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向称弟子的国学大师黄侃

黄侃在当年北大师生眼里，是一位敢说敢骂、狂傲不羁，又是一位“国学数一数二”(周作人语)的大师，但在陈汉章先生面前，却是“北向称弟子”，为什么呢?尊汉章先生学问渊博高深也。

黄侃(1886—1935)，谱名乔馨，后更名为侃，字季刚，晚年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其父为著名理学家黄云鹄，清末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盐茶道，故黄侃生于官宦之家，长于书香门第，少承家学。黄侃早年积极投身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辛亥革命后，成果被军阀窃取，无奈淡出政治。他是章太炎的大弟子。章太炎曾用太平天国的封号来赞赏他的四大弟子。朱希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旭初言当日章师戏言，吾门四子:黄(季刚)为天王，汪(旭初)为东王，吴(检斋)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既而余至中央大学章师则又谓旭初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云云。然以余前年所闻于季刚者则异是，见于余笔记中，即黄为天王，汪为东王，朱为西王，钱为南王(南王早卒，喻钱畔师)，吴为北王也。”不过，朱希祖自己则认为“黄、钱、汪皆传师文字学，吴传经学，称为四子较是。……钱之畔师，盖指其废汉字而欲用罗马字；且师之经学主古文，钱之经学主今文也。余则独治史学，非传自师，应不在四子之列。”尽管关于四大天王有异说，但黄侃天王地位从未变动。章太炎在他《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中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即钱玄同)，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章氏门下弟子甚多，但只有黄侃一人与章氏结为章黄学派，在小学与经学上独树一帜。

黄侃

1913年5月汉章先生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而黄侃则是1914年秋来北京大学国文系(当时称国文门)任教。但他们两人相知，据汉章先生给徐行可的信中说，还要早些。“太炎于民国初年，在末拟立函夏考文苑，于汉章列贱名下，次立季刚名。嗣于北大相遇见如故交。”函夏考文苑，是指1912年11月由章太炎、马相伯、严复、梁启超等倡议，欲仿法兰西学院成立函夏考文苑，相当于中国学院，详见《同门师弟章太炎》一文。民国初期北京大学的办学宗旨从京师大学堂的“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向“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民需要”转变。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聘请桐城姚永概当教务长，姚永概还延聘了其兄姚永朴、其姐夫马其昶和林纾等桐城派或桐城派同调者，北大一时成了桐城学派的阵地。不过，严复只当了八个月的校长，到了1914年6月，浙江籍的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夏氏引进了章太炎弟子，黄侃是其中之一。其他如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加上前一年引进的沈尹默和朱希祖，稍后的周氏兄弟(周作人经鲁迅介绍于1917年进入北大)。一时北大文科成了章派弟子的天下。沈尹默曾得意地说:“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沈尹默《我和北大》)此时的北大，推崇汉学的古文大师“坐拥皋比”，宋代理学空气也极浓。不过，章太炎弟子们并非铁板一块，1918年后，他们迅速分成三派。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物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两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这样，早些与桐城派的矛盾转变为新旧派之间的矛盾，先生与黄侃、刘申叔都被归为旧派人物，这自然使他们更团结在一起。周作人曾经对两派论争的激烈程度说过如下一段话:

十年之后(指1918年)，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加上去才对。(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旧感录》)

当时北大不光教师有新旧之分，连学生也分为三派。

首先于1918年10月20日，由北京大学救国会在北大成立《国民》杂志社，由许德珩、易家钺、黄日葵、段锡朋等组成。接着，当年11月19日北大学生团体新潮社成立，出版《新潮》刊物。主要发起人有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他们代表学生中新派力量。傅斯年“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1917年12月便完全转变了”(周作人语)。最后1919年1月26日北大《国故》月刊成立，发起人有学生俞士镇、张煌等人，总编辑刘师培、黄侃，特约编辑陈汉章、马叙伦、黄节、屠孝寔、康宝忠、吴梅、林损、陈钟凡等人。他们“以昌明中国古有之学术为宗旨”，提倡旧文学，反对新文学；保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与同月出版的《新潮》杂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对新旧文化持中间态度的《国民》杂志，虽仍用文言文，但公开谈论政治，宣扬爱国意识，宣扬新观念，在学术上多采用刘师培、黄侃、陈钟凡等人的著作。黄侃还为他们写了祝词。另一方面则请李大钊担任导师，并在刊物上撰文。

《国故》不光与《新潮》对立，也与《新青年》相左。不过，正如周作人在《红楼内外》中所说:“北大文科教员中，在《新青年》《国故》新旧对立，这原是事实，但是对立并未正式开过火。”但黄侃的骂人，在北大是出了名的。还是引周作人的话:“旧派的刘申叔则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另一位黄季刚乃专门泼妇式的骂街，特别在讲台上尤其大放厥词，这位国学大师的做法实是不足为训。”(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每周评论》)又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旧教员在教室里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旧感录》十一)

黄侃为人直爽，出言不逊，不顾情面，颇似其师章太炎，看了不顺眼，想骂就骂，想吼就吼。但是他对有学问的人，是非常尊敬的。比如他拜刘申叔为师，也拜汉章先生为师。说起拜汉章先生为师，是因为汉章先生在闲谈中，谈到周礼行于春秋，黄侃认为闻所未闻。章太炎知道后，认为周礼成而未行。(钱按:郑樵《通志》据孙处说，《四库书目提要》亦取孙处说，以为《周礼》书成，实未尝经行。汉章先生在《礼书通故识语》中指出“其说实谬”。)于是汉章先生写了一文《周礼行于春秋时证》，全文用了六十个例证，说明春秋时已实行周礼，可谓老吏断狱，不可摇动。黄侃看了此文，“坚欲如于刘申叔例，北向称弟子”(陈汉章:《复徐行可书》)。当然，黄侃与汉章先生有许多共鸣之处，在当时来说，前面提到他们反对新派提倡新文学、白话文。黄侃直言不讳，而汉章先生在当时似乎未见公开谈论，但并未不反对。直到1936年，汉章先生给黄侃的亲家徐行可的信中还说:“简音字、白话，使中国未亡而亡，其百余年后无人能读古书、识古字，较之焚书坑儒为祸尤烈，有心世道，不之长太息哉!”黄侃则不一样。

黄侃对倡导白话文、创作出第一首白话诗的胡适，则当面嘲笑讽刺。他说胡适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身边的黄蝴蝶。这是因为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两只蝴蝶》。那时哲学系的学生，也把胡适“两只蝴蝶，双双飞上去”的新诗作为嘲笑资料。黄侃曾对胡适还有更难堪的事。据汪辟疆在《悼黄季刚先生》一文中说，黄侃曾对胡适提倡白话文，当时有过“讥弹”。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为什么名称偏叫胡适?而不叫往那里去?”胡适一时语塞。又一次在宴会上，胡适大谈其墨学，黄侃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哧然。一会黄侃又骂道:“便是胡适之尊翁，也是些混账王八。”胡适忍无可忍，正欲发作，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文也。你今有文，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有一次，黄侃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他举例说:“比如胡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打电报，一定会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要用11字，如用文言，则需‘丧妻速归’四字即可。”黄侃还在课堂上戏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有上半部，全书未完。他对学生说:“昔者谢灵运的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其意，问其原因，黄侃说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听者大笑不已。

说也巧，汉章先生于1917年对年仅二十七岁进北大的胡适，也取嘲笑的态度。有一天，汉章先生给冯友兰(1915年进北大哲学门)他们上课。他一进教室，“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字就知道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黄侃的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想做就做的直率个性，实在不胜枚举。比如前面提到他与陈独秀的冲突，事实上早在日本时，陈独秀来拜访章太炎，“主客谈起清朝汉学发达，列举了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什么大学者”。这时在隔壁听他们谈话的黄侃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旧感二》)

再说黄侃与钱玄同。他们两人均是章太炎弟子，是五大天王中的两王，彼此往来密切。1913年，他们还一起讨论小学。但自从1917年以后，钱玄同为《新青年》写稿，与胡适、陈独秀等通信，开始为新文化运动大唱赞歌，并以最激烈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攻击和批判，甚至提出“应烧毁中国书籍”、“废除汉文”。这些观点，令视国学为瑰宝的黄侃大为反感，故常称他为“钱二疯子”。

“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章太炎的住处，与其他人在客厅等章太炎出来。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虽一向幽默诙谐，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称呼，自然不高兴。但黄侃不依不饶，还是继续说:‘二疯!你来了。我告诉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实在是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太炎听见有人吵架，赶出来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都快要念ヨイヱオ(日文)了啊。’章太炎的意思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日本人要来了，你们应该团结一致才对。但从此以后，钱、黄两位章门子弟最有名人物，就没有再见面了。”(刘克敌，卢建军:《章太炎与章门弟子》第160页)这当然是黄侃离开北大以后的事情了。但矛盾并非产生在此时，前面已提及，早在北大时，两人就产生矛盾。周作人曾写了一文《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中引了在《立报》上刊载的总名《黄侃遗事》，第一则副题云:“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原文如下:

黄以周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时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事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将遗事文寄给钱玄同，钱复信说: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1984年)

钱玄同编成的《文字学音编》，是他1917年在北大国文系上课用的讲义，其中关于古代音韵基本上采用黄侃之说。所以钱玄同说:“与季刚自己酉(1909)订交，至今二十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正因为这样，钱玄同容忍了季刚几乎不能容忍的说法。当然，钱玄同也有批评黄侃的文章，那是1918年，黄季刚写了一首《西平乐》，内有“故宫颓阳，坏宫芳草，秋燕似客谁依?笳咽严城，漏停高阁，何年翠辇重归?”为此，钱玄同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发表《随感录》，不点名批评黄侃:“这‘故宫颓阳，坏宫芳草’两句，有点像‘遗老’的口吻；‘何年翠辇重归’一句，似乎有希望‘复辟’的意思……照这样看来，大概总是‘遗老’‘遗少’一流人物了。可是这话说得不对，因为我认得填这词的某先生；某先生的确不是‘遗老’‘遗少’并且还是同盟会里的革命党。”指出黄侃模拟古人词句而违反了本意。“这就是新文学和旧文学旨趣不同的缘故；新文学真为要义，旧文学以像为要义。既然以像为要义，那便除了取消自己，求像古人，是没有别的办法了。”黄侃为此甚为不满，认为《新青年》不懂。

关于黄侃的轶事甚多。冯友兰在《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一文中说:“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自命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说他的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又比如，他在堂上讲课，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元钱的薪水，我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如说，黄侃有一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所请的客人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算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又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田炯锦，他在《北大六年琐记》中写道:“当时有一个驰名的经师学教授黄季刚先生，为学人们所崇仰。但其行动常令人感到惊世骇俗，有一天在北大理科大门口，与一个拉人力者对骂，他旋骂旋向校内行走，惹得许多人围观。有一天下午，我们正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到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向该班一熟识的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塌了’，言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出，致使许多玻璃挤碎。”

这样逸闻轶事，不绝于耳。尽管黄侃个性张扬、强硬，1919年下半年，终“为其同门某某所排挤，不安于讲习，辞回武昌”。他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张渲之聘去的。临走那天，汉章先生去送行，“远送至国门外，始终无闲言”。

汉章先生说黄侃“为其同门所排挤”，他是谁呢?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国文门主任朱希祖，还是胡适?笔者在拙作《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认为是胡适，后又觉得是钱玄同。陈独秀、胡适均不是“同门”，朱希祖虽是同门，但朱大胡子当时应属中间派，只有疑古的钱玄同，和一个“八部书外皆狗屁”的黄侃，才会水火不相融。为此，不得不说几句。关于黄侃离开北大的原因，现有两种说法:一是为同门所排挤；另一个是“奉母命南下”。

先说为同门所排挤，均是与黄侃交好的汉章先生和马叙伦所说。

汉章先生说:“汉章之知有季刚也，太炎于民国初年，在末拟定函夏考文苑，于汉章列贱名下，次列季刚名。嗣于北大相遇见如故交。时刘申叔已病，尚同为教员，三人谈艺甚相得。季刚见拙撰《周礼行於春秋时证》，谓闻所未闻，太炎言周礼成而未行。坚欲如于申叔例，北向称弟子，固不敢当。后为其同门某某所排挤，不安于讲席，辞回武汉，远送至国门外，始终无闲言，何尝如毛西河之于李天生，洪北江之于章实斋。”(陈汉章:《复徐行可书》，《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74页)

汉章先生除给徐行可的信中提到外，给汪旭初的信中也如是说。章太炎的《黄季刚墓志铭》是汪旭初寄给汉章先生的，他看了墓志铭后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两信均写于1936年。

另一个是马叙伦，他说:

当余十八年任教育部抵都，时黄季刚教授中央大学，余于一日傍晚抵其寓，盖以与之数年不见，得一谈为快也。因询及炎丈，而季刚语余曰:“章先生甚恨你。”余愕然。余思虽与炎近时踪迹多疏，若言往昔，炎丈与余固信迤相孚者也。何事乃甚恨余?复问季刚，亦止唯唯而已，未知夫人亦曾闻炎丈有所以恨余者乎?夫人慨然曰:“北京某报之诬余，即出季刚。季刚好造生是非，其言实不可听。此人为文人无行之甚者。”因历举其事，有为余所知，有为余所未知者。季刚为人在其同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开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一日，余往谈甚久，季刚若倾肺腑，且约越日午饭于其家。期早至为快，乃及期而往。则季刚高卧，久候而后出，时至午矣，余腹枵矣。然绝无会食之象，逮午后一时余，余饥不可忍，乃陈前宿约。季刚瞠然曰:“有是乎?余忘之矣!”草草设食而罢。余始信其同门之言。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排挤，而胡适之因利用而去季刚。季刚不善积，得束脩即尽，至是无以为行。复依余为周旋于蒋梦麟，乃得离北京也。不意又造作炎丈恨我之言，殊未悉其意之所在。(马叙伦:《石屋余渖》，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51—52页)

持类似说法的还有汪辟疆，他不是当事人，他说:“五四前后，胡适、陈独秀等倡文学革命，蔡孑民左右之，先生始而与争，继乃愤而去职。”(《悼黄季刚先生》)又陆敬在《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一文中说:“五四运动后，胡适在北京大学大出风头。黄季刚鄙其人，遂离开北京大学。”

另一种说法是“奉母南下”，这是黄侃自己说的。不过并不完全，他给《与人书》中这样写道:

即今国学衰苓，琦说充塞于城内。窃谓吾侪之责，不徒抱残守缺，必须启路通津。而孤响难彰，独弦不韵，然则丽泽讲习，宁可少乎?此又弟所以喜与尊兄相聚之情也。伏想雅怀，当同鄙意。顷炎暑已往，西风送凉。现在检点家居，拟于日内奉母南下。虽此主挽留甚切，无以弭弟思乡之情。且《传》不云乎:“色斯举矣。”兹遗门奉此书于左右，聊致拳拳。至于频年别绪，非至亲觌光辉时不能倾泻。(转引自《黄侃年谱》第148页)

黄侃此段话，点出三点。一是“即今国学衰苓，琦说充塞于城内。窃谓吾侪之责，不徒抱残守缺，必须启路通津”。黄侃要“启路通津”，必须离开北京换一个地方，为国学拼出一个新天地。黄侃到了武汉，后来又与校长闹矛盾，又不得不离开武汉。二是黄侃感到在北京“孤响难彰，独弦不韵”，所谓“琦说充塞于城内”实即新文化、新文学，到了1919年已如日中天，黄侃深感孤独，希望找到同好。这不光是守护国学的黄侃一人有此感叹，当时凡有类作努力的都如此。汉章先生也做过如此感叹。1926年他给姚仲实的信中说:“汉章前本想北大辞职，当事不许，乃请假，即欲回南旋，以学生坚留，并且校中诸教员，一时多逃避隐匿。汉章不甘于诸带有色者同，且冀教学或能从此复古，遂许学生至暑假中再走……”给罗未蕴信中也说:“汉章在大学多年，闻见不合，切切寡欢，久欲辞职。”又给吴梅的信中说:“弟自仲实、石遗二先生去校后，即切切寡欢，加以先生暨孟劬、季刚二君各一方，先后分离，举目无亲，唯唔对古人而已。”可见汉章先生与黄侃心态、处境何其相似。桐城派姚仲实、陈石遗与汉章先生是同属一派，这是蔡元培归类的，其实并不完全对。三是“奉母南下”。也对，不过前二者更重要。这和汉章先生所说为“同门某某排挤”，马叙伦所说“忆其将离开北京大学时，其同门皆厌其往来”，“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完全一致，不过汉章先生仅说“某某”两字，而马叙伦则点出胡适之之名。看来胡适不仅排挤黄侃，后来也排挤林损。林损被他排挤辞职时，骂他“汝为溥仪之奴”。此事出有据。时已到民国，作为新派人物的胡适，竟然被废黜的溥仪召见，胡适竟欣然前往，见溥仪还行“大礼”，口称“皇上”，胡适此举为学界所不齿，黄侃鄙视之，林损则骂之。总之，在当时北京为新派所占据，守旧派纷纷南下。

汉章先生与黄侃第二次相见是在中央大学。1927年12月初，先生应中央大学之请，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不久，黄侃也于1928年初到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彼此相见，甚为欢喜，交往甚为密切。在北大，他们有过不愉快的日子，那时环境致使他们郁闷，致使黄侃时时要骂人，而在南京这段时间，黄侃认为这是他过得最愉快的日子，汉章先生有同感。

1928年初，汉章先生与黄侃等人组织上巳诗社，公推黄侃为诗社社长。此诗社活动频繁，每次聚会或出游或宴请，均赋诗留念，先后集为九个诗集。农历四月二日(5月20日)是他们第一次聚会，参加的是些什么人呢?汪辟疆有一段回忆黄侃的文字，他说:“先生常云:‘平生友朋游宴之乐，金陵为最。’盖先生南来也，余与汪旭初、陈伯弢、王晓湘诸先生皆先至，东南旧人有王伯沆、胡小石两先生，而吴瞿安亦重来，林公铎先生则去年始南下。皆先生习处也。由十七年至二十年，此四年中，几无日不集，论文谈艺，归而共集先生之寄勤闲室，仿柏梁台联句，酒间命笔，成数十韵。陈伯弢后至，未得与会，次日仍独和之。此结社之始也。此后遇春秋日，同人初度，或相与槃醉一室，或漫游郊外名山。游必集，集必诗，吟笺杂沓，几案狼藉……集之地，以先生大石桥寓为最多。此外，则后湖、青溪、钟山、清凉、栖霞、牛首、直渎诸山，靡不有吾辈之踪迹也。”从回忆文中，可知聚会中有九人之多，后来柳诒征也参加。汪旭初是国文系主任，其他大都是国文系教授，唯汉章先生为史学系主任。第一次聚会当天汉章先生未参加，第二天即补诗，题为《上巳诗社第一集联句诗步韵》，规定“赋七言古诗，以‘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为韵”。(《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0页)汉章先生的诗是:“徵浴春水灾省蠲，况复卉木争芳妍。桐花拂地乳未圆，东阡西陌拾飞钱。斯时胜侣方刺船，集合文史兼儒玄。或思经诠腹便便，或图无极太极先。或校误书误不沿，或品词在黄九前。或拍红牙付婵娟，竹林何足称七贤。玄武湖水清且鲜，轻衫白袷捐春绵。叫呼淹闻水中天，披襟当风风翊然。扫除尘世诸烦煎，书成诗草如张颠。平湖画本如龙眠，未尝炫鬻受人怜。胸藏武库森刀铤，归唱小海齐扣舷。示我文字因前缘，我居河干诵沦涟……”(详见《陈汉章全集》第二十册(上)第211—212页)从诗中可知，诗社参加的人均是该校“文史兼儒玄”，谈论内容自然是经史诗词之类，地点是玄武湖。他们想借此聚会“扫除尘世诸烦煎”。这首诗记载了他们第一次聚会的盛况。

这样以诗会友的次数很多。比如农历四月七日(5月25日)，汉章先生等人贺黄侃“慈子生日，满两岁”，饭后拟订“以咸、衔、严、凡韵连句”，此日后，即游秦淮河，汉章先生写了《分韵得此字》这首诗，收入《上巳诗社第二集》中。诗中有“江南樱笋节，祓禊仍上巳。诗人第二集，招我共随喜。设茗六朝居，放船秦淮水”。诗人们“稽核今图经，纵论古文史。或通诸子略，或精文理选。误书思一适，无人供臧否。言易舌莫扪，谈剧掌共抵。衮衮皆可听，掀髯时抵几。念及三齐乱，何以振国耻。”(《上巳诗社第二集，分韵得此字》，载《陈汉章全集》第二十册(上)第212页)又比如十六日(6月3日)以辟疆为主人，汉章先生“约诗人仍连句”(《黄侃日记》)，自己写了《分韵得断字》五律两首，收入《上巳诗社第三集》。二十三日(6月10日)友箕为主人，“约人各赋书事七言律诗二首”。(《黄侃日记》)汉章先生写了《扫叶楼》、《石头城》，收入《上巳诗社第四集》。二十九日(6月16日)诗社集会在胡小石家，汉章先生写了《感事》二首，收入《上巳诗社第五集》。五月五日(6月22日)端午节，诗社集会在王伯沆家。汉章先生交黄侃《艾虎》五言三十韵一首，收入《上巳诗社第六集》，还交了《会饮仁厚里王丈伯沆寓》诗二首，收入《上巳诗社第七集》。黄侃对汉章先生《艾虎》一诗，甚为赞叹，说“隶事侔色，询周至矣。”(《黄侃日记》)七日(6月24日)诗社集会，汉章先生为主人。此次游览地方甚多，汉章先生回来写了十首，即《纪游诗仿昌黎体》，收入《上巳诗社第八集》。自此之后，汉章先生参加诗社集会，未见留下诗作。

下面引几段文，看看上巳诗社诗人们雅集诗赋的情况，那是在1929年1月1日。先看看黄侃在日记中的记载:

十时许，晓湘、辟疆来，遂挚念田步上鸡鸣寺豁蒙楼，伯弢先生、少石、翔冬、傅若梅女士(挚幼女)皆已至，伯流后至，良久醵饮，用纸韵连句。翔冬在酒，所发狂言，余小与酬酢而已。饮罢出登城，至覆舟山，方毁城镌山。前至太平门，出看龙膊子湘军破髪车阙口，过天保城，景物萧爽，还径小营至成贤街，觅车归。(《黄侃日记》第408页)手头刚翻阅程千帆《忆黄季刚老师》一文，也谈及上巳诗社七位老师联句，不妨转引如下，他说:

当时在中央、金陵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词兼擅的先生。每逢日秋佳日，他们便聚集在一起，登高赋诗。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文物，就是一九二九年老师们《豁蒙楼联句》的手迹。这是七位老师用鸡鸣寺和尚的破笔在两张长条毛边纸上写的，每人写上自作诗句，并署名其下。诗云:

蒙蔽久难豁(弢)，风日寒愈美(流)。隔年袖底湖(翔)，近人城畔寺(侃)。筛廓落山影(辟)，压酒潋波理(石)。霜林已齐髡(晓)，冰花倏缬绮(弢)。旁眺时开屏(流)，烂嚼一伸纸(翔)。人间急换世(侃)，高遁谢隐几(辟)。履屯情则泰(石)，风变乱方始(晓)。南鸿飞鸣嗷(弢)，汉腊岁月驶(流)。易暴吾安放(翔)，乘流今欲止(侃)。且尽尊前欢(辟)，复探柱下旨(石)。群屐异小年(晓)，楼堞空往纪(弢)。浮眉挹晴翠(流)，接叶带霜紫(翔)。钟山龙已堕(侃)，埭口鸡仍起(辟)。哀乐亦可齐(石)，联吟动清此(晓)。

1964年，黄悼先生将他所保存的这一手稿送给了亡妻沈祖棻，并作了一个跋:“己巳冬，先叔父季刚先生邀象山陈伯弢、南京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帆案:伯沆先生是溧水人，翔冬先生是和县人，小石先生是嘉兴人，都久住南京，所以这里统称为南京人)、彭泽汪辟疆、南昌王晓湘诸先生，集南京鸡鸣寺豁蒙楼联合。此稿存叔父遗书中，今以奉子苾世姊。甲辰秋，悼。”又附记云:“汪旭初先生当时因事未及与会，吴瞿安先生于时尚未至中央大学任教，故未列名其中。”(《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5—176页)

此跋文，说此集会在“己巳岁冬”，是记忆之误。据《黄侃日记》，集会在十一月廿一日，阳历1929年1月1日，如果用干支纪岁，则属戊辰岁。冬是不错的，十一月南京已入冬。黄侃把在南京的此类雅集称之“花天酒地”，之后广泛流传。黄侃好玩(游山水、打牌)、好色(一生结婚九次)、好书。在中央大学与校方约:刮风不来，下雨不来，下雪不来，故学生称他为“三不来教授”，系主任又是他同门师弟，整天围着他转，可以说，他是当时最自由不过的教授了。

先生除了诗社集会时与黄侃等人交往外，他们还为彼此的著作写序。1928年八月四日(9月17日)，黄侃惠儿周岁，汉章先生去送贺礼，黄侃为《庐山诗》求序。据《黄侃日记》载:“伯弢先生来，以《庐山诗》呈之，求作序；又以今日惠儿周晬，请其晚饭。小石送绮衣裁、水引饼。晓湘来，赠以漆纻烟合一(已成无用)、豆豉。又辟疆来，贻豆豉二包、芸香二合、月饼二包。伯弢先生赆一元。智泉、茹辛、干城来晚餐，十人共食。(《黄侃日记》第371页)第二天，即五日(9月18日)，汉章先生送《庐山诗·序》至黄侃家。序云:

予友黄子季刚，振奇嗜古，茂学懿文，辍讲钟山；薄游庐阜，往返十日，当兮浩歌，杼轴寸心，寻遐怪而高咏，众美咸备。结体乎风骚(有四言及招隐士)，旧言及楚辞。余事多能，闲评乎史剡(宋樊若水及太祖碑)，郦亭之注有辨(《庐江水注》)，令升之说可删。《石梁谣》赋山之高，无取乎亦六一居士；记山之胜，当续于白牛村人，未入图经。先行诗卷，忆付剞劂，嘱为引喤，媿非交通登乎香炉之峰，百有二十丈。聊如敬仲序《大雅》之什三十篇，其诗入三十七篇。

此序对黄侃所写的纪游诗的地点、时间、内容、风格一一点出，可谓点睛之笔。黄侃此年暑假，应九江县教育局之请，与汪旭初一起，赴暑假讲演会做学术报告，顺便游庐山十天，即7月17日至26日，陆续写成这组诗。《庐山诗》除汉章先生外，还有章太炎、汪旭初作序。诗发表在1929年《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五期上。

黄侃也为汉章先生的《史通补释》写过序，时间大约在1929年2月。据《黄侃日记》载，2月9日，“借其《史通补释》二册”。11日有“以《史通补释》还伯弢”之句。黄侃借汉章先生之《史通补释》是为了逐条移录于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之书眉上，说明黄侃对汉章先生所作补释十分重视，故其序云:

象山先生之学，深于礼与史，为当今之魁儒，即征事数典，必穷其溯。平生所见，自仪征刘君外，与先生酬酢，未有能盛均之终席者也。顷承以《史通补释》见示，受读竟日，欢喜弗胜。闻先生于近儒瑞安孙君之《周礼正义》，定海黄君之《礼书通故》皆有补正之作，侃方将求读之，此一编犹未足慰其饥渴也。

其序后署“门下士蕲春黄侃拜识”。黄侃读汉章先生著作，除《史通补释》外，在南京时还见过其他一些著作。据汉章先生《复徐行可书》中说:“手谕并言季刚论拙稿以人名、地名韵编鸿宝，其实此二篇乃饾饤如类书，若其间遗漏有悂谬者，不值大雅一吷矣。目下尚增删卷，必须盖棺始定，未可出而问世。盖在中大时，季刚但见此有清本，稿已三易，尚需四易。拙稿虽多，耻自表襮。当充教员时，又无暇录在写定，故季刚未及知有他种，以此为鸿宝。”先生对其他著作的评价，此处不引。信中说及的“人名、地名韵编”；人名，可能是指《古姓氏人名韵编》，也称《古姓氏人名韵谱》。据《黄侃日记》记载:“伯弢有《古姓氏韵谱》，已成，殊有用。”汉章先生的地名韵编，今不见，可能已佚。

1928年8月15日，汉章先生病，黄侃、汪旭初来探望。“晡旭初饭，饭后同出看伯弢先生，方患疟甚惫。老病旅居，旁无僮仆，汤水皆不便，殊可念也。出购橘汁二瓶贻之，令悼送。”(《黄侃日记》第375页)字里行间，充满情意。为此汉章先生作《谢季刚馈果子露启》一信表示感谢。信云:

记适口之醷滥(曾籀于《礼》、《书》)；说灌顶之醒醐，如闻乎梵册入维摩病室，散下鲜花；几疑兜率天宫，降下甘露。才欱一滴，便胜七碗之茶；未倾半瓶，尽熄三焦之火。奚啻通神石髓，资叔夜以养生；信如换骨金丹，慕雅川以释滞。率具尺牍，先表寸忱。谨谢鸿施，裁赓燕喜!

季刚社长哂存

弟陈汉章顿首

(《谢季刚馈果子露启》，《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96—597页)

同样，汉章先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此“燕喜”，是指季刚的甥女与林姓的次公子联姻，汉章先生曾参加他们两姓嘉会，后来还写了《三月十二日后湖芳园补禊》一诗，内有“今年上巳日，两姓合嘉会”诗句。

汉章先生此次生病时间很长，直到九月二日(10月14日)疟疾尚未好。“晚饭于蜀峡，为小石补作生日(人出一圆有奇)，伯弢疟发不到。”(《黄侃日记》第380页)为此汉章先生作《旭初、季刚、小石、辟疆招饮口占代东》，诗云:“迩来股枕服西药，鲜食都干禁例中。寄语□□老饕餮，不得屠门大口嚼。”而在《病中作》一首诗中，则无如此调侃诗句，说明病中之苦。“书文三策废，情况一如灯。药饵调调剂，衣衾独护侍。北京无此苦，怎不忆珍姬。”把自己比作“一如灯”，而药饵、衣衾都无人护侍，自然会想起在北京时的爱姬钱珍了。

反之，黄侃丧女，汉章先生则赋诗慰之:“忧能伤人作人神，啬神养福强排遗”。(《黄季刚殇女甚哀以诗解之》)

从《黄侃日记》中，我们发现汉章先生也送礼物给黄侃。1930年一月八日，“伯弢师来告行，送藤床一、菜罩一。出寻旭初，往送伯弢行。旭初已出，予不悉伯弢门牌，遂不能行，怅然而已。”(《黄侃日记》第600页)汉章先生此次离开南京所为何事令人疑惑，因为汉章先生离开中央大学是在该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可是同年的一月他在《复张伯岸》的信中说:“弟于一月十二日长江轮船抵沪，为流氓所诈，蒙舍弟椿年吴树芳至上海客栈，督发书箱行李，始获平安到舍。”又是送物件，又是带“书箱行李”，这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解释，该年汉章先生参加江南通志的编写，住到通志编纂的所在地了，所以把一些物件送人，书箱行李带回家。汉章先生回家后返校，还带象山土特产送黄侃，这在《黄侃日记》中也有记载。

从《黄侃日记》可知，黄侃还向汉章先生请教问题。如1929年正月十二日(2月21日)日记:“伯弢先生来，以公铎书见示，内有‘衽席所向，德业攸尊’二语不可解。问伯弢以《古今人表》中除此表无它出处者数人，内如邗应、韩凡、蒋邢，茅胙祭始封之君，不知马续何据而定其等矣。”(《黄侃日记》第517页)又如汉章先生有一篇文章《螺蚌壳答黄侃问》。汉章先生对王国维的批评，也引起黄侃的共鸣。“昨伯弢先生言:‘王国维说《顾命》庙非殡宫路寝，而为大庙。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其专已遂非有如此者。’今阅刘盼遂所记国维说《尚书》语，果如伯弢言。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辨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谈而已。”(《黄侃日记》第313页)

从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明白汉章先生与黄侃之深厚友谊。但令人奇怪的是黄侃去世后，章太炎写的《黄季刚墓志铭》中，竟有说黄侃“与象山陈汉章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之语，(案:已被一些著作引用)令汉章先生大为不满。汉章先生给黄侃亲家徐行可(他也拜先生为师)和汪旭初两人信中已作辩驳，我们将在《同门师弟章太炎》一文中去说。现在我们从局外人角度说几句。汉章先生与黄侃在小学上确有不同看法。当时在北大，汉章先生在国文门开课三门，现尚留下《尔雅学讲义》、《说文学讲义》和《音韵讲义》(是《文字学讲义》的一部分)。而黄侃在国文门开的虽是中国文学史和其他词章方面课程，未开小学课程，但其小学研究成就甚高，他在1912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之说，集乾嘉以来小学研究之大成。他1919年离开北大，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开过小学方面的课程，编有《说文略说》、《声韵略说》、《尔雅略说》等讲义。而汉章先生在北大被视为小学权威。因此，彼此讨论小学方面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事，彼此有分歧也很经常。比如汉章先生和黄侃在音韵上确有不同看法。汉章先生在《评四会宁混元札记》一文中，一开头就说:“黄季刚先生曰:‘细绎声、均、知、守、温、州六字纽’，未足据。当从陈氏《切韵考》区、喻纽为二，照、穿、床、审四纽为八，而明、微分二，则从守、温。”不光在小学方面有不同看法，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对戴东原，汉章先生是持批评态度，而黄侃则不同。但这种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汉章先生认为不会妨害彼此的友谊，更不致刀杖相决。不仅《黄侃日记》中有大量的事实依据，单从他对汉章先生的称呼上看就与别人不同。他称汉章先生为师，享受此待遇的还有章太炎，而对其他人则直呼其名。

黄侃五十岁去逝，正是做学问黄金时期。他在中央大学“六年教成，筑室九华村，命之曰量守庐”。购书两万余册，做学问不遗余力，惜未著成巨著离我们而去。所以汉章先生说:“季刚作故，海内同声哀悼。”现在黄侃已有《黄侃文集》出版，计有《国学文集》、《国学讲义录》、《文心雕龙札记》、《文选评点》、《说文笺识》、《广韵校录》、《尔雅音训》等十余种。手批本有《白文十三经》、《说文解字》、《尔雅义疏》和《广韵》等。黄季刚批点，和汉章先生一样，每次都用不同的颜色，极为认真。汉章先生是先藤黄，再浅黄、桃红、胭脂，然后银朱。黄侃先丹黄，后朱点，复以墨点。复本书都反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