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源于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现代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在进行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比较研究时发现，在任何一种政治体系当中，都存在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和心理模式，它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由此构成了个人行为与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之间的必然联系，即所谓的“政治倾向性”。如果单纯地使用“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民族性格”等概念，都难以完整地概括这种关系，因此，学者们开始探索使用一个全新的概念，用以表达和研究影响政治体系运行的上述因素。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率先明确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用以替代传统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来表述政治体系中支配人们政治行为的诸种主观因素。此后，美国的赛缪尔·比尔和亚当·乌赫姆在他们合著的《政治模式》一书中，也使用了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政治文化概念一经提出，便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阿尔蒙德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1963)、派伊和维巴合著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1965)、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途径》(1966)和《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66)，等等。学者们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古老的政治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兴起并非偶然，其发端的背景是多方面的。
1.思想史的渊源：政治与文化的相关性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从思想史的渊源看，尽管“政治文化”这一术语出现得很晚，但对它的探索却早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对构成城邦政体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后果作出了论述。众所周知，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及其各种变化形态。面对这种政治环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思考过这些政体之间的本质区别和构成要素，试图找到最有利于维持城邦稳定的政体形式。他们关注促使政治变化的文化因素，企图为防止政治衰败找到答案。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指出：政府会随着人们习性的变化而变化。可谓一针见血地抓住了政治文化概念的本质。“当人们的分布变化时，政府构成就会变化……国家不会超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人性范围。”[1]柏拉图认为，城邦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的习惯倾向决定着政治制度的倾向。每一种政体都有其相应的精神和公民品格，公民心灵和品格发生变化，政体就会发生相应的嬗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以“本体论”来探讨国家问题，提出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动物的命题，认为人具有一种合群的天性，这决定了人们想和自己的同类过共同生活，因此建立起了国家。此后，诸如西塞罗、马基雅维利等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曾强调公民美德的重要性。
到了近代，以民族精神来考察各国政治的文化性的政治分析思路在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学说中已经清晰可见。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详细考察了各国的气候、土壤、面积、居民的生活条件、职业、自由程度、宗教、财富、商业习俗和传统等各项主客观因素，并指出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各国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其中，自然环境、文化精神和体制结构这三大要素被他称为“法的精神”。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进一步分析指出，罗马共和精神的衰落是导致罗马衰亡的重要原因。
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民主的现实。托克维尔全面考察了美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等人文社会状况，以及人的精神状况等对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另一重要论著《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分析了导致大革命发生的国民心理基础。
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根源于新教文化的观点，强调了精神/价值要素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性，一直被视为政治文化方面研究的经典案例。
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政治分析提高到一个科学的境界，从而也为分析和研究政治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一方面，政治文化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也具有深刻、重要的反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明确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的是列宁，他在1920年底所做的《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2]在这里，列宁并没有给政治文化下定义，但起码涉及了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是指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主观意识倾向。在讲话中他还指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政治文化涵盖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其目的和任务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克服资产阶级残余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他的政治文化观点和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政治文化的专门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这些思想家们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分散的、零星的，但是这种历史学术渊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源头和理论传统。
2.时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动，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打击。概括起来讲，这时候西方民主所遭遇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原有的民主政权纷纷崩溃，法西斯主义上台专政。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涌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它们中的多数都效法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政体。然而，由于殖民主义留下的隐患，新生政治体制的幼稚及其行政管理经验的不足，再加上经济力量的脆弱，新型民主政体的建立并没有使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相反却出现了一系列诸如社会政治动荡、暴力活动频繁、军事独裁、政治专制等社会问题。同时，这一状况也波及整个世界，影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形成了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分庭抗礼。
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对于那些对自由民主制度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政治学家不啻为当头一棒。面对严峻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结构形式是普适的吗?它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西方民主政治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是什么?与西方民主不同的各种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又是什么?人们的心理导向和行为态度如何影响了民主政体的生存概率?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如何改造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以适应政治体制的变迁?
现实使西方的政治学家们认识到，制度与社会经济因素并不是所谓“民主”政体稳定的充分条件，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简单地模仿西方社会来实现政治现代化，其背后还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作为支撑。所有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摆到了西方政治学家们的面前，迫使他们将研究的触角深入政治现象的背后，寻找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开辟新的领域，去探讨这些国家中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3.学科研究的基础：新型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的相互渗透以及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技术逐步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对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系统方法的使用。系统方法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日益成为各门学科处理复杂对象，分析其结构与功能，解析其规律的一种普遍方法。第二，比较方法的广泛应用。跨文化比较方法的广泛采用，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这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大规模调查研究方法的采纳。问卷设计、抽样技术、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等专业化调查研究技术的出现，为政治学提供了一套精确的分析工具，使得政治文化的研究者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去收集特定集团或民族的，与政治有关的心理和文化倾向的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对政治文化问题展开经验性的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政治学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成为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催生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领域内出现的行为主义革命以及大量的非西方政治资料的面世，使得比较政治学超越了传统比较研究中主要是对欧美政治制度作静态考察和描述的局限，开始大量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各类不同的政治体系作全方位的动态的比较研究。这时，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受到批评，因为人们注意到，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同一种政治结构的功能会因各体系成员在心理、观念等主观因素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新一代的比较政治学者急需建立一个新的概念，来反映政治体系内政治行为的这种倾向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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