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化综合的迂回展开

生态化综合的认知依据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经历，不管是好是坏，是幸还是不幸，它永远是自己的最大财富。2001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系统重修了中西哲学史、中西伦理学史、中西政治思想史，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生境伦理学的原初概念“利益”，思考利益与道德的关系，并予以专题探讨，旨在理清“利益”在人类伦理发展史和人类道德演变史中的隐含主题。在这一年间，我同样运用生态化综合方法，围绕此主题写出十篇文章，完成了38万字专著《利益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其生境伦理学的视野和基本思想逐渐得以整体上的清晰：2003年，我在《优良道德体系论——新伦理学研究》中提出了“三平等善待”的新人道论思想和“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新存在论命题，为进一步清晰、具体、明朗生境伦理学奠定了整体视野和思想基础。

1990年，当完成《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这一生态理性哲学的本体论拷问之后，生态理性的形上学道路就被阻塞了。2003年，我在《优良道德体系论》（2004）中首次提出“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这一新存在论命题，并予以初步思考。由此，我的整个认知视野得到了拓展。在系统性地致思生境伦理问题的“正业”过程中，抽出一年（2004）时间完成了《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在《生态理性哲学导论》中，我提出了“人是世界性存在者”和“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两个命题；而且还在此书第三章用了近八万字的文字，阐述了生态理性哲学的生态化综合方法。

“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命题的提出和《生态理性哲学导论》著作的完成，为我有能力深入追问“生态化综合”问题奠定了思想、认知、视野基础。自1996年以降，我一直在着手实施生境伦理学的系统研究，初步预设完成六卷本，后来扩展成八卷。2005年，在研究《生境伦理的知识论构建》第三篇“信仰与规范”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心灵镜像”和“心灵镜像视域”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为我能够着手于“生态化综合”问题的系统考察，提供了最后的准备。因为“生态化综合”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它事实上涉及一种新型的认知论和本体论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牵涉出如下两个实质性的根本问题，一是生态化综合思想的存在论依据，这个存在论依据当然是指人的存在论依据，但最终是人的存在的自然依据；二是生态化综合思想要得到确立，必须具备存在的主体条件：“人是世界性存在者”、“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这三个命题的先后提出，为生态化综合思想提供了存在的自然依据；“心灵镜像”和“心灵镜像视域”概念的产生，解决了生态化综合思想得以全面探讨的主体条件问题。同时，“心灵镜像”和“心灵镜像视域”概念，亦构成我进入心理学领域，完成卷四《生境伦理的心理学原理》奠定了认知基础，提供了必备的视域。

“人是世界性存在者”、“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这三个相互生成的命题和“心灵镜像”、“心灵镜像视域”概念的提出，何以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呢？这是因为，生态化综合特别强调其认知的生态性和整体化：在认知中对“生态性”的强调，其实是突出认知的时间性，即历史的进程性；在认知中对“整体性”的强调，意在于突出其认知的空间性，即空间敞开性。认知的时间化和空间性，正好揭示了认知的时空框架性。认知如何能进入时间和空间，或者说如何才能使时间敞开为空间的扩张，又怎样把扩张的空间融进时间的河流，使其获得认知的视域和认知的历史内涵，这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个认知主体在宇宙世界中的“位态”是如何的？也就是说，人这个认知主体到底是以独立的、孤立的位态方式而存在？还是以关联的、整体生成的位态方式而存在？

其实，人在宇宙中的存在位态问题，涉及另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人的存在位态是由自己选择、自己确立的？还是并非最终由自己自主选择而确立的？在人类认知史上，人们历来认为人的存在位态是自己给定的，他体现了人的绝对主体性。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其表面宣扬的是人的绝对主体性，但实质上是定位人的存在位态，即人的存在位态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力量而是完全由自己所选择和确立的结果。后来，康德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不过是对普罗泰戈拉的人的主体论和人自我决定存在位态的思想予以重申和强调而已。

人的存在位态一旦确立，也就由此决定了人的生存姿态。当人类主观想象地决定了自己的存在位态，这实际上是自己为自己选择了特有的生存姿态。这种特有的生存姿态决定了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存视域：前者表述为对自然、对地球生物圈的行动方式，即自然世界和一切存在事物都是人的使用物，只具有使用价值，因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开发自然事物为我所用，这是人类道德的行为表征。后者表述为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论，由此形成二元对立的类型化认知方式和局部动力学的分析主义方法，包括证实方法和证伪方法。

从根本论，这种自我决定存在位态的主观信念，才是导致人类与自然为敌、人类与自己为敌的深层信仰根源。客观地看，人的存在位态不是由自己选择的，而是由自然所决定的。人类这一物种生命的诞生，是自然的整体创化力量创化的产物；人类这一文明物种的诞生，同样是自然宇宙进化带动所有生命进化的体现。所以无论从生物物种角度讲，还是从文明的角度看，人类都诞生于自然宇宙的整体创化，并构成了自然宇宙创化的生命形式。因而，人类从诞生之时始就与自然宇宙世界结下了原始的血缘关联，人类始终以一种生态整体的位态方式而存在，这种生态整体的存在位态方式，就是我所表述的“人是世界性的存在者”，并且人作为世界性的存在者，只能与自然（地球和宇宙）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只能以场态的方式而生存，因为从根本上讲，人与自然、环境具有亲缘关系：人是具有亲生命本性的世界性存在者。

人类这种本原性的存在位态决定了他的生存姿态，人不仅要以自己为目的，但首先要以自然为目的。具体地讲，人也要以其它生命物为目的；人不仅要以自然宇宙、地球生命为手段和使用物，同时也要以自己为自然创化的手段，更要以自己为万物生命生存繁衍的手段。人类既应该是自然宇宙创化的使用物，同时也是万物生命繁衍的使用物。比如，现在是春天，每天清晨起来，我都听到鸟儿的欢叫，鸟儿们在自行快乐，在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律而快乐地运动。有如人们利用清晨的清醒空气和宁静的环境而做早操一样，他们都在以自身为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予了这个宁静的世界以动态的诗意和生命的有声弦律，所以，它又成为这个世界的手段。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与人类之间，始终既互为目的，也互为手段。因而，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构成了人类整体生存的基本框架。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心灵镜像视域时，所看到的自我就是一个生态整体的自我，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生态整体创化的世界。不是人类创造了世界和自我，而是自然的整体创化力量创造了世界和人，人类最终不过是自然的整体创化力量律动的生命表征。每天清晨为窗外彼此起伏的清丽鸟鸣所振奋，推开窗户，温润的清风把广袤的草原、辽阔的海洋拥入自己的怀抱；清丽婉转的鸟鸣携来高山流水，汹涌海潮、奔腾江涛，全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了，热情从这里焕发出弦律，青春从这里扬起它的风帆，与清醒的晨风共舞，与欢鸣的百鸟应和——正是窗外滴着醉人的绿色和高吭生命创化节奏的自然世界，为我们奏响每一个今天的诗意生活的进行曲。不是人创造世界，也不是人唤醒世界，为世界赋予创造的活力，而是自然宇宙与生命世界中的万物生命共创世界、共生世界的创生活力。所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才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高律令与法则。

生态化综合的拓展性探讨“　人是世界性存在者”、“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这三大命题的提出，和“心灵镜像视域”思想的产生，作为一种实在的思想动力和方法动力，推动2005年后的我进入了一个新的致思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同时涉及到三个领域的问题，并展开初步的探讨，并以最真实的方式，推进了对生态化综合思想和方法的深化思考，从而使生态化综合思想和方法的整体蓝图获得了清晰呈现。

首先，以生态理性为基本视域，对伦理问题予以系统检讨与重建。

对伦理学展开生态理性的系统检讨，其准备始于1996年，正式展开写作研究则始于2001年。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讲，思考性研究和写作是有很大区别的。当我进入对伦理问题展开生态理性的写作研究状态时，伦理学的生态理性思考的真正主题获得了明朗，这就是“生境伦理”主题。围绕这一主题而构建八卷本《生境伦理学》，最终于2011年10月完成。生境伦理学针对充满高危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境况，从伦理入手探求如何化解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为当代人类能够生态理性地实现社会转型发展提供思想精神的营养和人性健美的生活智慧与方法。《生境伦理学》分别从人类伦理的人性基石、哲学基础、知识论构建、心理学原理、良德社会伦理规范体系以及生境社会建设的宪政伦理方向、制度伦理规训和伦理教育道路等八个维度展开探讨，尝试构建起融人性论、形而上学、知识论、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学科智慧于一体的生境伦理蓝图。对这一生境伦理蓝图的具体研究，必须以生态理性哲学为基础，具体地讲，必须以人的世界性存在为认知出发点，以生存语义场为本体论基石，以融合“不变中变”之西方思辨智慧和“变中不变”之中国悟性智慧为基本视域。由此，生境伦理学研究所必须借助的方法论，只能是生态化综合方法论，因为生态化综合方法不仅整合运用了辩证法、过程生成论方法和科际整合方法，而且还整合了伦理学的功利论方法和道义论方法，这是对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拓展应用研究。在生态理性哲学和生态化综合方法论规范下，《生境伦理学》的生境伦理思想是以利益为起点，以符合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和人性要求为基石，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新存在论思想，以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为认知视域，以人、社会、自然三者之生境重建为目标，以自由为最高伦理立法原理，以完整人道、普遍平等、全面公正为道德实践原理，以广阔博爱和全面慈善为基本价值诉求。

其次，2008年，纯粹是偶然和意外，我接受了北京大学软实力课题组邀请做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文化软实力研究，这是一个主流意识话语框架下的课题，一般人要么按照新兴文化产业的路子做，将文化软实力做成产业文化；另一种路子是按文化学的路子，将文化软实力做成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建设。其实，“文化软实力”概念是对“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式改造，形成中国特色的软实力观念。软实力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也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化。对这种中国化的新国际政治理论的实践探讨，应该确立其全球视域和当代发展的方向。当代人类正处于如何化解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探索进程之中，实现社会转型发展构成其必然的方向。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转型发展，并不是任意的，因为在事实上，由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所推动形成的地球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死境化态势，为社会转型发展探索规定了方向，这就是打破地缘主义的坚冰，探索全球生态主义道路。具体地讲，就是弱化和消解单一的硬实力竞争的拼杀主义，探索以软实力为导向的综合实力竞争与协同发展的生境主义，其最终的目标就是重建地球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生境化，重建人类的存在家园，重建生境文明。因而，对社会转型发展的软实力思考，探求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之道，需要顺应时代本身，全面体现人类当代文明向前发展的潮流与方向，具备全球化的前瞻视野与历史视野。这一视野展开为过去、当下、未来三个维度：发展软实力，必须立足于未来而设计现在应该怎样做，并必须以对本土文化和人类文化的传承为起步，以创造新文化、新精神、新方法、新智慧为目标。因而，发展软实力，必须从研究与实践两个方面努力，由此方法的探索变得异常重要：发展软实力，就是探索时代进步、国家发展、文化创新的方法，包括融自然、社会、人于一体，使之达到生态协调的生态化综合方法、辩证的认知方法和在过程中创新、在创新中追求新过程的过程生成论方法。这一认知思路和方法论视野落实为一种具体的研究，就是《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这一研究是生态化综合思想和方法运用于实践探索的最初尝试，并且这种尝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种成功同样包含了对生态化综合的拓展性思考。

其三，基于文化软实力研究对生态化综合的实践运用与拓展研究的初步成功，2009年，将生态化综合方法运用于应用伦理学的新领域的开拓研究，这就是灾疫伦理学。在《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人民出版社，2012年）研究中，生态化综合思想和方法的自身内涵和本质获得更具体的明晰。正是通过对生态化综合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对其本质内涵、思想内容的深化思考，使灾疫伦理研究不仅初步构建起了灾疫伦理学的学科蓝图，而且也为推动灾疫伦理研究向气候伦理方向拓展探讨，提供了内在思想认知基石和方法论契机。

【注释】

[1]郑刚：《楚简孔子论说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页。

[4]［日］池田大佐、［英］阿·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7—38页。

[5]［日］池田大佐、［英］阿·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7页。

[6]［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7]［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44页。

[8]［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