息的提供有利于增强农民受众的信息“免疫力”^[4]。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种牛痘”观点,他的核心思想是,在新闻宣传中,适当地提供一些反面信息,要比单纯提供正面信息更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说,“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5]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种牛痘”观点对于当今我们如何处理正负信息的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信息意识日益浓厚,信息需求日益强烈,所需信息的内容和方式也正日益多元化。他们不仅需要来自各方的“赞歌”,也迫切想听一听多种不同的声音^[6]。学者张国良、廖圣清在《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受众对各种性质的信息持均衡态度,即不偏好或兼好正面和负面信息,其次是偏好负面信息,最低比例是偏好正面信息(见表1)^[7]。

表1:受众对信息性质的偏好

由此可以看出,负面信息的需求也是当今受众重要的信息需求之一。如果大众传媒过分地控制负面信息的供给显然是难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传媒以较好的心态合理地提供负面信息,对于增强受众信息“免疫力”、满足受众信息需求都有很大意义。

综上所述,信息结构是否稳定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负面信息提供得越多,农村社会就越稳定,也不能说负面信息提供得越少,农村社会就越不稳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负面信息的合理供给使农民受众产生信息“免疫力”,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动态的稳定。

二、信息流量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

信息流量稳定是指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传播媒介提供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与整个社会发展相协调。信息的适时、适量供给是信息流量稳定的常态。本文开篇提到的“江西丰城8·16事件”,就是由于信息的瞬时超量供给引发的恶性冲突;又如2003年江西定南“人民日报遭扣压”事件,当地基层政府强行封锁信息,反而刺激信息需求的反弹,导致一系列矛盾冲突。这些事件正说明,信息流量是否稳定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

信息的超量供给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我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无线或有线电视网络和广播电话系统,有的农村地区还能收看国外的一些电视频道,甚至网络也介入农村社会生活。大众传媒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信息的巨量生产和超量供给正给农村社会带来新的冲击(这与当今农村信息贫乏的观点并不矛盾)。令人深思的是,信息的超量供给正“挑战”着农民受众的信息承受能力。信息供给量的增大,使得公众获得的信息量增多,公众社会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也越大。一旦信息在社会间的流动超出了社会的需求,社会机制将难以负荷。在过量信息的冲击下,社会将产生恐慌和不安,或者对过量信息所反映的现实产生冷漠感和逆反心理,而这种冷漠感和逆反心理则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8]。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在农村社会中的普及,这种冲击将会更大。互联网有着整体互动性、共时性、开放性和跨地域性等特点,这都使得信息在农村社会的大量供给和迅速流动成为可能。传统的社会控制也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有的社会控制力将会受到严重的削弱。在网络中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传者和受者,由于网络社会中“把关人”功能的弱化,传者和受者的双重角色已经成为可能,即传者和受者在网络中的角色会不断转换,一个人既可能是传者,也可能是受者。许多不良的信息也将在网络中流动,这对目前缺乏较好信息素养的农民受众将是很大的冲击。这也使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受到极大的挑战,进而冲击社会稳定。

信息的低量供给也将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有些观点认为,严格控制信息的供给有利于阻止不良信息在社会间的流动,营造稳定的局面。其实,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在经历SARS疫情之后,我国政府就有深刻的体会,信息的过度控制使得谣言有机可乘,各种谣言不胫而走,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有关SARS疫情信息全面公开后,疫情和各种谣言才得到有效控制。由此可以看出,在政府传播过程中,因政府占有权威信息源的优势使得媒体被动传播以形成信息控制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媒介面临“控制”的压力,而失去了原有的传播信息的主动性^[9]。一旦对信息进行过度控制,就使得真实信息非常有限地在社会中流动,难以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并且许多失实信息也容易乘虚而入,造成社会的不安与猜忌,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

政治过度控制必然使信息流通不畅,信息流量减少,社会处于信息饥渴状态。然而,信息越短缺,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就越强烈。^[10]在这种情况下,超稳定的社会状态也并不是稳若泰山、静如真空:即使一点点信息,也会被社会吸纳,进而在社会上产生猜测和忧虑;而微小的社会变动,就会引起社会原有结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分解。^[11]信息低量供给下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稳定状态,其实它是一种超稳定,是不稳定的前奏。在这种超稳定的状态下,许多矛盾冲突和不稳定因素聚集其中,一旦有导火线,矛盾冲突将一触即发,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危机。目前,农村社会许多有用信息的低量供给状况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不及时保证信息的合理供给,将给整个农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信息的超速供给也将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特别是信息饥饿下的信息瞬时超速供给。一旦信息处于真空状态下,传播口径突然增大,信息就像决堤的洪水,来势凶猛难以控制,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目前,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传播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一方面有利于信息的合理供给,但同时也给信息超速供给提供了条件,信息在社会中流动的速度也将大为提高。

但是,如果农村社会信息流通的速度超出了社会承受的阈限,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这并不是说信息的流通速度越慢越好,也不是说信息流通越快越好。信息流通的速度应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信息流通速度也不尽相同。它也应该与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的信息需求和理解接受能力相适应。民主社会对信息流通速度的要求要明显高于专制统治社会。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只有保证一定的信息流通速度才能使公众有充分的表达空间和机会,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保持合理的信息流通速度对于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有着很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信息流量是否稳定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信息供给越多越好,信息供给越少越好,或者说信息流通的速度越快越好。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信息的供给量和流通速度应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保持信息流量稳定将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信息不稳定的负面效应

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了农村信息的传播条件。这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地区充分发挥信息传播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供给的不稳定,难以满足人们对有用信息的均衡需求,引发人们瞬时的“过度”社会参与,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信息社会,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与传统科层制相适应的纵向信息交流方式,实现了信息的多节点、多平面交互流动。信息流动方式的这种改变,不但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也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与企业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12]信息不稳定将冲击整个社会系统,削弱社会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

一、引发瞬时“过度”的社会参与(社会参与失控)

农村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同样的,信息在农村社会的流动也应该是一个持续均衡的过程。然而,信息不稳定状态下,信息稳定结构和流量的失范导致了公众社会参与的非常态方式。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一方面有用信息严重缺乏,但另一方面,信息超量供给,大量无用信息充斥其中,信息污染严重。这使得农村信息传播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农民受众很难在“海量”的信息中充分受益,撷取对自身有用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农村生产发展信息的严重缺乏,使得许多农民受众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拉扎斯菲尔德在其1944年出版的《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到媒介传播的一种影响模式——活化。活化是指政治传播活动可以激发隐藏的政治倾向。^[13]信息不稳定状态下的活化通常是过度的,与信息无利益相关的群体也将被激发起来。信息不稳定状态下的非常态信息传播将引发瞬时过度的社会参与。

长期生活在有用信息缺乏的环境下,对信息需求的强度要比信息均衡供给状态下高得多。一旦有信息涉入的口径,公众的信息需求就会得到极大的刺激,迅速“吮吸”信息。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十分饥饿的人突然看到食品,迅速大量进食,很容易被瞬时超量的食物噎住或引起消化不良。因此,人们对瞬时超量供给的信息一时很难“消化”。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公众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但是,一旦信息真空的状态突然摄入超量的信息,公众社会参与的热情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的政治神经受到突然的刺激将在短时间内“亢奋”起来。集群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大为提高,给政治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公众瞬时的“过度”的社会参与使得现有的社会机制一时难以重负。再者,公众的表达机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畸变,原本“不合理”的行为迅速被公众的集群行为误认为“合理”,矛盾也将一触即发。

在公众瞬时“过度”的社会参与情况下,各种利益集团将纷纷提出他们的利益要求,许多原本处于沉默观望状态的人也将被激发起来。以2000年“江西丰城8·16事件”为例,由于利益的刺激,矛盾的触发,原本在农村社会事务中处于不活跃状态下的妇女、老人也纷纷参与到事件当中。然而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常常是互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体制很难在短时间内较好地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协调各方利益。由“江西丰城8·16事件”可以看出,当各方利益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妥善协调时,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将大为提高。在公众瞬时“过度”参与的冲击下,社会政治制度在短时间内很难疏导公众瞬时猛增的参与希望和协调利益的要求。这将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挑战和冲击。

二、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

在民主社会中,信息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中应该有公平合理的分配。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承担传播信息的重要功能。信息本身的定义来源于信息的生产结构,换句话说,外在的社会力量在制导着信息。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观察信息传播系统,传播者要实现最优化的传播目的就要实施生产信息、分配信息、发布信息、传递信息和接受信息的系统工程。多种复杂的传播关系是由不同的社会行为者包括传播媒介产品的制作者、资助者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从功能上讲,信息传播活动的形式是穿越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进行对话、沟通和调解。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在任何世界里,总是存在着试图安置正统区分观点、企图建构群体的各种象征权力之间的冲突。象征权力在这个意思上,是一种‘建造世界’的权力。”象征权力是通过诸如文字、图像等符号形式的社会交换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而信息的传播和信息在社会成员间的合理流动正是象征权力的标签。^[14]信息不稳定状态下,信息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合理分配,使得部分社会群体丧失象征权力,即丧失“建造世界”的权力,将导致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对话、沟通和调解的机制也将失效,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

维纳把社会看做是一个传播和控制的系统。“任何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内稳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信息传播作为一种组织化机制,不仅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而且是任何团体组织赖以存在的纽带。^[15]由此可见,信息传播在维持社会系统内稳性、调节社会关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维纳还认为,“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16]其实在这里他是把信息的传播看做社会的神经系统。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信息不稳定状态下的信息在社会的不合理流动将引发社会神经系统的紊乱,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

信息不稳定情况下,必然导致信息分化,使得信息资源在各社会成员分配中失衡,出现信息不公或信息不平等现象。这种信息不公或信息不平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实质上是经济关系的不平等。这种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很可能导致社会体系中新的阶层、新的阶级或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进而成为社会信息化条件下新的社会冲突的原因或根源。^[17]由于信息不稳定状态下,信息资源在社会分配中失衡,必然产生“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贫困者”或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就更可能在内心深处形成某种相对社会剥夺感,进而可能对整个社会体制或“信息富有者”产生敌视感,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冲击社会稳定。

信息不稳定引发的负面效应在这里难以一一详述,总之,信息不稳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直接冲击农村社会稳定。一言以蔽之,要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保持信息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结　语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凸现也在所难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在后工业社会里,冲突和紧张程度的加深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前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体制转型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却很少注意到信息不稳定给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增加了复杂性。本文以另一种视角——信息稳定来研究农村社会稳定,其探索是创新性的,但同时也是初步性的,难免挂一漏万。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信息稳定的研究将会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肖荣春: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04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邱新有: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1]〔美〕约翰·希利·布朗等:《信息的社会层面》,王铁生、葛立成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胡健:《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政治学》,2004年第5期。

[3]柳建文:《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度社会动员》,《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9页。

[6]赵星耀:《“种牛痘”观点对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7]张国良、廖圣清:《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新闻记者》,2004年第11期。

[8]胡健:《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政治学》,2004年第5期。

[9]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0]胡健:《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政治学》,2004年第5期。

[11]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1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13]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诺伯特·维纳:《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0页。

[16]诺伯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页。

[17]谢俊贵:《信息的富有与贫乏》,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