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灰白色院外游说活动者的活动

第四节　作为灰白色院外游说活动者的活动

一、院外活动的活跃

作为所有这些高龄者团体的压力团体——所谓的灰白色院外游说集团——的活动，完全是作为推进具有草根性的院外活动、通过参加政治活动委员会的选举过程，按照院外活动是以对联邦议会以及联邦政府等为轴心而加以展开的，与所谓的一般压力团体的场合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顺便说一下，通过政治活动委员会的活动，NAPEF以及NCSC也处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之上，根据拉里·J·萨巴特（Larry.J.Sabato）所言，在1981年到1982年期间，仅就职业关系政治活动委员会这一领域的排列而言，NAPFE就已经在联邦选举关系候补者捐献金额的目录栏里面稳居在第十位的座次当中了^[45]。

另外在关于针对联邦议会的活动方面，NCBA的《目前形势报告》（1992年6月）虽然就“NCBA与众议院黑人执行部（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和联邦众议院高龄化问题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Aging）曾经一同携手举行过十二次听证会，并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也在与《位于合众国的黑人高龄者的地位》相关的1987年联邦议会的报告中作了汇总”^[46]，然而在OWL的场合里，其代表在1991年于联邦议会所做的证言则包含了社会保障支付的改善、医疗保障对象范围的扩大、有关雇佣方面的年龄差别，以及与性别差异相关的一些内容。进而到了1992年，会长卢·格拉斯（Lou Glasse）更是不间断地在联邦议会里作证中，逐渐把社会问题的视角集中到了高龄者方面。例如格拉斯在同年三月份是对社会保障以及人口统计和与社会变动相关的内容在联邦议会里作证的，到了四月就在其证言的内容里面增加了有关女性问题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事项，而进入到六月，常务理事琼·库里安斯凯（Joan Kuriansky）则把“既是高龄者、同时也很贫困，并且容易被人遗忘的——生活在贫困中的高龄美国人”这一点，作为其在联邦议会作证时的主要内容^[47]。

与此相关联，较为值得注目的另一个内容当然是这些高龄者团体的院外游说活动于最近呈现出更为活跃的现象。根据《华盛顿代表》所言，正如表10-3所提示的那样，主要的高龄者团体的院外游说活动担当者的数量在最近这十五年来一直都是持续保持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在AAEP的场合，其在1977年到1992年即由区区四人增至二十五人，然后又增加到二十九人。亨利·J·普莱特（Henry J.Pratt）在其1976年的著作中，虽然指摘说“AARP对于议员和政府机关职员来说，是正在渐渐变得巨大起来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AARP虽然表明了其对主要问题的相关见解，但如果考虑到该见解是属于AARP近乎六百万人的，并且把一般来说基本上是属于中产阶级会员这一阶层归属的实际考虑进去，对于议员们来说，想无视它的存在想必是相当困难的”^[48]，与现在的会员数量超越了当时的五倍、院外游说活动担当者的规模也超越了当年的七倍的AARP最近的气势相对照，普莱特所作的评论该恰好集中在应正视其于现今不断高涨的有益性这一点上。

表10-3　高龄者团体的院外游说活动担当者的推移

摘自：Craig Colgate and Halvor O.Ekern，eds.，Directory of Washington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Industry，Arthur C.Close and Stephany J.Freedman，eds.，Washington Representatives，7th ed.，1983；ARthur C.Close，J，Valerie Steele and Curtis W.McCormick，eds.，Washington Representatives，16th ed.，1992。

另外，与这些高龄者团体最近的政治活动相关联，特别值得注意的又一个显著点，是指以“高龄者团体领导层评议会”为中心的高龄者团体的联合活动的发展。

正如杰弗里·M·伯里（Jeffey M.Berry）所观察到的那样，“联盟（coalition）在华盛顿的各个地方都有存在。同一类的精神伴随着老旧联盟的解散在形成新的联盟之际而在不断地发挥作用”^[49]，压力团体的“联盟”活动虽然对于美国的压力政治来说堪称是最为广泛且随处可见的现象，但是该现象于近年却更加变得显著。在触及这一点的时候，R·H·萨利斯孛瑞对此作了“横跨过以形式结社疆界的联盟以及结盟的数量的增加所以能够成为可能，是因为比以前更多的公司、大学以及别的其他机关在华盛顿设置了他们自己的事务所，”进而还就有关“联盟”最近动向的特征作了如下这样的描述。

“各种利益的联合，是在政治过程中可以非常广泛地看到的构成要素，当然，这并不是在最近才被发明的内容。横跨了政党以及地域或经济方面的分界线，时而在临时的基础之上，时而则以更加永久持续的方式，在协同政治运动之际动员了完全不同的团体资源的诸种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永久地存在着的。但是，在关系到最近时期的显著内容，是被称作联盟这一事物于数量上的膨胀，另外也在于一般被称作决策委员会，即在联邦议会内容所形成对应的联盟，于数量上的增殖。”^[50]

已经在第二章触及的，意即1992年2月由当时三十二个团体所构成的高龄者团体指导层评议会（于1978年结成）所以能就此固定其位置，正是基于了这样的文脉应该是没错的。特别是该评议会当中的AARP、NCSC和NCOA这“三个巨头”的代表，均按交替制度轮换执行议长的职权，并且每月按定例召开一次会议，如果按照NCBA会长塞缪尔·J·西蒙斯（Samuel J.Simmons）等人异口同声所表白的那样来描述，该会议是把“意见和信息的交换”作为最主要的机能来看待的，通常不是把用以推进评议会全体一致的政治活动列为首要的^[51]。也就是说，虽然萨利斯孛瑞论述说“新联合的主要目的在非常多的场合里是表现为信息取向的”^[52]，但在评议会的场合里这一倾向也绝非例外。

不过，高龄者团体指导层评议会尽管把类似这样的信息交换当作主要功能来对待，但在评价该功能于高龄者团体活动的有效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时却不能受到丝毫忽视。作为实际问题，1970年代末期促成该评议会结成的，恰是针对了当时于卡特政权之下出现的企图消减高龄者利益计划发展，故而服从了结集起来共同抗争的这一客观上的必要性^[53]，而通过对日常不断把信息加以交换的各个团体之间联系的维持，所形成的正好是在必要的场合下为能有效对应各种紧急需要而采取共同行动的重要基地。

顺便说一下，戴维德·D·范·塔塞尔（David D.Van Tassel）等人虽然作了关于“联盟早在1990年期间就演变成高龄者利益团体的趋势了”^[54]的观察，然而实际上表现为高龄团体关系的联盟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相继结成了。其中之一就是1985年结成的“高龄者监视过程问题的提起者”（Advocates Senior Alert Process A·S·A·P），另外再行出现的不是别的，正是1986年结成的“世代联合”（Generations United）这一引人注目的团体。

A·S·A·P作为“基于了政治而在活动的高龄者以及高龄问题提起者的全美信息以及活动网络”，是由ASA、NCSC、OWL、高等教育老年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AGHE）以及拉丁裔的高龄者协会（Associacion National Pro personas Mayores，ANPPM）等由十六个团体所构成，而世代联合则作为“把世代之间的理解以及对共同行动的促进为目标的全国团体的联合”，由ASA、NCOA、NCSC、OWL，以及美国国际高龄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ging，AAIA）、美国高龄者之家协会（American Associtation of Homes for the Aging，AAHA）、世代一同（Generations Together）等一百一十七个团体所构成（及至目前的1991年）^[55]。

进而，言及到最近集中在美国高龄者团体和联邦政府关系的发展方面最为显著的特征，当然是明显地基于了高龄者美国人法之下的，且作为政策实施担当者的高龄者团体的作用。例如，高龄者美国人法的第五章，就以属于贫困层中年龄超过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士为对象，把学校、图书馆、医院、社会福利机关等部门作为辅助者而在功能作了相应的规定，在该一计划的营运之中就包含了NCOA、NCSC、AARP等团体^[56]。

从而根据这一关联展示出高龄者团体和联邦政府关系之间的另一个新的侧面，并且作为NCBA根据高龄化问题厅所提供的资金从而开拓实施的事业，其所作的“与高龄者住宅问题相关的调查研究项目的实施”、“在过去九年之间对于四十个传统黑人大学的网络的开发”、“与在南部六州农村居住的高龄黑人非正式支援体系相关的三年研究实施”等报告，均属于NCBA的《目前时势报告》（1992年6月）^[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