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第三节　知识分子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团体,始自近代。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部分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西学的东渐,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又表现出许多与古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又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异。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因而表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李泽厚立足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流变,将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26]。何晓明则从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出发,也将中国知识分成六代: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一代；19世纪60至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二代；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三代；20世纪20至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四代；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五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为第六代^[27]。这种划分显然见仁见智,因为知识分子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异和分化,如李泽厚所讲的“辛亥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有“保守”、“改良”和“革命”的分歧,1990年代后的知识分子更有左、中、右及自由与保守之分,很难将他们看做一个统一的群体。但作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团体,知识分子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性:如以知识生产和教育为业,为了传播其思想或参与政治,往往与媒介紧密结合等。“传媒和教育从来是知识分子从事的主要职业。报刊和学校是他们表达社会正义感的主要场所。”^[28]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考察知识分子与媒介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近代知识分子首先“触媒”

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大概在维新变法时期。1895年前后,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出现几乎一开始就与中国媒介的演化联系在一起。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不可忽视。与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相比,近代转型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入世传统,又具有了新的特质。“新式知识分子既因科举制度在转型时代初期罢废,仕进阶梯中断,复又脱离乡土,流寓异地,不再参与地方事务,他们既然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缺少有机关系,因此与当时政治权力中心相抵触的可能性要大于相互依存的关系。”^[29]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言,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这主要是基于知识分子与传播媒介的密切关系。他们的社会活动往往就是办报章杂志,在学校教书或求学,以及从事自由结社,透过这些传播媒介,他们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因此,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30]。正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热情与文化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

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赖以活动或生存的组织,就是学校、学会以及报刊等三种制度媒介。1895年5月,康有为开始筹建报馆,同年8月17 日,维新派第一份报刊《万国公报》创刊,随“京报”免费赠阅；同年12月,强学会上海分会成立,1896年1月12日又出版了铅印的《强学报》。1896年夏,在《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被查禁后,维新派再度积聚力量,重整旗鼓,掀起办报活动的新高潮。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是维新派报刊最兴旺的时期,这一阶段创办的报刊至少有30多种公开打出“变法维新”的旗号。影响最大的是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此时重要的维新报纸还有严复在天津创刊的《国闻报》、湖南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新报》、澳门还有康有为亲自创办和指导的《知新报》,全国各个省市都有维新志士新创办的报刊。第一次办报高潮的特点是国人自办报刊数量增多,完成了中国媒介由外人主导到国人主导的转变。

表4-1　1895～1898年创办的中文报刊

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在《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中,附了一个《请定中国报律折》,提出“酌采外国通行之办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31]。光绪应允了康的上陈,当日便发布制定报律的上谕,称“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同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32]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初八,《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发表了《日本敕定公布新闻纸律例》一文,全文译载了1875年日本制定的《新闻纸条例》,为中国制定新闻法规提供了参考样本^[33]。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的推动,就不会有清末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尽管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社会影响力并没有削弱。通过媒介参与政治这一传统为后来历代知识分子所继承。与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变法的同时,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也通过创办大众媒介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他们或在租界、或在日本,猛烈地抨击皇权专制制度及新闻检查制度,对近代媒介的发展不论是微观制度层面的采编制度还是宏观层面的媒介管理体制都有重要影响。

二、民国知识分子通过办报参与政治

进入民国后,尽管军人的影响力增强,但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打破专制制度,争取新闻自由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民元后出现的几百家报纸,几十家学术和政论性杂志,以及几十万所大中小学,不仅使知识分子在数量上猛增,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更为独立的职业(如记者等)、社会地位和更大的社会流动性环境。留学生运动在辛亥革命后有了较大发展,它既直接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规模和质量,同时也直接规定了知识界的分化趋势。留学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在素质、观念、行为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国别性^[34]。其中留法、留英美以及留日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较大,“总的来说,中国留日知识分子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受到更多的军事、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而留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受18、19世纪法国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思想所支配。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常常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痕迹。”^[35]留学英伦或美国的知识分子则对社会问题持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这种差异在许多“论争”中反映出来。如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引出的东西文化之争,之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等,都可见这其中的思想差异。但通过媒介或通过办报来参与政治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共性。

民国知识分子中引人注目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创办媒介或组党直接参与到制度设计中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参政有三种模式^[36]:第一种是以个人身份进入官方政治系统成为职业官僚。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初衷是跻身官方系统,使政府中的“好人”逐渐增多,借以推动官方政治朝“好人政府”的方向转变。如学界人物翁文灏、蒋廷黻,报界人物陈布雷、吴鼎昌等；第二种是坚持以本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留在民间,与官方系统和党派政治保持距离,而通过“文人论政”的方式批评官方政治和党派政治、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宪政。如傅斯年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民国时期出现的《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世界日报》等民间报纸就是知识分子投身报业的最好注脚。第三种模式是联合组党,试图以独立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强行打入政治系统。通过这三种方式,尤其是创办报纸或通过报纸针砭时弊,知识分子在推动民国社会进步、消解极权制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继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集体亮相政治舞台是在抗战胜利后。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高涨。第一个渠道是组党参政。据统计,截止到1946年,在民间组党狂潮中,至少有近百个政党在国内外宣布组党并公开活动。第二个渠道则是采取民间办报的手段,通过宣传民主与宪政意识,竭力从舆论和立法层面促进时局朝着有利于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据统计,仅1946年,在国民政府辖区之内正式登记注册的报刊就猛增至984家,加上原有的民间报刊,其总数高达1832家,而新登记注册的大多为自由知识分子主办的时政类报刊^[37]。储安平的《观察》是这类时政刊物的代表,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对新闻自由、民主政治的呼吁与争取,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当时的媒介生态。

三、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媒介参与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在社会参与中的影响力下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被视为异端,在反右运动中遭到错误打压。知识分子在媒介制度变迁中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除了完全执行党的新闻政策外,难以通过创办媒介或通过媒介向社会独立发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38]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前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极左政策的结束,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得到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媒介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中,知识分子又一次站在前沿,通过创办媒介或运用媒介来表达思想,凝聚共识,议论时政,将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影响力重新发挥出来。90年代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分化,影响力有所减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社会矛盾的出现,知识分子在社会问题包括媒介问题上的发言又一次响起。90年代以后的任何一个公共事件中,我们多少都能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在被称为“公民维权年”的2003年,知识分子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写道:“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孙大午、孙志刚、刘涌、黄静、李思怡案件发生后,在‘乙肝歧视’事件、《南方都市报》负责人被捕事件之后,在许多大城市准备出台法规禁止乞丐在市内繁华地段乞讨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表态带动了舆论,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方向、深度与广度,效果不等地使各类案件、事件的解决转向法制的方向。”^[39]这之后,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的发言从未停止,借助于大众传媒,知识分子将对社会正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问题上的立场充分传达到普通民众,表现出鲜明的公共参与意识。这种公共参与显然能够对中国媒介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