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子

第二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子

一、媒介制度变迁的单因素决定论

媒介制度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媒介制度与其他因素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形态及媒介制度的演化,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媒介制度安排,媒介随政治演化而演化。如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就指出:唯有冻结社会制度的基本假设,才可以谈客观、平衡这些“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4]。塔克曼(Gaye Tuchman)认为:整个新闻网都环绕着合法的中心机构,新闻节奏跟官僚机构的运转同声共气,以至支配性的观点弥漫于主流媒介,抹杀甚至消灭社会上的异见^[5]。也有学者认为,媒介的经济所有权决定了媒介的制度安排^[6],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有权决定媒介制度；也有人认为是媒介技术决定了媒介制度的演化,媒介的技术变迁是媒介制度变迁的根源；还有人认为是制度的收益结构决定了媒介制度的变迁,如果有获利机会的存在,且实施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的话,制度创新就会发生。我们将把媒介制度安排归结于单一因素的观点称之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单因素决定论”,在解释媒介制度安排或解释媒介转型的学说中,至少存在“政治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各种观点,其代表人物与学派及其主要观点可用表3-2来进行概括:

表3-2　媒介制度决定论及其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②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受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具有操纵性。媒介组织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媒介内容、媒介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的。完全被国家控制的媒介组织,必然要传播统治者要求传播的规定的东西,而禁止那些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东西。媒介的传播过程就是一种内容的肯定和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既是在不断维护意识形态,更是在不断地塑造和再造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媒介通过内容上的肯定和否定,宣传为合法的。媒介再现受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定,受其全面管理。见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续 表

应该说,以上各种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它推定为单一的决定因素就值得商榷了。事实上,将媒介制度归结于某一种单一的决定因素的影响显然是偏颇的,不论哪种形式的媒介制度决定论,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政治决定论可以解释媒介宏观管理体制的变迁,但无法解释媒介微观制度的演变与发展；而经济决定论则相反,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技术决定论则更加片面,技术的运行情况能否发生作用,其实还是取决于某一特定的制度框架；而收益成本决定论把制度创新者完全视为一个经济理性人,且他们拥有完备理性,能够计算出成本与收益的大小,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制度创新主体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他们的“算计”也无法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单一决定论过于偏颇,应该综合起来分析媒介制度的约束条件及其变迁机制。

二、媒介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论

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单一决定论相反的是综合决定论,即认为媒介制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发展与演化也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李良荣就认为:“不同的新闻体制是由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新闻体制本身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其新闻体制的基本内涵不会改变。”^[7]英国大众传播学者麦奎尔在论及媒介体制时看到了政治、经济与技术这三个维度的综合影响。他认为:“传播体制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性,关键在于它的行动无法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且非常依赖技术的不断变化。”^[8]因此,他认为“可以将媒介定位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这三种力量之间”。

图3-2　媒介体制居于三种重叠领域的影响中心(麦奎尔)

相较于麦奎尔只注意“政治、经济与技术”的三个维度,英国学者巴勒特则看到了更多的影响因素,他的“媒介—社会关系模式”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政治、经济与技术这三种因素外,媒介制度还受制于其他变量,如图3-3所示^[9]。

巴勒特的模式显然比麦奎尔的模式更为详尽。可以看到,经济、政治、法律、技术以及受众和其他组织等都对媒介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认识观是比较符合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实际的。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制度是一个多层级的概念,媒介制度本身是一个制度系统,它从属于更大的社会制度系统,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从横向来看,媒介制度系统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其他制度系统有着较强的耦合关系,当任何一个制度系统发生演化的时候,其他制度系统也会发生相应的演化。这其中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耦合程度高,所以它必然随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变迁。将媒介整合进政治体制,政治运作才可以更加有效。在集权主义模式下,控制媒介可以增加政权的稳定性、强化自身的合法性。此外,媒介的所有权、媒介的受众结构、媒介技术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也制约着媒介的制度变迁。特别是知识存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巴勒特这一模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注意到了意识形态对媒介制度的影响。

图3-3　巴勒特的媒介—社会关系模式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知识与观念的确构成了对制度变迁的一种软约束。制度分析流派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时就特别强调集体行为中共享的价值、意义及人们的习惯的重要性。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含着为人类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他们认为,制度影响、制约甚至决定行为的方式在于,为特定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提供某种内在化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模板,即指明行动者在特定情景下把自己想象和建构成何种角色^[10]。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文化和观念的变迁很容易传导到制度变迁上来,符合某种“共识”的制度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反之,社会共识发生了变化,制度演化就会变化,变迁会更加容易或更困难。这就是近代为什么经过西方传教士、维新派的倡导与启蒙,当社会接受了“媒介是社会公器”等观念后,媒介大大加快了它摆脱管制的进程,最终摆脱集权管制的重要原因。民国以后,“媒介是社会公器,行使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样的“共识”仍然在广大的社会人群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起作用,因此,任何政权压制媒介都会遭到千夫所指,专制政权管制媒介变成一件很不容易且代价高昂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看到,巴勒特的模式毕竟不是用来解释媒介制度变迁的,它描述的只是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各种影响因素其实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且这种描述只是一种静态的呈现,对于各种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起作用,作用于媒介制度的哪个层面,该模式无法描述。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模式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