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划分近代社会阶层，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有一定的联系，但社会阶层更多地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而不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社会成员从事的职业，对社会阶层会产生影响，但并不能说就是社会阶层。在不同社会分工里，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社会里的“士”，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以创造精神财富，传承文化为主，人数少，影响大，一部分人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获取一定的社会财富和地位，成为“士”这一社会分工里的上层。但并不是所有的“士”都能步入仕途，有相当一批人只能在乡村社会里延师授徒，教书育人或悬壶济世，物质上并不富足。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仍然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同样，也可以把农民根据占地多少分为不同的阶层，即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贫农等，虽然统称为农民，但因占地多寡不一，经济地位也不尽相同，比如自耕农和贫农就有很大的差别。而商人内部也有几个阶层，有资产万贯的大商人，有仅足衣食的中等商人，也有忍饥挨饿的小商贩。因此不同的社会分工内部又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甘肃近代社会分工逐渐多元化，各种新的职业相继出现，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传统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使社会分工和阶层复杂多元。鉴于此，笔者在划分近代社会阶层时，将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合一炉而论之，而章的名称仍以社会阶层姑妄代之。另外，近代会团组织也是很有特色的社会史内容。由于甘肃近代会团组织兴起得比较晚，且规模和影响不是很大，不便另例，故将其与社会分工并列简述。它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分化的产物。
一、农民及其生存状况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士工商均为兼营，农忙务农，农闲经商，以商补农，农商依存。除了士农工商四种社会分工，还有其他杂工和所谓三教九流等，诸如唱戏；吹鼓手、卖茶、剃头、修脚、巫者等人员，这些职业人数少，均为农业社会的附庸。
甘肃近代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80％多，他们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基础。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来进行农业生产。一些农民除了经营田地，还兼营畜牧、商业和手工业。甘肃农民兼营畜牧业的比较多，大多数家庭都养羊，而兼营商业和手工业的则比较少。农民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他们的生产保证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农村人口占有土地的多寡，参照土地革命时期的划分办法，将其划分为这样几个阶层：即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其中富农、上中农、下中农都属于自耕农，他们拥有房产和田产，收入除了供生活所需，还能有盈余；贫农属于半自耕农，占地较少，生活不能自给，要佃种他人的土地才可生存；雇农绝大多数属佃农，几乎无地或有极少的地，全靠佃种别人的田地才能维持生存。传统社会民间也有划分民户的标准，即将村落里的人家按经济状况，划分为大户、中户、小户三种类型。一般来看，大户为地主，中户为富农、中农，小户为贫农、雇农。中户和小户构成了农民的主体。
民国时期，甘肃全省土地平均占有情况是每户占有耕地30亩，人均占有耕地6亩。甘肃有60％的人口是有土地可耕的自耕农，30％左右的人是没有土地的“穷丁”，以租佃他人田地为生，其他10％左右的人口则是大小地主和富农。以20世纪30年代武威县为例，全县有人口37590户，159360人，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7％。其中，自耕农占多数，半自耕农极少，佃农更少。自耕农和佃农约占65％。当地土地的分配情况是，占田六七十石者（每斗田即需种子一斗之谱，约合一亩零二分），10余家；占田二三十石者，30余家；占田六七石者，600余家；一二石者居其多数。可见绝大多数人家的产量难够温饱，若不兼佃别人的田地，不足以资生活。该地除了种烟，还种植其他农作物。当地各类农作物的产出情况是，“每年产粟20余万石，糜子15万余石，小麦15万余石，山芋10余万斤，大麦、青稞8万余石，豌豆、胡麻各1万余石”。再来看看高台县农村各户的情况：“较富裕人家养牛2头，马5～6匹，羊100只，毛驴2头。中等家庭养牛2头，羊2～40只，毛驴2～3头。穷苦人家养毛驴2～3头。穷富比例：富裕人家占10％，中等人家占45％，穷苦人家占45％。”
甘肃近代乡村社会土地总的占有情况是，占农村人口6％左右的地主，却占有60％左右的土地。河西地区，占人口不到14％的地主、富农，却占有38 9／6的好地，而86％的贫农、雇农、中农仅占耕地的62％。在陇东的塬上，因地广人稀，有的地主的占地不用亩计算，而是用山川来计算，如某某川属于某户人家，某某山属于某户人家。地主占有当地大部分土地，农民占有有限的土地，生活很困苦，挣扎在死亡线上，年份较好还能糊口，若遇年份不好，则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活命都成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酒泉地区四口之家的年生活费是10元，相关的记载称道：“余曾调查多家，据所得结果，倘四口之家每年有进项十元，即不致饿死，其生活表：每日食糜子稀粥两次，间或采野菜加入；燃料用野柴及牲粪；油、盐可隔数日动用；衣服用粗布，衬以牲毛，牲毛有时可于牧放羊及骆驼之草场中拾得，大人用数年后，改作小孩用。然当地社会，竟有一部分居民，欲求此生活而不可得。”
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农民终生都劳作生活在土地上，他们意识保守，不求革新，用力苦多而成功甚少，难以流动变化。改变命运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另一条是通过勤劳、机遇以及其他方式积攒银两，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这样才可以拥有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侵入，传统社会分工开始多元化，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分工受到以个人职业为特征的社会职业化的冲击。由于每种职业分工获取的社会财富不同，故其拥有的社会地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以下将近代以来的职业分工和分层进行简要的叙述。需要提及的是，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分工也比较单一，以牧业为主，兼营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也是单调缓慢，进入近代以来，他们的变化不是很明显。
二、官僚、宗教等特权阶层
传统社会是从法律上肯定特权和等级的。这种特权体现在各个方面，从收入来看，官僚的收入体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和特权。官僚的收人称俸禄，俸禄根据品级来定。甘肃地方官员的俸禄情况因资料缺乏，在此不便多述。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社会在向近代社会过渡时，社会仍然保护等级和特权，拥有权力的官僚、占有土地多的地主和资金雄厚的商人等均享有种种特权，属于社会的上层。在近代政治权力无序混乱的背景下，军阀频繁崛起，特权阶层有扩大泛滥的趋势。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广占田地，营建豪宅，生活奢华无度。进入民国以后，官僚阶层里的中下层官吏和职员，收入基本是固定的薪俸，他们也享有一定的特权，但相比军阀和大官僚而言，他们的特权则十分有限。现以见于资料的临泽县官员收入为例（表5—1）：
表5—1
民国时期临泽县官员收入情况表
┏━━━━┳━━━━┳━━━━━━┳━━━━━━┳━━━━━━━━━━━┓
┃ ┃ ┃ 月支经费 ┃ 年支经费 ┃ ┃
┃ 职别 ┃ 员额 ┃ ┃ ┃ 备考 ┃
┃ ┃ ┃ （元） ┃ （元） ┃ ┃
┣━━━━╋━━━━╋━━━━━━╋━━━━━━╋━━━━━━━━━━━┫
┃ 区长 ┃ 1 ┃ 120 ┃ 1440 ┃ ┃
┣━━━━╋━━━━╋━━━━━━╋━━━━━━╋━━━━━━━━━━━┫
┃副区长 ┃ 1 ┃ 100 ┃ 1200 ┃ ┃
┣━━━━╋━━━━╋━━━━━━╋━━━━━━╋━━━━━━━━━━━┫
┃ 主任 ┃ 4 ┃ 340 ┃ 4080 ┃每人月支洋85元 ┃
┣━━━━╋━━━━╋━━━━━━╋━━━━━━╋━━━━━━━━━━━┫
┃指导员 ┃ 2 ┃ 170 ┃ 2040 ┃同上 ┃
┣━━━━╋━━━━╋━━━━━━╋━━━━━━╋━━━━━━━━━━━┫
┃技术员 ┃ 2 ┃ 400 ┃ 4800 ┃每人月支洋200元 ┃
┣━━━━╋━━━━╋━━━━━━╋━━━━━━╋━━━━━━━━━━━┫
┃ 医官 ┃ 2 ┃ 400 ┃ 4800 ┃同上 ┃
┣━━━━╋━━━━╋━━━━━━╋━━━━━━╋━━━━━━━━━━━┫
┃事务员 ┃ 3 ┃ 210 ┃ 2520 ┃ ┃
┣━━━━╋━━━━╋━━━━━━╋━━━━━━╋━━━━━━━━━━━┫
┃ 雇员 ┃ 2 ┃ 100 ┃ 1200 ┃ ┃
┣━━━━╋━━━━╋━━━━━━╋━━━━━━╋━━━━━━━━━━━┫
┃ 巡官 ┃ 1 ┃ 85 ┃ 1020 ┃ ┃
┣━━━━╋━━━━╋━━━━━━╋━━━━━━╋━━━━━━━━━━━┫
┃ 警长 ┃ 1 ┃ 50 ┃ 600 ┃ ┃
┣━━━━╋━━━━╋━━━━━━╋━━━━━━╋━━━━━━━━━━━┫
┃ ┃ ┃ ┃ ┃一、二、三级警月各支 ┃
┃ 区警 ┃ 30 ┃ 520 ┃ 6120 ┃ ┃
┃ ┃ ┃ ┃ ┃20、18、16元 ┃
┣━━━━╋━━━━╋━━━━━━╋━━━━━━╋━━━━━━━━━━━┫
┃户籍员 ┃ 1 ┃ 40 ┃ 480 ┃ ┃
┣━━━━╋━━━━╋━━━━━━╋━━━━━━╋━━━━━━━━━━━┫
┃户籍警 ┃ 3 ┃ 20 ┃ 240 ┃ ┃
┣━━━━╋━━━━╋━━━━━━╋━━━━━━╋━━━━━━━━━━━┫
┃ 工役 ┃ 3 ┃ 90 ┃ 1080 ┃ ┃
┣━━━━╋━━━━╋━━━━━━╋━━━━━━╋━━━━━━━━━━━┫
┃办公费 ┃ ┃ 200 ┃ 2400 ┃ ┃
┣━━━━╋━━━━╋━━━━━━╋━━━━━━╋━━━━━━━━━━━┫
┃ 合计 ┃ ┃ 2835 ┃ 34020 ┃ ┃
┗━━━━┻━━━━┻━━━━━━┻━━━━━━┻━━━━━━━━━━━┛
资料来源：《临泽县志》卷2，第140页。《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
在地方军阀统治集团内，俸禄只是一种形式，他们依仗权力，擅自索取的财富比法定的俸禄要多得多。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陇上八镇”，都在所在地搜刮民脂民膏，通过非法手段掠夺财富，致使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在此，仅以河州马步芳家族为例，看看他们财产占有的情况。马麟父子在河州占地2万亩，森林3000多亩，佃户1200多户，年收租粮160多万斤。马步青足迹所至，即抢购土地，修建宅第。在1932—1942年驻武威任暂编师骑一师师长时，他在新城、东关修建楼阁亭榭，规模宏伟；而且将东关西起东大城门，东至杨家坝河滩约1公里长的东关大街，连占带买，尽归己有。在此修建铺面500余间，店院20座。他在兰州南稍门外将10余处果园、庄园归并后修建了一座花园，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在兰州闹市区，有铺面和店院，在北京、西安也有住宅。在临夏先后购买庄园190余院，购买并扩建南关铺面500余间，店院20座；购得土地1．6万亩，水磨46盘。其中的房地产就为马步青提供了巨额收入，每座店院平均年收租金300元，每间铺面年收租金约40元，每处庄园年收入约100元，每盘水磨年收面粉约3000公斤，每亩土地年收租粮约75公斤。另外还有兰州果园收入4000元，加上兰州、武威、西安、北京、西宁等地的房租，年收入总额达50万元。马步青还在临夏修建东公馆和为五姨太修建蝴蝶楼，极尽豪华。1949年，马步青携带黄金2．7万余两和其他贵重物品，乘飞机逃往香港。
马步芳的宗亲马廷勷、马廷贤在河州建有藏白银的地窖，1928年河州镇守使赵席聘挖出了他们二人窖藏的白银200多万两，从临夏往兰州运白银时，用90匹骡子日夜不停地驮了几个月。因为银子太多，过秤来不及，后来就改为斗量。这些银子以后成为甘肃造币厂的原料。
另外，少数民族社会的宗教职业者也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许多寺院都有田产和属民，宗教职业人员享有各种特权。藏族寺院的土地由附近的属民租种，牧场由属民放牧，少数是有偿耕种，大多数是无偿耕种，具有劳役性质。以拉卜楞寺为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拥有的直属部落和纳供部落共有80余个，这些部落的收入绝大多数是供养寺院的。在藏族社会，人数较少的僧侣却占有大多数社会财富。
三、近代商人
传统社会商人多为农商兼营，活动范围小，经营渠道窄，赢利很少。大商贩凤毛麟角，必须要与官府勾结相通，受官府的恩惠关照，才能有所作为。甘肃传统社会有三个地方的商人比较有名，即东部秦安商人，中部河州商人，西部民勤商人。这三个地方的人有经商传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比较多。秦安商人多为小商贩；民勤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以多赴新疆、内蒙古搞驮运为主；河州主要是回族商人。回族作为中亚人和中国本土人融合后形成的民族，其生存方式仍保留了中亚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在回族聚居区，几乎是十回九商。进入近代以后，甘肃的回族商人成为本土商人的主体，尤其是河州的商人，远近闻名。这些本土商人植根于农耕社会，农商兼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近代意识的局限，其赢利始终不能形成比较大的商业资本，来从事专门的商业经营，以独立于农业生产之外，绝大多数赢利仍然用于购置田产。从民间来看，局部地方的商贸活动仍然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
传统社会规模比较大的商业贸易首属茶叶贸易。在西北，尤其是甘肃，宋以后茶马贸易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清朝时规模进一步扩大。茶马贸易属于官民贸易的性质，经营者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才准许从事茶叶的贩运，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庇护。茶叶一般是从湖南产茶地方向西北少数民族地方运销，称副茶，或茯茶、附茶、湖茶、官茶等。笔者以为，副茶一词主要是因茶叶从湖南运来，本应该叫湖茶，因湖南把“湖”字发“fu”音，久之，便称为副茶、附茶、茯茶了。副茶性温，暖胃助消化，深受以奶肉食品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喜爱，另外，西北气候高寒，许多汉族也喜欢喝副茶。当时，商人从湖南安化等地的茶场收购茶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由水陆站运输到陕西泾阳加工，炮制成大小不等的砖茶，再运到兰州茶司，由甘肃布政使司（藩台衙门）按国家规定，分发给各茶号。各茶号再将砖茶批发给经营牲畜、皮毛的商人和屠户，由他们分销运往蒙藏各地，他们将茶运到牧区后，再换取牛羊皮毛，运回到汉区，经过加工后，再分销给经营皮毛的商人。清末甘肃河西比较有名的茶商是民勤的“马合盛”商号，其在陕西泾阳设加工点，实行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经营模式，主要通过骆驼运输。该商号的运输规模大，传说拥有的骆驼最多时，光单峰白骆驼就有500峰。
清末茶商开始有了自己的商业组织。甘肃的茶商组织叫茶柜，茶柜分东、西柜，东柜多由山西、陕西、甘肃的汉族经营，西柜主要由回族经营。清同治以后，甘肃的茶商受到打击，东柜所剩无几，西柜也只剩“魁泰通”一家，西柜遂依附于东柜，联合经营。以后，左宗棠招徕湖南人组建了南柜，南柜势力渐强。南柜多为官僚商人，而东柜则为民间商人。辛亥革命以后，南柜失去了政治上的依仗，逐渐零落；而东柜的山陕商人则顺应商业贸易发展的潮流，依仗在商业上的成熟和老练，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在茶叶行业独占鳌头，地位日著。以后陕西商人也组建了新的茶商组织——新柜。当时每一个茶柜，设一个总商，由柜内各商号公举产生，报官厅加委，三年一任，亦可连任。总商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总商下设师爷（文牍）1人，管台（会计）1人，总商每年收入150元，师爷100元，管台75元。总商掌管散商的姓名、地址以及保结的虚实，然后造册领票，同时也承担督促交纳税款的职责。
茶叶贸易需要官方的控制和保结，官方专门印发茶票，商人领取茶票后，才可以进行经营活动。茶票在清时由总督署发放，民国时由省财政厅发放。左宗棠经营西北时，整顿茶务，以引为票，三年一发，每发一次称为一“案”。光绪五年（1879年），发第一案，1票为50引（一引即16封，50引亦即800封，1封即1块，约2．5公斤），1引是40公斤，50引合2000公斤。茶商至少要领1票才可经营。领票的商人需在陕西或甘肃有房产，还需有同行三家的连环保结，这样才可以保证税收不致缺漏。以后逐年增加茶票，发过几次票。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时，已经发到第8案，发了628张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第11案，发了1800多张票，最多时曾发到2400多张票。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商贸业日益兴盛，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增多，官方对茶票的发放越来越盲目。到民国十七八年时，1案茶票就已发到2000张左右，盲目地发放茶票致使大量茶业积压，难以销售。抗日战争时期，茶票已经发到第21案了，第22案又发了2000张。当时社会动荡，交通堵塞，茶叶运输困难重重，茶票便成为一张废纸了。以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几家茶叶贸易公司，进行茶叶的垄断经营，民间茶商无力竞争，势力逐渐衰落。到40年代，茶叶贸易在法币贬值等社会动乱因素的影响下，生意难以为继，延续了数千年的由官方控制、民间经营的贸易模式基本结束。
近代商业肇始于羊毛贸易。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近代商业开始萌芽，西北丰厚的羊毛资源吸引了平津的洋商，他们携款纷纷前来从事羊毛贩运。在甘肃的农牧毗邻地区，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羊毛交易点，有河州、夏河、循化、石嘴山、丹噶尔（今青海湟源）、肃州（今酒泉）等地。洋商有的派买办设庄收购，有的亲自设庄收购。买办和洋商的到来，刺激了所到之处的商业活动，这些地方出现了从事中间生意的商人，青海丹噶尔一带称为“歇家”。“歇家”懂藏语，熟悉藏区的情况，他们从牧区收购羊毛后，将羊毛出售给买办和洋商。洋行收购羊毛时，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规定各地必须保障洋商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持海关发的三联单，凭三联单在内地收购羊毛、皮货，免征国税，享有免税特权。本国商人则没有什么待遇，要贩运皮毛，每经过一省须纳税一次。一些本国商行也往往拿着洋行免征税收的三联单在内地进行贩卖，偷税漏税。洋商收购羊毛后，先从河州通过羊皮筏子运到包头，皮筏上插有英商和德商的白旗，税局的人看到这一标志后，不再征税，免税通过，到包头后再转运到平津。
这些洋商和买办每年九月间携款而来，翌年四五月份运载皮货而返，恰如候鸟，故称为候商。甘肃河州作为收购羊毛的中转站，集结了附近循化、拉卜楞的羊毛。当时仅河州就有9家洋行。洋商和买办一方面把物美价廉的羊毛收购运输到外地，另一方面又向西北输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的日用品，民间称为洋货，以玻璃、钟表、布匹、火柴、毛巾等为大宗。当时兰州城里就有专门的京货行，主要经营从天津用火车运至包头，再由骆驼从包头运到兰州的货物。
清末羊毛交易刚开始时，河州羊毛的收购价钱很低，50公斤只售白银一两八钱，民国初年，50公斤涨为二两七八钱，民国3年（1914年），升至50公斤售价为3～4两。1918—1920年的三年时间里，每50公斤涨为7～8两。而羊毛从出产地运到天津后，在1911一1914年期间，每50公斤售价为白银三四十两；1916—1920年，上升到每百斤售价为白银50～70两。与河州最初的羊毛收购价格相比，洋行获利增加了近10倍。高额的利润使洋行买办赚足了银两，他们生活奢侈，有的人在当地捐有官职，头戴镶有黄铜顶戴的官帽，乘绿呢大轿，见了州县官不叩头，拥有商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也享有双重特权，甚为张扬。民国9年（1920年），军阀混战，兵匪祸乱，再加本土商人的兴起，洋行的收购受到影响，羊毛的运输也很不景气，河州等地的洋行逐渐撤离。本土商人开始从事羊毛的收购和运输，他们直接将收购的羊毛雇人运往天津，杜绝了买办从中赚取的高额获利，以后买办参与羊毛的收购和运输活动也逐渐终止了。
羊毛贸易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青海的羊毛交易情形是，“除了玉树25族，以湟源、大通、贵德、门源各县为多，每年约产250万公斤，每百斤在青海价约70元，经包头运至天津，可售120元，现在价低，但尚不下百元。每斤～元计，每年约收入500万元，除去原价及运费捐税，纯利也百万元以上”。即当时青海仅羊毛一项，每年收入就达百万元以上。此时羊毛交易已经不是原来的从水运到包头，再从包头的平绥铁路运至天津，而是通过邮局邮包发货，汽车装运。当时青海的绝大部分羊毛贸易都被军阀垄断，丰厚的获利自然也归军阀所有了。在羊毛贸易的刺激下，各种货物的交易逐渐活跃，从商人员也逐渐增加，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向外发展力量，逐渐从农商兼营的传统经营模式里蜕变出来，向近代专职商人转变。
甘肃近代商人以地域来看，“城市金融率操纵于秦晋津贾，各县市各货行店多晋商。钱号、钱庄、药肆多秦商，而药肆自县至村镇所在皆有至趸。卖绸缎，花布，杂货，行销皮毛，药材则多津商。陇南蜀商多操茶丝业，亦占优势”。近代商人除了外埠商人，其余则为本土商人，而本土商人又分为汉商和回商。清末外埠商人主要来自晋、陕、津、川、湘等地。其中，以晋商人数最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陕西商人次之，多贩卖土产和湖北、陕西土布；四川商人多在陇南地区进行木材、百货等的贸易；津商多进行羊毛贩运。本土人将外埠商人称为客商。本土商人在近代以后，力量也渐兴，由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缘故，在经商的同时，绝大多数在乡村还拥有一些田产，属于农商兼营，向近代专职商人转变的步伐比较缓慢。本土商人以回商为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和土特产品。客商资金雄厚，经营较为规范，制度健全，一般承接大的生意；本土商人多经营小本生意，中小商人居多。
进人民国，商业的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商品种类、商业资金、从商人数等都有了较快的进展。甘肃商品的出口不只限于最初的皮毛了，其他如水烟、鸦片、玉石、粮食等的出口都开始增加。其中，水烟、鸦片等均以兰州为加工中心，向外销售。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一开始甘肃近代商业就是入超，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入超达4000万元。所谓出口商品的增加，就是入超的相对减少而已。
各个商人的资金情况，以据对河西张掖在1924年的调查为例，当时拥有5000～50000元资本的本地工商业户约42家，民勤、永昌等地来此经商的约有19家，拥有银币1万～8万元的晋、陕、豫帮商户有9家，拥有银币8万～13万的直、鲁商帮有12家，拥有银币10万～20万的京津帮及官僚商人约有10家。
林竞撰写的《西北丛编》记载，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河西的张掖、武威、宁夏商业发展得比较快。当时，张掖全县有16万人，而城内外居民有8000余人，大小商户500余家；宁夏全城有人口2030户，1．9万余人，大小商户320余家；肃州（今酒泉）城内大小商户有300余家。到30年代后期，凉州（今武威）拥有资金达二三十万元的商人有数家，远远超过同期青海西宁的商业资本。当时西宁全城大小商号有四五百家，商业资本共计才有30余万元。
近代商业兴起后，也刺激了一些新的行业，新行业不断显现。比如行栈业的出现就很有代表性，是近代商业发展的产物。清末兰州市的行栈业就已萌芽，最初是过载行，也就是中间商，经营代客买卖，承揽货物运输，主要经营水烟等土特产品。经营者多为客商，规模很小，多为自营兼少量的代客买卖，没有成为独立的行业。到20世纪40年代初，兰州还没有专营的行栈业，后来，由于商业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行栈税收的调整，行栈业才独立兴起。1946—1949年，兰州市的行栈业进入鼎盛时期，参加行业公会组织的行栈就有104家。当时的行栈业多为赊账，故信用十分重要，经营行栈的都具有两家殷实的铺保，经过商会和行政机关的批准才能开业。行栈发生意外，铺保要负连带责任。行栈业的行规是不接待过往旅客，专接待各地商号来兰推销、采购的人员。在业务上，以代客买卖、代客转运、代办信托业务、代客报关纳税为主，从中收取雇佣、堆栈、食宿等费用。
近代商业的发展，需要较为规范的币值兑换机构以保证商业的运营，而近代政治、经济的混乱导致的币值差异和不稳定，严重地束缚了近代商业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有专门的银钱机构来从事资金的经营和运作，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当时兰州市面流通的货币有银锭和铜钱两种，由于银锭和铜钱需要专门的地方兑换，也需要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来辨别真伪和成色；另外，甘肃近代商业的兴起和逐渐发展，资金的回笼和分流便必不可少，这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来经营资金以保证银钱的及时周转。于是，专门从事银钱兑换和鉴别的商号便出现了。银钱商号是应近代白银、铜圆的流通扩大所需，是金融机构银行的前身。银钱业的出现，表示近代专门从事银钱商人（即金融商人的前身）的出现。关于近代的币制，将在“币制”小节里专门叙述，在此不再赘述。当时从清廷到地方军阀，或是以后的国民政府，公营的银行基本是为应付地方财政的挹注，便利军需费用的调拨垫支以及上层统治集团的薪俸开支，真正为调剂周转民间资金市场而开设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
近代银钱业的经营者称为钱商。钱商最初以开设银楼、钱庄、金店以及同样具有调节资金周转性质的典当业为主，从事加工、鉴别、兑换、贷息、汇兑等金融业务。当时的银楼、金店从事的经营活动并不称为金融业，通称为银钱生意。以后又有钱铺，钱铺最早专营银两和制钱的兑换业务，后来也兼营金银首饰、存款和贷款等业务。贷款称为拆息。银楼、钱庄（钱铺）、金店原来都有渊源关系，银楼主要承接银两的来料加工，附带搞一些兑换业务。20世纪30年代，兰州出现了钱庄和金店，钱庄主要开展兑换业务，或用银元兑换铜圆，或用铜圆兑换银元，无须大本钱，有二三百元就可以周转经营，一枚银元可兑换十文的铜板400枚，进出只可从中赚取三四枚铜板，一天兑人数十上百枚银元，所得也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兰州的外地人口增加，金银在兰州相对集中，钱庄的微薄经营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便开始扩大业务，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金店。金店既加工黄金、白银饰品和金条，同时又承担不同币值的兑换业务。也就在这一时期，才有了专门的银钱业。银钱业的规范化是近代金融从最初简单的来料加工向近代金融以存款、放贷、汇兑等业务过渡的必然过程。经营银钱业的钱商附带做一些金融投机生意，每天将各行业零售所得的银两与铜钱收到自己的店内，再兑换出去，以应市面需要。每兑换一两能得到利钱二三十文，叫做“明利”。近代钱商在今天的称谓就是金融商人，而银钱业就是今天的金融业的前身。当时兰州市面上主要的银钱业由山陕帮经营，有30多家，最多时有60多家，每家从业人员有10～15人，共计六七百人。各家资本最多时，白银总数不过20万两，资本最多的一家也只有6000两银子。
另外，商号自发组织的金融组织，也补充了近代兰州市面上的金融业务。清末到民国初，兰州商业相对集中的几个街市出现了商人自发组织的民间金融组织，即东市、西市、南市。东市在今天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天张掖路以西，南市在今天中山路一带。各市以内的各行业，都算同业，同业之间按照情况实行会首制。会首由各商号轮流担任，参加同业不到三年的，不能担任会首。每户无论大小，每年交纳库平银50两，作为会费。会费用于调集余缺，周转资金，互相补给。1936年以后，官方介入管理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国民政府时期，将会首制改组为同业公会，将会首改为主席，主席由选举产生，取消轮流制。1942年以后，又改为理事长制。
甘肃近代的金融商人除了银钱业，市面的金融机构还有票号，或称票庄，经营此种业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山西人。清同治年间，甘肃就已经有票号了，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因晋商的商号遍布各地，各号常有金融业务，而票号就为各商号提供了汇兑业务的方便。最初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条汇，以后又有了电汇，总计四种业务。票汇、电汇与现今所行相同。信汇是收款人凭汇款人所寄的信取款；条汇凭条取款，付款票另凭汇款票号的信付款，收款人别无条据。
近代具有金融性质的经营行业还有典当业。清末甘肃的大中城镇，开始有零星的典当业，民国以后，甘肃的典当业才算起步。20世纪20年代后期，兰州有14家当铺。当铺分为大当、中当、小当三种类型，其中大当6家，中当7家，小当1家，分设在城关各街道。大当的月息是二分半，当期三年为满，期满之后才可以出当；中当月息三分，当期两年半；小当月息四至五分，当期十个月（年利一分，按10％计算，月利一分，按1％计算）。典当业初步兴起时，除了私人投资，个别大当，地方财政亦有少量资金投入，名日“护本银”，以示扶持。就是说私人利用公家的少量投资作保护，开展典当业务，调剂资金，所以每个当铺都挂有“裕国便民”的招牌。典当业的月利率一般是1．2厘，最高至2分左右，取赎的期限，一般是两年，即典物期满后，经过两年，出典人不去赎回时，典权人便取得典物的所有权，予以处理。到20世纪40年代通货膨胀时期，货币贬值，物价涨落不定，典当业生意不景气，日渐歇业。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军阀为了扩军筹款，开设银行，以各种形式回笼民间资金，大肆聚敛财富。但这类金融机构缺乏信用，无金融运作规范，对近代金融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近代商业的兴盛，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解决，在一些城镇便产生了近代镖局。镖局专门负责货物的押运，兰州镖局多数时候承担往新疆押送鸦片的任务，镖车一次出动十辆，上面插旗，由镖客多人，荷枪持刀押送。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洋货传入甘肃后，人们十分好奇迷信，以至于出现洋货和土货交换很不合理的现象，尤其在牧区的以物易物交易在今天看来十分滑稽。如一包火柴换一只绵羊，一对瓷碗换一只绵羊，一匹布（合20米）换12只绵羊等。诸如此类的交换在偏远的地区尤甚。洋货除了从东边的西安，北边的包头运进，还有从西边的新疆运入的俄罗斯货物。新疆的货物多由当地的回族商人通过和俄罗斯人的交易运进，从这条道上运来的洋货主要行销在河西地区。
甘肃近代通往外地的商业渠道有这样几条：东道从兰州到西安有18个马站，这条商道的货物主要以从陕西、河南等地贩运来的土布、纸张和京津货物为大宗；南道是从兰州到四川等地的商道，有28个马站，主要经营茶叶；北道是从河西或兰州等地经内蒙古草原通往包头，主要运输洋货、茶叶等；西南道是从青海运羊毛到兰州，再从兰州向外运输，同时也将兰州的货物运到青海。东南的货物一般是进口，北道和西南道的货物则是出口。西道是通向新疆的商路，当时人们把新疆称为口外，到新疆做生意叫出口。新疆的商道主要运销口内的各种货物，这是甘肃近代比较重要的一条商道。“这条商路人烟稀少、路途艰难，从兰州出发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此间有48个马站。”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这条漫长的商道环境恶劣，商人在贩运货物时异常艰难，其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货物多由骡马驮运，也有人背运的。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商道上就有人背运货物，单程需两天半。河西等地市场上的进出货物均由骆驼驮运，多从北线运输，穿越蒙古草原到绥远，或到河西。有人撰文回忆跟随张掖“世生德”商号驼队前往北平的经历时记道：为了安全，“世生德”和其他商号联帮，到外地贩运货物，共有300余峰骆驼，50余人。“世生德”商号有驼队11串，每串编骆驼9峰，总计99峰骆驼。每串第九峰骆驼脖颈上系铜铃一个，最后一串第九峰骆驼的脖颈上系一个长约一尺半的铁铃，声音丁当洪亮。铃声一则可以示人商队首尾行进正常，二则也可以打破旅途的寂寞。路途行程需24天，才到达归绥（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甘肃近代商人分属有以下几类：从所属的社会阶层看，分官商和民商；从地域看，有客商和本土商人；从民族看，有汉商和回商；从经营方式看，有行商和坐商。清末官商人数少，主要从事茶叶、盐的贸易，而民间商人的活动也比较有限。辛亥革命以后，官商人数增加，随着近代军阀政治的出现，地方军阀为了聚敛财富，垄断经营获利丰厚且稳定的商品，官商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他们不遵守商人的道德和行规，利用手中权力垄断某些商品的正常流通，破坏正常的商业秩序。多涉足盐、茶、鸦片、木材、粮食等的运输和买卖，常利用不法手段牟取暴利。1915年，马麒由西宁镇总兵升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蒙番宣慰使后，遂派其外甥马辅臣经办茶卡盐池的产、运、销等事务。所有茶卡盐池的开采、运销、收税等业务，都由马辅臣一手包办。此后，马辅臣在西宁、湟源等地设立了盐店，独掌茶卡盐池的大权，成了西北最大的盐商。这是典型的官商，利用手中的权力，迅速发迹，垄断经营，牟取暴利。马步芳掌握权力后，试图将盐的经营收归省财政厅，和马辅臣争夺利益，最终将盐的经营权收归财政厅，从表面上看来是地方政府经营，实际仍然为官僚经营，只是马步芳将盐的经营从马辅臣变为自己名下而已。官商还涉足鸦片的贸易，鸦片高额的利润，对地方军阀很有吸引力，他们大多进行鸦片的收购和贩运。鸦片贸易成为军阀敛财的重要渠道。
甘肃近代回族商人的影响也比较大，他们秉承了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吃苦耐劳，不辞远行，有许多人从事专门的商业活动。进入近代以后，他们的势力也和其他民族的商人一样，随着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而渐兴。清末回族聚集地区的河州，出现了专门用马、驴、骡等牲畜驮运商品的商贩，人们称为脚户。河州有回汉脚户数百家，远可达西宁、兰州、汉中、成都、三原等地，近则往返于县乡和村落之间。用骡子等牲畜驮运的，称为脚螺。专供人乘坐的脚骡则称为“单骑”。
居住在洮河流域和临潭等地的回族，组成商帮赴藏区进行商业活动，远至四川的甘孜和青海的玉树等地。他们搭帮而不合股，每帮10～20人，以牛载货，携帐篷、炒面、器具及自卫的枪支，至交易地点后，各投其主，交易用货币或物物交换，每年一次。其携带的货物，均能获对半利润。民国18年（1929年）以前，这一地区的西道堂由于采用集体经商的办法，商业较为兴盛发达。此后，随着西道堂力量的衰弱，商业也日渐衰微。附带说说，在陇西南地区，也有藏商从事商贸活动。他们一年一次携带日用品到藏区换取木材，待夏秋水深时，通过水路从藏区把木材运出。
甘肃近代商人以客商为主，而客商中又以晋商为多。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经商历史久远，声望卓著，他们何时到甘宁青经商，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从现有零碎资料看，早在清乾隆时期甘肃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比如陇西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而会宁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已有晋商在甘肃的各府州县城进行商贸活动了。甘肃的晋商分为绛太帮、上府帮、南路帮，其中，最有影响的首属绛太帮。绛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原为绛州），太指临汾地区的襄汾县（原为太平县）。在兰州经商的绛太人最多时达1万多人。他们除了从事百货生意，还垄断经营海菜行（酱园）和行栈业；上府帮指榆次、太谷、介休、平遥等县的商人；南路帮指稷山、万泉等县的商人。晋商在甘肃从东部的天水到西部的安西，从北部的宁夏到西南的西宁，都有他们经商的足迹。
在近代社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匪徒出没无常的情况下，出门经商可谓难上加难。从晋商的相关回忆中得知，从家乡外出经商时，年龄大多在15～20岁，出门前要祭拜祖先，焚香祷告。之后，便肩背简单的行李，手拿一根防身棍踏上商路。从绛太地区到甘肃兰州，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其间多为步行，一般最快需20余天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前，路途还算近，差不多都是步行上路，携带简单的行李和盘缠，商人们一路风餐露宿到兰州。抗日战争时期，绛太地区沦陷，商人需从吕梁山绕道前往甘肃，路途就更为遥远了。大多数经商者要从学徒做起，学徒期限为三年。学徒生涯苦不堪言，店主家里和店里的杂活包揽无余，从做饭、带孩子、记简单的账目、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等杂活，样样都干，且没有报酬。年底店主根据经营情况给以适当的酬金。三年学徒期满后，便晋升为店员了。从此，才开始学习一些经商知识。一般来说学徒和店员都是三年回一次家，由于路途遥远，匪患阻梗，出门都不随身携带钱两，只带所需盘缠，钱两多通过商号汇兑。
晋商诚实守信，同行之间的借贷和交易，很少有订合同契约的，全凭彼此的信誉，口头承诺办事。每个店铺里都张贴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招牌。晋商生活俭朴，一日三餐都为家常便饭，早点小米汤、馒头、咸菜，中、晚餐是面条、馒头，非年关节下很少食肉，无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穿着也很简朴，掌柜的和高级店员也就是穿洋布长衫，戴礼帽，皮底布鞋；店员都穿家乡产的土布便服，戴瓜皮小帽，足穿布鞋。店员在异地他乡的境遇如何，完全根据个人的才能而定。有经商头脑的人，经过几年的锻炼，可升为本号的掌柜，或可以“顶份子”（入股）；有的作为本号代表，派驻外埠的分店，全权处理分店的购销事宜，这叫“坐庄”；如果东家或别的财东看准了店员的才智和人品，可以另外投资开商号，派去当经理，称为“领本”；有些关系较好的店员，几年以后，彼此凑份子，合伙办商号，经营得好也能发迹。大多数出门学习经商的人平庸一生，为店家辛苦操劳，有的到了老年，甚至流落街头，连回乡的盘缠都没有。晋商在经商附近地区购买“义园”（兰州的在东郊飞机场附近），作为坟茔。在兰州、西宁、银川等晋商集中的地区，还出现了搬干尸的行当，也称为“赶尸”。客死他乡的商人，在三五年以后，家乡的亲人委托当地的人将干骨搬运回家，由此而出现了搬尸的行当。搬尸人将尸体挖出，按骨骼分放整齐，用白布包裹，背负至故里，最终实现了死者叶落归根的愿望，了却了亲人的心思。
晋商资金雄厚，大的商户多有资金上千元，偶有上万元的，中等商户多有资金数百元，小商户为几十元、百来元的。经营形式有自营、合股和领本经营，自营生意东家就是掌柜的，合股生意由股东推荐掌柜的，领本生意由东家聘派掌柜的。近代初期，以自营和领本生意为多，以后合股比较普遍，尤其在进人民国以后多为合股。合股的股东根据股份的多少在店内担任一定的经营管理职务，合股的商业经营规模都较大。比如，在安西县的“晋兴协”、“长胜西”等，都为合股经营。他们采用自采、自购、自运、自销的方式，发展得比较快。民国10年（1921年）以后，“长胜西”有800多峰骆驼，可以驮运的就有400多峰，有40多人参与贩运，东至包头，西达新疆，都留下了驮队的足迹。他们经营范围很广，除了贩运、销售货物，还开设药铺、酒坊，养殖骆驼，开耕土地。这种股份制经营发展得都很快，一般都能够盛极一时。但是到一定规模后，便面临着资金庞大、股东分化、难以经营等问题，最终无法驾驭而衰落，很少有子孙能延续下来的。晋商在甘肃近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其经营理念，内部管理，吃苦精神等都对甘肃近代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近代商人带有明显的地缘特征，因为同一地区的人，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彼此联系较为亲密，为了联络乡谊，彼此关照，以便在异乡能立足成业，他们以地域结缘。于是，近代具有地缘性质的商人组织——会馆便由此产生。早在清中期时，山西商人就创办了同行业组织——会馆，名称有山陕会馆、三晋会馆、山西会馆等。清末兰州有影响的会馆有山陕会馆（俗称大会馆），陕西会馆（俗称小会馆）等。清后期，随着商人力量的兴起，各地的商人纷纷建立会馆，在兰州可以说是会馆林立。有建于1821年的浙江会馆，1864年的两湖会馆，1874年的四川会馆，1877年的广东会馆，1891年的八旗会馆，1905年的云贵会馆等。进入民国，这些会馆有的延续了下来，有的因社会动乱而解散。1918年，兰州的陕西商人建立了陕西新会馆；1922年，四川商人建立了四川新会馆；1917年，原江南会馆改建为皖江会馆；1923年，山东商人建了山东会馆；原八旗会馆改为直鲁豫奉吉会馆。在兰州的晋商大会馆，在其他府县城多设有分会馆。会馆的建筑多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风格。日常活动经费由参加会馆的各界商人捐资，参加者定期聚会，交流商业信息，联络乡谊。各个会馆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供奉着各自信奉的财神，如山陕会馆供奉关羽。会馆还定期举行会戏，邀请戏班子到会馆演出，借以扩大社会影响。
四、手工业者、产业工人
1．手工业者
传统社会的手工业者，民间称为匠人或手艺人，他们多为家庭兼营，规模小，影响不大。一些久负盛名的手工业产品，虽然历史久远，但因保守封闭的意识作祟，也很难发展起来。近代以来，传统手工业有了一些发展，手工业从业人员开始增多。手工业者主要有三种从业类型：一是家传的手工业者，这部分手工业者讲究家传，父传子，兄传弟。这些手工业者有的固定在某些村落里从事生产，以满足周围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有的没有固定的地区，而是肩扛手提工具走街串巷地去揽活。二是受雇在家庭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这部分手工业者多为雇佣者家庭和同宗的成员，人数有限，在家庭手工业作坊内，从事生产。他们的分工并不明确，一个人从头到尾地做完多种工序，这类作坊生产的手工业产品数量比较多，在某地比较有影响。三是在合股的城镇作坊里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他们多为在城镇找活的外乡人，这样的手工业从业人员比较多。
甘肃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以满足人们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属纺织类的有：土布、毛褐、毡、口袋、面罗、女工等；属皮革类的有：裘服、皮靴、皮绳、毡靴等；属农牧产品类的有：面粉、炒面、挂面、豆腐、干粉、粉条、清油等；属烟酒类的有：水烟、酩醯酒等；属木器类的有：棺椁、桌凳、木箱、背斗、木笼、木筒、木碗、盆等；属五金类的有：金银首饰、小刀、锅叉、马镫、火盆等；属石料制作类的有：碌碡、磨盘、石臼、石柱、碑碣等；其他方面还有火硝、蜡烛、石灰、砖瓦等，总计50余种。比较著名的精细手工业产品还有肃州的玉器，临潭的洮砚，临洮的洮香，秦州的漆器，兰州的水烟等。
近代以来，由于各种手工业产品的社会需求有异，产地与城镇有远有近，故它们的发展快慢有别。在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有优势的靠近城镇的传统手工业生产能够与近代社会接轨，生产规模开始扩大，产品质地不断更新；而远离城镇的手工业产品仍然在产地低迷徘徊，难以实现向近代的过渡。纺织作为每家都具备的手工业生产种类，进入近代以后，有些地方的纺织不仅实现本地自给，而且还远销它县，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天水传统的手工纺织比较有名，仅新阳、三阳一带的近万户农民从事土布纺织，年产土布近百万匹，行销陕甘两省。秦安的褐子更是远近闻名，畅销省内外。兰州生产的褐子又称“姑姑褐”，质细耐磨，也运销到附近县乡。
发展比较快的手工业产品首属水烟，其中以兰州的水烟尤为驰名。兰州的烟叶，质地优良，历史悠久，享誉全国，相传在明时就开始大量种植，清时兰州的水烟业已经驰名全国了。水烟分为绿烟和黄烟，绿烟产量高，生产作坊大；黄烟产量低，生产作坊小。传统水烟业从种植到制成成品，多为种植烟叶的农民兼营，在家庭作坊内进行烟丝的加工。进入近代，城镇的兴起，给传统水烟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水烟业的加工开始从家庭作坊式的兼营向规模大的专营手工作坊过渡。民国以后，客商介入水烟加工和销售领域，使兰州的水烟大量向域外销售，远销至东北市场，水烟逐步实现专业化的经营。1923—1928年，兰州水烟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当时开厂营业的就有130余家，其中规模大的烟厂有一二十家，占水烟坊的10％左右；中等规模的有40余家，占水烟坊的30 9／6左右；小规模的有七八十家，占水烟坊的60％左右。最大作坊有男工500余人，女工200余人。之后，由于军阀混战，交通堵塞，水烟业受到冲击，大多数水烟作坊停工倒闭，只剩六七十家维持经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销路断绝，烟价大跌，许多烟坊纷纷倒闭。到全民抗战时期，兰州的水烟业只剩40余家了（有的记载是黄烟坊36家，绿烟坊9家），以后再没有大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兰州有水烟坊30多家。在手工制作水烟的同时，近代的机制香烟也开始出现，1933年，本省人士在兰州创办了华陇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手工制作纸烟。1935年，公司派人赴上海购进卷烟机和切丝机各3台，正式开工生产机制卷烟，创立了“握桥”“白塔”“西湖”3个品牌。产品除了畅销兰州市场，还有70％远销宁夏、青海和本省河西等地，兰州的烟草业略有发展。据1944年初的不完全统计，本省自产机制烟和手工烟的从业人员共计161人，总计资金71．4万元，占全省香烟年消费量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大批香烟仍须仰赖省外进口。
经营水烟的有陕西帮和本地帮，陕西帮多合资经营，资金雄厚；本地帮多独资经营，资金单薄。如陕帮的“一林丰”、“协和成”均为合资经营，资金达白银100万两。陕帮的经营多为加工和销售同时经营，长期形成了一套组织管理模式，设总号、分号、支号、住庄等商业组织。兰州是总号所在地，西安、上海设有分号，支号设在南通、苏州、平湖等地，临时住庄则根据商业行情在全国各地随时设立。总号有权管理分号、支号、住庄等号内业务的调度指挥，除了总号掌柜和副掌柜不定期巡视，主要通过“号信”以及各种业务报表等方式，解决分号和支号的事务。许多大的加工点，除了自产自销，还经常从附近低价收购小烟坊的成品或半成品来扩大销售。烟厂职工分管理人员、职员、手工工人几等，管理人员中的负责人，称为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四掌柜等，职员有会计、出纳、相公娃（学徒）和勤杂人员等。掌柜的和人股的人，最初没有工资，只在年底分红。凡人股的都在年底分成，一般是“四六”分成，即掌柜的为四，其他股东为六。后来才实行工资制度。用工分长期和临时两种，长期工一般为管理层和销售层的固定职员和少部分手工工人，临时工大部分是季节性的手工雇佣工人。大多数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工资很低，统一吃住，住房阴暗潮湿，进门就得上炕，人称为“烟匠洞。”伙食分大灶和小灶，工人吃大灶，掌柜的吃小灶。
甘肃近代手工业产品比较有名的还有皮货。皮货作坊专门加工经营羊皮和各种野兽皮。1923年前后，兰州有12家皮货加工店，他们从洮岷、青海、宁夏等地运来皮子，多为生货，在兰州硝制加工后，再运往京、津、沪等地销售。近代皮货的加工多为作坊性质，随着皮货需求量的增加，许多作坊都雇用了工匠，原来的家庭作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手工业者入住城镇，开设手工业作坊，促进了近代城镇的兴起，而近代城镇的兴起，又吸引了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涌人城镇。随着手工业者人数的增加，为了加强同行业之间的合作，协调彼此的竞争，他们之间的联合便十分必要了。清后期，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就有以联合的形式出现，当时有木工行、染匠行、屠宰行、银匠行等设立的行会。最初各行之间联络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征收捐税和支应公差。各行业设有行头，行头由办事公道、活动能力强、富有威望的行内人员担任，主要负责调节行业纠纷，平息行业争端，招呼行内事宜。各手工行会都制定了行规，行规要求同行之间要公平竞争，不得欺诈，加强联系，互相关照，遵循统一的行业道德。各行会视经济状况设固定活动场所或不固定活动场所，为了扩大行业影响，还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如六月初六铁匠、木匠、石匠、画匠四行联合举行娱乐活动，邀请戏班子演出。其他如斗行、肉食行、脚行等都有固定的娱乐日期，届时也邀请戏班子搭台演出，慰劳百姓，扩大影响。
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名镇，也聚集了大批的手工业者。比如在阿干镇瓷窑的作坊里，就有许多手工业从业人员。而某些享誉一方的手工业行业，也聚集了许多从业人员。如清末以来丹噶尔（青海的湟源县）的制靴业较发达，附近游牧区的藏靴都由他们制作。随着游牧区藏靴需求量的增加，制靴的从业人员也增多，除了固定制靴匠，还有流动于环湖帐房的制靴匠。据估计，清咸丰时每年销往牧区的藏靴约1万双，到清光绪时，增至10万双。从藏靴增加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制靴匠的人数肯定也在增加。
近代手工业仍然带有传统手工业的局限性，大多数以家庭为生产作坊，很少有女性参与产品的生产制作，也很少有资本积累，收入只是聊以糊口而已。有些规模较大的手工行业，雇工多为有亲缘关系的人。手工业的家庭生产一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经久不衰的手工业产品，享誉市场；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手工产品的创新及走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某些技艺高超的手工产品，世代家传，严禁外流，传儿不传女，独家经营，虽然形成了独行独占的优势，但很难扩大规模，拓宽发展空间。
近代手工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在社会近代化的潮流中，还是在缓慢前行。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使其开始形成一个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即手工业阶层。甘肃近代的手工业阶层从社会整体来看，人数并不多，他们构成了近代市民的前身，属于社会的中下层，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下层。由于多种因素，其内部生活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异。一些独行独占和有经营头脑的手工业者生活略为宽裕，而大部分手工业者仅凭一技之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勉强维持着温饱的生活，而一般的手工业者生活状况甚差，温饱都成问题。总之，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仅靠一技之长维持生计。民间谚语云：“木匠坐的柯叉房，铁匠的门关绳绳儿绑，染房穿的白衣裳，待诏的娃娃头发长，编竹席的睡光炕。”这是近代手工业者真实的生活写照。
2．甘肃近代工业和产业工人
甘肃近代产业工人是和近代工业相伴相生的，产业工人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当时因同治回族事起，清廷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思想开明，积极支持并参与创办洋务运动。他莅临西北后，考虑到军事所需，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畅家巷创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后称为甘肃机器局），专门生产枪、炮、铜帽、火药等军工产品，兼以修理枪炮器械，这些军工产品主要用于在新疆的战事。初创时的机器局，设备简陋，厂内技工从沿海引进，多为广东人，计有百余人，后来也从地方上招收了些普通工人。由于是军工所需，在技术上尚能维持精良程度。光绪三年（1877年），兰州机器制造局总办赖长用自制的水轮机织了一段呢绒，质地细薄，质量还好，于是便开始筹设织呢局。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兰州机器织呢局从德国订购机器，安装投产，后因产品价高而难以销售。到光绪八年（1882年）时织呢局便停办了，次年，和机器局合并，改为洋炮局。不久，左宗棠离甘，制造局、织呢局无人支撑，再加技术人员、资金等的奇缺而停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和织呢局是甘肃近代最早的机器工业，与之相伴的是产业工人的出现，这时，产业工人的人数很少，两局仅百余人而已。需要肯定的是，左宗棠在甘肃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历时十余载，成效不太显著或无果而终，但在偏远的甘肃，仍然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它打破了几千年来甘肃地方手工业生产的模式，使长期处于落后封闭的甘肃老百姓开了眼界，甘肃开始出现近代机器工业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另外，它也是甘肃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先导，使甘肃成为全国开办洋务比较早的省份。
以后甘肃的产业工人基本和近代机器工业的进展脉络联系在一起，呈艰难成长的趋势。以下将对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予以简单叙述，从中可以看出近代产业工人的相关情况。甘肃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鼓励各地创办实业。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改兰州道为劝业道，彭英甲任甘肃劝业道道台，劝业道的主要职责是开办实业。当时地方政府内新政的鼓噪者们一方面决定恢复左宗棠创办的织呢局，雇比利时技术人员，重新开工，但“出呢颇佳，而苦无销路”。后由于技术、销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仍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织呢局仅办两年，再度停办；另一方面利用甘肃在嘉庆道光时的绰余协饷（当时协饷拨下后，时局稍微平定，故协饷较为宽裕），开办近代机器工业。首先在地方开设农工矿务局、劝工局、陈列所、船政局等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机构，继而开办织布厂、织呢厂、织革厂、玻璃厂、肥皂洋蜡厂等民用工厂，还设立石印局、公报局等近代印刷和报业机构。这些新设立的机构、厂矿，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有的有名无实，有的略有成效，有的毫无成效。比较有成效的就是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修建竣工的兰州黄河铁桥。后来，存储的协饷资金耗尽，新政也就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工人人数很不固定。
民国肇始，民国3年（1914年），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广建再办织呢局，采取官商集股合办的形式，并更名为织呢公司，但仍未取得成效。民国8年（1919年），地方人士邓隆、牛厚泽等集中民间力量接手经营甘肃织呢公司，三四年以后也停工了。
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军主政甘肃后，接收了甘肃的织呢工业，并予以整顿，更名为甘肃织呢厂。国民军驻甘总指挥刘郁芬派学过纺织的马瀛岑负责。当时该厂有职工120人左右，其中女工四五十名。工人待遇情况是，一等工银币18元，二等工16元，三等工14元，四等工12元，五等工10元，六等工8元，学徒六七元不等。以当时面粉的价格计算，每个银币可购买20公斤左右的面粉。该厂工人的工资基本能解决吃饭问题，在当时的产业工人里收入还算过得去。甘肃织呢厂的机器设备基本仍是最初从德国购进的，以后甘肃织呢厂又几易主人，没有发展。民国7年（1928年），马仲英在河州的反冯事起，织呢厂受到影响，遂停工。民国17年（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工厂相继被敌占，军政部拟在兰州开办织呢厂，指派部办的武昌织呢厂的工程技术人员20多人到兰州，接收了甘肃织呢厂，更名为兰州织呢厂。同年7月，兰州织呢厂正式开工。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厂、织呢厂，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兰州第二毛纺厂。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织呢厂工人的待遇情况是一等工每月才拿法币40多元，总计可购买100公斤混合面粉，一般工人拿得更少了，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抗日战争前夕，兰州市面的白面价格为50公斤需法币11．16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涨到50公斤需法币18万元。货币的贬值使工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吃的是黑馒头，喝的是烂菜汤，还经常受监工的打骂。
民国5年（1916年），张广建又经营机器局，亦收效甚微。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军驻甘时，扩军备战，为了制造修理枪械炮弹的方便起见，重新将左公开办的旧业提了出来，将机器局易名为甘肃制造局，并添置设备，扩大生产，内分木工、打铁、机器、修理、翻砂五部，专制农工用具、各种实用机械、五金用品以及修配汽车的零件等，同时还兼营修理枪械等。技术工人二三十人都是从天津等地招来的，全部职工有1000余人。这时的甘肃机器局进入鼎盛时期。国民军东撤后，机器局再度关闭。蒋介石控制政局后，民国27年（1938年），甘肃省政府将甘肃机器局更名为甘肃制造厂，同时改单一的军工生产为军民兼产。民国29年（1940年），改为甘肃机械工厂，直属省政府建设厅。民国30年（1941年），甘肃省政府将机械厂与造币厂合并，商请全国资源委员会合资经营，正式成立了甘肃机器厂。以后因种种原因时办时停，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为兰州通用机器厂。
甘肃近代初步萌芽的机器工业除了以上所述两家规模比较大，其他都是民用工业。民用工业多为私人经营，规模小，技术要求不高，销路略能保证，在甘肃的运营情况稍好些。尤其在进入民国以后，民用工业的运行比较规范，各方面的情况略好一些。民用工厂规模都比较小，工人人数也不太多。宣统二年（1910年），由地方人士邓隆发起成立的“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生产火柴，结束了甘肃火柴依赖外地输入的历史。光明公司初创时期，职工分内工和外工，内工即长工、正式工人，约有130人；外工即短工、临时工人，约有300人，以后增加到五六百人，年产火柴700箱左右。民国8年（1919年），邓隆又在窑街建立了光明火柴公司分公司，后因火灾而停工。抗日战争时期，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扩大了生产，又投资经营运输，职工人数有了增加，最多时有1000余人。民国9年（1920年），天水炳兴火柴公司建立，有职工80人。1936年，天水光华火柴厂建立，有职工200余人。另外，1926年，国民军驻甘后，在兰州开办济贫工厂，也生产火柴，以后更名为同生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有90余名工人，其中内工70余人，外工20余人。
国民军主政甘肃时期，刘郁芬收缴了陇南孔繁锦创办的造币厂，改为甘肃造币厂，并对先前的旧厂进行了改造和建设。他用收缴的河州马廷勃、马廷贤的窖藏银币做原料，开始铸造银元。该厂技术工人最多时有四五十人，职工最多时有近400人，多为学徒，约占职工的80％以上。该厂职工的薪水分为等次，职员为16～60元，领工40～80元，技工16～28元，学徒6～10元；卫兵10余人，每人每月工资8～16元。
甘肃近代产业工人和新产业的渐兴联系在一起。在张广建任督军兼民政长期间，民国3年（1914年），为解决督省两署的照明，责令相关部门在省署东侧安装了一台6千瓦的直流发电机，以后又相继安装了一台2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一部30匹马力火管式蒸汽锅炉、一部18匹马力拉式蒸汽引擎。民国13年（1924年），省署有关部门又装了一台40千瓦380伏三相交流发电机，除了供督省两署和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四厅用电，还兼顾少数官绅、富商和小范围的路灯用电，这便是兰州发电厂的雏形，其全称是兰州电灯电话局。民国8年（1919年），兰州电灯电话局增添发电设备至40千瓦，更名为兰州电灯厂，首次实现对外营业。从此，兰州电业开始由官办自用向官民兼用转变。尔后，各地军阀也相继创办了小型电厂，民国11年（1922年），陇南孔繁锦为了解决督署照明和陇南造币厂的运营，开办了天水电厂，安装了一台30千瓦的煤气发电机；民国23年（1934年），马步青为解决官署用电，安装了一台12千瓦的发电机，建立了武威电厂；民国30年（1941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建立了玉门油矿电厂，安装了一台4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各地的电厂初建时，只解决官署用电，工厂规模小，工人都在10人左右。民国27年（1938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府合资接受兰州电灯厂，建成了兰州电厂，约有职工110人。兰州电厂学徒工月工资为5～6元（法币），三年期满后每年增加0．5～2元（法币），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最高为30元。以后法币不断贬值，工人的收入连最低生活也很难维持。到民国30年（1941年），规定24岁以上的每月发米贴6市斗（每斗8公斤），24岁以下的每月发4市斗。由于物价飞涨，工人实际上只能靠米贴生活。据天水电厂的老工人回忆，该厂在新中国成立前每月所发工资还买不到50公斤包谷面。玉门电厂的学徒工劳动三年收入缝不上一床被子或一套棉衣。截至新中国成立，这些电厂的工人人数为：兰州电厂职工242人，天水电厂53人，玉门电厂37人，全省的电业职工总数仅有332人。
民国24年（1935年），兰州共有8家工厂，各厂工人的情况是：甘肃制造局有工人1000余人；甘肃造币厂有工人近400人；同生火柴公司有工人150余人；光明火柴公司有工人五六百人；救济院附设2处工厂，人员不详；学校附设工厂，人员不详；济生工厂有工人约120人；惟救工厂有工人30余人。8家工厂粗略地估计，有工人2000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近代工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矿业、交通运输等都有了较快的进展，相关产业的工人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到民国32年（1943年），甘肃纺织产业的情况是：纺织业初步实现从手工向机织的转变，甘肃有纺织厂168家，工人总数为3988人，若将学徒工和外国工人计算在内，有5500余人，纺织行业的产业工人人数在当时各行业里是最多的。另外，1945年宝天铁路通车，甘肃出现了少量的铁路工人。
随着近代矿产的开采，矿业工人也出现了。传统矿业有金、银、铜等，几乎全为手工操作，俗称“炉院”，较大规模的炉院资金约有1000银元，工人也有近百人了。抗日战争前期，兰州煤炭产地有皋兰的姬家湾、阿干镇，永登的窑街，民勤的小青卷。山，平凉的小土疙堆山，会宁静宁之界的石铺。这些小型煤窑或独资，或集资，资金多在100～300元，每洞不过5～10人，开采量很低，每人日产煤半吨左右。阿干镇煤矿在清康熙时就用土法开采，进入近代，随着近代城镇的兴起和近代工业的出现，燃料需求量大，阿干镇煤矿才得以大规模的开采。民国23年（1934年），共有矿工1190人，每日产煤280余吨，主要用于兰州城镇居民的生活所需。1939年，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下，玉门油田成功开采，当年产原油429吨，天然气1万立方米。到1945年，年产原油6．5万余吨，天然气约1500万立方米。当时玉门油田的工人多为从酒泉、玉门、金塔3县应征的壮丁调拨而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全矿有技术人员631名，工人5097名，合计5728人。
甘肃近代工业从萌芽到有了初步进展，总的趋势是由小变大，由弱渐强，而与之相伴相生的近代产业工人也是从无到有，从人数很少到人数渐增。甘肃近代产业工人是地方历史上第一次脱离开土地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人，他们是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生活条件差，工资低，许多工人家无隔夜粮，身无两件衣，现挣现吃，挣扎在贫困线上。长年的工作劳累，使不少工人落下了种种残疾，难以生存。总的来看，甘肃近代产业工人人数少，按照以后社会阶级划分的方法，他们属于近代无产阶级。从甘肃的情况来看，他们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阶层，在近代社会变革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的出现显示出近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五、其他社会阶层
1．士、知识分子
在传统社会，“士”泛指读书人。他们中的少部分通过科考获取功名，步入仕途。一部分则在考取秀才后，难以再获举人等功名，于是或成为乡村的士绅，或成为乡村的私塾先生和郎中。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读经史，通礼仪，明人伦，以身作则，引领风气，影响地方，受到乡村社会的尊重，为乡村社会的表率。其中乡绅还成为沟通官府和地方社会的桥梁，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进入近代，社会分工逐渐细化，许多新的职业不断出现，“士”作为传统社会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也开始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多以他们脱离开传统社会以家庭为依托而形成的身份地位后，以个人选择职业来实现身份转变的。一些知识类的从业人员，包括教师、医生、编辑、银行职员、技术人员等，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和主流。虽然有些职业传统社会就有，比如教书先生和郎中，但他们都立足于乡村社会，是以家庭为依托而从业的，与近代意义上的教师和医生以社会为依托而从业的，仍然有很大的不同。
传统社会的“士”与近代知识分子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传统社会的“士”是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的践行者，他们通读经史，知晓人伦天理，在地方上相当于宗教信仰里的布道者；而近代知识分子虽然仍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个人行为的收敛，但他们的知识是专业知识，并不是儒家做人的知识，他们的职业是生存的职业，并不是教化社会的职业，他们已经不再承担教化社会的责任了。传统社会的“士”向近代的转变经历了复杂艰难的过程，因本著述篇幅所限，不便展开探讨，待以后撰文论述：“士”在向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他们既继承了传统社会“士”的某些特征，又适应近代社会的变革需要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第一条渠道是随近代教育变革的潮流而出现的，近代教育造就了近代知识分子。近代学堂教育萌芽后，府县学堂的从业人员多为旧私塾、义学、社学的先生，最初称为先生或是教习。等到师范教育兴起后，才开始有了专门培训师资的学堂。这些新培养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多为近代教育，与原来从私塾转变而来的私塾先生有所不同，这使得从事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出现和规范，在教师中又分化出从事普通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从事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更细分，还有乡村知识分子和城镇知识分子的差异。他们虽然同为近代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地位、收入以及工作的难度仍然存在着差异。因此知识分子阶层又可以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的。近代教师人数与近代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近代教育的初步萌芽到以后初具规模，人数基本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近代社会其他新职业的出现，也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新出现的职业有报界的编辑、记者，医院的医生，工厂的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部门的从业人员。以报业来看，近代报业多属于官方经营，有一部分编辑、记者也有政府官员的身份，他们与官僚阶层有亲疏不同的关系。但由于他们工作的专业性比较强，故他们在本质上更多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以下将近代报业的发展情况做一介绍，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报业知识分子的相关状况。
清末新政时期，甘肃省设立了官报局，开始编印《甘肃官报》，甘肃近代报业以此为萌芽。以后学务公所创办《学务公报》，劝业道署创办《劝业公报》。这一时期，报业从业人员为官署内的官员。进入民国，后两种报纸俱停，惟官报改为《甘肃政报》，发行如常。1913年，民国初建，国民党甘肃支部创办《甘肃民报》，以后改为《大河日报》，由当时加入同盟会的甘肃靖远人聂守仁任主笔。同期，省政府还创办了《兰州日报》。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大河日报》遭查封，不久，《兰州日报》亦停办。而在这一时期，由省署教育科编行的《通俗日报》和《政报》仍然在发行，且延续了十三四年之久；民间报纸则有《边声周刊》、《河声日报》、《金城周报》等先后发行，大都持续一两年遂停刊。1926年，省政府编印了《新陇日报》，原来的《政报》则改为省政府公报。
1928年，国民党甘肃支部又创办了《甘肃民国日报》，创办人是靖远人王宁一，以后办办停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31年，省政府主办的《新陇日报》改为《西北新闻日报》，1933年9月又更名为《西北日报》。《西北日报》创刊后，对省内各报进行了整顿，将全省各城镇的报纸，一律收归《西北日报》，以建立分社的形式进行管理。《西北日报》创办后，成为甘肃最有影响的报纸，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现在《甘肃日报》社址就是原来《西北日报》的旧址。这时民间则有《中心报》、《建国周报》等不定期报刊发行。一些机关报也依各自的情况发行，多为不定期。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创办了《陇东日报》（油印版），宣传抗战建国主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甘肃近代有影响的报纸除了省政府创办的《西北日报》和国民党支部创办的《甘肃民国日报》，还有一份是国民党军方创办的《扫荡报》。该报于1932年6月创刊于江西南昌，众所周知，其被定名为“扫荡”的含义。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名为《和平日报》，1946年11月，该报在兰州建立了分社。该报副刊花样多，社会影响比较大，在兰州只发行了两年。
甘肃近代地方军阀也创办了几份报纸。在陇南、陇东地区，1922年3月，孔繁锦坐镇陇南时，地方知识分子在征得孔繁锦的同意后，筹集资金，创办了《陇南觉民报》一年后更名为《陇南醒强周报》。1928年，国民党天水县支部创办《陇南民声报》，1935年易名为《陇南日报》。1930年，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在平凉创办《陇东日报》（铅字印刷），以后改为《新陇日报》，1936年，改为《人民日报》，1937年又恢复为《新陇日报》。1939年，天水县国民党支部三青团创办机关报《秦报》，1942年改为陇南行署的机关报，更名为《陇南日报》。另外，1933—1935年胡宗南驻防天水时，曾创办《陇南民声报》。20世纪30年代初，在河西地区，国民党武威县支部创办《五凉之声》和暂编骑二师政训处编印的《河西周报》，1936年，军阀马步青又创办了《河西日报》。
近代报业初步兴起时，从业人员少。以《西北日报》为例，初创时期从业人员只有3人，新中国成立前，从业人员共计也只有二三十人。报纸的发行量也比较低，《西北日报》在刚开始时，日发行几百份，以后有所增多，最多时达到2000多份。兰州几大报纸的从业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总计也不过百人。
医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甘肃近代最早的西医医院是教会创办的福音医院，在兰州白塔山附近的庙滩子，人们称为洋式医院。1930年，甘肃省政府拨款才筹建了兰州中山医院，但规模小，从业人员比较少。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同年甘肃省国医分馆也建立，开展对中医人员的管理培训等工作。大部分中医的从业人员仍以开办私人诊所行医，兰州城在20世纪20年代有私人诊所30多家，到30年代有40多家，40年代有110多家。
除了教育、报业、医院为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领域，还有工厂的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管理层的职员也属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总的来看，甘肃近代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还是比较少，但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其经济地位从社会整体来看，还算中上层，在知识分子内部，经济收入又有较大的差异，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
2．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是随近代城镇的兴起而出现的。近代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在传统城镇里从业的少数杂业百工，从外省和其他府县前来谋生的商人、手工业者，任职的官员及其眷属，流落到城镇的乞丐等均构成了近代城镇的市民阶层。绝大多数市民阶层因城镇发展的需要，到城镇谋生，从事各种职业，没有什么社会身份。在兰州市民中，从事零杂职业的有挑水的、卖柴的、卖煤的、抬轿子的、剃头的、担挑的等。市民又可以根据经济情况分为几种类型，市民中的贫民属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他们生活十分艰辛，主要是手工业工人（炉匠、裱糊匠、泥瓦匠、木匠等）、小商贩（担挑零卖的、收破烂的、摆地摊的）和零杂工（洗衣、缝补、撕烟等）等。他们家无余粮，收入不足以糊口，生存都成问题。到了冬天，吃饭穿衣、御寒过冬均很艰难，许多贫穷人家常等着富裕人家早上放“舍饭”度日。市民里的小业主的景况稍微好一些，这部分人主要为中小商人和小手工业主以及有一技之长的其他杂业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基本能够保证生活，稍微好点的，收入略有盈余，但这部分人数比较少。
甘肃近代各种职业的出现使市民阶层人数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到抗日战争时期，这部分人增加很快。当时甘肃的酿造业有160家，从业人员有2000余人，餐饮业有1000余家，从业人员4000余人，其中，餐饮业在兰州占125家。兰州市民阶层从地缘上看，有外省籍的人，早期以山陕商人为多，以后豫、湘、川、鲁等省的商人和从事杂业的人也增多。抗日战争时期，外地人口涌进兰州，兰州市民阶层的构成就更复杂了。就本省籍的人来看，几乎各县份的人都有，主要以今天附近三县（永登、榆中、皋兰）的人为多。
应该说，甘肃近代城镇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民阶层的壮大而发展起来的，他们构成了近代城镇存在的基础，支撑着城镇的运行。他们身上反映的是近代城镇的风貌，也反映出近代城镇兴起以后的种种缺失和无奈。他们是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而发展起来的范围比较广的社会阶层，对近代城镇的文化、经济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社会阶层的流动
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和社会分工、职业的差异等联系在一起，也和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联系在一起。一般来看，社会阶层和拥有的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官僚、地主、大商人、资本家等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属于社会上层；广大农村的中农和城市里的中小商户等属于社会中间阶层；城市无业游民、小商户、杂业人员和农村的贫农、雇农等都属于社会的下层。
在传统社会，社会阶层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和购置田产来实现流动的。进入近代以后，社会阶层的流动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原来依附于农业的工商业的独立发展和新的社会职业的不断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社会职业结构模式，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的动荡和强权政治的出现，造成一批批新权贵的不断产生。这两种状况都更改了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的途径。新的社会阶层流动途径，有很大的不合理性，那些依靠强权获取名利的新权贵，无节制地攫取大量的社会财富，使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里，严重地威胁到社会中下层的利益。
民国时期，就甘肃来看，官僚阶层、地主、大商人、大产业主等属于社会上层，这部分人占社会成员的5％，他们有权有势，利用权力和特权巧取豪夺，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拥有一定土地的中农、中小商人和中小产业主等均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约占社会成员的35％，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财富和生存空间；而贫农、雇农和市民阶层里的贫民均属于社会的下层，约占社会成员的60％，这部分人的生活毫无保障，生存空间狭窄。
那些通过强权产生的社会阶层，不仅攫取大量的社会财富，还遏止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因社会的失范和无序，中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有较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他们或在不同的职业之间转换流动，或以购买田产实现向上层的流动，而这些有限的流动还常受到强权政治的压制和限制。在近代社会混乱的背景下，中等阶层抵挡社会风险的能力比较弱，稍微有点冲击，便无力抵挡，遇到天灾人祸便面临破产的威胁，很容易流动到社会的下层。社会下层的生存景况最差，很难向社会上层流动，而且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数还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使得社会的贫穷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少数民族里的宗教职业者属于社会的特殊阶层，他们通过教权控制民众，主持开展各种形式的宗教仪式活动，是信教群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实际控制者，在信仰的民族里影响很大。藏族社会的宗教职业者占的比例较高，一般占男性人口的1／3。在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里，也有一定人数的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又可以分为几层，比如藏族的活佛便属于宗教职业者的上层，而在活佛中，又因个人能力有别，所辖教区大小、富庶不同，其地位又有一定的差异。除了活佛，其他僧人多属于宗教职业者里的中下层。回族的阿訇情况也大略相同。另外，甘肃近代政治多由军人把持，军人也占很高的比例。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将在“社会问题”章节里论及。
六、帮会、社团、党派
1．帮会
帮会是近代社会比较特殊的民间结社。帮会由这样几部分社会力量组成，即从明时就有活动的天地会和哥老会的力量、清中期就有活动的失败后残留的白莲教的力量、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流落到民间的太平军战士等。清末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无序混乱，这些力量便滋生蔓延，他们联手在民间结社，开展各种活动。他们最初参加帮会是来寻求帮助和精神寄托的，以后随着帮会的发展，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帮会带有宗法色彩、江湖义气和迷信色彩，也常以此为诱饵，吸引会员，壮大力量。各帮会都有名称，或冠以名山大川或以所定的宗旨为号。
甘肃近代最早的帮会主要是哥老会的活动，出现在同治年间。当时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大批年龄大的老兵没法妥善安置，这些人生存受到威胁，精神空虚，纷纷加入哥老会。哥老会也有称为“哥弟会”的。后来西北回族问题突出，紧接着左宗棠率军西北，这批哥老会成员又随同前往。当时在湘军里哥老会成员比较多，左宗棠鉴于军队内哥老会成员较多的情形，为了利用帮会，凝聚团结人心，也参加了哥老会，并按照哥老会内的规矩，与士兵以兄弟相称，于是人人争先恐后，纷纷参加帮会，这使湘军内的哥老会人数大增。左宗棠在用兵西北的十余年里，甘肃的哥老会发展得比较快。西北问题平息后，左宗棠对西北帮会力量日盛很担心，上奏朝廷，认为帮会猖獗，日后必致祸患。于是光绪时期便对哥老会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哥老会遭到破坏，遂转入秘密活动。
清末，清王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民间哥老会的活动频繁迭起，北方黄河流域的哥老会活动较为兴盛。当时在各地编练的新军中，就有许多哥老会成员。宣统元年（1909年），哥老会会员甘肃西宁人乔寿山，在西宁等地宣传兴中会的革命主张，联络了附近的一些农民，积极组织反清活动。他曾在甘军董福祥部当过兵，1900年曾随军到过北京。后事机泄露，遭镇压。陕西、宁夏的哥老会成员更多，活动也很频繁。陕西的张凤翙、张云山、张益千等哥老会成员开了同统山，组织起红汉军。当时甘肃的帮会完全听同统山的命令。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反正，张凤翙任用哥老会首领之一的张云山为副都督，率军在乾州抵御由陕甘总督升允组建的甘军。宁夏的哥老会听到辛亥革命起事的消息后，也在宁夏反正。应该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西北的一些革命活动多是由哥老会成员组织开展的。
国民军西进时，国民军内的许多士兵或系哥老会成员，或是曾经和哥老会组织有过联系的人。这一时期的哥老会已经向近代帮会过渡。哥老会和帮会也有一些区别，参加哥老会的人多为底层老百姓，在而参加帮会的人则成分就复杂了。国民军到来后，其士兵有不少为哥老会成员和外地帮会成员，甘肃地方帮会开始发展，当时许多地方军阀也参加帮会。甘肃从陇东到陇南，从中部兰州附近县份到西部的河西地区，到处都有帮会活动。尤其以陇南为多，因甘谷、文县等地在外做生意的人多，这些生意人为了互相照应，结盟为帮。
这一时期帮会内部的组织和规矩都逐步建立。帮会通过成员开山而壮大势力，当时在武威的老吆会，内部辈分以所占的“威德福子宣，松柏一支新”十个字，来划分帮辈的大小，占“威”字的为第一杆旗，这一辈开的山有中华山、重新山等；占“德”字的为第二杆旗，也有开山的。民国18年（1929年），马廷贤在天水先后开设大佛山、群英会，马仲英在甘州开了高台山。甘肃的其他山头有洪钧山、同统山、五龙山、兴龙山、万佛山、奉天山、长白山、金龙山、复兴山、中华山、重新山等。各山独立行事，没有什么联系，有明确的宗旨和纲领。如中华山的纲领是“中华统一，民族复兴，昏庸满清，国防无准，新来国父，奔走革命，江湖之始，肝胆贤存，谁是盟统，革命未成”；“中华山，忠义堂，长江水，万代香”。对内的口号是“印心相结”，对外的口号是“精诚团结”。重新山的对外口号是“重新设计引群仙，降世星辰列满天，福寿宫里常摆筵，文兴武庆太平年”，“重新山，忠义堂，长江山，福寿香”。其内外口号和中华山略同。
沿海地区的帮会，民国以来经过演变形成了两个最有影响的帮会，即青帮和红帮，以后两派又分化出许多小帮派。红帮原称为“洪门”、“洪帮”，是从天地会、哥老会发展来的，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明太祖洪武年号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为洪门或洪家兄弟，流行于四川、云南、贵州、黄河流域等地。青帮是清雍正时期在南北运河漕运的船夫，为了内部团结而组织的具有封建行会性质的组织。他们最初制定帮规和仪式，按辈分收徒弟，久之影响日著，长期保持着封建行帮霸主的地位。以后由于成分复杂，和官府相勾结，逐渐发展成一支特殊的帮会势力。青帮最初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依靠官府后，口号变成“扶清安邦”，流行于沪、京、津、江、浙等地。
抗日战争初期，甘肃作为后方重地，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大量移民迁入各城镇，青帮和红帮成员也相继进入甘肃，开展活动。从外地来的青洪帮很快便和甘肃地方上原来的帮会联合起来，十分活跃。此时在军政界集中了一批青洪帮成员，这给帮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入会在军政界称为时尚，一批青洪帮头目同时也在军政界担任要职，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就有青帮首领。马步青在武威期间，其第一师师长马呈祥就为洪帮中华山副山主。当时甘肃的红帮有二三十万，一些中下层人士，极力找门道投奔帮会，惟恐无门可人。因为在帮会兴旺时期，帮会内的人可以互相照应，里外贯通，显然人会有许多方便之处。兰州的青帮有嘉海帮、杭三帮、兴武六帮、兴武四帮、嘉兴帮等；红帮有中华山、铁血山、兴隆山、长白山等。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因青洪帮犯事对其进行了整治，惩办了帮会内的几个头目，青洪帮暂时停止了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谷正伦调离甘肃，青红帮活动又兴，但以后各个帮会的活动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帮会的活动才被取缔。
青洪帮有严格的帮规，对内纪律森严，规矩周全，对外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帮内的兄弟以入帮的前后各占一字，分层管理帮内事务。帮会内的活动，有联络暗号，称为帮话，也称黑话、条子。帮内成员认话不认人，口传不留笔迹，要想在帮内畅行无阻，须记住帮话。红帮信奉关公，分内八部、外八部（有的称为上八部、下八部）。内八部有山主（又名龙头大爷、大哥）、香长、襄堂、座堂、知堂、礼堂、行堂等（又有记载是：山主、盟证、香衣、坐善、礼堂、陪礼、执事、行堂等），代号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均被其他成员称为大哥，分工依次不同；外八部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又称为行一（大哥）、当家（三哥）、官事（五哥）、老幺等，内八部领导外八部。青帮供奉天、地、君、亲、师，帮内以字辈划分。在甘肃主要有达（也有作大）、通（一说道）、悟、学四字班辈，下级称上级为师爷、师傅。参加帮会的人到一定年龄拥有些资历后，可以开山收徒，另立山头。
1931—1941年，兰州附近参加帮会的人在农民中约占10％以上，工人中约占30％，商界约占20％，军政教育各界约占10％，镇长和保安团队官兵约占30％。帮会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甘肃的帮会最盛时，成员多达六七十万人之多。民国19年（1930年），鲁大昌部队内也有许多人是红帮成员。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仅在陇西就有帮会成员80余人。
近代帮会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无序、混乱的产物。对各个不同的帮会要区别判断，有的帮会有政治结盟、经济结盟的性质，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而有的帮会和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成为黑社会组织，以帮为匪，帮匪不分，放赌赊账，栽赃陷害，欺骗讹诈，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祸害百姓。清末民初，张掖、武威、酒泉等地的老吆会就属此列。后被各地官府抓获后，或枭首示众，或活埋，仅武威就活埋了100多人。而以后的青帮和红帮也有许多不义之举。
2．行会、社团
行会是民间行业组织，其雏形是封建行头。清末，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工商业的兴起，相关行业的交流日益重要，同一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突出。为了加强交流，规范竞争，一些发展比较快的传统手工行业出现了行头，行头主要是协调同行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的联络交往。同一行业的人必须集中在某个有影响或势力较大的行头之下，结行生存。行头多由同行业的人推举，也有自荐的。在商业行业，商人以地缘为纽带组建同行组织——会馆。各个行会组织，根据不同的行业，分别修庙建祠，供奉守护神。守护神多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如水烟行供奉诸葛亮（传说诸葛亮用兵西南时，为了消除瘴气对士兵身体的危害，根据当地人的推荐，让士兵吸食水烟。因此，诸葛亮便为烟行的鼻祖）；木匠、泥瓦匠供奉鲁班；理发、裁缝等供奉罗祖；商人的会馆里也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如山陕商人供奉关羽。各行和会馆共同的祭祀对象是火神，这是因为火灾危害甚大，祭祀之，以防患于未然。
随着行头、会馆的发展，官方开始关注并介入管理。当时官方将各个不同的行业称为同业公会，同业公会比原来的行会要宽泛得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经地方耆绅禀请创办农务总会，会内经理由各乡董公举，办事规则仿照推广农林与督垦总局的章程，这是甘肃农会的前身。民国元年（1912年），农务总会改为省农会，以后各县相继成立了农会。民国17年（1928年）改为农民协会。
在商业领域，官方开始筹建商会。商会是官方对商业进行管理的组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商业会议公所。1903年，清廷设商部并颁行《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各省遂设立了商务局。1907年，京师设立总商会，归劝业道，各省设立商务分会，甘肃也于1908年成立了商务会，1911年改为商办，1916年，改为省城总商会。1924年，全国有商会160余处，1911—1927年，甘肃各县陆续成立了商会。官方对商业行业的介入，改变了商业行业在民间发展的情形。以后商会逐渐成为官方监督，民间自办的性质。而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行会仍在小范围内开展活动。
社团，顾名思义是社会团体之意，它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社团的组建有的以职业为纽带，有的是以身份为纽带，有的以政治愿望为纽带。有民间自建的，也有官方组建的。民国以后社团渐兴。甘肃最早的社团是1920年兰州各学校成立的兰州学生联合会，这个社团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后社团又不断地产生，最初的社团具有同业公会性质，其中以商业公会为多。甘肃近代社团在抗日战争时期蓬勃发展，主要集中在兰州。有些是从原来的同业公会、农会等发展来的，有些则是顺应形势的需要新组建的。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兰州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在“八办”的领导下，新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而原来的社团也聚集在抗日旗帜下，开展各种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留外学生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伊斯兰学会”、“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妇女慰劳团”、“联合剧团”等。当时兰州的各种社团名目繁多，基本包括了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其中有工人团体47个，商人团体61个，农民团体8个，自由联业团体6个，省内外同乡会52个，同学会16个，校友会19个多，学会26个，协会、研究会、促进会、协进会、理事会25个，各种剧团、剧社21个，教会9个，其他7个。这些社团有些是积极的、进步的，为当时全面抗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的社团还办理会员的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开展一些学术研究活动，调解劳资纠纷。但也要看到有些社团则是封建保守的，有结党营私，个别人把持，狭隘排外的现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1941年7月1日兰州正式建市后，随着各种行政机构的设立，市政府对社团的管理也逐渐规范。1942年3月，兰州市社会局成立，社团归其监管，民众社团的管理、监督、发展工作渐趋规范。
近代各种社团以民间自发组建的为多，政府和党派里的一些人士也组建了各种名目的团体。如由张治中倡导的“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就为一例。当时外地的社团也在西北开展各种抗战救亡活动，1938年，在上海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旨在支援抗战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工合”成立后，在西北地区建立工厂。同年，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参与支持的工合培黎石油学校在兰州落成。在各种社团里，一些少数民族的社团影响比较大，如1926年成立的甘肃藏民文化促进会，其宗旨在于促进地方文化，实施普及教育。该促进会成立后，在藏族地区开办了几所学校，活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另外还有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也致力于发展回族教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3．党派
近代政党政治的出现是传统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近代政党政治对传统社会专制集权的家天下的政治统治提出了挑战，预示着原来家族统治的集权政治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近代政党的前身是会党，会党最先出现在沿海省份，比较有影响的首属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甘肃没有同盟会活动，但甘肃籍人士有参加同盟会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张掖人王之佐在当地参加了同盟会，并联合陕甘留学生成立了陕甘留学生支部，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会党在甘肃的影响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当时在甘肃文高等学堂的青年学生中，有不少学生向往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加入国民党，也有部分学生受甘籍国会议员秦望澜的影响，加入了共和党。
1912年，中国同盟会在北京与全国其他四个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之后，党组织迅速向全国发展。国民党北京总部委派王之佐（曾任甘肃咨议局议员，后任省议会副议长）、武威人周之翰、四川人蔡大愚等为党务特派员赴甘肃开展党务工作。1912年8月在兰州曹家厅街左公祠成立了国民党甘肃支部，西军统领马安良为支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支部同时在三十余县成立支分部，在甘肃各地发展党员数千人。在当时的国会、省、县议会选举中，国民党都占优势，如甘肃省议会议员共56名，而国民党员就有46人，进步党人仅有8人。1913年5月，国民党甘肃支部编印《大河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批判腐败落后的时政，深受社会各界关注。1912年国民党甘肃支部为了争取民族团结，推举甘州提督回族人马安良任国民党甘肃支部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并实际负责。1913年11月袁世凯篡权后，下令解散国民党，一些负责人遭逮捕，党务工作遂停止。国民党在甘肃的活动只进行了半年便被迫停止了。
袁世凯退位后，甘肃国民党重新活动，但没有建立正式组织。直到国民军西征时，甘肃的国民党组织才正式建立并开展活动。但国民党在甘肃的力量仍然很弱，党务活动的开展也十分有限。宣侠父在《西北远征记》一书中，描述了当时国民党在甘肃的情形。“在甘肃方面，本来谈不到国民党的存在，北京政治分会，虽然派定了七个临时执委，秘密地组织临时省党部，但是就中有一个是腐败的官僚，一个是劣绅，一个是土豪，一个是知识分子，蛰伏乡间不来省城，其余的两人，是紧抱着饭碗，死也不肯放松的兰州中学教员。这一批革命领袖，从党部成立以来，几乎还不知道党部的大门究竟还是朝南或朝北，只剩下田君，孤零地爬伏在这封建势力的蛛网之下，一筹莫展地关着门围炉革命。”国民军到来后，对甘肃国民党组织进行了整顿，1926年10月，国民党临时新党部在兰州中街子17号成立。
当时国民军内的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在地方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地方进步人士。1925年12月，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由榆中人张一悟任书记，这是甘肃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屠杀共产党，冯玉祥也将国民军内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开封政委会委派刘郁芬、杨耀东（国民军第七方面军总部政治处长）、马鹤天（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曾三省等为国民党党务筹备委员，成立筹备委员会，清理了甘肃的共产党组织和人员。1931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甘肃执政，国民党成为最大党派。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对甘肃也有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南方红色区域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在北京学习的天水进步青年王承舜等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宣传工作。后回到天水新阳等地发动组织农民，宣传革命主张，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成立后，调解民事，整修道路，兴修水利，在当地开展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1927年，西北早期的共产党员王孝锡、任鼎昌、王之经等人，在宁县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陇东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的组织——中共宁县支部，又称“邠宁支部”。该支部成立以后，在刘志丹的率领下，在陕甘宁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兰州成立甘宁青特委，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1937年7月，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以合法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同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又建立了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简称“陇东工委”。而在陇东的部分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这里成为孕育新政权的地方。
在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某些带封建落后愚昧色彩的会党也结帮进行活动。比如，民国初年前清部分贵族在东北及内、外蒙古一带结成“宗社党”，妄图复辟帝制。1916年5月，“宗社党”人吕光自称清室六皇子，在甘肃拉卜楞寺一带纠合流落到甘肃的满族王公以及其他旧官僚贵族，煽动当地的蒙藏王公贵族，抵制革命浪潮，开展复古活动，后遭到挫败；逃往青海同仁一带。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派甘肃提督马安良、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兰山道尹孔宪廷，查办剿抚。1917年9月，吕光在西宁被严惩，部众解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