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第二节　西方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活动及影响

西方传教士是在宗教热情的驱使下,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6]。出版是由早期入华新教传教士开创并对后来的西学东渐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项重要事业。16至18世纪初正是明末清初之际,也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大量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传入中国。19世纪初,新教势力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在西方迅速壮大起来。新教徒代替天主教徒成为天主福音的传播者。无数人士在因宗教改革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7]。英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它也直接促成了一些非常重要和有影响的新教传教会的创办。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

第一个来华的新教徒是马礼逊。1815年,马礼逊与米怜在深入探讨当时对华传教的主客观条件之后,向伦敦提出了多项有关以后传教方针及政策的建议,其中,针对如何获得良好根据地的问题看法如下:

以今日之中国的情况而言,要通过出版物或者我们布道会的其他活动来进行传教是十分困难的;实际上,就连个人的居住问题都没有保障。因此,我们希望能在某个欧洲新教国家管辖而又距离中国不太远的地方,辟设一个在客观条件上允许我们较能展开活动且能奏效的根据地。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工作,在中国按照上帝的旨意开放其门户时进入该国。^[8]

马礼逊与米怜在深入探讨当时对华传教活动的状况后,曾向伦敦布道会总部提出十项传教方针。第一项就是开辟一个良好的传教基地,重点放在“教育传播”(开办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学校等)和“文字传播”等。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创办中文月刊发行的如下计划:“在马六甲每月或尽可能频繁地发行杂志型的中文读物。其目的在于将一般知识普及和基督教的推广活动相结合。”^[9]

1815年8月5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免费学校(即“立义馆”)开校。同一天,米怜筹办的中文定期刊物也告问世。这份定期刊物,就是最早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42年以前,马礼逊等人曾在广州、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槟榔岛、曼谷和澳门等七个地方开设印刷所来出版和印刷各种宗教和西学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三地的印刷所。1833年以前主要在马六甲、巴达维亚,1834年以后则在新加坡。据伟烈亚力所编《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一书所载书目,传教士在这七个印刷所共出书刊138种,其中马六甲43种,巴达维亚31种,新加坡42种^[10]。他们通过书籍与报刊来对中国人进行宗教启蒙,为了向中国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传播西学,传教士采取出版中文书籍和杂志的办法。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11]。据美国传教士法罕在1890年传教大会上说,单就1860年至1890年而言,新教在中国发行的期刊有76种之多,其中宗教性质的有40种,世俗即所谓文化性的36种^[12]。传教士们的传教是出于宗教的需要,传教士认为:“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到无知官吏的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教学校能干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13]李提摩太1897年在伦敦演讲时也认为:“第一,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更合适,在公开场合对基督教持有敌意的士大夫们,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可能因着文字的工作被带到主前；第二,借文字来宣传基督教,较不会引起暴动；第三,文字工作比其他方法较能直接的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的更快,更有效。”^[14]

当传教士们发现通过传播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的传统认知更有助于他们传教时,宗教刊物便增加了世俗内容,过渡到了世俗媒介。现代意义上的媒介是西方传教的副产品,现代意义上的用媒介来启蒙是传教的衍生物。但这种传教的溢出效应给了中国人以最初的启蒙,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也开启了中国的媒介现代化。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成为最先的“被启蒙者”,觉醒后的社会精英随后也加入了启蒙大众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媒介由此被“演化”出来。

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是通过以下途径发生的。

(一)通过影响当时最有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及开明官员影响中国的制度改革

新教徒通过开办学校,讲授非宗教性的科目,利用出版物介绍西方文化,培养了一批有改革精神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传教士在政治、方法和社会态度上为中国改革派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活生生的、现成的榜样。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他们都成了中国改革的热情宣传者,并且和官场内外中国的改革派领袖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

如甲午战争后,清廷广征善后之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新政策》进言,其中关于创办官报之事曾一再言之。如谓:“教民之法,欲通上下有四事。一曰立报馆。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必报馆其首务也。”又谓:“中国目下应办之事,其耳目有九:……(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美人李佳白(Gilbert Reid)总管报事,派中国熟悉中西情势之人为之主笔。”并请增立广学部以总揽其成^[15]。通过上书朝廷,西方人将自己的媒介制度带入中国人的国家治理之中,改变了中国统治者的认知与偏好,对中国媒介从官报一支独大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媒介起了重大影响。

在传教士们的影响下,一些开明的清政府官员开始主张有限度地开放“言禁”和“报禁”。清政府的外交史官黄遵宪积极参加《时务报》的创办工作。《时务报》的出现得到了许多地方大员的支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上书《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中,向光绪皇帝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他要求清政府解除报禁言禁,准许“于京师及各省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广印廉售,布之海内”^[16]。同年十二月,御史胡孚宸上书《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折》,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除“选刻中西各种图书”外,并将部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广见闻^[17]。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至八月的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皇帝多次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谕,正式承认官报、民报均具有合法地位。六月初八,光绪皇帝就孙家鼐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发布上谕: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事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似尚周妥,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各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章,着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事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名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筹官报经费,即依议行。^[18]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告开放“报禁”的法令。

从1895至1898年,传教士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达到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提摩太拜访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显贵人物。1895年至1896年,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比私人交往更有影响的是新教传教士的主张社会改革的著作,它们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便迅速传播开来。1887年11月1日,传教士办的同文书院在上海成立,1894年后改译为“广学会”,它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的目的不只在出版基督教书籍,也要通过出版刊物对中国人进行“启蒙”,使他们的思想“开放起来”,实际上,《万国公报》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强学会出版的第一个刊物(1895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国公报》这同一名称。据统计,《万国公报》的读者主要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可分四类:一是光绪皇帝和洋务派官员,以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为代表；二是1889年至1898年在上海活动的维新派。三是同传教士有交往的中国人,大都能看到《万国公报》。四是凡是能看到广学会出版物的中国人都有可能看到《万国公报》^[19]。可以看出,近代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确曾起过重要作用,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通过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新闻自由的思想,使一部分知识精英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致力于践行其思想

中国知识分子将从西方老师那学到的知识用在了中国的社会革中,由此带来了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以洪仁玕为例,他在香港受教育,在传教士的学校读书,自身也是一个基督徒,故洪仁玕的思想中西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太平天国已未九年(咸丰九年),已为军师干王的洪仁玕进呈《资治新篇》,其中有设新闻馆之建议:

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事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是以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然其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设书信馆以通各省郡县市镇公文;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一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罪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太平哉。^[20]

当时洪仁玕的幕僚中多有传教士,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戈公振评价:“我国之言新政者,当莫先于此书矣。”^[21]虽然《资政新篇》中的措施未及实现,但作为一种观念,一种尝试,它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媒介制度的变迁。

(三)通过在西方传教士出版机构中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移植”西方的媒介制度和媒介技术

早在马礼逊、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年代,就有中国人参与其间(如中国刻印工人梁发)。之后外国人办的一些中文报刊,也多有中国人参与(鸦片战争后聘任中国人做主笔更成为一时风尚)。例如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香港中外新报》(1858年)早期的编辑即为中国人黄胜。黄胜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曾在英国人开的德臣报馆学习印刷。该报19世纪90年代转为中国人自己所有。此类先由中国人参与编辑,然后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报纸的还有《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 年)、《香港华字日报》(1872年)、《近事编录》(1864年)等。传教士不仅“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采编人才,也“培养”了第一批技术人才。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以及铅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技术的引进,新型印刷设备的使用,对中国传统印刷出版业向近代转变影响极大^[22]。

《循环日报》(1874年)是我国第一批自办报纸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报纸,它的创办者王韬也曾长期在外报工作,是将西方媒介制度移植进中国的重要“传承者”。“王韬可能是现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23]。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即将设在巴达维亚(即雅加达)的出版机构搬迁来沪,命名为“墨海书馆”。王韬服务于墨海书馆13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编译了《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要》等六种书籍,他自己的著作《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也由该馆铅印出版,王韬也参与了《六合从谈》的出版工作,这些经历直接为他日后创办《循环日报》奠定了基础。1870年3月,在欧洲生活了28个月之后,王韬回到了香港,这时他已经41岁了。大约在1872年,王韬作出了以新闻为业的决定,对王韬来说,作出这一选择很自然。“他除了喜欢冒险和对所有人和一切主题都感兴趣外,还具有报业人员的典型素质——既有理想主义又有怀疑主义、既有革新精神又有精明的商业头脑。”^[24]1873年,王韬与监管香港墨海书局20年的黄胜以10000墨西哥鹰洋的价格合资买下该书局的印刷设备和字型,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即用此设备出版了《循环日报》,它成为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循环日报》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此外,《循环日报》还吸收了《申报》的一些做法,一度襄助王韬的他的女婿钱徵,与上海新创立的《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办)关系密切,在被派到香港了解当地报业概况后不久便任《申报》主编。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份成功的文人论政报刊《循环日报》及其创立者王韬的确深受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士及其报业实践的影响。在王韬那里,完成了西方传教士媒介和商业媒介的融合,也完成了西方人作为报业主体向华人成为报业主体的过渡^[25]。这以后,中国人创办的报刊逐渐多起来。维新派、革命派等相继接过《万国公报》的办报传统,开始在中国的媒介领域唱起了主角,传教士的刊物在民国以后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野。自此,在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上,传教士完成了其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