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化综合的整体源泉

生态化综合方法的语义核心是整体性和生态性，因而，生态化综合方法就是整体方法和生态方法的整合表述。在生态化综合方法中，其整体方法的实质是共在互存性，其生态方法的实质是共生互生性。概括此二者，生态化综合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生变主义方法。这种生变主义方法却是以中西哲学的源头思想为其最终源泉。

客观地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其源头哲学都体现了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生变主义智慧。在古希腊哲学的诞生阶段，无论是泰勒斯的“水”哲学，还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哲学、阿那克西美尼的“气”哲学，还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哲学，都蕴含了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思想智慧和方法论视野。这种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思想在赫拉克利特的“永恒的活火”中表现得更成熟，他认为我们的感官所能看到的事物的静止而长久的现象，并不是世界和事物本身的事实，这些表面上静止而长久的事物，在其本质上是运动而变化的：静和久只是世界和事物的现象，动与变才是世界和事物的本质。这团标志世界存在和事物生灭的“永恒的活火”，它的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是燃烧与熄灭的循环，但它的燃烧与熄灭却得在一定“分寸”的范围内进行。因而，火的燃烧与熄灭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方向、有节制、有规律。促使这团“永恒的活火”燃烧与熄灭得以朝着既定方向有节制、有规律地循环展开的那个东西就是它自身的“一定的分寸”，这个自我规定的“一定的分寸”，其实就是自我限度。这种自我限度的向外敞开，就是“世界秩序”，即这团活火燃烧与熄灭所遵循的那个“一定的分寸”就是世界秩序。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与熄灭的目的，就是为创立与维护世界的秩序，就是为了创建和维护事物、生命的内在秩序。后来，赫拉克利特将这一变中不变的内在秩序思想抽象提炼为logos。

变中不变的内在秩序思想，在爱利亚学派那里得到尽情发挥。但自此之后的希腊哲学，并没有完全走爱利亚学派的路子，而是继续着由米利都学派开创、经赫拉克利特发扬光大的路子，即生变主义的整体道路。客观地看，普罗泰戈拉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观，混合着感觉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但这种混合形态取向里面所蕴藏的仍然是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整体生变的思想。柏拉图是最大的理性主义者，但他所构建起来的精神世界，同样剔除不掉不变中变的维度，因为它的“相”世界中的分有与摹仿说、通种理论和三重灵魂论中，仍然保留着不变中变的思想。后来者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运动理论，同样包含了不变中变的思想。

整体观之，希腊哲学体现了一种生态整体的视野，即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统合视野。这种生变主义的统合视野在近代哲学中才开始出现分流，现代的科学理性哲学才实现了明确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分离视野表现在实践领域，就是西方社会更多地关注“不变中变”的维度，由此开辟西方生生不息地开拓、冒险、创造之路。

与其大致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源头哲学思想，仍然是统合视野的。中国最早的哲学成果是自夏而周所形成的《易经》。《易经》的精髓就是一个“易”字。“易”者，天下之大道也。这个蕴含天下之大道的“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传》解释曰：首先，“易”作为简易之义，就是于繁杂中见简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其次，“易”作为不变之义，就是于动中见常：“动静有常，断矣”；“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其三、“易”作为变易之义，就是“不可为，唯变所适”。概论之，“易”所包含的天下之道，就是不变中“变”与变中“不变”，对变中不变的那个东西的把握与提取，就是“简”，它在《易经》中表述为“太极”，太极的内在秩序结构就是八个卦象；这个“变”，就是生生。

《易经》的这一整体主义的生变思想，具体表述为：“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经·系辞》）这种整体主义的生变思想发展到老子那里，其变化之道同样是生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老子《道德经》第42章）易经和老子的思想，共同开启了阴阳五行学说：在阴阳五行学说那里，阴阳是象天之道，五行是象地之道，其变化之道仍然是生生。

由《易经》、老子的大道哲学、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其承先启后所形成的生变主义思想，比古希腊哲学更抽象、更明朗。只是因为地缘因素的激励，中国人的生存实践，更关注秩序与守成，因而其对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智慧的实践落实，却更侧重于“变中不变”这一维度，由此开辟出中国社会静默与自守的血缘宗法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