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经济下的政府职能

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它是否行之有效。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就职演说

现代市场经济和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差别。在斯密时代，人们崇尚自由竞争，市场环境比较简单，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比较有限，相应的政府的职能也比较简单，根据斯密提出的义务论，政府只有三项应尽的义务，分别是保护社会、维持司法公正和提供某些社会公共设施（详见第1章第1.2节。）。

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相比，市场环境复杂了很多，垄断、外部性、贫富分化、经济周期等问题接踵而来，政府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相应的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也扩大了很多。与古典市场经济以私人部门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格局相比，现代市场经济的格局则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部门相互依存，这种格局被称为混合经济（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属于混合经济。与西方工业国家从早期以私人部门为主体的古典市场经济格局走向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并存的混合经济道路不同，中国是从过去单纯以公共部门为主体的格局逐渐转向混合经济的。我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计划经济，整个经济以公共部门为主。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私人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格局也相应地转变为混合经济。）。

在混合经济背景下，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广泛的干预。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财政学家之一，在他195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中，首次全面概括了现代政府的三大经济职能（Musgrave，Richard A.，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New York：McGraw-hill，1959.）。

（一）资源配置职能（allocation function）

政府部门对经济如何配置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矫正外部性等，其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收入分配职能（distribution function）

政府部门对社会产品在不同成员间的分配进行干预和再分配，其目的是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平。

（三）经济稳定职能（stabilization function）

政府部门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短期的经济波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并且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上述三项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职能，而经济稳定职能则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能。

公共支出本质上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能的成本，因此只有充分理解政府的职能，才能真正理解公共支出。而要理解政府的三大职能，关键是要弄清楚市场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缺陷，以及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如何弥补市场种种不合意的地方。

本章的任务是对政府的三大职能进行逐一阐述。

3.1 资源配置职能

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与市场效率联系在一起。如果市场运行出现了没有效率的情况，也就是市场失灵了，那么政府就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

3.1.1 市场失灵

我们在第2章第2.4至2.5节详细阐述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的含义，即竞争性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然而这一结论依赖于一些隐含的假定，包括：（1）所有的商品都存在市场；（2）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些假定不能满足的时候，市场均衡就未必是有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常见的市场失灵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市场势力（market power）

完全竞争市场意味着所有的消费者与生产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如果某些人或企业是价格制定者，也就是说，他们具备了市场势力（即影响价格的能力），那么最终的市场均衡往往是没有效率的。

为什么呢？考虑一家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当它把产品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之上时，消费者面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之比）不再等于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等于边际成本之比），这时帕累托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就不再成立。因此，最终的市场均衡就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在现实中，完全竞争市场是很难得的。一般而言，现实中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或多或少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常见的市场结构形式有：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寡头垄断（oligopoly）和完全垄断（monopoly）。其中，完全垄断是最极端的市场结构形式，当某种商品（或要素）的市场供给被一家企业（或工会）垄断时，它可以通过减少供给和提高价格的方式增加净收益，后果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事实上，除了完全竞争市场，其他几种市场结构一般都是没有效率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有时候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也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配置。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专门讨论各种市场结构和市场势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专栏3.1

四种典型的市场结构

（一）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也称为纯粹竞争市场（purely competitive market），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产品同质；（2）市场由众多的买者和卖者组成，所有的人都是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也就是没有人能够单独影响市场价格；（3）信息是完全的；（4）资源是自由流动的。在现实世界里，完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市场是找不到的，完全竞争市场就像物理学里面的无摩擦世界一样，是一种理想化的世界。一般认为某些农产品如小麦的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

（二）垄断竞争市场（monopolistically competitive market）。这种市场结构与完全竞争市场相似之处在于市场上存在着众多的买者和卖者，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垄断竞争市场上的产品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导致厂商具有一定的定价能力，同时由于替代品十分接近，厂商的定价能力是微弱的。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垄断竞争市场，比如牙膏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存在着佳洁士、高露洁、黑人、中华、两面针等众多牙膏品牌，代表了各种具有差异性和替代性的牙膏产品。

（三）寡头垄断市场（oligopolistic market）。在寡头市场上，产品可以同质的，也可以异质的，关键在于整个市场被极少数的厂商所占据。现实中不乏各种寡头市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可乐市场，整个市场几乎被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大厂商所占领。寡头同样具有定价能力，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其产品价格接近于竞争性价格，反过来，如果寡头们联合起来行动，那么它们的行为就接近于完全垄断厂商的行为。

（四）完全垄断市场（monopolistic market）。在完全垄断市场上，整个市场被一个厂商占据。它具有很强的定价能力，它会选择MC＝MR时的产量，并将价格确定为在这一产量水平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完全垄断市场又分为完全卖方垄断市场和完全买方垄断市场。现实中完全垄断市场也是十分常见的，比如通常一个城市就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一家电网公司。

（二）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的另一个隐含假定是，所有的商品都有市场。现实中某些商品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以保险为例，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保险是一类不可或缺的商品，然而由于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某些重要而特殊的保险险种在私人保险市场上往往是买不到的。

比如，私人保险市场上一般很少会有“失业保险”。考虑一下，为什么在竞争性市场上，私人保险公司不愿意销售“失业保险”？我们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投保人，一种是高失业风险的，另一种是低失业风险的。如果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那么保险公司就可以根据投保人的不同类型来确定不同的保险费率，两种类型的投保人将按照不同费率购买保险，均衡时保险公司面临的索赔概率等于失业的平均概率。但问题在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投保人属于哪一种类型，这些信息只有投保人自己知道，而保险公司却很难获知。这样保险公司只能按照失业的平均概率来确定保险费率，在这个平均费率上，低风险的投保人就会退出市场，而大部分购买保险的人都是高风险的投保人，这样保险公司面临的索赔概率就会远远大于失业的平均概率。这种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保险公司面临的索赔概率大于平均概率的现象，被称为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理性的保险公司将停止销售这种保险。当某种商品被迫退出市场时，市场失灵就出现了。

另一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指的是投保人在购买保险之后行为发生改变的现象。比如，如果房屋着火所带来的损失全部由保险公司赔偿，则房东在购买保险后就不太会花费很多精力去安排防火措施。由于不能观察到投保人的行为，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向投保人提供全额保险，而总是要求投保人个人承担一部分风险以约束其投保后的行为。因此，道德风险的存在，将导致市场上这种保险的数量不足（即低于有效率的数量）（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来自保险市场的两个重要术语，但更一般而言，它们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的两个重要现象，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保险市场的范畴。微观经济学中的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专门研究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马可—斯达德勒，佩雷斯—卡斯特里罗.信息经济学引论：激励与合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三）外部性（externalities）

外部性也是一种典型的市场不存在现象。当某个经济行为人（个人、家庭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对他人的福利造成了影响，而这种影响没有反映在市场交易的价格中，那么经济中就存在着外部性。比如说小河上游的钢厂排放的污水损害了下游的水质，使下游渔民遭受损失，而钢厂却不需向渔民付费，也就是说，缺少一个污染的市场。这样，外部性就产生了。生产钢产品造成的污染损害了渔民的福利，这是一种外部成本，虽然钢厂没有承担，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总要有人来承担这种成本，也就是说生产钢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钢厂的边际私人成本。从整个社会来看，帕累托效率要求边际社会成本等于价格，而钢厂则会以边际私人成本等于价格的产量进行生产。因此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市场无效率。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即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私人收益）和负外部性（即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两种形式。一般来说，如果某种私人活动产生了负外部性，那么这种行为将会超过有效率的数量，反之，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为往往是不足的。

（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公共产品是一种共同消费的商品，每个人对这种商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商品的消费数量。公共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外部性：当一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到了经济中的每一个人，这种外部性就成了一种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具有两个特征：（1）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多一个人来消费该商品的额外资源成本为零；（2）非排他性，即无法阻止其他人进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国防就是一种典型的纯公共物品。

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质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效率。因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得不愿意付款的人也能够消费同样数量的公共产品，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free riding）问题，每个人都想搭别人的便车，却不愿自己为公共产品付钱。因此，在市场上通过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是不足的。

3.1.2 实践中的资源配置职能

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不能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通过参与资源配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这就是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实践中，针对上述四种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可以采取以下行动。

（一）反垄断

从市场势力的角度，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这三种市场结构通常都是没有效率的。但考虑到垄断竞争市场主要是由于产品的差异性导致，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生产厂商数量众多，其市场势力不太明显，福利损失也不会不大；另一方面产品的差异性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垄断竞争市场一般不会成为政府反垄断的目标。政府的反垄断主要是针对完全垄断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从各国政策实践来看，常用的反垄断的手段包括：

（1）通过立法来限制或禁止垄断行为，诸如禁止公开串谋、禁止卡特尔、对大型的垄断企业进行分拆等。

（2）对垄断企业实行价格管制。既然垄断企业有能力把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那么理论上只要规定垄断企业最高只能按边际生产成本的价格来出售其产品，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有效的配置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

专栏3.2

自然垄断与公共定价

边际成本定价方法只适用普通的垄断行业，对于所谓的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行业，边际成本定价并不适用，因为边际成本定价通常会导致自然垄断的企业亏损。

自然垄断行业的特征是生产具有持续的规模经济，固定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平均成本则随着产量的提高而不断下降，表现为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而边际成本曲线总是位于平均成本曲线之下，这样的行业，很难维持竞争格局，总会出现一家企业不断扩大产量降低成本并最终成为唯一的自然垄断者。对于这一类企业，按边际成本定价就会导致企业的收益小于成本而发生亏损。

自然垄断广泛存在于一些公用事业或基础设施行业中，如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公路、铁路、公共交通等领域。实践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对自然垄断采取两种干预形式，一是由私人垄断企业经营，政府实行管制，二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垄断企业，即采取公共生产的形式。比如在很多国家，政府都直接兴办公共企业经营诸如供水、供电、铁路等公用事业。

对于自然垄断的公共企业，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制定公共定价的问题。常见的公共定价方法有：

（1）平均成本定价。即产品按平均成本（而非边际成本）销售，这样可以保证公共企业收支相抵。但由于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因而这种定价方法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但相比垄断定价的福利损失要小，属于次优的定价方法。

（2）两部定价。即对消费者收取两笔费用：一是“使用费”，根据消费者使用的数量进行收费，按照边际成本进行定价；同时向消费者收取“基本费”，这与消费者使用的数量无关，只要消费了就要支付，基本费用于弥补按边际成本定价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当然基本费也可以不由消费者支付，而通过政府支出的形式给亏损企业进行补贴。

（3）拉姆齐定价。当政府经营多种公共事业时，可以考虑采取一种联合定价的方式。为了使总的福利损失最小，应该使得每种产品的价格之比刚好等于其需求弹性倒数之比。这一定价法则称为逆弹性法则，与拉姆齐（Ramsey）最早提出的最优商品税原则一致，故称为拉姆齐定价。

（二）消除不对称信息

在保险市场上，由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某些险种（如失业保险）不存在市场。在这种场合下，政府可以通过实行强制保险的方式来推行那些私人市场无法提供的险种。由于每个人都被强制参加保险，最终的索赔概率与平均概率必然相等，保险市场上的逆选择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本书不讨论产品市场上的逆选择问题。）。

（三）矫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存在使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即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总是过多，而正外部性的行为则提供不足。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矫正外部性，比如对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进行征税（提高其边际私人成本），对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为实行补贴（提高其边际私人收益）。这里，征税和补贴的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

（四）提供公共产品

“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导致私人市场不能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现实中，公共产品具有多种形式，从而政府参与公共产品提供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般来说，纯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而混合产品（其性质界于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则可以采取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混合提供的方式（我们将在第4章和第5章重点分析公共产品和外部性问题。）。

3.2 收入分配职能

3.2.1 效用可能性边界与社会福利函数

即使不存在市场失灵现象，竞争性市场实现了帕累托有效的配置结果，这种配置也未必一定是合意的。考虑一个极端的状态，两个消费者中一个人拥有全部资源，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这种状态同样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定义，但它显然是不合意的，或者说是不公平的。

假定经济中只有两个人A和B，他们的效用水平分别由uA和uB表示。我们可以画出两个人的效用可能性集和一条效用可能性边界，效用可能性边界UU意味着给定其中一人的效用水平，另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大效用。效用可能性边界及其左下部分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就是效用可能性集。按照定义，效用可能性边界上的点都符合帕累托最优的要求。x和y点所代表的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而z则不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要求。

然而，尽管效用可能性边界上所有的点都是有效率的，它们却可能代表着在A和B两个人之间极不相同的收入分配状况。

那么，在众多帕累托效率配置点中，究竟哪一点对于社会而言是最优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

一般来说，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依赖于各个社会成员的效用水平，因此，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形式是：

W=F（uA，uB） （3.1）

这里我们只是给出了一个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形式，并假定这个函数在每个变量之上都是递增的，也就是给定其他人的效用水平不变，某个人的效用水平提高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上升或至少不变。社会福利函数的具体形式则多种多样，众说纷纭，这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我们将在第6章第6.3节进一步讨论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性与具体形式。）。一旦给定社会福利函数的具体形式，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组社会无差异曲线，离原点越远，社会福利水平越高。S点为离原点最远的一条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边界相切的点，也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点，或称作极乐点（bliss point）。S点就是政府部门执行公共政策的目标。

如果说，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理论目标是将经济推动到效用可能性边界上以实现资源有效率配置，那么政府收入分配职能的理论目标就是通过调节禀赋和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最终使整个经济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点。

3.2.2 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基本定理

讨论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政府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是否会破坏市场本身的效率？（2）进一步，政府能否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某一个政府希望达到的帕累托效率配置状态（比如S点）？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结合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基本定理。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如果政府通过一次总付税（lump sum tax）和一次总付补贴（lump sum subsidy）——税额（补贴）大小与个人行为无关的一种税（补贴）——来调节收入分配，那就不会影响市场本身的效率。这是因为一次总付税（补贴）只是改变了初始配置，但没有改变相对价格，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不管初始配置如何，竞争性均衡配置都是帕累托有效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政府能够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最终实现某一个理想的帕累托效率配置。这是因为，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政府只要调节收入分配到某个适当的禀赋配置状态，市场就会形成一组价格，在这组价格上实现的竞争性均衡就是那个政府希望达到的帕累托效率配置状态。

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的意义在于暗示了分配和效率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来考虑的。简言之，如果政府认为现行的收入分配状况不合意，那么无需干预市场价格，损害效率，只需要对禀赋状态进行适当地再分配，然后让完全竞争市场来发挥作用，就能达到任何一个希望达到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为了不损害市场运行的效率，政府必须采用一次总付税的形式调节收入分配，然而在实践中，一次总付税是很难实施的（最典型的一次总付税是人头税，但是实践中很难操作。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曾实行过短暂的人头税，结果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骚乱，梅杰政府上台后迅速废除了人头税。）。

3.2.3 实践中的收入分配职能

现实中，并没有一个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也并不存在唯一的极乐点。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实际上不可能以某个极乐点为目标，而是以实现基本的公平（equity/ fairness）为目标。公平是一个承载太多的词，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各自对应了不同的概念和理念。显然，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都是重要的，但是就收入分配职能的目标而言，这里更多指向的是一种结果公平或者说实质上的公平，也就是要求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果。然而，怎么样才算是相对合理呢？显然，我们并不要求绝对平等（equality），但是收入差距太大肯定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实践中，各国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目标常常定位于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反对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学家常常使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工具来衡量社会收入差距。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最常用的工具。纵轴表示累计收入百分比，横轴表示累计人口百分比，对角线OE为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线，折线OFE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线，曲线ODE为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即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

设洛伦兹曲线与对角线OE之间的面积为A，洛伦兹曲线与折线OFE之间的面积为B。A与三角形OFE的面积（=A+B）的比例称为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记为G=A/（A+B），表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果A为0，则洛伦兹曲线与对角线重合，基尼系数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0，则洛伦兹曲线与折线重合，基尼系数等于1，收入分配为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一般介于0和1之间。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即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则基尼系数也越大。一般认为，如果基尼系数低于0.3，表示收入分配相当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被认为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超过0.4说明收入差距较大，需要加以警戒；超过0.6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社会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衡量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泰尔指数（Theil Index），该指数构造如下：

T=I—i=1（xi—Ix·lnxi—x） （3.2）

其中，I表示人口规模，xi表示第i个成员的收入水平，x表示平均收入，上式括号内第一项表示第i个成员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第二项则是该成员收入与平均收入之比的对数。当所有成员收入相等（即绝对平均）时，容易得到泰尔指数T等于0（对应基尼系数等于0），当所有收入均归一个成员所有时，泰尔指数T等于lnI（对应基尼系数等于1）。

泰尔指数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被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假定经济中共有k个群体，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T=K—k=1skTk+K—k=1sklnsk—ek （3.3）

其中，Tk表示第k个群体的组内泰尔指数，sk为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ek为该群体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3.3）式的第一项为组内差异，第二项为组间差异。如果我们忽略组内差异，仅考虑组间差异，则泰尔指数简化为：

T=K—k=1sklnsk—ek （3.4）

实践中，（3.4）式被广泛用来衡量地区间收入差距。

有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工具，政府就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些政策手段包括向高收入人群征收各种形式的税收（比如累进税），提供各种倾向于低收入人群的公共服务和收入转移计划，实行社会保障等。专栏3.3提供了一种经济学家设想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专栏3.3

弗里德曼的思想实验：负所得税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的建议。

在弗里德曼看来，美国当时各种形形色色的政府福利计划存在着种种弊端。特别是以下两点：

第一，假定福利计划的目的是减少贫困，那么，应该有一个旨在帮助穷人的方案。我们有各种理由来帮助恰好是一个农民的穷人，但帮助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农民，而是因为他贫穷。这就是说，一项福利计划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作为一般人的人，而不是作为特殊职业集团中的人、或不同年龄集团中的人、或某种工资率集团中的人、或劳动组织或行业成员中的人。这是农业方案、一般老年人的救济金、最低工资法、偏袒工会的法律、关税、某种工种或职业领取执照的规定等等福利计划的一个缺点。

其次，当一个福利方案通过市场发生作用时，不应该妨碍市场的正常状态或不应该阻碍它的正常作用。这是农产品价格支持、最低工资法、关税以及类似事项的一个缺点。

据此，弗里德曼提出：“从纯粹的执行机制的理由上看，应该建议的安排是一种负所得税。”

所谓负所得税，在弗里德曼看来，是一种帮助穷人的方法，它与现行的所得税之间，在概念上与方法上保持一致性。这种方法的实质是想通过扩展所得税来补贴穷人的收入，补贴的数额就是穷人未曾使用的所得税减免份额。

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一个四口之家有资格享受3000美元（如果这个家庭使用标准扣除额）的税收减免。如果这样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是3000美元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交纳的税是0。如果这个家庭的税前总收入是4000美元，那么它有1000美元的正的应纳税收入。适用于这一等级的税率是14%，那么它一年应交税140美元，留下了3860美元的税后收入。如果这样一个家庭的税前总收入是2000美元，那么它将拥有1000美元未曾使用的税收减免，或者说，它将拥有1000美元（＝3000美元－2000美元）的负的应纳税收入。在现行法律下，从这些未曾使用的税收减免中它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负所得税制度下，它将有资格得到一笔补偿，其数额取决于税率。假定对负的应纳税所得征50%的所得税。

如果负所得税的税率与第一个等级的正收入的税率是相同的，即14%，那么，这个家庭将有资格得到140美元，留下了2140美元的税后收入。如果负所得税的税率是50%（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可行的最高税率），那么这个家庭将有资格得到500美元，留下了2500美元的税后收入。

如果这个家庭的税前收入为0，那么它将拥有3000美元的负的应纳税收入。在50%的税率下，它将有资格得到1500美元，留下了1500美元的税后收入。

弗里德曼认为应该逐步取消所有各种政府福利计划，代之以负所得税。在他看来，负所得税能够确保最低收入（即一个四口之家年最低税后收入1500美元），同时有其他福利计划不具备的五项优点：

（1）它使公共基金集中用于穷人。与其他众多的福利计划相比，负所得税最大的优点是它使得公共基金集中用于补充穷人的收入，它帮助人们是因为他们贫穷，而不是因为他们是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农民或公共住宅的租用者。尽管这些特征的确常常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但并非意味着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一定是穷人。

（2）它将贫穷的人当做认真尽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做无能的、受国家保护的人来对待。负所得税的形式能够使穷人担负起对其自己的福利状况的责任，从而促进其独立与自立习惯的培养。

（3）它使穷人具有自助的动力。尽管负所得税降低了受援助人自助的动力，但是它并没有消除人们的这种动力。在上面的例子中所使用的50% 的税率下，受援助人能够保留额外挣得的每一美元中的50美分，这也是一种动力。

（4）与现行的各种福利计划相比，它既可以更多地帮助穷人，又可以大大地减少耗费。

（5）它将有助于抑制官僚主义及政治贿赂。

参考文献

1.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弗里德曼.负所得税问题.载：弗里德曼文萃.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3.3 经济稳定职能

3.3.1 宏观经济特征与政策目标

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来，其宏观经济大凡都体现出一种波浪形增长的现象，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是持续增长的（表现为国民产出总量的不断增加）；从短期来看，国民经济则围绕着潜在的产出水平而上下波动，呈现出从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性现象。

这里，潜在产出是指由一国生产能力决定的产出水平，也就是由一国在某个特定时期具备的技术和生产要素水平（劳动、资本、土地等）所决定的产出水平，也称作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在某一个既定的时期，由于可获得的技术和生产要素都是不变的，因而潜在产出水平也是不变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国可获得的技术和生产要素都会发生变化，潜在产出水平也会随之变化。通常，这些变化都是趋势稳定的，潜在产出水平随着时间推移稳定增长。

而实际产出则是一国在一定时期所实现的产出水平。从变化趋势来看，实际产出往往围绕着潜在产出上下波动。假定在初始阶段，实际水平大大高于潜在水平，我们称之为“繁荣”；在经过一个高点之后，实际水平开始掉头向下，逐渐低于潜在水平，这个过程称为“衰退”；当实际产出达到一个较深的底部时，称为“萧条”；在经过最低点之后，实际产出开始逐步上升，并超过潜在水平，这一过程称为“复苏”；然后进入下一个“繁荣”阶段，以此类推，这种周期性现象就是所谓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

然而，宏观经济的上下波动是不令人满意的。当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时，经济过热，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当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时，则经济过冷，会导致失业率提高和通货紧缩。

宏观经济的上述特征要求政府在宏观层面做两件事情：（1）稳定短期的经济波动，也就是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大幅度上下波动，使实际的国民产出水平尽量接近潜在的国民产出水平；（2）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推动人均国民产出的持续增长。这就是马斯格雷夫所谓的经济稳定职能，它是一项宏观经济职能。

具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四个：保持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考察一个封闭式经济（忽略对外贸易），那么宏观政策目标就是前三个目标。其中，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短期目标，而经济增长则是长期目标。

3.3.2 短期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用Y-表示潜在的国民产出，它由一国的生产能力，即可利用的投入要素和技术水平决定，Y-=F（X），其中X为向量，表示一组投入要素。在短期，Y-是不变的。

用Y表示实际国民产出。在短期，实际产出Y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潜在产出Y-。以Y<Y-为例，政策目标就是要提高实际产出Y，实现Y=Y-。

潜在产出Y-由长期总供给曲线LAS决定，实际产出Y由短期总供给曲线AS与总需求曲线AD的交点E决定，Y<Y-。要进行宏观调控，使实际产出接近或达到潜在产出水平的目标，基本的思路是调节总需求，运用扩张性政策推动总需求曲线移动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种政策称为需求管理政策。将总需求曲线AD向右上方移动到AD′，与短期总供给曲线AS和长期总供给曲线LAS交于E′点，则新的均衡产出将等于潜在产出Y-。

由于总需求AD=C+I+G，其中C为消费需求，I为投资需求，G为政府购买性支出，因此需求管理政策需要通过提高C，I和G来推动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一般而言，消费函数的形式为C=C（Y-T）。其中，T为净税收，等于总税收TA减去政府对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TR，且C′>0。这意味着政府要扩大消费需求，可以采取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的政策。

投资函数形式为I=I（r），r为利率，且I′<0。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如果利润是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然而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利率是市场内生决定的。由于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政府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等手段降低利率，进而促进投资。除了上述货币政策，政府还可以通过投资减免税等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

当然政府也可以直接通过扩大政府购买性支出来提高总需求。

同理，如果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则应该采取紧缩性政策，使总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直至AD，AS，LAS三条曲线交于同一点。

3.3.3 长期宏观经济政策

在长期，政府的目标是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所谓长期经济增长，是指人均国民产出的持续增长。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总生产函数写作，Y-=A·F（K，L，h，G），其中A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私人（物质）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规模，h表示人力资本投资，G表示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由于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均国民产出的变化，因而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变量。这些变量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要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包括支出与税收政策）来促进上述变量的快速积累。比如，可以通过大量的公共科研投入，以及对私人部门的研究开发活动进行减免税和补贴来促进技术进步，通过大量的公共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补贴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投资减免税和补贴促进物质资本积累，通过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来向私人部门提供各种经济增长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此外，政府还应致力于提供各项公共产品、矫正外部性，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3.4 进一步的讨论

（一）政策效应分析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政府的三大经济职能，似乎不同的政府行为可以分别归类到不同的职能中去，比如A政策是用来稳定经济的，B政策是调节分配的，C政策则是配置资源的。其实，实践中的政策职能并非是孤立的，同一项政策往往同时具有多项职能。

比如，从2007年底开始试行，2009年起在全国推广的家电下乡政策，政府对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购买指定家电进行直接补贴，补贴率为家电销售价格的13%。这项政策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效应：

（1）该政策使得受补家电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变得更便宜了，因此改变了相对价格，进而改变了受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这是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

（2）补贴的资金来源实际上是税收，而补贴对象则是农民，因此该政策改变了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了全体纳税人向受补农民的收入转移，这是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

（3）通过该政策刺激了社会总消费需求，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了总产出的增长，这是政府的宏观经济稳定职能。

因此，当我们在具体考察一项政策的经济效应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综合分析该政策的经济效应与职能。

（二）政府失灵

尽管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然而必须谨记的是，政府干预也并不是万能的，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

政府失灵可能是由于政府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而无法采取正确的行动，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本身只是一个由官员组成的机构，这些官员与普通人一样，有着个人的目标函数，导致政府目标偏离社会目标。这就涉及公共选择问题，我们将在第6章对此进行专门讨论。

本章小结

1.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有三大经济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与经济稳定职能。

2.在市场出现失灵的场合，政府可以运用其资源配置职能，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或者减少社会的福利损失。

3.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旨在缩小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促进社会公平。

4.宏观经济波动是不合意的，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政府需要发挥其经济稳定职能，采取一些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熨平或减小波动幅度。

5.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常常导致政府行为也会出现失灵。

复习与思考

1.试分析移动电话通信服务的不同定价方式。

2.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区别在哪里？价格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

3.极乐点是否一定具有帕累托效率？如果存在多种社会福利函数形式，它们各自对应的极乐点是同一点吗？

4.为了刺激社会总需求，有哪些可供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们分别是如何起作用的？

5.从不同角度分析消费券的政策效应。

进一步阅读文献

1.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上海：格致出版社，2006.

2.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