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院外活动

6.3.2　直接院外活动

直接院外活动是指利益集团或其代表——院外活动分子，在与制定公共政策的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独立机构等)和个人(包括这些机关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中影响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的活动。这是传统的院外活动的主要方式，它所影响的主要是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决策人员的决策活动。正如院外活动的最初来源一样，院外活动分子在议会的走廊和门厅里试图在议员开会前或开会后及中间休息时向他们施加压力和影响，以使得议员在讨论、投票表决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当然利益集团及其代表向议员施加影响的方式不会这么简单，并且影响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国会议员，还包括行政、司法及独立机构的相关人员。具体说，有如下几种方式：

1.社交性的接触和游说

通过那些与政府官员有这种那种关系的人，压力集团与政府精英容易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一种公共关系工作，常常需要早做工作，一旦需要，会很容易联系上。社交性的接触和游说更多地是通过合理、合法、公开的方式进行的，但有时也会出现不合理、不合法、不能公开的方式，比如贿赂、提供色情服务等。总之是以群体的利益为目的。

在社交性的接触和游说中，个人联系是接近上层人物的最久远和传统的方式。个人联系的渠道是利用家庭、学校、地方和社会联系作为接近政治上层人物的工具。在美国、日本和英国，某个大学毕业生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已被证明是用于表达个人和集团利益的重要渠道。可以相信，一位亲朋好友所传递的信息或要求，远比一个陌生人以正式方式提出的要求要有效得多。在西方国家，很多院外活动人士就是靠政府官员的个人关系来表达集团利益的，并以此来谋生。这些人往往是前政府官员或议员，他们一旦退休，便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抢的对象，让他们做代理，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有的退休官员则干脆成立自己的专门的游说组织，如“基辛格协会”，为一些国家或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活动。由于这些前政府官员与政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接近政治上层人物就更为容易。

2.提供信息和情报

公共权力机构的决策离不开丰富而准确的信息资料，因而掌握着大量关于本集团社情和民意的情报资料和数据的利益集团便可通过向公共决策机构提供有关信息资料和进行咨询帮助的方式影响国家的公共决策。利益集团经常向政府官员和议员提供具有倾向性的对本团体有利的情报和建议，同时还充当政府官员和议员的参谋和“智囊”，通过为他们出谋划策，进行有关问题的专门研究，帮助起草法案、报告等形式，以促成对本集团有利的决策的出台。这是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将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传达给决策者的方式。现代政府的决策量大而且涉及面广，各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们几乎不可能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资料来处理他们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因而，利益集团就趁机而入。它们将对与自己利益攸关的问题的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了解并系统地进行整理，一旦有关的政策要出台时，它们会想方设法将有关资料及时传达给有关决策者。当然这些资料是准确的，同时也是有倾向性的。

3.出席听证会

很多决策机构在一项政策的酝酿阶段都会举行公开的听证会。有些国家的政府机关在正式的政策出台之前还会在有关的政府公报上将拟议的政策向社会公布，征求大家的意见，这又是一个利益集团表达自己要求的良机。

4.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顾问委员会和相关的协商组织

美国行政部门建立咨询性的委员会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只是到了“新政”以后，才大量出现。这种委员会当然是只有咨询的性质，而没有“合作管理”之意。但是通过参加这类委员会，利益集团可以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在西欧国家，政府部门更倾向于建立一种比较正式的“社会伙伴”关系，承认体制内的压力集团在政治体系内的正式代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的意见是主动被咨询的，他们更容易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

5.通过司法诉讼寻求利益的满足

根据“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司法系统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们的很多判决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因而利益集团有时可以通过影响法院的判决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实现自己的利益。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全国有色人种协会”为反对种族隔离、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长期诉讼。当他们发现对国会的院外活动困难重重的时候，他们把精力用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从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50多次法院判决，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起码在法律形式上被取消了。利益集团还可以作为“法庭之友”在他人或其他利益集团的诉讼活动中提出辩护状，根据法律依据和事实(于自己有利的)，影响法官的态度、想法，以至最终影响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