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金融业教育培训体制的思考和建议

二、改革金融业教育培训体制的思考和建议

针对当前中国金融业及其教育培训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未来中国金融业及其教育培训体制的地位、作用及发展走势，笔者就如何开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及教育培训工作机制创新提出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1.建立与悠久灿烂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化和金融体系，是当今中国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存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也是人类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并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的民族。一个民族能够保持这么长久并将继续辉煌，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必定有强大的文化(包括金融文化)作为支撑。有人认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1]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当加上“润物无声的金融文化”。

有的人认为“银行”是舶来品，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金融学。这是不对的，只能说中国原来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2]现代西方的所谓经济学、金融学，在中国过去称为“食货”。中国古代文献《货殖列传》、《平准书》、《食货志》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大家熟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货殖列传》中的两句话。“《汉书》上的《食货志》，食货，包括了农工商业，有人把‘食’归为农业，把‘货’归为工商业。《古今古书集成》里面的《食货典》，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3]“据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测算，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相近，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在绝对规模和增长幅度上，都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区之首……德国学者贡德·法兰克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只能望尘莫及，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白银(世界货币)产量的一半吸引了去。”^[4]

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过多引用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经济金融学方面的论述，但由此可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大量经济金融思想，而且这些思想的很多方面与现在的行之有效的从国外引进的金融思想的内涵或者机理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性的、具有强烈向心力的文明。无论一种文明来自何方，只要它有合理成分，只要它来到了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它必将被同化、吸收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现当代欧美的一些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和制度等西方文明中的合理部分，最后也必将被中华文明所吸收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2.珍视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信用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大力创新中国的金融制度

虽然金融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些通用的技术操作规范，但是，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文化，无论它来自哪个国度，其蕴含的有益成分，只有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吸收中国的水分和空气，才能成活与成长，只有与中国的本土金融文化相融合，才能生存、发展与壮大。

虽然金融业有其发展的共同规律，但是与其生长的环境相适应，其必然具有独特性。孟加拉乡村银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人在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像孟加拉乡村银行那样的、主要为穷人服务的银行?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了大客户和国有客户，而对事关就业、税收、科技创新的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农业基础的农民却关心得较少、支持得也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中国的金融企业还不是真正的“经济人”，中国金融企业的原始股东或者国有股东也不是真正的“经济人”。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人，其行为应当是理性的，除了要追求利润外，为了生存、发展与壮大，它还必须认真地做一个“社会人”，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经济人”，就会在认识到中小企业和农民处于广阔“蓝海”的情况下，将其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并调配各种资源来开发。

如果从信用的角度来分析上面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的金融企业及其国有大股东还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信用。不仅金融企业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信用，大型国有工商企业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也主要依靠着国家信用。试想，如果这些国有企业没有“国家”最后“兜底”，哪家银行还敢像现在这样拼命“垒大户”，还像现在这样明知收益率低却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去维系这种关系?如果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贷款最后由“国家”来“兜底”，哪家银行还会像现在这样觉得开展这方面的业务难度大，还像现在这样觉得左右为难?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诚实守信就是其间的重要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5]中华文化不仅成为我们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成为了全球性的思想资源，世界范围内的有识之士对此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如毕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英国学者李约翰先生曾经说过，全世界都应当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不可少的要素”。^[6]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如此评价:“这二十五年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这种品德在其他地域从未见闻。”^[7]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自三代以来，中国的农耕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未曾走入难以克服的困境，农业自然经济始终长期延续着。^[8]16世纪前后，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育，繁荣富庶;中国的农耕文化，仍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农民缺乏诚信品德，我们不可能有长达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因此，必须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正确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其血液里天然存在着诚信基因，我们的性格中天然蕴藏着诚信的思维方式。

在感叹孟加拉乡村银行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发现它取得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相信”“赤贫的妇女”。中国金融企业在与中小企业和农民打交道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是讲信用的”还是“他们是不讲信用的”，是“他们是能够偿还贷款的”还是“他们不能够偿还贷款”?选择什么样的出发点，决定了你与中小企业和农民打交道的基本前提，也决定了你制定金融规章制度的思维方式。

因此，如果在广大金融从业人员中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加强对我们自己民族属性的认识，那么就会无形中增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认识，就会加深对他们的感情，就会相信这些企业和这些人，就会主动地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并最终帮助我们自己，就会制定出容易被他们接受的、符合实际的“双赢”金融政策，就会激发蕴藏在他们内心的诚信意识，能够为扩大内需、摆脱金融危机的威胁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

3.改变目前大学金融系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打牢大学生的思想文化基础，提高大学生的就业技能，为构建和谐就业环境创造条件

对于金融系本科生四年的课程设置，可以考虑改变目前的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进行专业课教育的做法，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进行专业课教育。大学一年级主要进行文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国际政治、艺术、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将这些课程列入必修课、选修课之列。

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加重大学生的负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大学生四年的学习一般不会特别紧张，有的学生由于学习压力小，没有自我加压，浪费了不少时间。可能有人会问，用三年的时间来学习原来四年安排的金融课程，学得完吗?即使学完了，质量能够保证吗?我相信，只要安排得当，全部学完肯定没有问题;只要学生认真学习，教师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学习质量应当有保障。可能有人还会问，学习时间安排得这么紧张，大学生哪有时间去找工作?这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有些偏颇。现在虽然就业形势紧张，但社会上的就业岗位并不少，只是一般人认为的“好”的工作岗位较少而已。即使这些被认为工作“好”的单位，也存在人才相对短缺的问题。比如，虽然金融业的就业岗位紧张，但是北京、上海等地还在大张旗鼓地到国外招纳金融人才。因此，只要我们学生的素质和技能提高了，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比较成熟了，相信他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能够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们也应当反思目前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根据国家战略，到2020年上海将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光有良好的硬件还不行，还需要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必须得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怎样才能培养出大批国家需要的金融人才呢?伦敦金融城的做法值得借鉴。出于利益最大、效益最优的考虑，伦敦金融城有一整套的人力资本培育和使用的体系。地方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针对金融城中金融企业的经营实际需求，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相关专业知识体系网络，最大限度地和高校配合，实现企业和大学的无缝对接。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就能够从学校的职业发展中心拿到非常详尽的金融行业各个分支行业的详细介绍，包括工作内容、薪酬范围、职业路径、工作模式等。更有专业人员通过测试学生的性格、兴趣来给他们提出职业发展建议。而中国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模式与实际需求距离过大，与金融企业的发展需求脱节严重。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唯有如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4.创新金融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路与方法，切实提高金融企业的教育培训效果

第一，应当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三至五年的教育培训规划。这个规划应当经过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并列入公司重大战略序列贯彻落实。

第二，应当建立一个实力雄厚的、独立的教育培训机构，并配备理论水平较高、业务能力较强、实践经验较丰富、数量足够的骨干人员，尤其应当将金融企业的优秀人才配置到教育培训机构中来，并避免“武大郎开店”现象的发生。

第三，明确教育培训机构的客户是谁。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偏差。有的将公司总部的其他业务管理部门作为客户，有的将公司总部的人力资源部门作为客户，有的将分支公司作为客户，有的将分支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作为客户。将谁作为客户，事关教育培训工作的着力点和工作方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对教育培训工作同样适用。

第四，选拔、培养出符合培训要求的专兼职培训师，并提高他们的待遇。在选拔培训师时，应当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面向公司内外进行，改“相马”为“赛马”。选拔的标准应当公开，广泛征求意见，争取选出的千里马能够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

第五，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及时掌握客户的培训需求。应采取多种方法、采用多种手段、针对不同对象，设计出切实可行的调查问卷，定时或不定时地进行调查。在取得第一手调查资料后，应进行深入分析，找出主要培训需求与次要培训需求，从中找出规律来，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培训项目，选拔到或培养出真正需要的培训师。

第六，制定科学的教育培训效果评价体系，对教育培训的成效进行检验，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为搞好教育培训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注释】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南怀瑾:《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南怀瑾:《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4]转引自孔祥毅:《中国银行业的先驱:银行不是舶来品》，《中国金融》，2009年第17期，第56页。

[5]胡发贵:《中华传统美德丛书(诚信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页。

[7]唐贤秋:《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8]参见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