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时期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与政府经济职能

中国转轨时期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与政府经济职能^[1]

对政府经济职能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必须着眼于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所以，本文在阐述转轨时期的经济职能的主要内容之前，先分析中国政府面临的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在内的经济环境。

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政府承担经济职能来说，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急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计划经济体制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建立的，到1956年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一直到1978年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计划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指令为主的、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这种行政指令计划是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急需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不只是由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个人意志决定的（尽管他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来，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由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诚然，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说，它并不适应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适应这种要求。

（1）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企业供、产、销和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均集中在政府手中。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企业的独立经济利益，否定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得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不仅如此，计划经济体制既不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也不可能完全、充分、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所必需的信息，再加上政府（特别是部门和地区）本身利益局限性，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和对客观事物认识过程的限制，政府就不仅不可能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经营管理，而且必然发生诸多失误。所有这些都会挫伤在客观上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要提到：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才能充分调动作为最重要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作为物质利益原则对立物的平均主义问题的。这就必然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和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企业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强。而计划经济体制在挫伤这些人员积极性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会降低企业的营运效益。

（2）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为了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强大的力量。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既无开展竞争的冲动，也缺乏这方面的权限和空间。这样，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扼杀了企业发展生产的动力，而且扼杀了企业发展生产的压力，这就窒息了企业的活力，使得运营效益低下成为企业的通病。

（3）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促进各部门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中央行政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实现的。这就形成了“条条”（部门）和“块块”（地方）的分割状态。与此相联系，又形成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这种分割状态和部门、地区利益的驱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阻碍了各部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4）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中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均有旨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再加上盲目推行“赶超战略”，以及片面追求“政绩”，就在这些方面形成了强烈的投资冲动。但在投资方面又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由此形成的投资膨胀机制，周期地导致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调整这种失衡的主要手段，又是用行政指令大幅压缩投资。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迅速转变成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样，经济增速大上大下就为经济发展的常态，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5）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其中，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集体所有制占重要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本性，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国有制。因此，在1958～1976年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不仅把残存的非公有制经济扫荡无遗，而且对集体所有制生产的主体部分也实行指令性计划，集体所有制还有一部分实现了向国有制的过渡。这样，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根本否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有重要作用的非公有制经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作用。由此也扼杀了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有经济丧失了活力，这就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也不能否认，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社会资金、物质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经济落后地区，从而比较迅速地形成新的生产力，克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状态，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点，不仅正好适应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而且正好适应了实现“一五”计划基本任务的需要。而且，在“一五”时期具体条件下，其积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其消极作用受到了限制。这些条件主要是：①“一五”时期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着重推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形式。但相对于发展轻工业和进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形式来说，发展重工业和进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均需要较多的资金。这就需要把社会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国家手中，用于建设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以加速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好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②“一五”时期，党和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是正确的；党和政府的威信很高，党的作风正派，党的干部队伍比较年轻，官僚主义比较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激情高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很有力。这一切就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比较灵敏的，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些条件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③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在1956年完成的。在此之前，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但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而且，在这个期间，党和政府比较成功地通过运用价值规律，对这些私有经济实行了计划指导。所以，由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管理过于集中，管得过死，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等缺陷，这个期间首先在范围上受到了限制。④在这个期间，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都还不发达，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对外贸易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些条件又使得由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带来的否定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以及阻碍商品生产等消极作用，在这期间也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一五”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上述充分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积极作用以及限制其消极作用的有利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本应推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即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毛泽东“左”的思想在“大跃进”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端。在经济方面，这种“左”的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盲目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彻底否定按劳分配（甚至把按劳分配说成是同资本主义差不多的东西）。这样，本来已经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弊病更趋严重，以致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

所以，总的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1957年“一五”时期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但在此后，直到1978年，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详见表31953～1957年和1958～1978年的数字。

表1　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和年平均增长率^[2]

还要指出，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还险些成为给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带来覆灭命运“文化大革命”的制度性根源。中国政治体制中曾经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邓小平曾经中肯而又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病，过去出现过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3]

所以，无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政治上来说，都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详见表1中1958～1978年和1979～2002年的数字。

表2　中国和原苏联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单位：%

表2的数字又把中国改革前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与苏联做了比较。这些数据表明：改革前，中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比苏联低1.7个百分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当时中苏两国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但苏联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工业基础、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质等方面均好于中国。但在改革以后，中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却比苏联高出5.6个百分点。决定这种巨大反差的最重要因素是，这期间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显示了强大的活力；而苏联改革始终没有越出行政性分权的框框，以致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诚然，1991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但决定性的原因，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踏步不前，以致失去民心。

正是依据对国内外经验深刻的科学总结，邓小平生前多次尖锐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在实际上成为他的政治遗嘱的1992年初重要谈话中又一次重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后人应铭刻心中的警世名言。

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为事关社会主义制度存亡的极其重要的紧迫问题。

二、急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所以急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是由于：

（1）这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建立起来。尽管这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在事实上已经进入了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手段，就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但是，由于1958～1960年“大跃进”的破坏以及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更为严重的破坏，大大延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958～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4%，比“一五”时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也只有1.6%，比“一五”时期下降了2.6个百分点。^[5]这就使得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矛盾变得异常尖锐起来。因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另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为紧迫的任务。

（2）这是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物质基础。历史经验表明：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的。这种决定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只有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时，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才有可能产生；否则就是不可能的。二是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如果它面临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足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的水平时，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使生产力水平发展到旧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容纳时，旧的生产关系的复辟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彻底巩固起来；否则也是做不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6]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一定是这样的。

这一点，在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如前所述，在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3）这是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但反过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是市场取向改革顺利推进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改革必须要付出数量大得惊人的成本，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必须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要筹集建立这个体系所需的巨额资金，最重要的就是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4）这是维护社会稳定最重要的经济条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拓展就业门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等方面，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最重要的经济条件。

（5）这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在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效益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一环。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做详细分析。

（6）这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工程。综合国力是由经济力、科学文化力、政治力和军事力等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其中，经济力是基础性的因素。这样，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工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形势仍很严峻。据中国有关研究单位199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在美、日、中、俄、德、法、英七国中，美国综合国力居第一；日本居第二，约为美国综合国力六成；法、英、德约为美国一半；俄为美国四成；中国居末，约为美国1/4。这项花了三年时间所做的评估报告，其取值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教、资源四个项目。其中在经济领域，中国居第六位，分值略高于俄罗斯，不到美国的1/3；在军事领域上，中国分值约相当于美国的1/9，俄罗斯的1/3，英、法的1/2，与日本和德国接近；在科教领域，中国只有美国的1/7，法、英、德的1/5；在资源领域方面，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从分值来看，中国最弱于美国的是军事力量，但与其他六国相比，中国最弱的是科教水平。报告假设，美国综合国力平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7%，中国要达到美国同期的水平需36年，虽然今后14年内中美的相对差距逐年减少，但绝对差距还是逐年增加。因此，对中国短期内的综合国力评估仍不容乐观。所以，推进现代化建设，对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7）这是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大业的极重要因素。继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以后，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现阶段的一大历史任务。而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发展，经济实力越强，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越大，同时也为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统一祖国大业的极重要因素。

（8）这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很显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实力越强也就越有利。在当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应该肯定，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国际形势由原来存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局面走向世界多极化。这一点进一步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但同时要着重指出：在世界多极化这个主流存在的同时，还存在一股一极化的逆流，即美国顽固推行的霸权主义。^[7]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这股逆流，并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才能维护住世界和平。必须清醒看到：苏联解体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的制度根源。而且，世界多极化只是一种主流发展趋势。它像任何主流一样，必然存在作为其阻滞因素的逆流，而且不排除这一逆流在某些时限内和某些问题上占上风。20世纪90年代先后发生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就是一极化在军事上的突出表现。这两次战争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而且战争的一方是以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面貌出现的。但在实际上，主要是由当前正在发展的并且是最强大的一极美国发动的。但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并不只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同时还针对转型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乃至其他的经济发达国家。

这种一极化主要是由于“两个不平衡”引起的。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发展不平衡。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力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削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力量（主要是美国）有了很大的增强。二是经济发达国家内部各国力量发展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欧盟经济低增长，特别是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经济一蹶不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凭实力，在政治、军事上也是凭实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不平衡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美国经济和科技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一时还难以转变。诚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是一个打击，但直接经济损失仅为3000亿美元。对一个拥有1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富国来说，这不会影响大局。美国2001年三季度虽然出现了经济负增长，但2002年第一季度很快复苏。最近先后发生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和施乐公司（这些公司在美国大公司中都位居前列）在财务会计上的丑闻，会对美国发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不会动摇它的根基，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失败以后，其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及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从总体上说，它都是得手的，因而其气焰更为嚣张。其三，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出现某种“绥靖主义”思潮，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缺乏有力的斗争，在客观上也助长了其气焰。因此，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出相应准备，特别是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否则，就可能吃大亏。

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因而，中国仍然能够争取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和平环境。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来讲，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后来，依据实践经验的进一步总结，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来，是完全正确的。^[8]

三、急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使得它们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就是不可能的。中国当前的国情是：①人口总量很大；尽管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每年增长的人口总量仍然很大。②大多数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处于世界后列；而且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生产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环境破坏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水灾，2000年北京地区的严重沙尘暴就是这方面的两个严重信号。因此，中国当前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还要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现阶段，不仅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解决环境问题也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当前中国环境破坏已很严重，而且因为当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治理环境问题上都要经历一个“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长期过程。中国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实际上，这种观点暗含着四个错误。

（1）把“先污染、后治理”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但实际上，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有的情况来看，尽管政府在治理环境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环境污染也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2）把“污染、治理”看做一次性过程。实际上，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要经历多次“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过程。因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有新污染源出现，而对每一种污染源的认识以及它的解决办法的提出和消除污染条件的创造（如需要一定的资金和技术等），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3）把“先污染、后治理”过程发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一定的社会制度，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发生除了一定的社会制度这个重要因素以外，还有认识过程、技术发展水平和资金供应能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此外，政府政策选择在这方面也能发生重大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比如，1958年开始实施的“大跃进”这种“左”的路线就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4）再进一步说，即使就制度根源而言，把“先污染、后治理”过程发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是片面的。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而言，无论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或者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可以成为污染环境的制度根源。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特有矛盾的作用，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在破坏环境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农村某些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在满足生存需要的沉重压力下造成的环境污染也绝不可低估。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环境方面可以有很大的作为。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凭借其本身的优越性，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并发挥后发效应，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也不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具有更大的责任。实际上，二战后，现代的市场经济（即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上普遍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治理环境的需要。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这样做，而且在同等条件（包括资金和技术等）下应该做得更好。

以上的分析更不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企业在治理环境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法制经济，政府固然需要依法行政，企业也要依法（包括环境保护法）经营。

以上的分析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的，它并不否定许多项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做到先治理、后投产。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有利于全面认识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利于认识治理环境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但也正因为这样，更是急需加强环境治理，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急需增强国家经济安全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首要的问题是要改变原来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实现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当然，这同时也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奠定了基础。但那时对外经济联系不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不突出。

中国现阶段之所以急需增强国家经济安全，是由下列几种情况决定的。

（1）经济全球化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工业化和知识经济化为基础的；是以国际分工不断发展为前提的；是以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动力的；是以商品世界市场为起点，并向包括商品和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在内的世界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商品流通国际化为起点，并向包括商品生产、交通、通讯国际化在内的在广度上和深度上不断拓展的过程；是一个长达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发展经历了下列过程：一是起步阶段（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末）：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二是形成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三是发展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当前）：现代市场经济普遍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表现：一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二是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三是交通、通信的全球化；四是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

（2）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开始到来。这一点，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主要是：①智力劳动在生产诸要素中居于主导地位。②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③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20世纪初，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20世纪中叶上升到50%，到80年代又上升到60%～80%。

（3）战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席卷世界的潮流。其格局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现代市场经济是这股洪流的主体，并居主导地位。此外，这股洪流还包括以下两个重要部分：一是战后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推动下，有些国家（如韩国和泰国等）已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的国家（如新加坡）甚至已经跨入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从主要方面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由于在改革方面坚持了正确路线，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另一类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改革方向和方法上的重大失误，不仅根本改变了原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且使得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的境地，只是在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当然，即使在这些国家，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在促进生产方面的作用，也正在并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4）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本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闭关锁国状态，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2001年12月10日，中国又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还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

在上述诸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容易受到国外经济风险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从特殊意义上说，经济发达国家会利用当前还存在的有利于它们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是从形式到内容的不平等），以及凭借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主要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领先的现代科学地位，这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把它们的经济风险和经济危机转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风险和经济危机。正因为这样，增强国家经济安全也显得异常重要起来。

五、中国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内容

我们依据前述的政府经济职能的一般理论，并从中国政府现阶段面临的经济环境出发，对转轨时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可以做出如下概括。从总体上说来，除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个基本经济职能之外，还有以下四个主要职能：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增强国家经济安全。

当前中国有的经济学教材套用西方经济学，把中国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归结为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和公平分配、解决“外部化”和提供公共品等方面。

应该肯定，这些方面确实是中国转轨时期政府的经济职能。但仅仅这样概括，又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现象忽视了中国政府在转轨时期面临的经济环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增强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职能。当然，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和公平分配、解决“外部化”以及提供公共品等，同上述职能也是有联系的，但它们只是上述职能中所包含的部分内容，而远不是它的全部。

还需进一步指出，仅仅用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和公平分配、解决“外部化”以及提供公共品来概括当代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职能，也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有维护各自的经济基础并不断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职能，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

但要着重指出，中国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是根本区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政企合一的，并主要依靠直接的行政指令手段。而在转轨时期则要依据条件变化，逐步实现政企分开，并主要依靠间接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注释】

[1]本文写于2003年。

[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3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6、219、370页。

[5]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

[6]可见，那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只理解为前一方面，而忽视后一方面的看法，并不是全面的。

[7]现在国内外在这方面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只讲多极化，不讲一极化。这种观点从主要方面说是对的，但不全面。二是把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称做单边主义。这种观点有模糊矛盾的缺陷。当然，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