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蒋勾结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汪蒋勾结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三、汪蒋勾结

在反蒋斗争初期，长江下游的北伐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第七军以及进驻上海的新编第一师，均对武汉政权表示拥护，而拥护蒋介石的武力除何应钦第一军外，只有收编的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残部如贺耀祖、叶开鑫、陈仪、陈调元、王普等，双方对比之下，还是拥护武汉方面的力量强大。但蒋介石施展卑鄙手段，收买第二军、第三军，使他们采取中立状态，第七军也给蒋介石拉过去，第六军一部分也被蒋介石收买。这样一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于是蒋介石便放胆推行他的反革命计划。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孙传芳残部和支持孙部与革命为敌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以“讨赤”为中心，又和蒋介石取得妥协，联合成共同对付武汉的形势。蒋介石到上海后，进行筹款，上海金融界在英、日帝国主义默许之下，替蒋介石筹得200万元的借款，并将此消息在上海各报发表，公开宣扬，为蒋介石张目。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当时也来上海筹款，拟向上海各银行筹借300万元，但得不到分文支援，仅由苏联远东银行借给30万元。

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正在加紧进行时，曾亲笔致函邓演达，略称：“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尚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邓演达阅信后说：“此人反革命到了尽头，想以个人情感来动摇人们的革命意志，使用最后手段了。”[28]

为了遏制蒋介石的独裁专权，国民党内部要求汪精卫回国主事的呼声日烈。1927年2月20日，国民党湖北省部发表了《敦促汪同志复职宣言》，提出“务恳继总理之遗志，竣革命之功，立即命驾来鄂主持中枢，以慰全国人民之热望”。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汪精卫也很欣赏。1926年12月，中共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由于帝国主义的分离纠集、国民党的右倾、资产阶级的恐惧和共产党的左派幼稚病，造成了统一战线有可能被分裂的危险。因此，他主张“迎汪回国”，“拥汪反蒋”，以遏止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右倾。

汪精卫（1883-1944），是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的第一批会员和章程起草人之一，孙中山十分信任的得力助手。其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名兆铭，字季新。汪精卫自幼聪明好学，19岁县试考取榜首，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为家庭老师。1904年（21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胡汉民、朱执信等为同窗好友。1905年孙中山赴日筹建同盟会，经宋教仁推荐，汪成了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议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任该刊主笔。汪的文才、诗才、口才过人，深得孙中山的器重，成了孙中山代拟文件，包括《就职宣言》、《政治遗嘱》等的撰稿人，捞得不少政治资本。1907年汪随孙中山赴东南亚各地发展组织，募捐经费。在新加坡与巨商陈耕荃的女儿陈璧君一见钟情，成了终身伴侣和同志。孙中山在粤桂滇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汪精卫则试图采用冒险手段，秘密赴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入狱。后被肃亲王赏识，欲感化其为朝廷服用，免去极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清朝下野，汪精卫恢复了自由，此时，袁世凯正大造君主立宪美梦，乘机收买汪为其所用。汪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结拜为异姓兄弟，在革命阵营内部玩弄起两面手法。一方面，他继续施展才华取得孙中山和党人的信任，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另一方面则左右逢迎，在夹缝中伺机干起卖国求荣勾当。此时，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位蒋介石，当孙中山危难时，他登上永丰舰侍卫孙中山，瞬刻间成了国民党的大红人，“既生蒋，何生汪！”蒋、汪之间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他们既互相利用又互相交肱。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汪引咎辞职请假赴法治病。当他在法国接到国民党中央作出《请汪兆铭销假案》的决议后，于1927年3月经法国、波兰、苏联莫斯科，然后从海参崴乘船，4月1日抵达上海。武汉代表、财政部长宋子文专程到上海迎接。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决没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革命群众“不要听信谣言”。宣言是由陈独秀起草的，麻痹了群众，为蒋介石反革命行径粉饰，使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4月6日夜，宋子文悄悄把汪精卫送上轮船，不辞而别，直奔武汉。临行前汪分别致蒋介石、张静江各一函，建议4月16日左右召开中央全会。4月10日，汪抵达汉口，立即应邀为《中央副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这是多么诱人而又容易令人受骗的口号啊！11日，汪精卫在汉口市各界民众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高喊孙中山三大政策是“三条革命的路”，把自己打扮成响当当的革命派。(www.guayunfan.com)

汪精卫的回国，直接威胁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利益，加上上海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势不可挡，把蒋介石发迹的地盘也快占领了。于是，蒋介石抢在国民党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先下手为强，于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他首先在上海收缴工人武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派武装封闭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捕杀工作人员。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诬蔑总政治部在邓演达主持下，破坏了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了国民革命之力量，宣布予以封闭。在残酷镇压下，长江下游顿时变成了新军阀蒋介石血腥统治的世界。接着，4月15日起，在革命大后方的广东也进行了清党大屠杀。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中国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成立了。

邓演达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血腥屠杀是最严重的反革命政变。他认为蒋介石平生梦寐不忘占据沪、宁地区，除寻觅洋奴、买办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外，更重要的是便利于投靠和勾结帝国主义。邓演达指出：太平天国时期，满清的洋奴代表李鸿章也是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者来扼杀太平天国的。现在蒋介石又走李鸿章的老路，勾结上帝国主义来扑灭革命。尽管李鸿章是平“发逆”，蒋介石是“讨赤”，但都是替帝国主义效劳，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29]邓演达是意识到蒋介石必有此反革命的一举的，所以在上海工人武装和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初，即提出“占领上海是增加反帝国主义的一座炮台”，特别提出“反帝国主义”这一政治任务，敲响警钟。

由于蒋介石施行反革命大屠杀政策，因而在黑暗势力刀锋下的政治工作人员、民众运动人员、党务工作人员以及军事工作人员，凡被蒋介石一伙认为“赤化”的，都要格杀勿论。一大批虎口余生者从各地回到武汉，其中有郭沫若、叶剑英、季方、蒋先云等。而在武汉的亲蒋分子，如周佛海，则纷纷投奔南京。当时郭沫若写了一篇题为《请看今日的蒋介石》的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在武汉各报登载，影响颇广。而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在上海反动报上发表《脱离了赤都武汉》的文章，极尽诬蔑武汉革命之能事。周佛海当时是武昌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投蒋后任职南京，抗日战争期间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一起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伏诛。邓演达对于从蒋区回来的革命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一次欢迎黄埔军官学校同学的会上，邓演达演讲说，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时，已经开始背叛革命，今天血腥镇压革命，是“中山舰事件”的继续，那时的姑息纵容，埋下了今天的祸根。蒋介石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反革命势力，勾结了帝国主义，暴露出狰狞面目。蒋介石口头上说服膺三民主义，半民主主义都谈不上，是反革命的头目，帝国主义的走卒。邓演达指出，蒋介石最崇拜的是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是蒋介石日夕所捧读的“圣经”。而曾国藩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叫做“曾剃头”，蒋介石代表封建势力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也应该叫做“蒋剃头”。邓演达愤慨地说，我们为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只有奋勇前进，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的南京伪政府，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30]

武汉革命政府和南京反动政权的对立，被称为“宁汉分裂”。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在江、浙、皖方面继续屠杀革命人民，扫除异己。4月23日蒋介石明令免除程潜的第六军军长职务，解除第六军的武装，程潜只身逃回武汉，痛骂蒋介石狼子野心。第三军朱培德在江西态度暧昧，声言中立，“欢送”军中的共产党员离队。第二军鲁涤平部在谭延闿指示下态度模棱两可，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蒋介石方面则极力扩充军队，收买了第七军，让其驻安庆至鄂东，扬言进攻武汉。派贺耀祖部（编成一个军）卫戍南京，保护巢穴。收编的杂牌军队充实何应钦部扩编为三个军，分驻沪、宁线上。又编一个军由白崇禧统率，驻沪、杭间。同时在江、浙、皖地区分别成立地方政权，镇压民众。又串通青红帮流氓组织，封锁各交通口岸，清查共产党。以吴稚晖为总政治部主任，大力宣传反共；以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声言维护各国友谊，绝口不提打倒帝国主义和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并派戴季陶赴日本求援。

武汉政府方面，召开中央执委会议，于4月17日议决撤销蒋介石一切职务。4月22日由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联名通电讨蒋。在这联名讨蒋通电上签名的有：汪精卫、孙科、徐谦、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唐生智、邓演达、宋子文、宋庆龄、张发奎、何香凝、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夏曦、高语罕、陈其瑗等。4月23日，武汉举行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

当时两湖民众已经发动起来，各种群众组织非常活跃。军事方面有唐生智部三个军（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张发奎部两个军（第四军、第十一军），还有贺龙部第二十师（后扩编为第二十军），以及地方武装等，军力充足，足以同蒋介石抗衡。总的从政治形势和军事力量上来衡量，当时武汉方面仍优于蒋介石，事尚大有可为。但当时河南方面奉系军阀荣臻和张学良率领奉军八九万人在河南虎视，吴佩孚残部又从郑州沿京汉线向南窥探，意图响应蒋介石进犯武汉。武汉中央会议再三比较北向和东向的利弊和缓急，决定继续北伐，驱逐奉军出河南，迎接西北方面冯玉祥军队出潼关，取得联合行动，然后再移师东向讨蒋。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赞成这一决策，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成立总司令部，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邓演达仍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全面工作。

1927年4月19日，在武昌东湖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邓演达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阐述第二次北伐的意义。宋庆龄以及武汉政府主要人员和唐生智以下北伐军各将领均参加了大会。发言者激昂慷慨，义愤填膺，誓以全力争取革命胜利。4月28日，武汉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欢送北伐军出师大会，到会各界代表千余人，唐生智等出席，邓演达主持大会并致词。邓演达再次强调指出，第二次北伐是继续第一次北伐未完成的任务，即彻底肃清封建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在北洋军阀尚待肃清之时，又产生新的军阀——蒋介石之流。我们的任务既艰巨而又重要，是中国革命行程最紧急最严重的关键时刻。邓演达号召全体革命群众，要坚决一致地负起这个艰巨任务，以革命奋斗精神，坚忍不拔志向，冲破一切障碍，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有正确的三民主义的指导，团结起全国的农工大众，全心全意，万众一心，相信是可以完成任务，取得最终胜利的。[31]唐生智的致词和群众代表的演说，均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北伐，争取胜利。四月底，北伐大军陆续进军河南，计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八军和第二十师等不下八万人，沿京汉铁路线两侧直抵河南确山、驻马店一带。

其时，奉系军阀荣臻、张学良率约八万军队入侵河南，以京汉、陇海铁路交叉点郑州为中心，东至开封，西及洛阳，南向信阳，北通京津，部署重兵，全面控制河南省区，并联络原在河南的吴佩孚残部田维勤、于学忠、勒云鹗各部三四万人，分驻在陇海线以南和京汉线东西两侧，互作声援掎角之势。其企图是西截潼关，阻止西北军冯玉祥东出之路；南下信阳，在武胜关扼北伐军北上要津，压迫武汉，并遥作蒋介石进攻武汉的声援。武汉北伐军方面的决策是：驱逐盘踞河南的奉系军阀，与西北军冯玉祥部（已由武汉中央发表冯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番号）会师郑州。为实现这一决策，在军力部署上，以第八军为主力，沿铁路线北上，以郑州为攻占目标；以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师为主力，沿铁路线东北进军，经上蔡、临颍、鄢陵、尉氏、朱仙镇，以开封为攻占目标。1927年5月初旬，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由武汉乘京汉铁路火车进发河南，进驻信阳。他于出发前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指出这次第二次北伐为中国革命关键所在，政治工作人员一方面要以身作则，奋勇向前，勇于杀敌，激励士气；另一方面要唤起民众，与革命军一致行动。为着要在农民群众中取得信任和拥护，除宣传、组织农民协会之外，还要注意生活小节，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与农民打成一片。邓演达还指出，在封建习气深重的中州平原，除水旱、疾病、贫穷、迷信的折磨外，还有封建上层的劣绅、土豪的统治，军阀、贪官的压榨。因而群众对革命的要求是迫切的。在军事急激的进展中，先求配合战争需要，以军民合作为前提，暂缓提出农村改革的要求，这是策略上的必要。而对于农村调查，访问疾苦，收集资料，仍有必要进行，目的在融洽农民的关系。[32]邓演达为着战争的需要，将总政治部分为前后方两部分，后方留在武汉，由郭沫若副主任主持，前方部分由自己亲自率领，随军前进。邓演达又因为要经常在火线上参与指挥战斗，所以指定季方为总政治部的行军指挥，主持工作。

在北伐军进入河南期间，信阳附近的红枪会（一种农民武装，类似南方民团，以封建迷信为纽带，多受土豪、劣绅操纵），曾受敌方的挑拨，袭击总政治部在河南的宣传列车。邓演达对此极为注意，深感农民在土豪、劣绅势力笼罩下，易受蒙蔽、欺骗。因此及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宣传联络，避免发生误会冲突。经做工作后，农村情况好转，军事进展也得到农民不少的援助。

河南吴佩孚残部田维勤、于学忠部在豫南阻击北伐军，双方发生冲突。邓演达分析奉、直两系军阀历来深有矛盾；如今北伐军进军河南，奉直两系因一时利害而结合，实则同床异梦。邓充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拆散其伙合，为军事进攻减少阻力。于是邓演达派人与驻守在河南驻马店的吴佩孚残部靳云鹗联系，陈剖利害，说明北伐军目标是北上，劝其不要做奉军的挡箭牌，自取其害，并亲自拜会靳云鹗，面析一切。靳云鹗染鸦片烟癖，邓演达平生对吸鸦片烟深恶痛绝，此时为着分化北洋军阀，以利北伐革命，不计生平所恶，竟身穿军服躺在靳的烟榻上对谈至深夜。其后靳果为邓演达之言所动，乃移师避免与北伐军接触。

1927年5月初，总政治部由信阳进驻京汉铁路线上的驻马店。唐生智往晤邓演达，共商战役总攻计划。当时，奉军主力在临颍，前锋分驻上蔡、郾城。北伐军决定歼奉军主力于临颍，夺取郑州、开封，兵力部署为：第八军沿铁道线进攻郾城、漯河；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部第二十师由驻马店进攻上蔡，直指临颍。议定作战方案后，邓演达率苏联顾问及随从人员由驻马店驰赴上蔡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5月21日与奉军于上蔡城郊接火，一战而击败奉军富双英师，奉军溃入上蔡城，困守待援。北伐军留下少数部队监视守城敌军，主力直趋临颍。沿铁路线进攻的第八军亦进占郾城、漯河，候命前进。临颍为奉军主力驻地，号称奉军精锐的荣臻部三万余人，严阵以待。临颍战地敌军主防在东西洪桥，城寨为河水环绕，仅东西两桥可通，奉军已满设障碍并组织了严密的火力封锁，颇有飞鸟难越之势。北伐军以无比英勇的革命精神，猛力进攻，5月28日自晨及午，伤亡极大，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中共党员）即于是役牺牲。在这次严酷艰苦的战役中，邓演达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坚定勇敢地与全军将士共战斗，上下为之感动，最后终于击败奉军，攻占东西洪桥。奉军向郑州败退。

临颍决战之后，北伐军分两路追击，一路经朱仙镇占领开封，一路经许昌进占郑州，入豫奉军沿京汉线逃窜，退至黄河以北，至此河南省境全无敌踪。

北伐军在河南进击奉军时，奉军全部力量都集结在京汉线一带。被困处陕西的冯玉祥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乘机冲出潼关，沿陇海路出击。当北伐军击败奉军，逐出郑州之后，冯玉祥部进入郑州与北伐军会师。冯玉祥同时抵达洛阳。邓演达立即由郑州急赴洛阳。由于奉军撤退时，将在郑州的所有铁路机车全部劫持北上，邓演达只得乘手摇铁路小车，赶赴洛阳会见冯玉祥。冯、邓会见时，冯玉祥态度冷淡，既不谈军事上的意见，亦不表示政治态度，只是说自己部下孙良诚军已开进郑州。邓演达深觉诧异，只好再约冯到郑州开会，请武汉负责同志均到郑州参加。冯玉祥同意到郑州参加会议。

邓演达赶回郑州后，即电请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刘骥、董用威等来郑州开会，连同已在郑州的唐生智、张发奎共同参加，商谈大计。会议在6月10日举行，并备有茶点。冯玉祥首先发言说：兄弟治军数十年，爱护部队，不作无谓牺牲，力求避免增加伤亡。冯这一说，使在座各人骇然，冯玉祥之意是指临颍之战，北伐军伤亡惨重，如以如此高代价来迎接冯玉祥部出潼关，实属不必。这明显地表露出冯玉祥并不感激武汉方面之援助。继而冯玉祥又暗示指责武汉民众运动过火，造成分裂，把宁汉分裂的责任全部卸给武汉。他甚至批评会议席上茶点，杯盘狼藉，殊非革命要求。[33]冯玉祥这样旁敲侧击地谈了一大通之后，才谈到今后工作的意见。冯以强兵在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出弥合宁汉分裂，继续北伐的主张。武汉方面原来打算与冯玉祥合作，共同声讨蒋介石，今见冯玉祥之状，不宜提出讨论，最后声明北伐军退回武汉休整，将河南地盘交冯接管。会议草草结束。

汪精卫在郑州会谈中，听了冯玉祥的一席话，加上他回武汉所看到的一切，认为邓演达和共产党等人在武汉搞得过火了，使他突然感到惶惑不安，武汉也靠不住了。他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欧洲私人大资本发达而压迫无产阶级的结果……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尚未成熟，故而是用不上阶级斗争的。”[34]他著文说：“当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见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35]在这关键时刻，汪精卫又参加到反共大合唱的反革命阵营中去了。6月20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与会的有胡汉民、李石曾、李烈钧、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黄郛等。会后蒋介石称这是“中国危而复安之大转机”。[36]同时冯玉祥致电汪精卫，望早日实现宁汉合作，7月14日，汪精卫召开了秘密的“分共会议”，“跨党分子”不得参加。7月15日，汪精卫丢开了他借以发家的三大政策，开始实行分共反共，到处搜查共产党人，使武汉全城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北伐战争便在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之后宣告结束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面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