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化综合的困境突围

自1989年提出“生态化综合”概念以来，生态化综合思想一直贯穿在我的全部研究过程中，因为自提出“生态化综合”思想以来，我一直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在运用。所以这些年对生态化综合的思考，也仅仅是作为哲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而融入每一个问题的具体研究之中，这一具体的应用性研究路子，集中表现在我业已出版的所有著作中，比如《人类书写论》（1991）、《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当代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2001、2003）、《生态理性哲学导论》（2005）、《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2008）、《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2012）以及八卷《生境伦理学》（2013—2014）等著作中都融进了对生态化综合方法的应用性探讨，其间，除2001年专题撰写并于同年发表的《论生态化综合的思维方法与思想方法》一文外，却在整体上没有对生态化综合方法进行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阐述。生态化综合在整个生态理性哲学的探讨中，居有根本性的位置，但却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审查和检讨，究其原因，却是我本人对生态化综合的思考一直存在着两个困惑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我对生态化综合的思考，仅仅是整体层面的描述性研究，并没有对它进行系统的论证性研究，也就是说，对生态化综合的思考，仅仅赋予它一种宏观的认知视野和思想内涵，却没有进入其中，予以一种系统的求证性探索，因而尚缺乏一种实在的方法论内容。二是自1989年提出“生态化综合”概念以及来，学界朋友中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生态化综合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思想，它首先应该是一种哲学本体论思想，比如湖南师大的陈果安就一直持这个观点，他曾经在一封书信中指出：“你的生态化综合的思想是一种更智慧、更高超、更理想、更符合人的存在的思想，他抛弃了主体、社会、政治层面的无穷无尽的纠缠，从更高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理解这一切，感受这一切。我对你的哲学思想谈不上把握，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未读过一本哲学的人，但我从来不把你的哲学思想理解为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基本上是现在时的，它更关心此时此刻的生存，宗教则更关心彼岸，你是把过去、现在、未来、自然、社会、人生，统一看作一个生命场的人，你既是属于未来的，也是属于过去和现在，你是更健康、更智慧的一种智慧之神。在你的哲学思想下，我常常觉得我是凡夫俗子，虽然我也有一种超越世人的飘逸、潇洒。我还觉得，你的生态化综合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更是你的哲学思想，他是本体论与认识论、实践论的统一。他是解开无数谜端的谜底——而你的生态理性思想，在某种程度，是一种教育思想、启蒙思想，是一种就某一学科而说某一学科的思想，或者说是你的生态化综合的哲学思想在某一领域里的具体化。你知道，我对你的生态化综合的思想评价是很高的，我觉得它是在人的认识历史上经过否定之否定所产生的一种真正属于未来世界的本体论。它的出发点不是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而是把主体与客体综合起来，给予一种本体思考，佩服你的思维的广博与深刻，很佩服你的敏锐，我很感谢你给予本体论注入了那令人悠悠寻思的人情味。”（1991—05—16书信摘录）

如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既使我困惑，也使我充满挑战的激情。面对第一个问题，我时时深切地感受着它，但自感无力来完成，因为思想永远是一个不断开进的进程，当这个思想的进程还没有达到它自身显现的成熟程度时，无论如何是不能解释其困惑本身的，这是我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对生态化综合问题耿耿于怀，但却不能直面它的根本原因。面对第二个问题，我一直难以认同陈果安老师关于“生态化综合”思想是“本体论与认识论、实践论的统一”的哲学思想看法。这二十多年来，我无时不回想起他多次这样的提醒，虽然我有时也强行自己接受他的看法，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没有想明白，没有想透彻，并且一直处于对这种看法持一种深刻的怀疑之中：到底是他的看法错了呢？还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要真正消除这种困惑，摆脱这种怀疑，是极为艰难和痛苦的。这些年来，我一直朦胧于这两个方面并企望做一种整体上的突破：一是要真正解决如上两个方面的困惑，需要对自己前期的思考进行整体的审视和研究，以此提升自己的认知，深化自己的思考、拓展自己的视野；二是需要一个更为重要的基本概念的发现，这个概念能够把自己的整个思维推向纵深，并且能够为生态化综合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非常清楚自己在生态化综合问题上所处的思想停滞的危机，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直接的恰当的或者说最佳突破口。因为摆在面前的有如下几条入口：一是语言的入口；二是伦理的入口；三是美学的入口。应该说，语言是最恰当的入口，因为我的思考本身就是从语言切入的，但是，当我从《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到《语言·社会·权力：人类行为意义研究（1）》，其语言之路也就自然停止了，我面对强大的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虽然看到了他的语言之思的缺陷，提出了“生态修辞”概念，找到了突破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局限的路径，却无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来完成这一超越性工作。

对我个人来讲，语言道路的堵塞，自有各方面的原因所促成。首先，虽然我直观到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的局限与片面，却不具备对这种局限和片面予以正面超越的思想能力和思维能力。思想的无力，本来可以下功夫积累，是很快就能继续展开其工作的。但迫使我完全停止进一步拓展语言之思的真正原因，却是现实生存的偶然性境遇，它转移了我思考的兴趣方向。这个偶然出现的生存境遇就是1992年。因为在这一年，一位在教仪站当站长的朋友手中握有一个《电教教仪》的内部刊物，他很有激情地要把这个内刊改版成《现代人与教育》，他邀请我做这个内刊杂志的主编。他选择我，是因为他知道我很关心教育，而且在日常交流中他深知我对教育有自己的思路，有许多回归教育本身的新想法、新思想。于是，我就全心身办起这个杂志来。对于当时正处于思维迷茫状态的我来讲，自然把兴趣转移到了对教育的思考上来。但好景不长，当杂志运行一年，刚办得有起色，这位朋友的工作更换了，这个内刊杂志停办了，我的空闲时间也就由此“失业”了。虽然如此，但这一年的经历却使我收获不少，其中最大的收获有二：一是我在这一年中把自己过去对教育的散乱思考，变成了有条理的教育思想，即我的生态理性教育思想在这个阶段初步成形，于是我整理了这一年的思考成果，写成了《动力能力教育思想论纲》（1993年稿）；更重要的是这种思考与梳理，为我后来因研究生教学的缘故而完成《汉语文课程的当代建设》（2001—2005年完成，2011年出版）奠定了思维基础；二是对教育的思考引发了我对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这就是从1993年始，我开始思考《人口、资源、社会公正——中国国情分析与发展研究》（1993稿），其后进入伦理学领域，开始关注公正与制度问题，于1996年初完成《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2003）之后，有关于生态理性的伦理——生境伦理蓝图——逐渐清晰起来，并获得了整体的构架。然而，当我完成对它的整体构架后，却无法动手研究，只能停下来读书。因为老实说，我对伦理的思考，本身就是在没有多少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资源储备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读书思考、积淀，成为必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