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之正当性的辩护

第一节　政治文化研究之正当性的辩护

虽然在白鲁恂看来，“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政治”^[4]，以文化作为比较政治分析的基石，本来没有必要为此作一番哪怕是象征性的辩护。遗憾的是，偏好结构分析和理性选择模式的学者却常常在各种场合贬低政治文化研究，而任何领域的研究，首先需确立其研究价值或正当性，否则无以立足。为此，白鲁恂通过一系列的著作与文章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论证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或正当性。^[5]

就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而言，白鲁恂认为，文化首先“反映了人类的想象力，而想象是所有意义重大的行为的出发点”^[6]，政治过程尤其如此。因为“政治总是由价值观与权力结合而成”^[7]，总是以权力和权威为中心，其中都隐含着复杂而丰富的想象。儿时的社会化，让人们对权力近乎魔力般的作用形成持久而复杂的幻觉，也让人们在看待权威人物时带着一定程度的全能感。这种全能感使人们拒绝对政治现实作冷静的推理，相反，却可能夸大政府的仁或者制度的恶。政治也几乎总是使部分人得益，部分人受损，人们对它产生怀疑与不信任的同时，夸大了的希望和梦想也会被激发。此外，没有一个人能像在实验室里一样观察到政治过程的全部运行。“政治过程由数不清的推测、判断、算计以及对现实的不同感觉构成。”^[8]可见，想象在人们判断、分析政治现实乃至决定政治行为时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文化既包括理性的认知，也包括非理性的情感，认知与情感共同构成政治行为的动因。人类行为，一部分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一部分建立在情感上。虽然从分析的角度可将人类行为予以概念化和分类，但事实上没有一种行为可以排他性地归入完全理性或完全非理性的类别。“所有人类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中情感成分的影响。”^[9]现实中，人的认知总是带着情感色彩，情感又受到判断的影响。“理性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10]因此，“如果理性主义理论和形式理论包括博弈理论将文化倾向性考虑进来，会成为更有力的政治行为分析工具”^[11]。政治科学研究实践显示，仅仅依靠目的与手段的理性逻辑关系分析人类行为，常常不见得十分有用。例如有些行为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理性的，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则不能视为理性。此外，如何检验目的与手段的有效性？这个问题最终还得用文化来回答。毕竟采用何种技术和知识解决某一社会在特定时刻产生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当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用的某种特定方法由是否理性的问题变成一个是否有效的问题时，文化变量显得更加关键。毫无疑问，在一种文化中起作用的因素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未见得也起作用。无论如何，政治学家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只采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政治：第一，政治科学家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将偏好来源作为外生于政治体系的问题来看待；第二，经济学家可以将分析局限于客观的和物质的因素，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将主观因素纳入分析模式。^[12]

再次，文化的持续性与文化传统影响政治变迁与改革。白鲁恂指出，“通过对传统赋予有情感的生命力，文化是掌握与复苏一个人的集体记忆的活性渠道。文化具有这种重要性质是因为它根植于通过社会化形成的人格之中。人们坚持自己的文化方式不是因为他们对历史遗产和传统的模糊感受，而是因为这种文化已经融入其人格”^[13]。因此，文化变迁意味着巨大的精神痛苦。文化传统在政治变迁和革新中的重要性如同文化传统在音乐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很清楚，存在诸多非常独特的音乐传统。对任何一个在某种传统中长大的人来说，跟着旋律哼唱带有传统曲调的新歌通常不难，但要是一支与传统曲调不同的歌，就会比较困难。……这不仅仅出于个体的熟悉感，更多地是因为每种音乐传统里都有其内在的“结构”或“逻辑”。每种传统中，从旋律、节奏到不和谐音与和弦，种种音乐特征都有其内在的适宜性。这就是为什么熟悉某种特殊传统的人能轻松地回应乃至加入到一个全新的曲子的演奏与歌唱中的原因。因此，尽管变迁和革新是可能的，但要预言这种创新的结果可以毫无困难地依据传统来理解则是不可能的。^[14]

不过白鲁恂并不认为文化是静止的。相反，在他看来，“正是文化确立了可能预示着变迁的参数，构成了推动和形成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动力”^[15]。因为构成文化主体的“个体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强大的产生创造力的力量”^[16]。但是文化所固有的持续性使得文化的变迁又不是随意的。文化的变迁方向必须依据其特性而确定。因此，通过文化分析，一方面可以“洞悉造成某一社会的压力和紧张之源，另一方面也可依据该社会的民族性格确定哪种变迁容易发生、哪种变迁不容易发生”^[17]。

再者，文化分析可为政治学研究提供独特价值。其一，文化分析为政治学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架构了沟通的桥梁。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在微观的个体行为和宏观的集体行为(团体、民族和国家)之间一直无法勾连。“通过文化概念的运用，将文化概念与人格理论相联系，可以简化政治学研究中的‘微观—宏观’问题。”^[18]其二，文化分析赋予合法性概念更丰富的内容。^[19]政治合法性是人们心理上对政治体系与权威的认同与自愿服从，与人们对政治体系、权力与权威的认知、态度、情感密切相关。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对政治体系、权力与权威的认知、态度与情感不同，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解也就不同。西方文化对合法性的理解与儒家文化体系对合法性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将改变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单一性理解。

最后，研究文化对于规划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非常有益。文化能敏锐地反映出行为模式的细微差异，后者表面上看来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关乎政治发展的成功与失败。借助文化差异的分析，从文化的细微处既可以了解一个民族所追求的价值观，也可以发现为达成现代化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20]

至于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关于结构与文化分析的解释力究竟孰大孰小的争论，白鲁恂表示：

结构还是文化，纯属个人喜好和意识形态偏好。事实上，也无法检验哪一个更具解释力。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肯定地说，所有事物都包含结构与文化的相互影响。是什么决定结构的独特性质？当然是文化。是什么构成了文化？当然是结构。孰先孰后，完全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从当前政治科学的发展状况来看，争论哪种研究途径更具备内在的优先性毫无意义。^[21]

白鲁恂的论证确立了政治文化乃至于人格研究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者认为政治文化研究能找到恰当的研究方法，反对政治文化研究的声音变了调，从理论上有无价值转向方法是否正确、科学。反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四点：①政治文化概念太过模糊，不能从客观、实证的角度把握；②政治学应研究人的政治行为而非心理；③政治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不能被量化，缺乏科学性；④政治文化的心理学分析犯了简化主义的错误。针对上述责难，白鲁恂一一作了回应。

第一，政治研究包括政治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可以从实证角度理解和把握其全部的过程。提出第一种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对系统分析而言，政治文化概念主观性太强，太过模糊。白鲁恂指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与政治文化是否可以研究又是不相关的”^[22]，因为批评者没有认识到：

政治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非常主观的过程。涉及行为动机时，尤其如此。……政治过程不是一个可以从实证角度理解和把握其全部的过程。相反，它由试图理解各种主观暗示、线索所包含的意义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构成。他们根据各自对暗示和线索的理解来解释将来的公共生活会发生什么。因此，政治文化并不比政治本身更难以捉摸和模糊不清。如果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缺乏硬数据时就容易受到政治文化分析者主观性奇思幻想的影响，那么，大部分政治分析也都是如此了。^[23]

第二，如果忽略人类行为的心理维度，分析者必定无法发现在政治现实中显然起着关键作用的事实与分析性因素。针对政治学应研究人的政治行为而非心理的第二种批评意见，白鲁恂不以为然，在他看来：

所有政治理论都以关于人性和社会性质的或明确或含蓄的假设为前提。因此，政治学家都应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这是传统政治学家所具有的素质。政治学最重要的先驱在他们那个时代同时也都是追问人性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权威。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不仅关注政治领导人的特征与领导艺术，而且关注人的本性。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许多现代心理学的内容。他们用当时可以获得的最先进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成功地建立起了系统的政治学理论。^[24]

因此，“如果忽略人类行为的心理维度，那些显然在政治现实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事实与分析性因素必然会消失不见”^[25]。

第三，科学不能被限定在狭隘的测量领域内。第三种批评意见认为政治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无法量化，政治文化研究缺乏科学性。白鲁恂反驳道，持这种批评意见者，其“科学”概念不仅机械，而且陈腐。他们对政治文化这个多维度学科中“科学”概念的构成依然停留在僵化的阶段，一味沉浸在测量的重要性上，似乎思想可以通过复杂的测量程序像在实验室般被检测出来，而对构成科学的真正推动力——人类想象力——未给予充分重视，完全没有认识到“科学不能被限定在狭隘的测量领域内……科学中，必须先行的是富于想象力的假设。以新颖的想法和推测来思索其他人所未能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和关联性，是所有伟大科学家的特色，从伽利略到达尔文到爱因斯坦以及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莫不如此”^[26]。尽管政治科学是一门以事实为支撑的实证性学科，政治文化分析也必须遵行科学的传统做法，并采用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运用的技术。然而对政治文化这种精微的理论而言，从数据库中得来的数据往往并非最恰当的资料来源。当然，如何得到真正相关的事实以检验真正具有想象力的理论，也是目前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难题。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发展政治文化理论。^[27]

第四，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简化。针对政治文化心理学分析的简化主义指责，白鲁恂回应说，所有科学的目的都在寻求简化，都会在探求基本解释性关联中忽略现实中的某些因素。如果在寻求解释某种领域的现象时，研究者所引入的变量属于另一个领域，而在该领域又没有发生所要解释的现象，那么这样的简化主义非常不好，比如用粒子物理学来解释化学过程，但政治文化的心理学分析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所有政治行为最后都是由特定环境下的个体作出，而个人的种种心理因素肯定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政治文化分析不能不以政治心理学为基础。如果说政治文化研究犯了简化主义的错误，理性人的解释同样如此，因为政治学中的人性因素被简化为只具备理性。^[28]

不过尽管白鲁恂从各个角度捍卫着政治文化研究的正当性，他也承认，政治文化分析的确不大好把握，比如政治文化概念具有多个维度，每一个维度都有各自的特征，需要依据其维度不断变化研究方法^[29]；又比如“政治文化包括大众和精英的态度，包括隐而不发的情感和明确的意识形态。要求分析者具备深刻的心理学洞察力和对政治谋略与运行模式的精到分析”^[30]。事实上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往往不在资料是否充分，而是研究者是否具备将预测性的深奥的心理学理论与可得到的事实联系起来的必要能力”^[31]。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政治文化研究就很可能流于肤浅。

此外，政治文化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比如政治文化概念的精确化。这个问题不解决，政治文化概念就“很容易像社会科学里许多刚开始非常有用、生动的概念后来由于滥用而成为一个模糊、空洞的概念，也很容易像维巴所警示的那样成为一个可解释一切不能用更明确、具体的概念所解释的剩余物”^[32]。

显然，白鲁恂对政治文化研究的风险性有着相当清晰的意识。不过对于“鄙视胆怯”、“痛恨肤浅”、“宁愿选择错误也不愿意选择平庸”，同时又具备“不以表面价值取物的深刻直觉”^[33]的白鲁恂而言，政治文化研究也许是他最愿意涉足的领域，尤其是当他发现“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34]时，将主要精力倾注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也就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