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告忠魂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慰告忠魂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四、慰告忠魂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常以各种方式悼念民主革命的伟大战士邓演达。

1932年1月，蒋介石下野期间，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作保，同邓演达一道被捕的郑太朴、罗任一、周竞西等12人获释出狱。出狱后，他们在上海功德林素菜馆以吃饭为名，为邓演达开了一个秘密的追悼会，大家怀着悲痛肃立默哀，以寄托无尽的哀思。他们向邓演达英灵宣誓：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推翻蒋介石法西斯统治。

1932年1月，在上海编辑出版了《邓演达先生遗稿》，遗稿收集了从1930年5月回国之日起至1931年8月被捕之日止的文章。编者高度称赞邓演达的革命功绩，写道：“邓先生的伟大，在整个的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永远不会茫灭的光荣纪录。”编者表示：“我们要痛定思痛的团结我们的队伍，整齐我们的步伐，踏上邓先生的血迹，准备我们的血来建筑到达中国革命完成的大道，建筑到达世界社会主义实现的长桥。”编者还指出：“邓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邓先生的政治主张已经昭示了我们，虽然今后邓先生不能亲自领导我们，但是邓先生的遗教已经很足够了。”编者还说，这本遗稿“是邓先生对中国革命的文献”，“愿革命的同志大家精密的研讨而广播罢”。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邓演达先生遗稿选集》，选集是根据上海版中选择出来付印的，先后付印过两次遗稿，不下6000册，在海内外广为流传。1949年5月在香港重印《邓演达先生遗稿》，改名为《邓演达先生遗著》。

1932年11月，在邓演达殉难一周年的日子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邓演达先生纪念文集》，文集刊载了20篇纪念文章，从各方面论述了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其中《邓择生先生被害周年纪念告同志》一文，把他的革命精神概括为：“坚毅不移的精神”，“问博严正的智力”，“热烈真挚的情绪”，指出：“这些都是邓同志感化每个革命者的伟大的人格，是邓同志艰苦卓绝的人生观。”在这个《纪念文集》中还收集了两位日本朋友写的文章。中村农夫是位日本随军翻译，曾两次拜见过邓演达，并常常收到邓演达寄给他的《革命行动》杂志。时值邓演达殉难一周年之际，他特写了《故邓演达氏之回忆》一文，以作纪念。他在回忆中写道：“我初次认识邓氏，是在民国十五年的初秋……那时候，真是国民革命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总政治部的伟大的活动，真是令人惊叹。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即是邓演达氏。他的刻苦耐劳的革命精神，不单使在汉口的日本人发生感动，即远在日本国内，亦尽注意于邓氏其人。在那时候，谁都深信只有邓氏是武汉政府内部的柱石。他的实际势力也超于汪精卫之上。”“我真的与邓氏作详细的长谈，是在去年的初夏。约一点半之久，静听了邓氏的政治主张。这时候邓氏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今先就他的外貌来说，邓氏的服装非常的简陋，只穿一青灰色的中国大褂，头发蓬蓬，没有半点的修饰。但是他那样魁梧的体格，那样宏壮的器宇，真有压倒一切的气概。问答之间，时时作明显的首肯，而态度非常的率直而且自然。我当时便想，这确不愧为一党的领袖。”[11]另一位作者是永井龙太郎，是位日本新闻记者，曾于1926年秋访问过邓演达。他在邓演达殉难一周年之际，也撰写了《追忆邓择生先生》一文。他回忆说：“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最有光辉的革命的主体——对于全革命军作政治指导的总政治部。这个总政治部的统率者，就是我们所钦佩的邓演达其人。”“邓氏律己极严，而待人则甚厚，信人极深，尤其是对于部下，苟认为适材则必置之于适所。总政治部之所以立在革命的第一线，内部之所以人才济济，固非无因也。”[12](www.guayunfan.com)

1941年11月28日，宋庆龄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纪念邓演达》一文，高度评价邓演达是一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13]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多次提到邓演达。他说：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并赞扬了他的革命气节，说“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14]

1946年11月24日，郭沫若发表《纪念邓择生先生》一文，指出：“他的牺牲实在是一件很大的损失”，“1937年9月，我到南京时曾经去凭吊过一次……我总有一天要再去凭吊一次，以表达我的诚挚的纪念”。[15]

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迁葬于风景秀丽的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并重立一碑，碑上刻有何香凝的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

1961年11月29日，邓演达殉难30周年的时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纪念集会，周恩来和宋庆龄出席了集会。会场悬挂朱德和宋庆龄为邓演达殉难30周年题的词，朱德的题词是：“择生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16]宋庆龄的题词是：“择生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坚贞不屈和殉难不苟的精神，是不朽的。”[17]季方在讲话中一方面指出“邓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邓先生在当时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没有认识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规律，走上中间路线的道路”，“就使得他不可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1981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列为“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之一，对他的一生作了崇高的评价。

同年，宋庆龄为出版《邓演达文集》题词，赞扬他“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

同年11月2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隆重集会纪念邓演达殉难50周年，中共中央代表彭冲在会上讲话指出：“邓演达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勇敢坚强的战士，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他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称颂。”[18]

在邓演达殉难50周年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又拨款将邓演达墓整修一新。这次整修，除加固了墓道、台阶、花坛和东廊等外，还在墓碑背面镌刻了邓演达的简历，以志纪念。

1985年3月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诞辰90周年。薄一波在会上讲话指出：“邓演达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可敬的爱国主义者。”“邓演达先生在前进中有过一些曲折，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伟大的一生。他高举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光辉旗帜，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他为国为民，忠勇奋发，刚毅严正，为革命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19]

1995年3月28日在广州市黄埔区召开“纪念邓演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广州黄埔海外联谊会、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员会和广州市委员会等共同主办。这是国内外研究邓演达的第一次学术盛会。参加研讨会有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学者以及香港的来宾80多人，收到论文55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名誉会长方荣欣，副主席兼秘书长宋金升，广州市政协主席邬梦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研究孙中山的著名学者张磊，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甘兆胜，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廖志刚，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黄菘华，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宣传部主任盛永华，农工党广东省副主委陈本能，农工党广州市主委黄鸿钧，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区委书记、广东邓演达研究会顾问王丽明，黄埔区区长梁春兴，广州市政协黄埔区副主席罗金泉，广州黄埔海外联谊会会长何瑞坤等，以及邓演达的子女、亲友等，应邀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围绕着“邓演达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这一主题，开展了多视角的自由探讨。涉及邓演达的历史评价，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理论贡献，关于民族的平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邓演达的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政治工作，邓演达的革命精神、高尚品格和爱国主义风范，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邓演达与黄埔军校等丰富内容，有不少创新见解。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名誉会长方荣欣在会议上指出：邓演达先生殉难已经60多年了，研讨邓演达的活动这还是第一次。这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照耀下，在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下出现的新事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邓演达这块熠熠生辉的真金，就会永远随着他的躯体埋没在地下。所以我们的研讨会，又是一次值得庆幸的聚会。方荣欣说，邓演达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功德，是我国史库中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不仅有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而且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得到启迪，知道现实的一切来之不易，未来的一切仍须努力，激发人们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统一，子孙的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会议成果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邓演达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公开发行。

2000年9月1-4日，邓演达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惠州市的飞鹅山麓、西湖中心的惠州宾馆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中国农工党中央和一些省、市委员会领导，邓演达的亲属和好友后裔等逾百人，欢聚一堂。他们怀着愐念敬仰的心情，认真讨论和研究邓演达先生的深邃思想，崇高品格和丰富的理论文化遗产，亲身领略其家乡——惠州市人民秉承其革命遗志，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巨大业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民革中央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志青，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彭禹贤，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张磊，中共惠州市委书记李鸿忠，惠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田业如，中共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肖志恒，惠州市政协主席汤聘辉，农工党中央名誉副主席方荣欣，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农工党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赵耕源、董兆英等出席了会议，并先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议收到论文46篇，对邓演达的历史定位、哲学、政治、文化和军事思想，人格魅力、道德情操等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理论突破。会议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邓演达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如邓演达与中共的关系，第三党与第三条道路，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邀香港学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周政民先生向会议赠送了刻有“民主革命先驱永垂不朽”的银碟，表达了广大海外赤子对邓演达的愐念和崇敬的情怀。会议期间，与会者曾到西湖公园，拜谒了邓演达先生的铜像，敬献了花篮，向这位一代伟人致以深切的悼念和鞠躬敬礼；到惠城区三栋镇鹿颈村，瞻仰了邓演达先生故居，以及以邓演达命名的小学和医院；专程到惠州市最大的TCL王牌电子集团展览中心，考察参观了该公司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业绩。通过考察参观和瞻仰活动，使与会者感到十分感动和欣慰，邓演达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在其故乡和后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开花结果，建设出巨大业绩。会议论文由华文出版社以《邓演达研究新论》为书名结集出版。

2001年11月10-11日，由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在广州市召开了“邓演达思想系统及其核心学术研究会”。参加会议有各地学者专家共43人，收到论文和发言提纲20多篇。研讨会围绕太任根据邓演达1929年在欧洲写成《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一书的摘录《择生同志的思想轮廓》一文，结合邓演达的其他文章、讲话和书信等，对邓演达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邓演达笃信的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向往社会主义等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邓演达于1925-1926年和1927-1929年曾两次出国。在海外期间，他曾先后写给他的夫人郑立真女士的信函共30封（另有一封是给他的哥哥邓演存的）约3万字，这些信件长期由郑立真女士保管珍藏。1939年郑女士在香港病故，这些信件则转由彭泽民先生保存。彭泽民先生是农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左派领袖，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推选为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彭泽民先生任国务院侨委会副主任。他将这批信件和其他物品，经农工党广东省委会专送给农工党中央。“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批信件由农工党中央主席季方秘密收藏，避免了丢失和损坏。季方逝世后，2002年季方的女儿季明将信件复印给邓演达的嗣女邓京育同志，再由邓京育转送给广东邓演达研究会。该会接到这批珍贵的书信后，组织一批学者专家，于2003年3月在广州市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交流各自研究成果，并于2004年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书名为《邓演达研究与资料》，使这批沉寂半个多世纪的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为教育下一代充分发挥作用。

广东邓演达研究会于1994年6月成立，得到农工党中央、广东省、广州市、惠州市委员会等组织和有关单位以及有志研究邓演达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帮助，经过近十多年的努力，先后出版了《邓演达纪念画册》《邓演达遗札》《回忆邓演达》《邓演达文集新编》《邓演达研究新论》《邓演达研究与资料》《邓演达研究通讯》等多部著作和资料，举办了多次国际和国内邓演达学术研讨会，凝聚一批热心于邓演达研究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不断充实和丰富了研究邓演达的成果。该会出版的《邓演达研究丛书》，除了在国内，还在日本和港澳发行，取得良好的效果。

注释：

[1][3]张光宇：《邓演达传》第237页、第24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5][6][10][18]丘挺、郭春晓：《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第155页、第159页、第162页、第163页、第167-169页、第17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邓演达被捕后的自述（1931年8月17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录供单。

[7]指新发生的珍珠桥惨案。1931年12月17日。

[8]《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24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9]1931年12月19、20日《时事新报》第一张第三版。

[11][12][13][14][15][19]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第337页、第250页、第5页、第2页、第14页、第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17]《邓演达纪念画册》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