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汉籍珍本的追寻者

陈东辉

【摘要】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的特点:一、本书所有的内容都是在到日本的有关藏书机构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二、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古文献学功底;三、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晶;四、本书在论述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掠夺时，采取了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本书乃雅俗共赏之作，不但对专业读者十分有用，而且对一般读者亦颇有吸引力。

严教授经常强调一个从事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他一生中没有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做过最基本的学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那么他的所谓学术在真实性、科学性与价值意义诸方面，便都是值得人们怀疑的了。有鉴于此，严教授身体力行，甘愿从事东传汉籍的追踪调查这项艰苦而又复杂的工作。也许在某些学者看来，本书并无太多的“发明”和“创新”，而严教授的这项工作是必需的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不但嘉惠他人，而且对自己进行深入研究亦颇有帮助。由于严教授作过大量的此类基础性研究工作，因而他的多种理论性著作均能做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言之有物，在这一点上颇有乾嘉遗风，也很像日本学者的治学风格。

第二，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古文献学功底。严教授早年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受过严格的科班训练，这对本书的撰写十分有利。研究日藏汉籍，需要具备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乃至训诂、文字、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否则是很难进行深入研究的。本书绝非简单介绍或泛泛而谈之作，只要读过其中的任何一篇，便知出于行家之手。如严教授在论述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的宋刊本《周易注疏》(日本国宝)时，指出:“此本十三卷，原系宋代大文豪陆游家所藏。今每卷末仍保全有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陆放翁第六子陆子遹亲笔所题的‘识语’，字体行楷，笔力遒劲，墨色亦精。……此即在公元1234年到1235年的一年间，陆游第六子遵其父亲遗命，用陆游亲手标记的《周易》而读完了本书。陆子通在‘识语’中说的所谓‘三山’，在山阴县镜湖中，系陆游中年后卜居之所。陆放翁诗中屡有‘东偏得山多’者即是。此本卷中句读及段落批点，皆用朱笔，其涂抹文字，则用雌黄，亦具见陆氏治学之谨严。此本《周易》每半页有界八行，每行十六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注文双行，每行十八字或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题‘易注疏(几)’，下方记刻工姓名，如丁珪、毛昌、王弥、丁璋、朱明、李秀、孙冲、徐亮、李棠、徐茂、李硕、张祥、梁文、许明、陈明、梁齐、顾忠等，共十八人。卷中避宋讳，缺画至宋高宗‘构’字。由此推为南宋初期刊本。此本每册卷首上栏有墨笔横书‘足利学校公用’。第一卷末第七行界内，有‘上杉右京亮藤原宪忠奇进’墨书十一字，并有花押。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此本《周易注疏》何时从陆氏家中传出。今卷一末第七行界内，有上杉宪实之子上杉宪忠向足利学校赠书的‘题识’，其文曰:‘上杉右京亮藤原宪忠寄进’，下有花押，并有亲笔墨书‘足利学校公用’六字。盖陆游此书先为上杉宪忠所得，后上杉宪忠遵其父嘱，将家藏之书赠送足利学校，与学子共享，陆游的旧藏也就归足利学校了。足利学校第一代庠主快元，曾在他的老师喜禅处受业《易》学，所以，该校有研讨汉唐《易》学的传统。快元的讲课笔记，由他的学生弟子整理而成《周易钞》，现存日本国会图书馆。今此本《周易注疏》卷十三末第七行界内，又有足利学校第七代庠主九华的手识文，记其讲授《易》学事，文曰:‘□化大隅产九华叟，《周易》传授之徒百人，百日讲席十有六度，行年六十一书之。加朱墨点。三要。’这位六十一岁的九华老人于百日之内讲《易》学十六堂，类似今日每周一课，授徒百余人，由此亦可窥见当年《易》学传授之风貌。然九华老人主持足利学校时，据说学生逾千人，此‘传授之徒百人’，不知是属于学子们自选的课程，抑或如现今的讲习班?则不得而知了。此卷的卷十三末第四行界内有墨书‘永禄庚申(1560)六月七日平氏政朝□’一行。以墨迹而言，此为第七代庠主九华所写，此处署定之年月日，恰与当年上杉九华在相州(今神奈川县)向北条氏讲授《周易》的时间相合，则陆游旧藏当年一定是九华讲授《易》学的教本无疑了。关于经书的‘注疏本’的刻刊，原来在北宋时期，‘经注’与‘正义’(即‘疏’)都是分开别行的。自南宋初年以降，为了方便读者的使用，刻家方始把‘正义’配于‘经注’本的相当的部位。此本《周易注疏》实在是最初的‘注疏’合刻本的一种，目前不仅日本无第二本收藏，就是国内原先铁琴铜剑楼藏本，亦只是后来的印本，并非原刊，故此本于汉籍史上实在是至为贵重的。……江户时代日人山井鼎据此本而著《七经孟子考文》中《周易考文》，清人阮元又据此《考文》而校《十三经注疏》中《周易正义》。《周易注疏》、《周易正义》、《周易兼义》，则异名而同书也。《四库》著录本系十卷。《唐志》作‘十八卷’，而《书录解题》曰‘十三卷’，恰与此本相合。此本于1955年(昭和三十年)6月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从日本文献学史上说，9世纪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著录《周易正义》十四卷，题署‘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日本古文献的著录，但是，《周易注疏》传入日本列岛的实际年代，肯定会远远早于文献记载。12世纪藤原通宪《通宪人道藏书目录》亦著录有《周易注疏》。《周易注疏》和《周易正义》在古代日本，主要是依靠手写本流传。”[2]拜读上述文字后，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古代文史领域的造诣。

同时，严教授不但对日藏汉籍如数家珍，而且也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汉学的行家里手。本书在关注日藏汉籍的同时，又进而关注它们被收藏的不同过程、动机以及收藏单位的情况与沿革，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征、理念及其演变。诚如著名学者章培恒教授在为本书所作的学术性颇强的“序”中所云，本书在这方面有两大特色，一是从对收藏情况的介绍中显示出日本在该历史阶段的文化特色。书中对属于三菱财团的静嘉堂购藏归安陆氏书籍的描述就很具代表性。假如说，日本以前的珍视和大规模收购汉籍是由于对汉文化的崇奉，那么，在“脱亚论”兴起、资本主义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时代，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弄潮儿的三菱财团为什么在1907年还要以重金购买归安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呢?本书对此的介绍，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对作为亚洲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基于怎样的理念?其实际效果又如何?假如再以此与20世纪中国的有关情况相对照，应该也是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二是在对中国古籍流入日本情况的介绍中包含着相关的日本文化风气的提示。如在介绍静嘉堂文库所藏北宋刊本《李太白文集》时，就叙述了李白集在日本的流传概况。严教授所注意的已不仅仅是在日本保存了多少李白集珍本及其版本情况，而且将李白集的传入过程与日本文学风气的相应变迁联系起来考察，这就进入了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域。

第四，本书在论述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掠夺时，采取了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研究中日典籍交流史的论著，对于这一段历史都予以回避。而本书的最后一篇，却较为详尽地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30余年间汉籍被劫夺的黑暗历史，其中不少史料属首次披露，从而使“汉籍”流传于日本的面貌更加完整。千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学者、僧侣、官员乃至商人、平民，孜孜努力，历尽艰辛，把中国文献典籍送入了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国权论”日甚一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亦愈演愈烈。先是日本依恃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文献典籍强行杀价“购买”。1907年，三菱财团岩崎氏家族仅以十万元囊刮了江南“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全部秘藏，由此可见一斑(以上文献今藏“静嘉堂文库”)。进而又以所谓的“庚子赔款”在华购书——这就是用中国的钱在中国替日本“购书”。1929年，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便用“庚子赔款”收购了浙江“东海藏书楼”(以上文献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至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虽心存劫念，却仍愿演出“买卖”的场面，以掩人耳目。进入20世纪30年代，政治与军事气候大变，对华的全面攻略，已从“方策”变成实际行动，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文献与文物，便从“购买”、“赠送”转为公开劫夺。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劫走西藏藏经《丹珠尔》1部103函，蒙经《甘珠尔》1部102函，《母珠尔》1部225函以及蒙文佛经225种等，并于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自雍正朝至清末的各类文档共2，402函(以上文献今藏日本“东洋文库”)。于此便开始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全面洗劫。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文献扫荡”。在中国其他各地，也有大量文献典籍被劫夺，如:1938年3月，日军宪兵从济南陈名豫宅劫走中国宋元古版书共13种;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部从开封冯翰飞宅劫走吴道子亲笔等4幅;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从广州黎氏家劫走宋刊本11种;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从嘉定外冈劫走中国历代“地方志”535种;1942年2月2日，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在香港劫夺“冯平山图书馆”;1945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从王鲲楚宅劫走郑板桥亲笔等7幅。

根据严教授查证的各类材料，包括日本已允许查阅的若干外事档案，以及至今保存在日本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原始调查资料，大致已查清了除我国西藏、新疆、云南、贵州、青海及四川、台湾等省以外的全国文化资材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劫夺的总况，主要包括:中国文献典籍被劫往日本的共计23，675种，合为2，742，108册，另有209箱，内装不知其数;中国历代的字画被劫往日本的共计15，166幅，另有16箱，内装不知其数;中国历代古物被劫往日本的共计28，891件，另有2箱，内装不知其数;中国历代碑帖被劫往日本的共计9，378件;中国历代地图被劫往日本的共计56，128幅。必须注意到发生在上世纪上半叶的对中国文献与文物的这种洗劫，是有目标有计划进行的。至今仍有人为这一场大洗劫辩护，称之为“随着战争的发生，兵火所到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不是战争的兵火所烧毁的，完全是人为有意劫夺的。严教授在日本对中国文献典籍进行多次调查后，深信这种洗劫大部分幕后都有指使者，或提供导向者。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有不少是堂堂的日本中国学家。例如，在1946年当时盟国调查团移交给日本外务省的一份“中国被掠夺文化财产”的报告中，关于当年东京帝国大学在中国劫走的文物目录后，注明这批文物“应即向帝大驹井和爱追查交涉交回”;在当时京城(汉城)帝国大学在中国劫走的文物目录后，注明“即与鸟山喜一交涉追回”。正因为这样，这一场持续了20余年的对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劫夺，它不仅仅只是属于军事范围，从其性质而言，它是日本中国学领域内发生的极为畸形的现象。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浸入这一学术领域后，它所遭受的严重挫折。研究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的历史，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严重的事实。[3]

此外，本书中还有如下记载:“1890年明治天皇发布《教育敕语》之后，皇权强化了利用传统为其服务的机能，足利学校也成为日本‘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乃至‘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场所。……我徘徊在这些碑前，仰望庙殿中央的孔子座像，真是唏嘘不已!贪得无厌的欲望，变异的思想，在时代的冲突中，历史竟然让一位中国的思想家在异国的土地上变成了一具进攻他自己国家的政治玩偶!”[4]

作为一位长期与日方打交道的中国学者，能够作上述记载和评论，是很有勇气的，充分显示了作者在治学时完全忠实于历史的态度，这才是一名学者的基本素养和风范。历史毕竟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重提历史，并非为了“记仇”和“报复”，而是为了关注现实和展望未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笔者也曾经在日本任教3年，受到过许多日本友人的热情帮助。根据大量的亲身体会，笔者始终认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读了本书中的这类记载后，并不会反感或误解，而会对严教授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严肃、认真和求实的态度表示尊敬。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大学、佛经大学和宫城女子大学等机构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经费，“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资金”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资助，就是很好的明证。

由于本书具有上述特点，使得本书成为雅俗共赏之作。首先，本书对于专业读者十分有用。以汉语史研究者为例，通过阅读本书，可以获悉中国缺藏而日本保存的小学类珍贵典籍之状况。如中国内地所藏的《大宋重修广韵》之宋刻本，仅有国家图书馆的宋绍兴年间残本3卷，然而日本却保存了该书的宋刻本6种(全本5种，残本1种)，其中国会图书馆藏有宋光宗(1190-1194)、宋宁宗(1195-1224)时代临安刻本《大宋重修广韵》5卷，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和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有宋宁宗年间(1195-1224)浙中覆宋孝宗时刻本《大宋重修广韵》5卷，国家公文书馆第一部(原内阁文库)藏有宋乾道五年(1169)黄三八郎《巨宋广韵》5卷，名古屋大须观音(原真福寺)宝生院藏有北宋末期刻本《大宋重修广韵》残本1卷[5]。同时，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有宋末元初刻本《广韵》5卷，日光轮王寺藏有金刻本《广韵》5卷，天理图书馆藏有元延祐二年(1315)圆沙书院刻本《广韵》5卷，国家公文书馆藏有元覆宋刻本《大宋重修广韵》残本4卷(缺第1卷和第2、3卷首页)，大谷大学悠然楼藏有元至顺元年(1330)敏德堂刻本《广韵》5卷，米泽市市立图书馆藏有元元统三年(1335)日新书堂刻本《广韵》5卷，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和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书院刻本《广韵》5卷，国家公文书馆藏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书院刻元至顺庚午(1330)配补本《广韵》5卷和元刻本《明本正误足注广韵》5卷，东洋文库藏有元刻本《广韵》5卷，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有元刻本《广韵》残本3卷(即5卷本中的第3、4、5卷，每卷首尾皆缺)。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高山寺、滋贺石山寺、东京大东急纪念文库、京都大福光寺分别藏有唐人写本《玉篇》残本第9卷、第27卷之前半部、第27卷之后半部、第8卷“心部”之碎片、第24卷“鱼部”之碎片，大阪杏雨书屋藏有唐人写本《说文解字》残卷(即“木部”188字)，奈良正仓院藏有唐人写本《一切经音义》残本1卷(即第6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唐长寿三年(694)李元惠写本《妙法莲华经》7卷，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8卷，东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有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残本1卷(即7卷本中的第7卷)，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有唐乾元二年(759)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残本1卷(即7卷本中的第3卷)，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有宋一经堂刻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和《附释音毛诗注疏》20卷，名古屋大须观音宝生院藏有宋刻本《礼部韵略》残本3卷(即5卷本中的第1、3、5卷)，均为音韵学研究弥足珍贵之第一手资料。

并且，专业研究者还可以从本书对有关典籍的具体论述中获取更多的有用信息。如笔者长期从事阮元研究，发现本书提到静嘉堂文库所藏的宋刊本《说文解字》十五卷(日本重要文化财)，卷末有清嘉庆二年(1797)阮元手识文:“嘉庆二年夏五月，阮元用此校汲古阁本于杭州学署(此处有‘阮元私印’印文)。毛晋所刻印据此本，凡有舛异，皆毛扆妄改。”此文后有“阮”、“元”二印文。[6]扬州大学等单位已准备编纂《阮元全集》，如果没有严教授的记载，上面这段文字就有可能漏收。这段文字的大部分内容已在严教授所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披露，但无“嘉庆二年夏五月”数字，也未说明此处有‘阮元私印’印文以及此文后有“阮”、“元”二印文。王章涛撰写《阮元年谱》时，因本书尚未问世，故只能参考《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但由于不清楚阮元的手识文乃何月所书，所以未能系于“嘉庆二年五月”之下，只能作笼统说明:“是年，阮元用所得北宋刊本《说文解字》校汲古阁翻刻本。”[7]由此也可以看出严教授的工作对于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

其次，虽然本书的大量内容是关于文献典籍的版本、流传等情况，但是由于作者合理的安排和优雅的文笔，使得本书并未变成枯燥乏味之作，而是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对一般读者亦颇有吸引力。严教授在“著者叙说”中曰:“对访书过程中的人情世故，获得的各种知识，观看到的绝世珍本，相遇到的趣味故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心灵震动，对历史和人性的反省等等，稍稍记录在案，成为中日文化研究的又一种源文件。我的本意是希欲留待将来老之将至，在清风明月中作无穷之回味。当我陆续地将其中的故事向我的朋友们讲述时，大家执意希望我能把访书过程中由这些甜酸苦辣组成的文化意蕴，一吐为快，供读者共享。”这样的书怎么会不让人爱不释手呢?

当然，由于排版和校对等方面的原因，本书个别地方尚有可以改进之处。如第82页倒数第8行之“臣”，当为“巨”;第93页倒数第3行之“司法”，当为“司马”;第484页倒数第6行《丹珠尔》一部130函之“130”，当为“103”;第489页倒数第4行《小暴书亭吟稿附焚余稿》之“暴”，当为“曝”;第500页第7行之“桂五郎”，当为“桂五十郎”。同时，本书第242页在提到静嘉堂文库现今所储藏的1，180余种汉籍善本时，说其中有宋刊本120余种。而根据静嘉堂文库编纂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8]，这120余种宋刊本是包括金刊本在内的，应加以注明。

此外，关于皕宋楼藏书流入静嘉堂文库之真正原因，近10年来学术界已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与以前之旧说有很大不同。原皕宋楼主人陆心源之玄外孙徐桢基先生在《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9]一书中，披露了皕宋楼藏书出售的真实原因。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顾志兴研究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皕宋楼售书的原因之一是陆家经营实业破产而导致售书偿债。[10]后来，顾先生又进一步挖掘到一些新的史料，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申报》等披露，陆树藩在是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之际，曾在上海组织救济善会，亲赴京津两地援救在战火中的南方籍流落北方的官贾平民6，000余人，运回灵柩200余具。这一义举最终导致陆树藩亏空白银10余万两，故出售藏书以应付困境是必然的事。[11]此乃当年震撼中国学术界和藏书界的“皕宋楼事件”之真相。我们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对陆树藩进行公正的评价。严教授在论及此事时，仍沿用数十年前之旧说，谓“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坐吃山空，败家倾产，亟欲出售家传秘籍，即以五十万元标价，与日本人开始了讨价还价。……陆心源的不肖子孙陆树藩，不仅是他祖上的败家子，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罪人”，又谓“陆树藩贪财心切”[12]，似未允当。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严教授，因为笔者所寓目的近年问世的大多数论著仍依照旧说，并将岛田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作为“权威”史料加以引用。如范凤书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私家藏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绩卓著。他的《中国私家藏书史》乃厚积薄发之高质量专著，但在论及“皕宋楼事件”时，仍曰:“陆心源藏书，在其逝后不久，尸骨未寒，终因清廷腐败，其子亦不肖……”[13]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成为研究“皕宋楼事件”的唯一的第一手材料。其实，该书中有许多不实乃至有意虚构之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14]对于当年皕宋楼售书之经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与岛田氏所言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日方也对《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有关叙述之真实性有所怀疑。

日藏汉籍珍本常常令中国学者心向神往，但有机会专程出国访书者毕竟是极少数。笔者从1991年发表首篇关于中日典籍交流的论文起，就很想实地考察日藏汉籍。后来，笔者应聘为日本国立福井大学外国人教师，于1999年樱花盛开的季节赴日任教，前后共计3年。在旁人看来，此次东渡，丰富的日藏汉籍定会让我目不暇接，大饱眼福。其实并非如此。笔者所在的福井市虽然地处日本海沿岸，风景秀丽，但因为城市规模较小，并且位于较为偏僻的北陆地区，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汉籍珍本。虽然笔者也曾数次前往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访书，但由于时间紧迫等原因，所获十分有限。拜读本书后，对日藏汉籍珍本的总体情况有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也算了却了一大心愿。今后若有机会再次赴日，可以根据本书按图索骥，较快地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同时，就是日本本国的学者也未必有机会和时间专程赴各地全面了解日藏汉籍珍本的情况，因而本书对他们亦颇有用处。此外，本书也将成为中国、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笔者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的重要文献价值将日益显现出来。

注释:

[5]即5卷本中的第3卷，系现存最古之《广韵》刻本。

[7]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第145页。

[8]日本汲古书院，1992年。

[9]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0]参见顾志兴:《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及建言》，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第303-318页。顾志兴:《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第165-181页。

[11]参见顾志兴:《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原因再探索》，徐良雄主编《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463-471页。

[13]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

[14]日本汲古书院，1992年。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