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斥阴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怒斥阴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制造反革命阴谋。他命令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派人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停泊在珠江各舰舰长及党代表；密令第二师师长刘崎和团长惠东升率部600余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营长李树森部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处，收缴卫兵武装，把苏联顾问监视起来；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率领武装警察，以“保护”为名，把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住宅包围起来，并监视共产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团长蒋鼎文率兵占领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机关，解除各守卫武装；第二师党代表缪斌以集合该师全体官兵训话为名，当场逮捕了团党代表胡公冕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押赴广东造币厂监管；第二师第六团派两个营的兵力赶赴黄埔，把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全部监视起来，如临大敌；全市实行戒严，掀起反共高潮，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革命派开刀。[1]

“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当时众说纷纭，既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根据最近有关秘密档案的启封，特别是蒋介石私人日记的解封，应该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蓄意挑拨激化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革命派与蒋介石的矛盾，为蒋介石的反左倒共创造了机会和借口。

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供词：1926年3月18日午后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来电说，因外轮定安号被匪抢劫（事后查明实为船上船员勾结海匪所为），要求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逻艇一艘，卫兵16名前往保护。黎接电话后，因当时黄埔军校无船可派，即用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听不清是“奉何人之谕”，又把“巡艇一艘”误听为“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于是立即报告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欧阳格的侄儿）。欧阳钟接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电话联系不上，无法请示办理。于是欧阳钟与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一起连夜赶到李之龙之家，李仍不在家，由李之龙夫人接待。等候片刻，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决定写下公函留下：“奉蒋校长命令，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艘可派，请由此两艘决定一艘。”写好后，即离去。不久，李之龙回家，看到邹毅写的条子，即到宿舍的对门与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岛执行任务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即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执行。当夜10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宝璧舰），约夜12时到黄埔，请嘱各兵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故调舰，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以保护商轮之用。[2]

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同日晨，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当即写道：“敬启者，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事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山舰抵达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黄埔军校报到，由季方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说中山舰归蒋校长调遣，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令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把此事报告邓演达。(www.guayunfan.com)

当日白天邓演达在第四军军长公馆写信给张难先先生，报告他回军校后的情况和感想，并感觉到“我们内部的政治工作越进步，自然越是叫人们分化”的危险。夜间回到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就寝，深夜他突然接到黄珍吾的电话后，感到事情有点蹊跷，因他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于是说“公事颇忙”，令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

与此同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当日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提醒李之龙，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怎么办？李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之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回省。

据蒋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和他见面时曾问：“你今天去不去黄埔？”蒋答：“今天我要去。”两人分别后，至9-10点钟，“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黄埔什么时间去？”如此一连问过三次。因而引起蒋的怀疑，“为什么那同志（指汪精卫）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我去不去呢？”于是改答复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到下午一点钟，蒋介石接到李之龙来电话，请示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俄国参观团参观。蒋介石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此后，蒋介石越想越感到事情有点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现在又要问我把中山舰开回来？”“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而在省城，又把中山舰开回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当时蒋介石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并不知道中山舰到黄埔之事，当汪精卫多次问及他去不去黄埔时，反而引起蒋的怀疑，认为汪勾结共产党人要陷害他，初时他的反应是，仍按原行程离开广州退到他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休养，以观动情，但行至中途，越想越感到此气不顺，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行动。[3]

据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回忆：3月19日，蒋介石曾密邀他和徐桴（第一军经理处处长）、欧阳格（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三人商议对策，“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注：当时朱德尚在苏联，此处有误），且获有海军的支持，颇非易与，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请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4]

据陈立夫回忆：“汪先生谋害蒋先生”，“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19日那天，检点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去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时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5]

据陈公博回忆：西山会议派谋划“拆散广州的局面”，“使共产党和蒋分家”，邹鲁等“在外边想方法”，伍朝枢“在里头想办法”，于是，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下面这样一个“小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使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要去莫斯科，你们知道他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事后，蒋介石很快得到此报告，怀疑“共产党要干他”，或汪精卫要“赶他”。于是，蒋介石曾两次向汪精卫试探，表示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感疲乏，想去莫斯科作短暂休息。第二次试探时，竟得到汪精卫的同意。自此，蒋自信自己判断没有错，于是更进行第三次试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刚巧俄国有一艘商船进珠江，并请蒋介石参观，听说蒋介石要汪精卫同去，因汪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介石便以为这艘船就是准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送去莫斯科的，因而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日之变的真相”。[6]

据陈孚木（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广州民国日报》总编）回忆说：其时，伍朝枢知道有一艘装载军械的俄国商船不久将到广州。于是他便编造“故事”说，“苏联知道蒋介石与俄顾问季山嘉不和，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已征得汪精卫同意，不日以运赠军械为名，派遣一只商船来广州，即将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他把这‘故事’作为很机密的消息，通传给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许崇智、邹鲁等几个广东人，很快便传到蒋介石在沪的亲密朋友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几个人耳朵里了”。[7]

从上述多人的回忆所描述，蒋介石之所以做出“三二〇事件”，完全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之所为，其罪魁祸首者应是伍朝枢（国民政府委员兼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其爪牙欧阳格等人。事后，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有这样的记录：“中山舰问题，纯由孙文主义学会的挑拨而成。”王柏龄在其《黄埔创始之回忆》一文中也写道：“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

3月20日，蒋介石的反左倒共行动，立即引起广州政局的骤然突变。欧阳格逮捕李之龙后，严刑拷打，妄图使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造反。李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欧阳格代任中山舰舰长，企图骗邓演达上船作难也遭邓拒绝。李济深、邓演达驱车赶到广州，质问蒋介石“想干什么”，要求立即放人。邓的到来，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为什么会来？”更使蒋对邓的猜疑加深。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火速赶到广州，责问蒋介石“为什么要对苏联顾问进行监视”，要求立即解除包围。蒋介石反而气焰嚣张，当面要求鲍把不受欢迎的苏联顾问遣送回苏联。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引起各军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蒋介石作出解释，有的要求给予反击。谭延闿（第二军军长）还准备赴韶关调兵入穗。

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派助手、军事顾问团副团长鄂利金亲自到蒋介石处，指责蒋的作为，并约蒋21日商议有关问题。蒋表示“不愿同俄国顾问共事”，没有出席。苏联在广州人员于3月21日在广州开会，会议分析：“广州市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不利，省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因此，决定“尽量想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为此，会议决定撤去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副团长鄂利金以及顾问罗加乔夫的职务，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

3月21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当晚，蒋介石专程探视汪精卫，并在日记中写道：“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之可言也。”

3月22日，索洛维也夫去见蒋介石，告之苏联顾问团的决定：季山嘉等人近日回国。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在汪精卫寓所召开临时特别会议，索洛维也夫列席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会后，汪精卫即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这是为了治病，也让蒋介石有“反省”机会。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勉强写了“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的呈文。[8]

同时，对在该事件中大打出手的当事者给予处分：王柏龄被解职，限令即离广州；陈肇英免去虎门要塞司令，亦即离广州；包围苏联顾问与汪精卫住处的公安局长吴铁城免去现职，被捕监禁；欧阳格等人也受到处分。释放被拘捕的共产党员，发还被缴的枪支。

3月24日，在国民政府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十余人，乘“列宁号”轮船返国。行前，谭延闿、林祖涵、何香凝、邓演达等在国民政府设宴欢送。邓演达在欢送会上激动地说：“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苏俄本属最好同志……今后本党本政府之联俄亲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视前益加亲善及进步。”[9]在蒋介石妄图破坏“联俄”政策的严重时刻，他却表示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政策的决心，使苏俄顾问人员深受感动。据苏联切列潘诺夫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回忆录中说，“李济深和邓演达认为必须拜访顾问，以表示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愤怒”，“积极表示他们同顾问们的团结一致”。[10]

3月25、26、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并无悔过之意，反而痛斥汪精卫之不义，一直怀恨汪欲对他的陷害。“四时后回省，与子文兄商议觅精卫行踪不可得。后得其致静江兄一书，谓余疑他、厌他，是以不再负政治之责任。彼之心迹可以知矣。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煞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煞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11]蒋介石在痛骂汪精卫之余，却把自己美化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可见他的两面手法毕露无遗矣！

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77人。会议以“对付共产派”为主要议题，通过《肃清共产分子案》等决议，并决定将大会南移广东继续召开。同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召集全体党员大会，到会一千多人。大会决议：接受总理遗训，联合世界革命先进之苏俄，及集合国内一切革命分子，始终拥护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非法的西山会议及其在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与所召开的伪代表大会。[12]

3月30日，中共广东区委就“中山舰事件”发表一封致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公开信。信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旨在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分裂联合战线，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号召革命派与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打败敌人此种阴谋。中共代表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主张坚决用武力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集中广东力量，通电讨蒋，但遭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陈独秀4月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发表文章，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力量的强大，中国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共产党人决不能阴谋推翻蒋介石。“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是当时党中央的基本方针。陈独秀派张国焘到广州执行中央的妥协政策，从而使蒋介石的反左倒共气焰更加嚣张。[13]

3月31日，蒋介石、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济深、李福林、古应芬、黄绍竑等人召开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给予警告和否定。会后，蒋介石在东山私邸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联俄政策不啻为国民党之生命。此政策为先总理生前所定，著之遗嘱，代表大会敬谨接受施行，其隆重如此，岂有轻于变更动摇之理。”蒋介石在此耍出两面手法，为其争夺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大造舆论准备。[14]

4月1日，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公开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揭穿蒋介石的两面手法阴谋。他说：“广州确有事变，并不完全是谣言，不过真实情形，恰恰和报纸所载的相反，报上说共产派倒蒋，完全是胡说。但反动派陷害共产派，是确实的。”“蒋此次举动，政治委员会中人都没有与闻，精卫因愤怒而生病。”“唯此事蒋究系太鲁莽，我们如把真相披露，似与蒋以难堪，故现在只能笼统的讲反动派捣蛋而已。”[15]

4月2日，蒋介石从虎门返回广州，邓演达亲自到广州东山蒋公馆，对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给予尖锐批评，“3月20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似于反革命行动”，破坏了总理的政策，破坏了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革命。邓演达一针见血的批评，以为蒋介石已写了忏悔书而可以接受，但反而使蒋介石对他怀恨在心，当面对邓横加训斥：“革命党应事事以革命行动出之，总理之主张废除约法与余之主张修正党代表制，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以可由余手创者，即有由余废除之权。”蒋介石认定邓演达是个心腹之患，开始设法把他清除。[16]

4月11日，蒋介石呈请国民党中央，委任他的心腹，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由方鼎英代理），调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兼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接管周恩来的职务。第一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从政治部主任到连队指导员都统统撤换，只剩孙文主义学会的缪斌一人，同时也取消了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周恩来离开第一军时，在《向导》发表一份声明，阐明共产党人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并在广州大佛寺举办一期政治干部训练班，集中从第一军被迫离开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周恩来亲自担任班主任和授课。7月初，全班人员参加北伐，成了北伐部队的骨干力量。[17]

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终于使蒋介石达到梦寐以求的掌握国民革命军队领导权的野心。他随即运用手中的权力，采取行动对付与他为难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势力。14日，为其效力的欧阳格被免职并扣留，委任潘文治为代理海军局长，章臣桐为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吴嵎为中山舰舰长，将李之龙释放。17日，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话，要求取消学会。23日，与张静江、谭延闿、李济深、宋子文及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等密议，决定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24日，任命李章达为公安局长。蒋介石这种左右逢迎的两面手法，使苏联顾问感到：“安抚蒋介石”、“留住蒋介石”、“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正确的，从而为中国革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