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概述

政府调节社会经济，即政府的一种职能活动。政府介入经济是为了对社会经济做出某种程度上的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是指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各种积极作用，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动态变化的。以往我们一般用 “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主要针对市场失灵，从而使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发挥中心作用”来理解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但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简单化了。[2]所谓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总体而言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管制、监控的职能，是为了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预期的目标和要求而进行有效的调控。世界银行在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世界在变化，我们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也在变化；政府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同样具有很重要的位置；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效而不是低级、低效的政府。[3]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我们更需要重新定位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以及信息革命浪潮的冲击，我国政府经济调节职能也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市场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涉外经济管理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不断加强，政府管理经济的工作重点正在逐步向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自由环境方面转移，政府进行经济调节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信息技术为政府经济调节提供了新的工具。正确认识中国政府在新时期的经济调节职能，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重视科技创新的力量，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具备全球战略视野，提升各个阶段的创新能力，改革体制，促使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建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或直接参与经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也将提升经济调控能力。理想的政府与市场应是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 “帕累托最优”。[4]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市场与政府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存的关系，不存在有市场而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有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没有市场。市场以其信息利用的完全和价格机制的激励给现代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而政府的存在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作，它用强制力的手段给市场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确立了损害赔偿、产权保护等规则，营造了一个有效、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克服了市场本身存在的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的缺陷。市场的完善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节，越发达的市场机制，越要求政府高效率、高素质的调节。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不一定小，而关键在于其执行职能要高效有力。[5]

但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亲密无间的，两者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提出了区间管理的新思路，即政府要在目前经济运行平稳的合理区间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反之，不仅会破坏政府的原则，还会有损于市场的公平公正原则，无益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健康、完善发展。因此，政府与市场既要密切合作，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在合适的运作原则和作用范围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例，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特性使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中严重受挫，其主要影响如下：一是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极高，加工出口贸易在中国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中比重很大。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此次次贷危机使得美国的消费信心与消费实力严重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贸易出口急剧萎缩，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二是次贷危机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大量的外汇储备投入美国的国债和股权投资，而美国政府为了防止此次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减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如利用利率政策、放任美元的贬值等，这些都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额的损失。三是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人民币增值压力增大，次贷危机使中国成为一些西方经济体指责和危机转嫁的对象。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防止经济衰退的政策，这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流动性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中国政府坚持不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流入中国的国际热钱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趋高涨。四是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大宗进口物资价格急剧上升，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煤炭、粮食、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路飙升，直接导致中国上游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减少了产业内部的利润。为了弥补利润损失、转移成本消耗，企业一般采取向下游产业转嫁的方式，这样由成本引发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就增加了。[6]鉴于我国政府在次贷危机中遭遇的诸多问题，亟须建立更加优化的经济调节体系，以便更快、更有效地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在经济管理职能上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经济管理职能定位更明确。改革实践表明，政府应该把握好在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位置，而不是过多地关注微观层面，如对企业的具体经营进行直接干预，这就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也弱化了提供 “公共产品”的职能。由于理性能力不足，信息和知识的欠缺，政府既不是 “划桨者”，又不是 “掌舵者”，因此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政企分开，让市场调节来引导企业经营。政府可以在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便民服务和注重服务质量中来设定在企业中的位置。做好宏观调控、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将越来越成为人们对政府的合理定位，并最终形成一个政府与企业职能区分清晰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次，管理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层级式管理模式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内部等级森严，传递方式从上至下严密、有序，但这种方式显然不符合信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而扁平化、公开化的网络管理，改变了传统的上传下达管理方式。[7]它以公平、公开为特征，具有灵活、快速、有效的优势，适应了信息社会的发展，也是网络化管理的大趋势。最后，管理技术核心必须走向独立自主。核心技术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但目前我国关键的核心技术仍需依靠进口，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不能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在未来的竞争中就会处处受制于人，特别是在我们把信息化、数字化作为重要发展目标的情况下，核心技术的缺失将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构建。因此，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如做好技术研发的政策支持、创建吸纳先进人才的环境、制定成果保护专利的政策等条件，激发社会的活力，早日实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跨越式发展。

（三）我国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现状与不足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者，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现阶段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1．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不完全适应

“入世”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为此，我们要建立与全球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而目前在我国还存在一些与国际或区域性规则不相适应的管理与规则，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改革、税收领域的消费税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等，在这些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2．管理模式转变中还存在问题

在我国，仍有不少管理部门依然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层级式管理，即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层级式管理，具有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这是造成政府管理效率不高、信息获取滞后的原因之一。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和全球信息化迅速发展的双重动力的推动下，落后、不适应现代信息发展的管理方式终将被多样化、个性化、过程化的智慧管理模式所取代。

3．高效的经济管理方式亟须加强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社会与市场经济环境中，投资环境评估正成为评价经济管理部门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工作效率要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和进程与行政效率的高低密切相关。低下的行政效率将阻碍我们进入信息社会和建设数字化城市的步伐，而高效的经济管理方式将有效促进经济管理部门的绩效，同时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4．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力度不足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内因条件：雄厚的教育基础及创新主体（产学研），强大的自主创新动力及相应的创新能力 （产业基础、技术水平、研发能力）。缺少这个内因条件，即使某一时刻拥有或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也会随着世界技术的飞速发展而逐渐落伍或被淘汰，而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的外部环境是规范的市场、有效的资源配置、良好的政策导向。内因条件的创造和外部环境的改善，恰好是市场机制的弱项，也正是政府的本职工作并可以大有作为的强项，而目前我国政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成长创造必要的内因条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力度仍不足，因此，这才是今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正确定位的重点所在。[8]

在信息社会下，我国经济调节职能方面的不足将在运用物联网的相关技术和手段之后加以弥补和改进。“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和充满活力”。因此，政府在经济调节职能信息化过程中运用物联网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有效行使进行优化升级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