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意识形态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

第二节　媒介意识形态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

一、媒介意识形态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机制

参照上文对意识形态的界定,笔者将“媒介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对于媒介的认知,即对媒介是什么,什么样的媒介是好媒介等关于媒介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总和”。这种认知往往是媒介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基础。有什么样的媒介认知,就有什么样的媒介制度安排。例如,近代以来,西方的报纸、电影和广告等媒介机构大部分依然是私有并最低程度地受政府调节,但广播与电信却是例外,这和西方国家对于不同媒介形式的认知不同有关。在欧洲,许多人认为,由于技术上的特点,广播、电信等新的媒介系统是天生的专营事业,因为单独一个经营者比互相竞争的公司更有可能优化经济效益和社会利益。欧洲人对广播电视的认知强调其政治上的民主性,政府出于社会目的可以对媒介进行干预的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可,并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制度化。在欧洲,提供这种服务的任务交给了国有国营的垄断邮政、电报、电话组织。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和电讯政策就是在这样一种认知下演化出来的制度形式,由于有“共识”的存在,它能够得到实施。相反,如果公众对于媒介的认知和媒介的制度安排不一致,那么这种制度要么难以出现,要么难以执行。媒介意识形态在媒介制度演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种对于媒介的认知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演化的？蒙扎维诺思和沙瑞克(C.Mentzavinos and Syed Shariq)的研究表明,个人或社会是通过“学习”、“模仿”与“传递”形成“共享心智模型”。共享心智模型的演化通过外在符号的代际传递和实践知识模仿的传递发生。一般地说,当共享心智模型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就会产生认知上的路径依赖,进而造成制度的路径依赖^[16]。

媒介意识形态也是通过这种“学习”、“模仿”和“传递”得来的,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媒介认知的“心智模型”,当这一心智模型保持稳定时,媒介制度就保持稳定,当这种认知模型发生变化时,媒介制度就可能发生演化。这种“媒介意识形态”的演化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非常大。通过媒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学习,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智模式发生了演化,成为推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媒介认知”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来自传统的媒介观念,二是来自西方的媒介观念,三是来自苏联的媒介观念。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曾影响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当某一种“共识”形成时,它就表现为一种制度安排,当“共识”发生变化时,媒介制度安排也会不稳定。此即青木昌彦所讲的制度即共识均衡的原理。媒介意识形态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机制可通过图5-1来表示:

图5-1　媒介意识形态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机制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影响媒介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在各个时段有不同的表现。晚清时期影响中国媒介制度安排的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外,主要是西方(包括日本)的自由主义媒介意识形态,这是因为西方传教士多来自欧美,早期的媒介样本也多出自欧美商人或传教士之手,因而欧美的媒介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受这种媒介意识形态的影响。到民国成立,西方自由主义的媒介理念已深入人心,并且终于转变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出版自由”写进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尽管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不稳固的,但整个民国时代,自由主义的媒介理念始终占据主流,尤其在知识分子那里,普遍接受的都是自由主义的媒介意识形态。但此时正值政党政治在中国兴起,政党媒介及其意识形态也因此出现。国民党从苏联和法西斯德国那里借鉴了媒介意识形态,鼓吹以党治国和党营媒介理论。中国共产党则从苏联引进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媒介即党的喉舌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民国时期媒介意识形态是个多元的光谱,但主流的媒介意识形态还是自由主义的,因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媒介是公器”、“媒介是启蒙和监督权力的工具”作为信仰,没有这种信仰,难以想象会有《大公报》这样的报纸出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多元的媒介意识形态消失,苏联的媒介意识形态(即党报理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西方自由主义媒介意识形态被拒之门外,成为批判的对象,被“驱逐”出了知识分子的“心智模型”,社会主义的计划宣传体制得以维持和运行和这种认知模型的改变不无关系。直至1978年后,西方自由主义的媒介意识形态才重新传入中国,各种西方的理论经过翻译和其他交流形式再一次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中国人形塑媒介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尽管西方的媒介意识形态仍然受到正统媒介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媒介体制层面它也尚未发生作用,但在媒介经营领域,西方的媒介意识形态已在从业人员的“心智模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指导媒介“做大做强”的指导思想,“言必称欧美”已成为今天媒介经营者的一种“共识”甚至“下意识”,显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化会导致媒介制度的演化。

二、晚清以来的媒介意识形态与媒介制度安排

晚清以来,中国媒介的主要意识形态供给者是西方人,将这种意识形态引入中国的首先是西方的传教士。他们不但给中国输入了一种媒介样本,也给中国输入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媒介意识形态。通过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后在中国结出了“制度之花”。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报人在其办报过程中,至少受到西方人的两重影响:一种是报业实践上借鉴,一种就是报业理念上的(报业意识形态上的)接入。传教士在西方媒介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播火者”的作用。

马礼逊是第一个向中国输入西方新闻出版自由观念的人。那时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人知道有约翰·弥尔顿的新闻自由思想,马礼逊在《广州记录报》上的那篇文章叫《印刷自由论》,用英文写的,这篇文章被新闻史学家称为“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17]。之后李提摩太及其创办的《万国公报》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意识形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890年李提摩太出任天津《时报》主笔时,即有系统地向中国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主张。他创办的《万国公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的富民强国的主张,明明白白说了又说,引起当时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只不过是在发挥他的思想,梁启超后来大出风头的《新民说》也无非转述了他在《新政策》中那个著名观点。甚而至于康梁后来自鸣得意的“时务文体”也不过是从他那里描摹过去的罢了^[18]。《万国公报》对中国报业及报人影响至深。其一,以“大公”的精神来标举独立傲岸的政治立场；其二,以主笔应该具有的自由主义风范来训导中国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具有非暴力革新改良倾向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刚刚出现不久的中国报人。“英敛之之所以在立志投身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业实践时要选用‘大公’一词作为自己的报名；张季鸾、胡政之们之所以坚持用‘大公精神’来激励他们自己确保民间立场,很显然,是受到了林乐知这个‘大旨’的启迪和鼓舞的。”^[19]

外国的报业实践和报业理念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这些西方媒介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直接促成了中国媒介朝向西方式的现代媒介类型演化。在近代新闻史中,许多报人曾多次提到过《泰晤士报》,把它当做典范就是一个例子。王韬对英国自由主义报纸《泰晤士报》十分仰慕,并竭力追效。他赞扬道:“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20]“《循环日报》不仅在精神走势上受到英国报刊的影响,而且在编排方式上也偏爱英国报刊的审美趣味。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自觉仿照英国报纸的体例,每日在首栏中撰写并发表‘论说’一篇,开了‘文人论政’式报刊的先河。”^[21]王韬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他是动用民间舆论工具来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的人,而且他还是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思想的前驱。他的这些思想主张除散见在大量的“论说”中外,主要集中在三篇专论当中:《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等,他认为报纸的作用在于“使君民上下联络”、“民隐得以上达”、“通外情于内”、“达民情于上”,在欧洲他目睹报刊能够纵横清议,言论自由,舆论能够感化人心,扬善惩恶。他的思想及报业理念影响和导引了梁启超、陈炽、陈衍和郑观应等人,“后来的郑观应、严复、谭嗣同、梁启超、胡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英敛之、张季鸾、李敖、金庸、邓拓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王韬的这一自由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22]。在深入考察欧洲现代报刊特别是《泰晤士报》的特点之后,王韬认为新型的报刊政论不仅要坚持进步的主张,而且还必须在文章的义理和辞章法度上彻底冲破古旧陈腐的束缚,为自己解放的思想寻找到合适的载体,他的努力,开创了一个新闻史家所说的“政论时代”。

在媒介理念上,梁启超也力推《泰晤士报》。“梁启超认为,真正的报人应该像英国自由主义大报《泰晤士报》主笔那样的独立不羁的理想人物。”^[23]《时务报》开办的首篇政论文章,就是梁启超充满民权主义豪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在该文中极力强调西方的强大与报馆之间的关系。他说,西方“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24]其提倡广开报馆,放开言禁以“通”国家因而强大的思想显然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痕迹。

而康有为的思想亦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毫无疑问,康有为的办报思想曾受到过西方政党报刊意识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有关办报的议论中,对创办政党报刊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创办《万国公报》之际,他就将这张报纸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来办。1895年,他在草拟《强学会章程》时,就着重把‘刊布报纸’、宣传党义视作强学会的四大工作重心之一。”^[25]但康有为的党报思想更多的是建筑在立宪政治前提下的西方式党报观念,而决不是日后以国民党为典型标本的极权主义统驭思想下的“党报思想”。这一区别相当重要。康有为希望自上而下进行改良,所以在报业管理上力主用“官报”来统一思想,建议采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做法,先设“官报局”,建立开明管制模式,酌采外国能行之法,制定中国报律。

在西方媒介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共识”显然会影响到具体的媒介制度安排。民国成立后,清朝的报律被取消。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宣布,在民国报律尚未颁行前,先施行《暂行报律》三章,这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公愤。章太炎在《大共和报》上以一篇《却还内务部所订报律议》的社评予以痛击,他诘问道:“案民主国本无报律,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亡清诸吏,自知秕政宏多,遭人指谪,汲汲施行报律,以为壅遏舆论之阶。今民国政府初成,杀人行劫诸事,皆未继续前清法令,声明有效,而独皇皇指定报律,岂欲蹈恶政府之覆辙乎？!”^[26]可见“以西方为师,以西方制度以为制度”的观念在当时已成为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的“普遍共识”。

1921年8月,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成为我国历史较久影响较大的一家通讯社。国闻通讯社创立时发表了一个缘起,反映了其对报业及通讯社的观点:

新闻纸者国民喉舌,社会之缩影也。无论何国,欲觇其群众之意志,与社会之现象,胥可于其新闻纸中得之。中国之有报已有年矣,顾其规模与势力,恒不能与欧美日本诸国之报比拟。除通都大邑间有报纸足以代表一部舆论外,即其他省会商埠亦往往不能求一比较完善之报。此诚国民之羞也。闲尝思之,舆论之发生,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于报馆之探报。因采访之不周,或来虚伪之记载,视听既淆、判断易误。舆论之根据已不确实,其不足以表现国民之真正意志,盖无待论。各国报馆,内部有完善之组织,外部有得力之访员,更有通讯社搜集材料为之分类。其消息灵确,舆论健全,实由于此。中国则因报界组织不完全故,报道歧出,真相难明。同在一国,而南北之精神隔绝。同在一地,而甲乙所传各别。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讯机关殆无他道。同人创立兹社,志趣在此。将欲本积年之经验,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微忱,助海内同志之宏业。创设之始,规模虽简,而发展之途,则期怀颇远。尚乞明达,赐予扶持。^[27]

这种媒介认知必然表现在媒介实践及媒介制度层面上。民国年间有越来越多的媒体遵循这种西式的媒介理念与操作手法来经营媒介,因而出现了一批非常成熟的媒体如《大公报》、《申报》、《观察》等,实际上,当这种媒介的数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媒介制度变迁也就发生了。

西方媒介意识形态也成了民国时期的新闻人争取新闻自由,反抗舆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与思想动力。民国年间的新闻界在反抗新闻管制的斗争中表现得异常勇猛,他们通过集会,发表联合声明,发表反对管制的评论,甚至以开天窗以示抗议等等形式进行这种斗争,正是他们的媒介理念给了他们这种斗争的动力,而这种斗争也确实换来了当局的一些让步,扩展了媒介生存的空间。

当然,民国年间还有另外一种媒介意识形态,即“苏联的媒介意识形态”,这主要流行于左翼媒介知识分子及解放区内的新闻事业中。如邹韬奋在1933～1935年间考察了很多国家的新闻事业,写了159篇国外通讯汇集成《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部书,表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他的国外通讯中,有10篇是专门介绍外国新闻事业和评述言论自由问题的。他分析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报刊的现状和历史,剖析了英国《泰晤士报》的风格,但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报刊是“资产集团”操纵的。他还介绍了苏联《真理报》的设备情况^[28]。抗战期间,左翼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报纸是政治的工具”的观点。1939年范长江在《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人员之团结运动》一文中说:“报纸是政治的工具,这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在我们中国新闻记者中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意识。报纸独立主义,新闻至上主义,在战前一般地流行着,战后也还有若干人在信仰着。”正如范长江所说,这种媒介理念在民国时期并未成为主流,远不是新闻界的“普遍共识”,只有在1949年以后,通过对媒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媒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新闻学教育课程及院系的调整以及对苏联新闻业的模仿和学习,范长江的“报纸是政治的工具”这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才在新闻界取得了“普遍共识”。“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报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思想,并结合中国报刊实践所形成的党报理论体系。它的形成为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奠定了基本框架。成为中国新闻活动中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29]这种来源于苏联,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媒介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建党至建国一直延续到1978年。

1978年以后,苏联以外的西方媒介意识形态才重新传入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媒介传统的复活),中国新闻界才重新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客观主义”等媒介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最为典型的一种媒介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科学原则为基石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用以整合新闻从业者这一群体,使之逐渐形成共享的涉及媒体社会角色、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身份认同、新闻实践的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理念。”^[30]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部分媒介的理念:如《南方周末》所标榜的“记录时代进程”,《新京报》提出的“负责报道一切”,《经济观察报》的所倡言“理性、建设性”等。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时间就自诩为“是最早受到国际传媒影响的老师培养的学生”。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传入直接导致了在新闻实践活动中对西方媒介的模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认为美国CBS的《60分钟》对其影响是很大的,上海电视台的《新闻观察》也借鉴了国外的同类节目等等^[31]。尽管1978年以后,在媒介改革与媒介竞争的驱使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我们也要看到,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媒介意识形态。

“喉舌论”也好,“新闻专业主义”也好,媒介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上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改变一种“认知”,在众多分散的人群中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制度的基础,“共识”发生了变化,制度也就会随之变迁。

三、媒介知识生产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关系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社会科学知识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达到一定的积累水平时,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而计划经济及计划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的缺乏会形成认知视野上的局限,从而缩小行动者的可选择策略集合。拉坦(1978)将制度变迁供给曲线的移动归于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以及政治家、官僚和企业家等在日常活动中所实施的创新努力,从而构筑了一个初步的供给模型。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媒介知识的供给因此显得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我们对媒介的认识,对不同媒介制度安排的认识,不同的认识会导向不同的制度选择。这种媒介知识与媒介意识形态的供给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媒介学术研究,媒介书籍及媒介学术期刊的出版等途径进行积累、传播和扩散。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及媒介研究的学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由此体现,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供给“专业知识”和“媒介意识形态”以形成某种“共识”进而影响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扩大制度选择集合。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媒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与媒介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新闻学教育和研究作为媒介知识和媒介意识形态的主要供给渠道,在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媒介制度变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研究发生转向时,媒介知识供给的曲线发生变化,媒介制度安排也随之变化。

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最早介绍西方报业知识者,是西方传教士。随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先后发表了一批有关办报活动的文章,但传教士也好,改良思想家也好,他们的引介都没有上升到新闻学理论的高度,也不够系统。“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却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向人们展示了新闻学比较宽广的学术领地。同时《新闻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业务问题,如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以及管理等,概括了西方新闻工作者的长期实践经验,这对当时落后于西方的正在探索中的中国新闻界,具有不小的借鉴作用。”^[32]继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之后,1913年迄今所见的第二本新闻学译著——美国人休曼的著作《实用新闻学》一书翻译出版。两个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给中国的新闻理论建构提供了一种参照,也标志着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落地。稍后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以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黄天鹏的《新闻与新闻记者》等著作,我们既可以看到王韬、梁启超等辈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延伸,更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借鉴与发挥。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写道:“故视新闻纸为社会公有之记者,其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完全,于政治上,不作任何方之牺牲品,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以平等发表的机会。而记者有所议论,亦必诚实,藉供执政者参考。”^[33]显然,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与平衡报道,这是典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体现。几乎在休曼被介绍给中国报业的同时,国人朱世涛编著的《欧西报业举要》也面世了,全书共18章,首刊于《申报》1915年3月始至该年12月止,足足刊载了近一年。朱世涛是留英学人,对西欧的新闻事业有细致认真的考察,他编撰此书的目的即“资镜”国人,而其思想,如“报纸之价值在于自立”等,也是西方自由主义式的^[34]。

中国现代新闻学教育深受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新闻学》课,任课教师是留美研习journalism的“海归”徐宝璜。1918年,中国第一个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的新闻教育机构成立,即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课程,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其所教的新闻理论以欧美为主。研究会的主要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其新闻理念是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设,影响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这不仅因为当时和以后有许多会员参加办报实践,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而且在数年中,新闻界受其影响进行了各种改革,如对‘采访之注意,编辑之改良,印刷之进步’等等。”^[35]继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后,1922年,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家任白涛在杭州创立中国新闻学社,同年黄天鹏等在北京创立中国新闻学会；1924年,戈公振等发起成立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等,这几年,一系列的新闻学术团体涌现；继北京大学首创新闻学系之后,一大批新闻院系应运而生,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闻学者登上了讲坛。据《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统计显示,这一时期,全国有12所大学先后设立了报学系科,如平民大学报学系、燕京大学报学系、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复旦大学报学系、上海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都开设了报学系。这一时期的新闻学术成果也颇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仅1922年至1927年之间,出版的有影响的新闻学著作和译著约16种,除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等外,主要还有伍超的《新闻学大纲》、蒋裕泉的《新闻广告学》、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以及戈公振翻译的美国学者开乐凯的《新闻学撮要》等。民国年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表5-2　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研究

①《最新实际新闻学》1915年由檀竹书院翻译出版；《英国之女记者》1917年由大中华书局翻译出版,但这两本书的译著作迄今没有发现,是否确实出版过这两本译著是个疑案。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续 表

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研究是媒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渠道。从民国年间的新闻学教育来看,其新闻思想体系是欧美式的,其教材也多译自欧美或日本,其教育模式与欧美相像,教师多为新闻业界的名记者或名报主笔,与西方新闻界的联系非常密切,如燕京大学报学系受美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资助,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系主任就是美国人白瑞华。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聘请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毕德生兼课,1924年成立报学系后由美国人武道任系主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教育是紧跟欧美的。

这样,通过西方媒介著作的翻译,西式新闻教材的引进及具有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理念的新闻教师的传教,民国年间中国建立了一个西方欧美式的新闻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的建立对民国年间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从事新闻媒介制度变迁的主体——报人,其新闻理念与媒介认知更多地是受到欧美式的新闻理念与操作手法的影响,这种教育体系为青年学生供给的是一种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媒介意识形态上的“输入”与“传播”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理念指导行动”,在争取媒介自由的过程中,因为有这样一套新闻理念的支持,媒介人才显得无所畏惧,争取媒介自由的斗争才显示出其合法性与合理性。

1949年以后,作为媒介知识生产和传播主要渠道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实现了“转向”:从师从欧美转而师从苏联。苏联的党报理论成为统治新闻界的唯一的合法的“媒介意识形态”。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了媒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整顿与清理。主要措施有对国民党的新闻系科如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连同该校一起封闭,对一般的新闻教育机构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广州的国民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政府接办后,首先对他们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造,取消原有的政治课,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改革新闻学专业课内容,学习无产阶级新闻观,清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按照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要求,重新安排讲授内容,同时抽调部分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到新闻教育机构任教。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新闻教育与新闻意识形态的转型。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统一进行院系调整,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新闻教育的领导和有计划的发展。华东新闻学院、暨南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先后合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新闻系合并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改设编辑专业。通过合并与停办等措施,使新闻教育更加集中与单一。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创办了一批新型新闻教育机构,如北京新闻学校,中央宣传干部训练班、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等。^[36]

此时的新闻理论研究与教材编写也实现了从欧美到苏联的转型。开始编写了一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内部教材,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的新闻学书籍。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刊物如《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复旦大学的《新闻学译丛》大都致力于总结我党新闻工作经验及翻译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37]。大量和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被翻译过来。1950年1月4日创刊的《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副刊是介绍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第一个重要园地。创刊号《编者的话》宣告,在创建中国人民新闻事业中,有一个便利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苏联的“丰富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这个副刊用绝大部分篇幅刊登和译介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30篇。1950年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特辑《新闻工作》副刊部分译介文章,增加一些新译文,编印出版《新闻工作丛书》小册子,计有《怎样领导党报》、《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等。《人民日报》从1954年3月开始,翻译出版一个内部刊物《真理报文选》,32开本,每期五六千字,一般每周出两期,共出200多期,有段时间,每期都译介《真理报》的版样,有时把整版译成中文版,学习模仿。1954年至1955年,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一、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印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这三本书共计140多万字,成为我国新闻工作人员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38]。

如果说媒介是制造共识的,媒介研究与媒介教育就是制造“关于媒介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元共识”,它是一种关于媒介的“元认知”,这种“元认知”一旦在媒介社区形成“共识”,它肯定会影响到媒介的运行及制度安排。1978年以来,从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到媒介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比之前开放了许多,自由了许多。非苏联体系的媒介知识与媒介意识形态被引入了大学课堂,对中国的媒介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以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为例,短短十年,各种传播学专著、译著就大量涌现,并迅速通过大学教育渠道向新闻业界扩散,成为影响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新的“存量知识”。媒介研究领域的这种“弃苏师美”可以从表5-3中看得出来:

表5-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统计

续 表

资料来源:张健康:《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在表5-4统计的68种新闻传播学译著中,以美国的译著数量最多,共计50种,占译著总量的73.53%；位居其次的是英国；第三位是加拿大；第四位是日本；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只有一种^[39]。2003年以后出版的传播学译著数量更多,且几乎都来自欧美,以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传播学著作为代表。^[40]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及新华出版社的“新闻传播学译丛”等均在学界及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数套英文原版传播学教材也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出版社出版。

这种学术上的“转向”意味着新时期媒介知识生产和传播重新和西方国家接轨,这一趋势显然将对中国媒介演化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看到,苏联植入的体制壁垒仍然存在,媒介教育及媒介研究仍然受到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的约束,不可能完全自由。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尽管向多专业和大众传播学转化,研究的重点也日趋多元化,但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41]政府通过课程设置、课题研究和职称评定主导了大学的媒介教育和媒介研究“议题”,一定程度上规制了媒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与学术体制的安排下,媒介教育、学术研究和媒介业务一样,面临多重约束,呈现出一种分裂和矛盾的特征,这显然制约了大学作为媒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心的影响力。这种媒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曲线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反映到媒介制度变迁的曲线上来。

【注释】

[1][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页。

[2]Geuss,R.(1981)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Haberm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14.

[3][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

[4][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5]同上,第68页。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7]宗兆昌:《经济学中的人类观念和对观念的经济学分析——对诺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补充》,《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8]宗兆昌:《经济学中的人类观念和对观念的经济学分析——对诺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补充》,《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9]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10][日]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2页。

[11]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12]Paul D.Bush: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 Change.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XXI. No.3,1987.

[13]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页。

[14]李金铨:《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他》,见王永亮等编著:《传媒精神——高层权威解读传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

[15][美]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中国媒体商业化与公共领域变迁》,《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16]宗兆昌:《经济学中的人类观念和对观念的经济学分析——对诺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补充》,《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17]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18]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19]同上。

[20]王韬:《韬园尺牍:上丁中草药丞》,光绪十九年刊本,第107页。

[21]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2]同上,第81页。

[23]同上,第124页。

[24]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创刊号,1896年8月9日。

[25]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26]同上,第181页。

[27]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2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29]方晓红:《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特点》,《新闻大学》1998年第3期。

[30]陆晔不仅认为“专业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也认为这是一种实践,一种话语,一种控制模式。它是一种“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它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本书则认为,虽然理念和行动不可分,但专业主义主要是一种来自西方的媒介理念,即“媒介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行动,它要通过行动主体在特定的环境下的行为模式“转化”或说“体现”出来的。见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31]陆晔、黎瑞刚:《“探索电视新闻述评节目的‘电视化’”》,《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3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33]徐宝璜:《新闻事业之将来》,《新闻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34]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3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3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37]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3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39]张健康:《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0]参见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41]俞旭、朱立:《改革的困局:中国大陆新闻教育变迁探讨(1976～2000)》,《新闻学研究》第68期,第2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