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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综合的实践论指向

时间:2022-09-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人类所面对的现实社会,是一个充满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其次是产生出自然无机论与人的有机论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导致权力至上论。与此相反,生态化综合方法所张扬的是一种非定域论观念。非定域论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有限,人的认知成果的正确性,始终只具有相对性,生变的个性化,才是世界的独特风格。在实践之域,方法永远是一种解释方式。

当代人类所面对的现实社会,是一个充满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气候失律、灾疫频发、利益争夺,此三者构成了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三个主要维度。而这三个主要维度又是相互联系、互为推动的,即利益争夺导致地球失律,地球失律推动气候失律,气候失律推动灾疫频发,灾疫失律引发各个层面上的社会失律,社会失律加剧利益争夺,利益争夺推动地球加剧失律,地球失律又强化了气候失律,推动灾疫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因而,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努力,就是全面消解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其具体落实就是如何从根本上化解利益争夺,恢复地球承载力,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当代灾疫,实现生境重建和生存家园重建。而实施这一努力行动所需要的实践论方法,却需要重建,因为对过去有用的一切已有的实践论方法都显得捉襟见肘。从根本上讲,任何方法都由一种哲学所孕育,并为一种哲学思想和认知模式所支撑。纵观一切已有的实践论方法,虽然林林总总,各不相同,但要受观念逻辑认知模式的规训。各种不同的观念逻辑认知模式在指向实践之途中,却共同持守一种定域论观念。这种定域论观念有三个特点:一是静态主义,即用静态的眼光去看世界、去分类世界,因而也以此观念去框架世界,去设定生活。这种静态主义观念在考察第一存在、第一因时,往往是进行硬性的主观设定,即第一存在就是硬性地存在在那里,就是先在的不变之“是”。由于对其“是”的强制规定性而形成定域论的第二个特征: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思想把每个事物都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实体与实体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只有外在的运动联系,正因为如此,一物决定另一物才变成可能与现实。由此形成定域论的第三个特征,那就是无机主义:由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因而事物与事物之间始终处于无机状态,处于无机状态的事物之间,产生生变消长的动力因不是来自于事物的内部,而是源于外力的推动。所以这种无机主义认知和实践行动产生出了两种结果:首先是产生出科学主义的运动观,即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能量转换的,能量转换是不耗损自身的,这就是能量守恒观念。这种能量守恒观念导致了自然资源无穷论,为人类物质幸福论提供了虚妄的信念,即人类的罪与福,均来源于自身潜能开发指向对自然世界的征服、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其次是产生出自然无机论与人的有机论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导致权力至上论。人类霸权主义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立模式基础上的,集权与专制也是以其为最隐秘的温床。

与此相反,生态化综合方法所张扬的是一种非定域论观念。在生态化综合方法中,其非定域论观念所展现出来的实践取向,首先是动态主义,它强调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万事万物、一切生命,都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在变中不变并在不变中新变,以此生生不息;其次是整体主义,它强调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以及整个世界相关联而存在,一只蝴蝶在伦敦上空扇动了几下翅膀,几个月后却在太平洋上空刮起了一场龙卷风。龙卷风与蝴蝶,表面看来毫无关系,但在存在的深刻维度上,它们却是相互关联的;三峡水库和紫坪铺水库的蓄水与汶川地震或者三峡水库和紫坪铺水库蓄水与西南地区的气候反常,这二者之间表面看来毫无关系,但在实际上却构成了最现实的律动关系。[7]这种整体观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个人、社会组织、政府的任何作为,都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反过来看,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任何变化,都事实上在影响和制约着个体的生存质量与水准。前者的典型例子如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则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沉沦、美德消隐;后者的典型例子如灰霾染色天空,人间生活也就没有质量可谈,因为人人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空气。空气没有了质量保证,人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最低的生活质量。

在实践之域,定域论观念为人们追求精确量化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因为当我们把事物和生命看成是孤立、静态和无机时,所有的事物和生命都具有内在的稳定性,都是线性的和有序的存在。在由这种凡物都以线性化、有序性、稳定性的方式而存在的观念支配的认知世界里,一切事物、所有生命形式,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测算而达到最完美的解释,并获得最完全的把握。与此相反,非定域化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却要引导人应该始终把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事物和一切生命都看成是未完成的,因而它们永不可能有给定的稳定性,也没有一个完全独立、静止的充足状态,即没有一个自足的线性状态和不变的秩序状态,它们始终处于生生不息的共在互存的生变进程之中。在非定域化的认知世界里,一切事物、所有生命形式,都不可能通过精确的量化方式来测算,计算主义在这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对生变中的任何事物、任何生命现象及其运动的解释,只能以一种概率的方法。因而,概率论构成了生态化综合方法达向实践之域的具体而生动的实践理性的定性描述方法。因为动态生变是世界的本质,也是事物的本质,在生生不息的生变进程中,认知活动既是线性的,也是非线性的,这种线性与非线性的混合呈现,始终只具有概率性,而不能达向绝对精确量化。非定域论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有限,人的认知成果的正确性,始终只具有相对性,生变的个性化,才是世界的独特风格。

在实践之域,方法永远是一种解释方式。从整体上讲,由定域论观念支配的方法,无论是唯物论方法还是唯心论方法,它们都崇尚一种单向因果解释方式。这种单向因果解释方式误导人认为,世界万物生成消长,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因果对应;并且一物之因决定着此物之果,一物之果必然受该物之因所决定,均无例外。这种单向度的因果解释方式有三个特点,即局部动力学、线性思维和机械推论。由此三个方面规定,单向因果解释模式只追求时间之链的展开。这种单向因果解释方式是一种既定的抽象观念因果解释方式,它敞开为三种具体模式:

一是“过去→现在”式因果解释模式,即以过去为绝对准则和最高尺度,去判断和解释现在的一切,为现实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理由,或为现在要做的事情提供能够做和必须做的依据。“过去→现在”式因果解释模式,多单一地以自己的过去为标准来对比观照现在,或者说以过去来框架现在,从而掩盖过去的野蛮与无知、血腥与残酷、失误或罪恶。这种因果解释模式通常并且只会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认知态度,所以,其因果解释所得出的结果则是千篇一律:那就是过去比现在好,一切都是过去优越,过去才是现在的典范,过去才是现在应该遵循的法则。中国文化中的“尧舜”梦缅曲,就是“过去→现在”式的政治主义经典因果解释模式;新儒学者就是运用这种因果解释模式来虚妄地夸大儒家思想的无与伦比性,希望儒家思想仍然应该成为统治现在的生活的精神武器和方法论法宝。比如,面对不断变化、改革、发展的现在,保守主义者总是用过去为标准来批评现在,认为现在什么都不如过去,因为现在一切都变坏了。因而,怀念极左时期,怀念革命加斗争的岁月,成为“过去→现在”式因果解释者的基本生存姿态。

二是“现在→过去”式因果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就是以现在为绝对准则和最高尺度,去判断和解释过去的一切,为现实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理由,或为现在要做的事情提供能够做和必须做的依据。“现在→过去”式因果解释模式,多单一地以现在为标准来对比观照过去,以此证明现在是过去中的最好,现在比过去优越,因而,应该绝对的满足于现在,赞美现在,以现在为荣,以现在为准则,从而掩盖现在的真实。这种因果解释模式表面上看采取的是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但实质上仍然是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认知态度,所不同的是,“过去→现在”式因果解释模式采取的是不变的过去来应万变的现在;而“现在→过去”式因果解释模式是采取的以不变的现在来应付变化的未来。所以,“现在→过去”式因果解释模式得出的结果同样是千篇一律: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好,一切都比过去优越,现在才是未来的典范,未来应该以现在为法则。比如,对于生活中的既得利益者来讲,总以“现在是最好的”为谎言来掩盖、否定现实存在中的问题,或者用暴力来压制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揭露、反思或批判,就是其典型的例子。

三是“过去→现在”式与“现在→过去”式相混合的因果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就是以过去的事实和当下的现实为双重判据和标准,来指导现在应该如何做和必须怎样做。“过去→现在”式与“现在→过去”式相混合的因果解释模式,最大的便利,就是满足于人们解释事物时各取所需,即当一个问题既不能用单一的“过去→现在”式因果解释模式来解释,也不能采用单一的“现在→过去”式因果解释模式来解释,往往就运用这种混合的解释模式。所以,如果说“过去→现在”式因果解释模式和“现在→过去”式因果解释模式,都分别体现了一种主观主义的观念信仰与强权倾向的话,那么,这种混合的因果解释模式却体现出一种强盗逻辑。比如,我们一旦说到现在的问题、落后、贫困以及倒退时,我们往往就会采取“过去→现在”式与“现在→过去”式相混合的因果解释模式来解释:现在比过去好多了,还是××××好,一切都应该知足,一切都应该感谢×和×××,一切都应该向前看。这个“向前看”,就是用过去来看现在,不要计较现在,哪怕是现在不堪入目,它也是最好的;这个“向前看”还告诉人们:现在是最好的,未来也只能按照现在的样子、现在的模式来塑造,否则,未来就会不幸。

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操作方法是对比分析法,其基本的操作模式是归纳主义,其基本的认知视域是绝对化的历史决定论。与此不同,蕴含着非定域论思想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却内生出一种主客相融、个体与整体相生的生态因果解释方式。

客观论之,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生态因果解释方式,当然也注重时间之链,但它却更强调时间的三维指向性和不可逆性,即过去始终朝向现在并达向未来,现在不可能回到过去,未来也必须起步于现在而超越现在。这种生态因果解释方式,也强调历史主义视野,但这种历史主义不是单一的文化历史主义和政治历史主义,而且也包括了自然历史主义和人性历史主义。自然宇宙史、生命进化史和人类文化史,此三者构成了生态因果解释方式的三维视域。而人性的进化与重塑史,才是衡量政治历史主义的根本尺度。然而,生态因果解释方式在强调时间之链和历史主义视野的同时,却更关怀空间维度:空间关怀,乃此在关怀,更是宇宙关怀、自然关怀、大地关怀:空间关怀是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关怀。在生态因果解释方式中,强调时间之链,是关注对立、矛盾、冲突、斗争中的统一;强调空间关怀,是追求动态的共在性、互渗的共生性和动态整体的和谐性。因而,在生态因果解释方式中,直接因果、现象关注是必须的,但间接因果、本质因果却是根本的。比如对“犯罪”行为的解释,按照严格因果论的解释模式,凡是违犯了法律并侵犯了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利益的行为,就是犯罪,就应该受到刑罚的惩罚。但如果运用生态因果解释方式,就得追问此一行为者(犯罪者)为何要违反法律?使他违反法律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是他生性就对抗法律、就乐意无视法律或侵犯法律所规范的权利和利益?还是他是被迫?比如说是由于社会、法律的不公正、权力的飞扬跋扈、政治的专制和腐败所逼迫的违法或犯罪?圣西门曾经说过,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小人物或者说老百姓的犯罪,并不构成罪犯,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都来源于罪恶的社会制度,因而,真正的罪犯是制度和统治者。虽然圣西门的观念过于偏激,但他却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解释,都不能只凭借单一的观念抽象化的直接因果解释模式,如果这样话的,真正的犯罪者就将逃逸出惩罚的视野之外而逍遥自在。其实,人并不天生就喜欢作奸犯科或乐于对抗法律、对抗政府,在实际的生活中,许多人走向对抗法律或对抗政府的道路,往往是因为生活中本身出现了对公民的正当权利或利益的侵犯。由此不难看出,生态因果解释方式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不是以具体解释具体,而是以整体与具体相统合来解释具体;不是孤立静态的解释对象、事物,而是动态生成的解释对象、事物。前者要求解释不能以偏概全,所以,严格因果解释方式中的枚举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往往不适用,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以偏概全、以个别推演整体的片面方法。生态因果解释方式要求对任何具体事物的解释,都要纳入生态整体之中来观照,以求得尽可能全面、客观的解释。后者要求解释不能以一种静止、僵化、孤立的态度来看待任何事物,当然也包括人自己,应该遵循所需要解释的事物本身的动态运动的生态整体事实,首先把握此一被解释对象的动态运动规律和其生态整体关联,唯有如此,才能对其做出更符合它自身的解释。

【注释】

[1][苏]贝尔格:《气候与生命》,王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

[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美]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马树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4][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44页。

[5][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西方哲学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8页。

[6][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页。

[7]有关三峡水库和紫坪铺水库蓄水诱发汶川地震的科学研究,可参见中国桥梁与隧道学科部专家卢清国的《汶川地震与三峡库区蓄水的关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9(4):476—478)和地质学家范晓的《汶川大地震下的奥秘》(《中国国家地理》,2008(6):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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