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化综合的整合依据

哲学及哲学方法的演变，自有传统的要求、现实的需要和未来的召唤，更有科学的启发和激励。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的主要阵地是西方哲学。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繁荣，走的是一条二元分离的路子，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唯物论与唯心论相分离的路子。以大而化之的方式观之，理性主义和唯心论，更倾向于不变中变的哲学方法传统；而经验主义和唯物论，却更倾向于变中不变的哲学方法传统。

这种两相对立的哲学方法传统的现代释放，却形成一个自身的限度。这个限度开启全新的科学方向，并敞开多元论的方法论视野，却为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构建奠定了整合依据。

物理学的整合道路　近代西方哲学诞生的一块基石，就是机械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思想，是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共同胜利的结晶。机械论世界观蕴含一种方法论视野，这种方法论视野敞开为整体论视野和生变论视野，即机械论世界观强调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这个整体的世界是以机械的方式生成，并以机械的钟表方式运转的。牛顿的力学理论为机械论世界观提供了自然依据：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以匀速的方式敞开的，并且物质的匀速运动虽然可以改变形态或结构，但却不消耗能量，所以，物质世界的运动是能量守恒的。

牛顿所构建起来的以机械论世界观为内核的物理学，成为近代物理学的圣经，但当物理学进入20世纪时，牛顿权威遭遇了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当然强调整体主义，尤其是他在相对论基础上所探索的引力场假想，更体现了整体主义的视野。但他的相对论所体现出来的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他的相对主义的数学研究方法。这一数学研究方法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科学的度量是相对的，因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主观感受依赖于观测者本身。爱因斯坦的数学方法体现了明确的生变的思想。整体观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统合的生变主义方法论特质。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方法虽然强调了整体生变，但仍然坚守牛顿的决定论的哲学本体观、严格因果论的哲学认知观和定域论的哲学方法观。爱因斯坦的这份坚守构成了哥本哈根量子力学的批判对象。量子力学从微观领域入手，探索世界整体生变规律，最后从哲学和哲学方法层面彻底否定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共同构建起来的传统物理学基石，从而构建起非决定论的本体观、多元因果论的认知观和概率论的方法观。物理学领域的这一场现代主义革命，主要通过哥本哈根学派来完成，其主要的成果是波尔的波粒二象说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量子力学所展示的最大成就，是揭示世界的整体生变并不是按照机械的方式运行的，而是随机的。世界整体生变机制的随机性，宣告了决定论的观念并不是世界本身的规律，而是人自我假设的产物。同时，世界整体生变机制的随机性，也宣告了严格因果观念同样是人造的产物，不能用来解释和描述自然世界的自我运动。更重要的是，世界整体生变的随机性，揭示了探讨世界的根本方法不是定量分析，而是定性描述或者说概率分析。由此三者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分析主义方法产生了巨大冲击，因为分析主义方法主要强调的是定量分析。量子力学彻底摆脱了牛顿经典力学，也彻底摆脱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推动物理学真正朝向现代方向发展。物理学在量子力学的推动下向现代方向发展，结下了许多果实，比如普利高津非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理论，托姆的突变理论，哈肯的协同学理论，以及爱德华·诺顿·洛伦茨所提出的混沌理论、罗伯特·谢尔德雷克的形态发生场理论等等，就是其杰出的探索成果。这些探索成果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入手揭示认知世界的整体生变的统合方法论视野，为生态化综合哲学方法论的构建开辟了良好的整合思路。

生物学的生态整体历程　自近代以来，科学领域发展得最快的是生物学。生物学发展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的敞开进程中，经历了两场巨大的变革。正是这两场巨大变革，使生物学科学群星灿烂，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人类对生命、对自己、尤其是对世界的认识。生物学的第一场巨大变革就是生物进化论。C.R.达尔文和A.R.华莱士所共同发现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生物世界的整体生变思想，发现了一种研究生物世界演变发展规律的生变主义方法，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揭示生物世界的生存竞斗法则；适者生存，揭示生物世界的自我限度法则。在生物世界里，最好的生存智慧与方法，就是有限度地竞斗，唯有如此，“天”才会选择你，你才可能成为更好的适者。达尔文和华莱士所共同创造的生物进化论在走向20世纪的历程中，首先经由R.A.费希尔、S.赖特和J.B.S.霍尔丹等人的努力，整合其生物统计学与孟德尔颗粒遗传理论，来重新解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开创出群体遗传学。然后又经由C.C.切特韦里科夫、T.多布然斯基、J.赫胥黎、E.迈尔、F.J.阿亚拉、G.L.斯特宾斯、G.G.辛普森和J.W.瓦伦丁等人的努力，使之获得全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就是运用染色体遗传学说、群体遗传学等多种新学科理论和知识来构建起现代综合进化理论。

生物学发展的现代历程，是在不断地强化生变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扩张生态整体的方法论视域。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4）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对生物进化的决定性影响与作用，引发人们对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关系的注重，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Oikologie）概念于1865年由勒特（Reiter）所提出，1866年被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予以学科定位，即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生态学的真正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根本的激励因素有二：一是自然环境生态的日趋死境化，这是生态学获得自身发展的社会前提；二是现代科学的发展达到整合之势，促进了生态学的快速发展。简论之，进入20世纪50年代，生态学吸收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成果，来检讨日益死境化的环境生态，探讨日益死境化的环境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构成了生态学超速发展的真正动力因。

生态学发展不仅形成千姿百态的生态学学科群，更体现在它渗透进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态学化。这种生态学化局面的形成，完全得益于生态学本身既是一种生变主义的思想，更张扬古已有之生态整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如何以一种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生物世界、整个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个体行动。

环境哲学的全球视野　生态学的全速发展，并不构成环境哲学产生的原因，但生态学的全速发展，却为环境哲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认知平台，打开了视野，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武装。

环境哲学亦即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的诞生与迅速发展的真正动因，仍然是环境生态的日趋死境化。环境生态的日益死境化，首先表现为自然环境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它直接导致了社会环境生态困境，因为自然环境生态危机让人类越来越感到：第一，自然已经不能很好地支撑人类的高速发展；第二，日益糟糕的自然状况，不仅给人类带来存在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的断裂感，更给人类带来资源的缺乏感；第三，绝对有限的自然和不断膨胀的人口之间，形成日益剧烈的矛盾，这种矛盾最为集中地表现为人类生存争夺日益激烈。其次，由如上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生态困境，与日益死境化的自然环境生态危机一道，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形成了对人类的夹击之势，使人的生存陷入日益的焦虑之中，难以自拔。

环境哲学就是面对人类的自然环境生态危机、社会环境生态困境、人本生态焦虑而探索谋求根本的解救之道。为此，环境哲学探讨如何重新弥合人与环境，使之达到“天地之美生”的状态。进一步讲，环境哲学就是探索如何重新弥合人与地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在自我之间的内在规律与方法。因而严格地讲，环境哲学是一种探求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间的良性生态关系缔结的方法论学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教育学、环境文化学等具体的学科才前后相续地诞生，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环境哲学的这种盛况空前的、并且是方兴未艾的发展，为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构建提供了全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