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

第二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

一、近代西方媒介制度的“植入”与演化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媒介产生与演变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一开始就是西方“植入”的结果,传教、贸易与战争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给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邸报模式”的式微

清代以前,中国的媒介制度是一种典型的“集权主义媒介制度”,主要代表媒介是邸报,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性质和内容及管理模式没有多大变动。通过一系列严苛的法律与制度安排控制言论,保证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权,是邸报管理模式的根本特点。这些制度安排既表现在对信息来源的控制上,也表现在邸报的编排与传抄等采编与发行环节上,即便对阅读者,都有严格的规定^[13]。

邸报的宏观管理制度与微观运作制度明显与近代的报纸存在较大差异。以清代为例,清朝对新闻传播活动的限制极其严厉。在媒介管理制度上,即便是对提塘报人和民间抄报人所发行的报纸^[14]也严加限制:第一,禁止传报未经批准的章奏；第二,禁止擅自探听写录；第三,禁止不实报道。如1726年(雍正四年)5月报房小抄因错报雍正游园活动一事被查处,何遇恩、邵南山这两名报房的负责人被残酷处死；第四,禁止伪造题奏和御批。发生在1750年(乾隆十五年)的“传抄伪稿案”,涉嫌参与伪稿传播的卢鲁生、刘时代等人被满门抄斩^[15]。从邸报的内容上来说,所载皆为朝廷圣谕,宫廷大事,如京报:“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京报》以活体木字排印,常漶漫不可读；各报房所出,其内容亦不尽同。”^[16]版面上除了宫门钞、谕旨、题奏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更不可能有自己撰写的评论。新闻面窄、量少、时效性差。以至于19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任英国驻天津、上海领事的著名汉学家庄延龄(巴克尔)甚至说:“世上没有一个都市,比北京更难获得其国中的消息。”^[17]官报的发行也很糟糕:“《京报》内容简略,寄递迟延,且价贵不易得。”^[18]显然,这种“官报”不可能真正发挥媒介“传播信息”的功能,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它是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形式,只要有新的更具效率的媒介制度形式出现,这种“官报”就会在效率竞争中败下阵来。事实也是如此,西人东来,带来了另外一种媒介形式及媒介管理制度,迅速使中国传统的“官报”模式难以为继。

1815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是西方人引入“新式报纸”的一个开端。尽管这一时期的报纸还非常原始,但之后却逐步演化出了政论报刊和商业报刊,并从沿海传播到内地,在传统的官报模式之外,树立起一种新的媒介样式。大约在1840年前后,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城市就开始出现了这种西来的“新式报纸”,19世纪60年代逐渐扩展到华东、华中、华北地区。这些被称为“新报”的近代化报纸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化报纸为模式创办起来的。它们的信息量大,新闻的时效性强,兼有新闻、评论、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多方面的内容,有较强的可读性,因而一出现就成为旧式京报的劲敌。在强大的富有生机的竞争对手面前,京报相形见绌。在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发生的时期,这种对比上的反差就更明显。如中法战争前后,开始是“都中人因邸抄中并无安南各事,故争购观华字新闻纸,以知消息。”^[19]最后发展到“法事肇兴,京报局中大为亏累……断烂朝报竟至问鼎无人。”^[20]

报房京报与新式报纸的竞争是一种制度竞争,由于后一种媒介制度形式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更具制度效率,故它能在竞争中打败对手。在强烈的竞争面前,最先被吸引走的是东南沿海城市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市民读者,后来连一些封建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由只看邸报转为兼看其他新报。曾任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的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中清楚地记载了他从读旧报转为读新报的过程。当然,旧式京报唯一的优势就是它的“权威性”,官场的信息比较丰富,对于热衷于仕途的封建官绅而言还是十分需要的,故而并未灭绝。“从同治初期到清王朝覆灭是京报与新报并存的时期。在此期间,北京和地方的报房照常营业,一些地方上的新报如上海的《申报》还把半个月前的北京京报翻印成单张附页,随报免费赠送,以满足部分官绅的需求。至《政治官报》、《内阁官报》、《北洋官报》等新式官报创办后,报房京报再次受到冲击。武昌起义后,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和封建王朝紧密联系并为之服务的旧式报房京报也走完了它的最后一段历程。”^[21]

显然,古代官报的覆灭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报业的植入有关。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尽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只是一宗教性的刊物,但它的问世无疑给闭关自守的中国提供了以邸报以外的另一种报刊形态。这种新型刊物完全不同于只抄发官方文书的邸报和京报,它有自由撰稿和选稿的权利,编辑工作有极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随着西方媒介制度在中国的影响力增大,传统的中国媒介制度安排也不得不发生变化。《大清律》中的规定已无法实施。1903年的“苏报案”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清廷的媒介制度(《大清律》中的判罚)已失去了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制度安排必然出现。我们可以从清代新闻法规及其实施情况的变化看出外来制度模式的植入是如何推动了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的。

表1-4　清代新闻法规及其实施的演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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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4可以看到,从《大清律例》的“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的规定到《钦定宪法大纲》中“在法律范围内,臣民所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事,准其自由”的规定,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20多次文字狱到清末新闻界联合抵制《大清报律》中规定的送审制度,清朝政府的媒介管制制度及其制度的实施情况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和西方势力的影响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媒介制度是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同步,都是应对西方另外一种“制度形式”挑战的结果,西方的媒介制度形式显然优于中国传统的“官报”模式,在制度效率的竞争与压力下,邸报模式的终结自然不足为奇。

(二)西方媒介的演化及其移植

从世界新闻传播史的演化角度来看,西方大众媒介的出现是商业竞争、技术革命、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等历史进程下的产物。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是西方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节点,对西方媒介制度的演变起着重要作用(它的出现本身也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下的产物)。《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印刷术被称为德国对文明的伟大贡献；在它发明初期曾以德国技艺(the German Art)而著称。它在由美因兹的一位金匠约翰·古登堡于1440～1450年之间发明后,便伴随着传教热情以及精明的商业意识传播开来,其间主要是由德国人并且主要是沿着德国商人的贸易路线传播。”^[22]这里明确阐明了印刷术的两种传播机制:一是受传教热情的驱动,二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这两个驱动力也是日后新闻媒介出现的动因。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新闻媒介的原始形态也开始孕育其中。15世纪下半叶已有印刷的新闻传单流行,如1482年奥格斯堡发行的《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等。16世纪后,又出现了印刷的小册子(pamphlet)和新闻书(news-book),渐趋于定期发行。此外,在这一时期还能见到以月刊、半年及年鉴形式出现的印刷品。比如有名的《法比信史》(Mercurius Gello-Belgicus)就是每年才出一期^[23]。

西方新闻事业的卓然亮相的第一个标志,是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定期出版是衡量现代报业与古代报业的一个分水岭。而定期报刊得以出现的现实条件之一是现代邮政系统于17世纪初在欧洲大陆的建立。由于最初的邮件每隔一周送达,所以最初的定期报刊多为周刊。从17世纪中叶开始,邮件逐渐改为每天递送,于是日报得以问世^[24]。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定期报刊兴起于欧洲西北部的尼德兰与德国,继而由此扩散开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被当作第一批真正的报纸(the first true newspapers)而看待的出版物,出现于1605～1610年。它把博杂的报道内容同有规律地定期出版这两者结合起来。其中最早的一份或许是荷兰的《新闻报》(Nieuwe)。该报由亚伯拉罕·费尔赫芬(Abraham Verhoeven)于1605年在安特卫普出版,尽管目前所见的最早一份《新闻报》的时间是1621年。”^[25]现代报业发端于荷兰有其历史的逻辑。荷兰于17世纪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力日益强盛,经济日益发达,不久便建立了一支全球最庞大的商船队,开始了其海上的贸易扩张。而正是商业与贸易的繁荣奠定了现代媒介产生与演化的基础。

英国16世纪末开始向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沿岸各国进行,之后1622年在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而随着英国贸易到达中国,报纸也相应在中国出现。

可以说,正是西方人在近代的贸易扩张把中国拉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古老封闭的中国植入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这当中包括近代西方媒介制度,它在制度变迁上的意义在于,将西方媒介演化的历史时间延续到了中国,在“中国”这一空间领域内继续西方媒介的演化,由此将中国媒介的内在的演化时空打破。

因此,当马礼逊1813年来到中国时,西方的报业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刊。马礼逊只需“依葫芦画瓢”,将西方的媒介样式移植过来就可,不必进行制度创新。但实际上,这种“移植”对中国媒介制度而言,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媒介演化过程。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与租界成了外国媒介制度的试验场。商业报刊正是在此时出现在中国的。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的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从内容和风格上看与17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1861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影响巨大。其显示的制度优势对中国原有的制度体系构成了挑战与颠覆。因此,整个19世纪西方新闻事业的演化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从西方新闻事业的演化来看,19世纪有过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商业报刊的出现,第二次是通讯社的诞生,第三次是大众报业的崛起^[26],这三次飞跃几乎同步表现在其后中国的媒介制度演化过程中^[27]。

(三)宗教媒介与商业媒介开辟的两条演化路径

自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可以分成几个阶段:1815至1842鸦片战争结束,西方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1842～1890年前后,西方人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扩展至华中、华东和华北,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28]。下面三个表格分别列出了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一批中文报刊、外文报刊及香港主要英文报刊,这三个表格既可以让我们看到外国媒介在中国的移植与演化情况,更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媒介移植”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表1-5　近代最早的中文刊物比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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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近代最早的外文报刊比较

表1-7　香港主要英文报刊^[30]

从表1-7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只要西方出现的媒介形式,差不多都移植到了中国。外文(英文)报纸自不必说,是“原搬照抄”,中文报纸尽管有本土化的成分,但主要也只不过是进行了语言上的转换,这一移植过程奠定了中国报业的演化路径。

近代报业史专家卓南生先生认为,1815年至1874年是中国近代中文报业从诞生、萌芽到成长的重要演变时期。这60年间的中国报业的演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宗教月刊时期；第二个阶段是

②这些报刊的英文名称分别是: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Hongkong Register、The China Mail、The Dialy Press、The Hong Kong Telegraph。

“新报”的萌芽与成长期^[31]。如果我们对外国媒介在中国的移植过程进行详尽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也就是西方媒介制度在中国植入过程中的两条线索或说两条不同的路径,这两条路径直接开启了中国报业的演化进程。

第一条是由传教士输入的“宗教期刊”,后来演化为世俗性的刊物^[32]。这一阶段从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至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在1858年停刊为止(1858年以后,半杂时事、介绍知识的宗教月刊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华文报界的主流,它所刊登的新闻也不再像早期期刊那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宗教期刊发展到后期便演化成为《万国公报》这样的政论报刊,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办报实践与办报模式。再后来康梁这种以“宣传政见和启蒙思想”为主旨的媒介形式成为中国政党报刊的先声,直接开启了中国的政党报刊时代。

另一条路径是由西方的商人开辟的商业报刊模式。以1857年底附属于香港英文报《孖剌报》的中文周三次刊《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易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创刊开始,至1874年中国人出资自办成功的中文日报、也是中国的首家政论报纸《循环日报》诞生为止。香港的《船头货价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也是这类商业报纸,除了按照西方的媒介模式来办报纸外(或采用股份制),商业化报纸也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改造”,如商人美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19世纪90年代以后,宗教型刊物式微,企业化运营的商业报纸逐渐引领中国报业主流。

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月刊”和商人创办的“新报”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媒介制度形式”,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在版式上,宗教月刊基本上是以书本式形态(《天下新闻》例外)编印,每期线装一册；但“新报”却以报纸形态出现,其版头、分栏与版面的安排等也仿自西报、由于得以利用西报印报机,“新报”先是以小型版姿态出现,后发展为大版。在内容方面,宗教月刊基本上是以传教目的为主,“新报”则以报道新闻(特别是商业新闻)与发表评论(特别是《循环日报》)为中心。至于发行区域,外国人创办的宗教月刊先是以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地为据点,然后再转移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上海等五个通商港口。所有的刊物,几乎都是免费赠阅的。与此相反,“新报”最早的发祥地与据点是香港(另一个“新报”的中心地是上海,但与香港相比,当时只是扮演次等重要的角色)。西报出版中文报(即“新报”)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发行与广告的收入。香港“新报”的基本读者是港、澳兴起的中国商人阶层,但广州、新加坡、巴达维亚、安南(越南)以及日本的神户、横滨等,也是其争取读者的对象所在地。即使是以政论报纸姿态出现的《循环日报》,在发行区域与业务的经营方面,也采取同样的方法^[33]。

从对中国早期媒介从业者的影响来看,两者也稍有不同。宗教月刊每月出版一次,编者是清一色的西方传教士,虽有个别的中国人如梁发、王韬等从旁协助,但自始至终只是停留在从事杂务和文字修饰等协助范围,既无权过问编辑方针,也对报纸的内容与形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而新报虽以西报的附属报纸为开始,但编者却是中国人。在民族自觉意识的驱使下,中国编者从争取自主编辑权发展到自己出资、自己经营的中文“新报”；报纸的周期从每周出版三次,而逐步发展为日刊(周期日休刊)。中国第一份成功的华人报刊《循环日报》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份处于商业港口的“商业媒介”,受“新报”的影响极大。《循环日报》除星期日外,每天出版,定价每年5港元(或每月0.5港元),除广告和公众启事外,它包括两类新闻:商业性的与一般性的。王韬深知最新市场价格和船期公告对香港这种商业城市价值极高。所以经济版(印在当地纸上)打在前头,并比一般消息栏多1倍。可能正是由于经济版适应了香港—广州—澳门地区华人贸易稳步增长的需要,遂成为王韬报纸的主要收入,使其能维持独立。一般消息印在进口纸上,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一^[34]。然而与西方人的纯商业报刊不同,王韬感到,报纸除了作为一般收集传播有关各种事情消息的载体外,还应起到对政治领域的种种批评作用。在对国内外事务方面,王韬也认为日报可起重要作用。王韬举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巴黎的主要报纸为例说,如果报纸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并有效地阻止当政者的滥用权力^[35]。正是王韬在商业报刊的基础上融进了政论报刊的因素,吸收传教士报刊“启蒙型媒介”的特点,使它成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人论政型”报刊。

近代中国两种报刊模式“政论型”和“商业型”显然是西方媒介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政论型报刊以康梁的报业为代表,开启了后来的政党报刊模式。商业型报刊以王韬的《循环日报》为代表,同时吸收了政论媒介的特点,开启了“文人论政”报刊时代。两种演化路径如表1-8所示:

表1-8　宗教型媒介与商业型媒介开辟的中国媒介演化路径

可以看到,西方报业在中国的移植规制了中国报业的演化路径。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有本土化的成分在其中)尤其是外文报刊^[36],实际上是将西方的媒介制度横向移植到了中国。程曼丽认为,西方报业进入中国有“武力”进入与“和平”进入两种方式,前者如英、法,后者如早期的殖民国家葡萄牙。“葡萄牙人通过和平进入所获得的包括办报权在内的权利,为英法等国提供了示范效应。”尽管其媒介制度植入中国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他们所创办的报刊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37]从制度分析角度看,西方媒介制度之所以能够扎根中国,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的“邸报模式”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媒介制度安排。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从而使制度发生变迁:(1)制度选择集合改变；(2)技术改变；(3)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4)其他制度安排改变^[38]。可见,“西报”的出现扩大了中国人在媒介上的选择集合,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因而使旧的媒介制度均衡发生了演化。由于在商埠和租界内办报,外报遵循的是西方国家的媒介管理制度,他们不受新闻检查制度的约束,可以自由地登载政治和军事消息,评论时事,这种媒介形式较之中国传统“官报”更富有效率,能够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因而最终取代了传统的邸报模式,推倒了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二、民国时期国民党党营媒介制度的演化

民国前期的新闻体制随着民国政治的变动时松时紧。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媒介管理也缺乏稳定性。直到国民党“统一”中国,新闻管理体制才逐步过渡到“党国媒介体制”。考察这一体制的生成与演化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大有裨益。

(一)国民党党营媒介体制及其制度根源

国民党形成其媒介制度,是以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44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设置党报条例》、《指导党报条例》、《补助党报条例》等三个条例为标志的。这三个条例的设置,其目的一是为了加强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集团)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权,二是为了统一各派系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的立场和口径。条例在党报的设置和领导体制、党报的宣传内容、党报的组织纪律和津贴标准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关于党报的设置和领导体制。条例规定党报的范围,包括党报、半党报、准党报三种,“由中央及国内外各级党部所主持者”党报,“由本党党员所主办而受党部津贴者”为半党报,“完全由本党党员所主持者”为准党报。条例要求国民党各级宣传部设置日报。至于党的组织同党报的关系,条例规定:“中央宣传部特设指导党报委员会,专司党报之设计、管理、审核考查及其他一切指导事宜。”对中央和地方党报实行分级管理,“直属于中央之党报由中央宣传部直接指导之,其属于各级党部之党报,得由各级党部秉承中央意旨领导之,但须按月向中央报告”。加强对各级党报控制的最重要一环,是人事任免与升迁。条例规定,“凡中央及各级宣传部直辖之日报杂志,其主管人员及总编辑由中央或所属之党部委派之。”

在党报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内容上,条例规定,无论言论、新闻、副刊、广告,都必须以“本党主义及政策为最高原则”。言论要解释党的政策纲领,新闻要“利用事实阐扬本党主义及政策”,副刊要“尽量利用理论的、事实的、艺术的方法宣传本党主义及政策……辟除纠正一切反动的、谬误的主义及其政策”；在宣传纪律上,条例规定,“各党报须绝对站在本党的立场上,不得有违背本党主义、政策、章程、宣言及决议之处；各党报须完全服从所属各级党部之命令,不得为一人或一派所利用；各党报对于各级党部及政府送往发表之文件,须尽先发表,不得迟延或拒绝；各党报对于本应守之秘密之事件绝对不得发表”。如有违反这些纪律,将分别予以警告、撤换负责人员直至改组编辑部。在党报津贴上,条例规定,党员所办报纸接受津贴的条件是“言论及记载随时受党之指导”,“完全遵守党定言论方针及宣传策略”。三个条例的颁布表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以党内文件、党的纪律的形式,来加强对党的报刊的控制^[39]。

国民党的党营媒介体制既继承了中国集权主义媒介制度的传统,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即“以党治媒”,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这种制度设置的根源,与苏联媒介体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苏联媒介制度对国民党党营媒介体制的影响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2年6月孙中山在陈炯明叛乱后,他开始“联俄联共”改造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是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建立起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国民党因此被改造成一个有坚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为了进行革命,首先需要建立武装力量,鲍罗廷和孙中山于是不久建立了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成为必要,报纸于是成为“笔杆子”。1926年3月中旬,国民党政治训练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士兵的进行宣传,发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各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在经费方面,早期国民党的党报党刊还受到苏联的资助。苏联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除了国民党军官的薪水,还有党报和党刊的费用^[40]。

因此,在通过苏联改造国民党的四年中,国民党的各种制度设计包括媒介制度留下了苏联的烙印。张季鸾在抨击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时,就曾指出国民党媒介制度与苏联媒介体制的渊源。他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中斥责国民党的媒介管制:“查党国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多少有承袭苏联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将完全置全国言论界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而绝对统一之。其所谓统一,非仅言论而已,经事亦然,故其理想的境界,为全国报纸言论一律,纪事一律,当局谓之黑则俱黑之,谓之白则俱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是此种制度之下之报纸,其职责乃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也。”^[41]显然,国民党的媒介制度不仅像苏联,而且确实有着苏联媒介制度的基因。

国民党致力于建立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一党专政的政府),出于这一政治目的,也致力于推行威权主义的媒介体制。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耦合性,政治体制上的集权主义客观上要求实行“党管舆论”的威权主义的媒介制度与之配合。这就是国民党一手抓政权建设,一手抓舆论宣传的原因。

尽管国民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宣传体系”,但由于军阀割据、日军入侵,红色根据地的建立等原因,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实际上是个“虚弱的集权政权”,即便建立了相对强大的宣传体系,但还是无法控制这个宣传体系之外的媒介,因而党营媒介与其他非党营媒介之间存在着“制度竞争”:这种媒介体制下的媒介效率面临着外国媒介和民营媒介的挑战,其公信力明显不如民营和外国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1931年国民党四大前夕,国民党通过了“改革宣传方略案”和“改进中央党部组织案”,对国民党的新闻事业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改进的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规定国民党的中央新闻事业相对独立,“图书馆、印刷所、通讯社、广播电台,由宣传部划出,成为独立机构,直属常务委员会。”原先中央的新闻事业归中宣部管,蒋介石控制媒体要经过中宣部,而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往往不是蒋的嫡系,故通过将中央新闻事业划出中宣部而归中常会,有利于蒋的控制。二是规定中央新闻事业实行企业化经营。这样做,一来可以减少媒体身上的党的工具色彩,有利于增进党营媒体的公信力；二来可以减少国民党党内的财政负担。国民党中央新闻事业历来靠津贴支持,各地党报仿而效之,中央和省市辖党报有47家,通讯社17家。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仅党报一项开支即达180万元^[42]。国民党通过这项政策,也旨在培养党营媒体的自立能力,减轻财政负担,加强党营媒体与民营媒体的竞争力。

这样的调整与改制当然也是新闻竞争的结果,因为党报的新闻内容贫乏,比不上海的民营报纸和外商报纸。除非国民党能将所有的报纸都控制起来,并消灭党报以外的所有报纸,否则就无法阻止人们在报纸的选择上“用脚投票”,党营媒体缺乏竞争力的这种被动局面显然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为了增加党营媒体的公信力以加强传播效果,只有将党营媒介进行改制。经过“企业化经营”的制度改革后,国民党的媒介效率大为提高。尽管其党营制度仍无法释放媒介的最大效率,党营媒介的公信力、竞争力、影响力还是不如某些民营媒介,但这种体制比起苏维埃的新闻体制,显然更具效率,也更具竞争力。但由于在所有权、人事及宣传内容上仍然实行“党管”,这种媒介改革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二)国民党的媒介管理制度及其实施

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加强了对媒介的控制,建立了党营媒介体制,不但要控制党报,而且要控制其他非党报党刊。对新闻界的控制是由它的政治控制与军事控制力量决定的。1928年,国民党宣布中国进入“训政阶段”,开始在全国实行国民党的“党治”,即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方针。在宣传领域,国民党提出了“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新闻业的控制,一方面在舆论上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宣传上进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和“科学的新闻管制”^[43],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改造新闻事业,形成了一套融中外新闻专制主义于一体的媒介意识形态和媒介政策。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在制定一系列有关党报建设的条例的同时,还制定了《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和《审查刊物条例》,规定:“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这些条例的颁布,是国民党明文制定控制普通刊物的新闻政策之始,也是国民党对新闻界实行审查追惩制的开始。1929年,国民党又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和《出版条例原则》,开始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和“出版品登记制度”。1930年12月16日,国民党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了《出版法》,将国民党采取的种种新闻管制措施用立法手段固定下来,加以合法化。《出版法》共六章四十四条,规定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必须向政府内务部申请登记,在出版内容上规定“出版品不得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这给了行政当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此后,根据《出版法》的有关规定的精神,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又进一步颁布了《日报登记办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和《宣传品审查标准》等文件,使国民党对新闻界实行的审查追惩制度越来越严密。1933年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以原来实施的审查追惩制度为主要统制手段,开始在新闻界推行旨在事前预防的新闻检查制度,直接干涉新闻事业本身的业务工作。1933年1月19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分别通过了《新闻检查标准》和《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根据上述文件,国民党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大城市设立归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的新闻检查所,由各地党、政、军三方机关派员组成。1934年6月,国民党又公布了《图书杂志检查办法》,将新闻检查制度从报纸扩大到一切出版品,并规定被删改的地方不得留空白,以掩饰钳制新闻自由之罪恶。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把这套统制措施、检查制度引入于广播事业之中。1928年12月,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公布《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规定设立广播电台的“特许经营”制度；1929年8月5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颁布了《电信条例》,规定凡装设电信事业,须由交通部或其委托机关核准。国民党还从组织建设上加强对广播媒介的管理,1930年7月和1932年11月,又先后公布了《装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和《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加强了对广播媒介的控制。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宣告成立,该会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宣传部、交通部、教育部等国民政府部门组成,由陈果夫任主任委员,成为国民党管理全国广播事业的决策机构,指导和监督全国所有官办民营广播电台。1936年10月,交通部公布了《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7年4月,交通部又公布了《民营广播电台违背〈指导播送节目办法〉之处分简则》和《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上述三个法令的公布和实施,标志着国民党开始以法律形式着重从广播节目的内容上控制广播电台^[44]。

在新闻管制方面,国民党除了制定法律、条例外,还采取了其他手段进行新闻管制:一是通过邮电检查,禁止邮递等方法从传播渠道上进行管制。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审科印发的秘密文件记载,自1929年至1934年,国民党禁止发行的书报刊物有887种^[45]。二是组织记者团体,从人事方面控制新闻事业。国民党吸取了意大利法西斯统制新闻从业人员的经验,着手组织了各种名目的新闻记者团体,使之成为唯国民党是从的新闻统制机关。三是创立民营报纸顾问制度,以增强其“党化新闻界”的力量。所谓顾问制度,就是委派或加委国民党顾问若干人入民营报社进行指导,旨在将国民党新闻统制的细胞渗透到各家报社内部,就地解决各种不利于国民党的宣传问题；四是利用特务对进步新闻事业进行破坏,对进步报人进行迫害。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却在表面上不时向人民作出保障新闻言论自由的许诺。一边严密控制,一边许诺新闻自由,“这种两面策略,是国民党新闻政策不同于北洋军阀的一处特点。”^[46]1928年,国民党在夺得政权后就立即发表开放“言禁”的通电。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通电全国,表示开放报馆的“言禁”,还在北平召开记者会,表示欢迎报界的善意批评,希望各报自1930年元旦起“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其弊病所在,能确见其实症结；非攻讦私人者,亦请尽情批评。”^[47]30年代后,国民党一边残酷镇压进步新闻宣传活动,一边发表保障新闻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令文。1932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通信取消电报新闻检查,令文云:“查言论自由,为全国人民应有之权利,现在统一政府成立,亟应扶植民权,保障舆论,以副颙望,而示大公。”^[48]1933年9月1日,国民党政府又发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命令,训示各级国民党政府和军人,“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

如果把国民党的这些举措全部归结为国民党的“做样子”或“蒙骗策略”显然失之简单。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这种“两手策略”的原因:一方面,国民党早期毕竟是孙中山依照西方的政党制度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三民主义的党纲与言论自由的主张蒋介石不可能完全抛弃,这是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当时民智渐开,特别是知识分子早已不认同专制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经晚清的立宪改良及辛亥革命,早已深入人心,维持新闻统制、舆论一律这样一种媒介制度显然成本太高,它不得人心,处处遭到抗议与阻力；第三,当时国民党只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中比较强势的一支,它不得不面对其他势力的挑战,国民党的舆论统一实际上无法施行,在政治博弈格局中他有时不得不做出让步；第四,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与多元化的思想光谱使国民党对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共产主义的兴起极度恐惧,为此不惜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新闻统制手段,但当发现这种矫枉过正的统制手段打击面过大,越过界线,引起各界公愤以致危及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时,它又不得不放松管制。总之,在媒介制度的反复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后面的动因是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博弈,博弈的均衡即我们看到的媒介制度。

在国民党的媒介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上,我们发现其来源复杂。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整合了许多个小党派建立起来,因而成分复杂,内部的派系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在国民党的媒介制度安排中,既可以看到国共合作时期苏联布尔什维克媒介理论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欧美自由主义媒介的理念,30年代后又融入了德日法西斯媒介理论^[49]。

三、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

民国以后,政党媒介、商业媒介与文人论政型媒介并存而立。政党媒介除了国民党的法西斯媒介体制外,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媒介制度开辟了另一条演化路径。考察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年间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过程。

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写道:“五四以后,在我国首次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无产阶级报刊。这些新型报刊的诞生,是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和五四群众斗争的实际锤炼,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很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比过去更清晰了。经历了几年的新文化运动,保存了一批很好的报刊,培养了一代新的报刊活动家和宣传家。所有的这一切表明,诞生无产阶级报刊的阶级基础、指导思想、编者队伍、读者队伍逐渐成熟了。”^[50]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么几点:一是,思想变迁与媒介制度变迁的不同。从思想的角度说,马列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逐渐被知识分子接受,奉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这是一种思想变迁,但就媒介制度变迁而言,这时并没有产生新的媒介形式；二是,如果说无产阶级的政党报刊和之前的政党报刊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加喉舌化,有一个比较严密的党的领导；三是,这种政党报刊也是外来媒介制度植入的结果,这个外来的因素即苏联。

考察中国无产阶级媒介制度形式的出现及其根源,我们得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李大钊那里去寻找。李大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实践,从一开始就把发挥革命报刊的集体宣传组织作用看做是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他不再抽象地谈论新闻自由,而是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新闻媒介,他称赞十月革命“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认为要对付资本主义之祸害,有两个方法,一是舆论的鼓吹,二是劳动者团结。“因而,他和陈独秀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就着意创办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共产党,为劳动阶级建立起第一批言论机关——从理论刊物到通俗工人刊物。这批新型报刊旗帜鲜明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反映工农大众的呼声。”^[51]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这种“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媒介制度形式始终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苏联。换句话说,苏联才是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供给者、传播者与植入者,考察中国现代媒介制度变迁不可忽视苏联的因素。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赴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等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见,多次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月,李介绍他们到上海找到陈独秀。1920年5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建立中共组织的活动,同月,《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期专号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的出版标志着《新青年》已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媒介,同时标志着中国政党媒介的苏联化,或者说苏联媒介制度本土化的开始。1920年7、8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决定将《新青年》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改组成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战的机关刊物。从这一期起,《新青年》的封面出现了变化:正中是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这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52]从栏目设置看,从这一卷起,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从专栏出刊到第9卷第3号止,共发表36篇文章,绝大部分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情况、各方面的政策、关于列宁及其著作的介绍和资料等。《新青年》从一个同仁刊物变成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刊物,其实也是媒介制度形式上欧美媒介变成苏联媒介的过程。难怪胡适要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53]在上海共产小组成立后,全国其他地方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如何把各地小组联合起来以组织一个统一的党？按照什么原则来建党,发起组的成员们决定在《新青年》之外,再创办一份刊物,担负这一历史重任。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在上海创刊,筹办者们规定该刊的任务是: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而宣传、奋斗。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后,随即领导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这是中国第一批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主旨在于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工人运动的开展。

除报刊外,还建立了通讯社。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个通讯社即中俄通讯社(后改名为华俄通讯社)。1920年7月,由共产国际派出的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工作组来华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思想舆论准备,在7月初由共产国际工作组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宣传机构,这就是中俄通讯社。社长由共产国际工作组成员杨明斋担任。这个通讯社的发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翻译和报道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这是大量的；另一类是摘编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用电讯形式发往莫斯科,在苏俄报刊上发表^[54]。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媒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从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初期就开始了,这种影响通过苏联特使和到苏联留学的中共领导人直接移植到了中国。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直接扶植下诞生的,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也是按照苏联的制度模式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因而在媒介制度上几乎完全照搬了苏共的媒介制度。这从早期中共的刊物名称可以看出来(如《布尔什维克》)。党报及其管理模式后虽经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但大多数的媒介管理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传统也即是苏联的传统。

“党报是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这是党报的一个根本传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对自己的报刊提出了这一要求。”^[55]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委员会经办”,“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56]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宣布完全承认列宁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包括完全承认有关报刊宣传的条件,如“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当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57]通过《加入国际的条件》这个条约,苏联将它的媒介制度移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办报实践中得到了落实和强化。那就是党报在组织上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贯彻上述原则,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报刊宣传的领导,定期研究,检查指导；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党报编辑,或为主要撰稿人；1923年中共中央特别设一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宣传工作,并指导全党的报刊宣传活动。1926年9月,中共中央又具体规定由《向导》、《新青年》、《党报》、《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报刊的“主任编辑”共同组成党报编辑委员会,具体负责指导全党报刊的宣传活动^[58]。

192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并要求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机关和战斗机关。它的《发刊露布》写道:“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开辟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布尔什维克!所以《布尔什维克》便继《向导》而发刊了。”^[59]列宁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著名论断,就是在20年代末介绍进来的,并且很快得到广泛引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基本要求^[60]。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阐释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的办报思想,引用了列宁的著名论断。1930年出版的《红旗》第87期上,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它的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对列宁的著名论断作了具体解释。

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媒介意识形态上接受了苏联的党报思想后,就在实践中进行贯彻。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列宁的著名论断成为办好报刊的响亮口号。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出版100期,发表了李富春、博古、邓颖超、凯丰等撰写的纪念文章,都要求《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而且都引用了列宁的这一名言,可见这种“共识”的影响之深。为了使这一媒介意识形态得到更好的贯彻,报社还把列宁的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61]。当然,列宁办报思想之所以在中国迅速传播,这与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1930年5月起,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召开之际,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召集各国代表,讨论宣传工作,作出了《国际工人通讯运动的任务与工作通讯员之国际关系》的决议案,要求各国党报“建立国际的关系,需要苏联与外国各个报纸保持相互的关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全文译载了这个文件。世界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办报情况,在中国党的报刊上也时有介绍。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组织,曾经给中国党的报刊以具体帮助。如1935年创刊的《救国时报》,一度在莫斯科编辑。在中国党报工作者特别是在其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具有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如蔡和森、瞿秋白、秦邦宪(博古),他们为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作出了贡献^[62]。

那么,苏联的媒介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形态呢？施拉姆在他的《报刊四种理论》中做了描述:(1)苏联的制度消除了出版和广播的牟利动机,因而传媒可自由地尽其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的职责,而不是作为博取公众欢心的竞争者。(2)苏联的制度积极地界定大众传媒的作用,而旧时的集权主义则消极地限制它。(3)苏联的传媒制度是作为变革的一部分建立的,而且是用以帮助完成变革的,这一点较旧时的集权主义制度为甚。(4)苏联对于大众传媒采取集权主义的政策的理由,与旧时的集权主义国家的理由大为不同。“苏联的行动是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而不是基于神权的。苏联的集权主义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概念上的,目的在于一个阶级的统治并最后实现无阶级的社会。”(5)苏联的大众传媒是融入整个传播制度和融入整个政府的,这种融入的方式,是过去的集权主义制度从来未曾有过的。苏联的制度是有计划的制度,旧时的(集权主义)制度是受管制的制度^[63]。施拉姆还专门将苏联的制度同纳粹制度相比较,认为这两种制度在哲学假定和所有权方面是极其不同的,而在工具化、依赖强迫与说服的结合、把公民改造成为国家工具的观念、将信仰当神般地崇拜等方面,则有相同点^[64]。麦奎尔说:“苏联共产主义新闻理论被描述为一种‘积极’的媒介理论。在无产阶级国家势微之后,媒介的目标是传播并强化马克思主义真理,并达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65]的确,苏联的媒介制度对新中国的媒介制度安排影响极深。1949年后,“作为事业单位,中国的传媒业无一例外都必须以党性原则统帅一切,无条件接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无条件地完成上级领导所确定的宣传任务,这使中国的传媒业成为‘准行政部门’。传媒的所有权归属于党政机关,上级领导部门可以任意处置任何一家媒体,就像在媒体集团化过程中所显示的,要并要拆,要办要关,全由领导决定。传媒主要的人权、财权、事权归属于党政机关,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免、重要的投资决策、重要的改版,最后审批权都在党政机关,甚至连报刊的发行定价、报刊的版面增减都得经党政领导批准。”^[66]这显然是苏联制度本土化的结果。

纵观晚清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在专制主义的清朝政府和威权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时期,媒介制度主要是以“禁”为主；而1949年以后,媒介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以“倡”为主,变得更加积极。如果说,集权主义媒介制度与威权主义媒介制度主要是禁止媒介去做什么的话,无产阶级的媒介制度则不仅如此,它更加强调“媒介必须去干什么”。之所以如此,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的:一是要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二是要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与囚徒困境；三是进行社会运动与动员的需要。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社会主义国家最明显的共同点是在社会纲领和政策上。由于这些国家实践了社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保障这些纲领实施时,必然对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相应的建构,如普遍采用了意识形态工具,强调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运动等,在政权形式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差别。”^[67]因此,无产阶级媒介制度的出现不仅是媒介意识形态上的转向,也是媒介形式上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从以欧美为师转向以苏联为师,苏联此时成为中国媒介制度的重要供给者,这种供给从1920《新青年》的改组开始,一直持续到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经过微调后^[68],一直供给到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