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的作用

3.3.1　国家在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的作用

1.国家理论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国家作为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一些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如市场，企业等)。国家独特的地位决定了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

科斯等人的企业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诺斯进一步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主要特色在于:

(1)把国家视为一种组织

诺斯把国家定义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20]既然国家可视为一种组织，那也就可以用关于企业的理论来分析国家问题，并应用经济学对国家行为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视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无疑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揭示了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

新制度经济学在揭示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把国家与产权的确立联系起来。它认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做出有效的分析。因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正如诺斯所指出那样，国家理论“关键的问题是解释由国家界定和行使的产权的类型以及行使的有效性。最富有意义的挑战是，解释历史上产权结构及其行使的变迁”。^[21]

(3)揭示了国家的内在矛盾

在当今世界上，对国家问题的研究还并不成熟。公共选择理论在用经济学解释国家上尽管取得了初步成功，但还有不少深层次问题尚未涉及。国家行为比企业、消费者和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更为复杂。意识形态上的一些“禁区”限制了理论家们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此外，国家问题上还有诸如国家目标问题、公共决策的一致性问题、国家增长现象的原因及国家的职能问题等不少理论上的难点。新制度经济学是把国家置于一种“矛盾状态”中来分析国家在制度变迁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

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中心”。^[22]国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因为国家通过界定产权，形成“与法律、公正和防卫的设计相关的规模经济”;而国家成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因为国家被“施与两种约束: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两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诺斯认为，国家的本质是界定产权，国家的功能是推动制度变迁。正是基于国家这种一体两面的功能，形成了所谓诺斯的“国家理论”。诺斯的“国家理论”，即制度主义的“暴力潜能”(violence potential)分配理论。他认为，历史上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理论——契约论和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而“暴力潜能”分配理论把两种理论统一起来，根据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的分配平等与否，判断产生何种性质的国家。诺斯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指出了国家这种制度安排强制性的特点。此外，把经济学理论引入国家问题分析是诺斯国家理论的又一重要特色。诺斯的“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见图3-7。

图3-7　国家的制度行为^[23]

诺斯认为，国家之所以是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就在于国家与其他制度变迁供给主体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即国家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暴力比较优势使其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和推动者。正如诺斯所说:“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制度)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制度的设计和创新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在解释长期制度变迁方面，国家理论是不可或缺的。

2.国家理论与制度变迁

我们知道，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它们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都离不开实施机制。非正式制度一般可以通过人们的相互作用而自觉实施，而正式制度(国家给社会提供和供给的主要制度就是正式制度)是离不开强制实施机制的，同样强制实施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暴力。在诺斯看来，国家就是一个界定并行使产权的暴力组织。诺斯所说的“暴力”很明显是一种对付暴力的暴力，即对付非法暴力的合法暴力。国家拥有暴力，才能够对制度进行实施。国家集中掌握暴力，既能够解决提供制度时的“搭便车”问题，又能够带来类似于产品市场上自然垄断情形下的规模经济效应，这种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态度，使得国家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

国家凭借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可以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为了获得税金，满足自己的这一利益动机，国家又愿意提供制度或者说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为了解释这一观点，诺斯构建了一个国家模型，他认为，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有三个基本特征:^[24]

一是国家为了获取收入，以一组被称为“保护”与“公正”的服务作交换。由于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它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产权的收入。

二是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

三是由于总是存在着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它的对手是其他国家，以及在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因而，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

可见，诺斯的国家模型很清楚地阐明了国家为什么愿意提供制度或者说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问题。

关于“诺斯悖论”，诺斯这样认为，“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任何时候有国家总比无国家好。因为，有国家才能确保社会秩序、公正和安全。特别是在产权制度方面，国家是有效产权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能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国家是一个在暴力方面有比较优势的组织，通过国家保护产权可以达到规模经济。产权的安全、稳定及其延续性是产权产生激励功能的基本前提。

第二，国家能提供产权运作的规范。产权的界定、转让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产权能否有效运作，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有建立健全的产权运作规范。也就是说，国家应该为产权的运作提供“游戏规则”。

第三，国家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新制度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的产物。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基本标志之一是产权的交易规范能否法制化。产权交易规范的法制化也是遏制国家机构干扰产权的有效手段。

通过分析可知，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及其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一套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则或制度，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和有效的制度供给，促使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结构变革。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国家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赋予了人民合法保障自身权利及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二是国家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和司法、执法机构，投资教育以发展人民的人力资本，大力促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市场自身的发育;三是国家一方面致力于正式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比如文化、意识形态、习惯等，从而实现两者的协调。

这种有力且系统的国家力量可以适应更复杂的交易关系，维持必要的社会秩序，这是从制度变迁的内在需求来分析国家的作用。尽管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促进制度变迁方面发挥作用的大小要受许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但一般而言，好的政府在推进制度变迁时往往先进行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促进制度变迁走上好的轨道，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要使国家成为实际经济增长的关键，使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报酬相一致，国家必须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保证公平竞争和市场规则的实施，规范自身部门的行为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把自己的报酬递增建立在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报酬递增的前提下。

从制度供给的主体角度看，国家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诺斯指出了以下四种情况:第一，政府机构发展比较严密，但私人市场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第二，潜在利润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阻碍，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来进行。第三，制度创新实行之后所获得的利益不归于从事创新的个别成员，创新只能由政府机构来进行。第四，制度创新涉及收入再分配，减少了收入的居民必定反对。这些情况中国家优势表现在其具有其他任何组织都不具有的权威，它能够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来完成从产权的界定、保护、仲裁到各种经济活动的组织等一系列工作，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并且国家还可以通过大量投资于意识形态来解决“搭便车”问题，从而推动制度变迁。

但是在重视国家如何推动制度变迁时，也要重视政府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建立及变迁，正如诺斯所说:“政府政体可以显著地塑造经济绩效，因为它们制定和执行经济规则。因此，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政体的创造，进而创造和执行有效的产权。不管怎样说，我们对如何创造这种政体知之甚少。”^[25]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会对其长期经济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其形成和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因此在研究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时，应该高度重视国家政府的变迁过程。

国家作为制度的最大供给者，规定了产权结构，塑造或者影响意识形态，在制度创新和经济兴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将对优化信息资源配置、提高信息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