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富裕是精神富有的基础与条件

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共建共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物质富裕是精神富有的基础与条件，两者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一、物质富裕是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前提

1.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的实践悖论

现代化浙江目标下的精神富有，不应出现由于过分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单纯强调经济发展，唯GDP论英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导致的“经济发展、道德滑坡”现象（即“韩国悖论”）；也应有别于“小国寡民”阶段及物质水平极端低下条件下的所谓“精神富有”（即“尼泊尔”现象）。

根据美国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对过去20年公布的“幸福指数”的分析结果，在大部分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要突破1.5万美元，就会出现“报酬递减效应”，而且金钱对于幸福感也几乎不再有影响。韩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韩国经济一直呈持续高速发展态势，2010年该国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经济规模高居世界第13位。但经济发达、收入增加却并未带来普通民众幸福感的同步提高。英格尔哈特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物质追求的强烈程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2倍，但对生活的满足感却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垫底。以10分为满分，韩国仅得5.7分，不及OECD平均分6.7分，甚至低于波兰和捷克。之所以产生这种物质上成功、精神上失败的“韩国悖论”现象，是因为只重视物质满足的特性已渗透到韩国人的潜意识之中，民众虽然在经济上富裕了，但精神上仍旧贫乏。《人民论坛》2010年12月（上）发布的对中国国内6235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自认为属于弱势群体的网友为73.5%，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白领员工自认为弱势的比例也分别高达45.1%、55.4%和57.8%。这表明中国人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财富积累大踏步进步、个人选择空间明显扩大而制约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幸福感却明显下降。因此，在经济社会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推动法治、道德和文化等领域的进步，在让人享受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拥有良好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素养。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在小国寡民阶段及部分高度封闭的国家或地区，虽然生活水平低下，但是精神却高度富有。其典型代表是尼泊尔，处于“神比人多、庙比房多”，“精神超级富有”的状态。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部分小国在极低生产力水平下的所谓“精神富有”，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大国”发展理论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相违背。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浙江的进程中，精神富有首先应是物质富裕条件下的富有。

2.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前提：经济率先发展、区域先行

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浙江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监测评估看，国家和浙江省相关指标体系都显示，浙江省全面小康评价指数已连续多年达到9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测算，2009年浙江省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90.1%，2010年实现程度为91.0%，高于全国10.9个百分点。2011年达92%左右，连续3年达到90%以上的基本全面小康实现度的目标。根据《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7—2011年，浙江省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度分别为89.6%、91.7%、93.5%、95.2%和96.9%，2008年以来连续4年达到90%以上，近两年达到95%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测算，浙江省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度由2006年的68.1%提高到2010年的87.3%，平均每年推进4.8个百分点，实现度连续8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作为沿海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浙江已经是一个物质富裕基础条件较为优越的省份。今后一个阶段浙江的现代化建设应该围绕率先发展、区域先行背景下的物质富裕展开，不失时机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进一步夯实物质富裕的基础，在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表2-1　2011年全国人均GDP排名前五位省、市

3.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前提：经济发展的国际可比性

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根据人均收入水平把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初级产品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和发达经济高级阶段。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临界点。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标志着开始进入高收入经济社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特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则总体经济有可能保持稳定上升甚至加速增长的趋势，但如应对不当，也可能会徘徊不前甚至是出现负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特征进一步得到强化，以信息业、金融业、文化产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得到长足发展；城市化进入稳定提高阶段，由多个城市组成的大都市经济圈或城市群成为区域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发展动力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在表现出较强的自主创新性的同时，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趋势也进一步增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集团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支撑；贸易增长模式趋于集约化，对外贸易稳步增长，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资本输出步伐加快。

2011年浙江人均GDP约9193美元，2012年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向发达经济体行列挺进。未来一段时期，浙江将实现人均GDP从1万美元向2万美元、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的新跨越，夯实物质富裕的基础理应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具有国际可比性。

4.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前提：共同富裕的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是物质上共同富裕精神上共同富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所倡导的物质富裕必须抓住“共同”的本质和属性，把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既要保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创造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注重先富带后富，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2011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突破30971元和13071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2.49倍缩小到2011年的2.37倍。从2006年到2011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1年居全国第3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7年列全国第1位。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985年和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建成的2011年为两个时点，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看，2011年与1985年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3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25倍，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增加了3倍，恩格尔系数下降了33%。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看，同期，人均纯收入增加了2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20倍，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2.8倍，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8%。

在已有经济发展业绩的基础上，如何有效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积极探索促进居民财产增值保值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众生活，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最终实现物质上共同富裕，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省人民，是夯实物质富裕基础必须遵循的发展理念。

5.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前提：经济的可持续性能力

根据近30年美元购买力变化的历史经验数据推算：从人均GDP看，2010年国际公认的基本现代化门槛是12000美元，平均水平约15000美元；2020年的基本现代化门槛是17000美元，平均水平约20000美元。综合分析浙江省未来发展趋势，到2020年全省人均GDP有望接近20000美元。因此，从物的角度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跨进基本现代化的门槛。但现代化涵盖诸多方面，人均GDP达标仅是其中之一。综合分析，浙江在促进产业升级、改善生态环境、消除绝对贫困、推进城市化和提高人口素质等方面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在物质富裕的可持续性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二、物质富裕是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基础

1.物质富裕为精神生活的富有创造条件

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精神富有的实现最终要靠物质富裕为其提供基础。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物质富裕了，精神富有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历史雄辩地表明这样一个真理，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首先是与经济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精神富有的实现程度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物质富裕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因而也就谈不上精神生活的富有。因此，人们精神生活的充实、社会生活的协调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富裕上，如果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所谓的道德、理想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才能谈得上充实，并逐步走向富有。

邓小平一再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3]如同邓小平提出要从经济的角度解决政治问题一样，他也反对过分夸大精神的作用，提出要从经济的角度解决思想问题。他从现实经济情况出发，充分肯定了物质刺激的正当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指出，即使在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上以及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这样严肃的问题上，也最终要依靠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对物质富裕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我们党始终把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目的性。

2.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目标的共同富裕，指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生活上的全面富裕，这种全面富裕内在地包含着物质和精神这样两个方面的含义。社会主义只有实现了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共同富裕，才称得上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有赖于并体现为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的协调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促成共同富裕的实现。

“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彰显的是社会主义原则。两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在实际工作中，要努力形成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一方面，精神富有要围绕物质富裕展开。物质富裕既为精神富有提出新课题、新任务，又为精神富有创造越来越坚实的基础。精神富有只有建立在物质富裕基础上，才能不断具有时代特征，才能不断创造出新成果。背离了物质富裕这一中心，精神富有就难免陷入形式主义。唯有此，精神富有才能随着物质富裕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物质富裕应体现精神富有的要求和特点。物质富裕不是为物质而物质，为经济而经济，从根本上说它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取向相一致，即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的。物质富裕既要讲经济效益也要讲社会效益，既要讲利益也要讲道义，既要“赚钱进口袋”也要“文明进脑袋”，既要开出物质文明之花又要结出精神文明之果。只有这样，才能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精神富有为物质富裕提供价值引领和发展导向

1.精神富有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人的精神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等都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精神因素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其发育程度影响到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的程度。

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认同的。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4]刘易斯也认为精神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5]赫希曼指出，精神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6]。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7]

2.精神富有是促进经济奇迹产生的非物质第三要素

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佩雷菲特认为，“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8]。“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9]。“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10]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11]

3.精神创新不断为物质富裕输入动能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应”。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