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司令”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攻城“司令”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四、攻城“司令”

吴佩孚自贺胜桥战败之后，狼狈逃回汉口查家墩司令部，收拾残兵败将，重新部署兵力，妄图固守武汉战略要地。他委任靳云鹗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刘玉春兼武昌防守司令，刘佐龙为湖北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陈嘉谟专任湖北督理，会同刘玉春守武昌。陈嘉谟、刘玉春率残部1.6万余人，利用武昌的坚固城墙，固守武昌城。

北伐军将领在余家湾车站召开会议，商讨攻城事宜，决定第四军第十、十二师，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师分段攻城，定于1926年9月3日上午三时开始发起攻击。

邓演达到达武汉后，住在第四军军部，参与指挥各军奋战。由于邓演达在攻打武昌城时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人们称他为“攻城司令”。[13]

9月3日凌晨一至六时，第四、七、一军各部发起第一次攻城战斗。通湘门、小东门、大东门、平湖门、草湖门、保安门等城外都有激烈战斗。邓演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部队将敌军引出城外歼敌。但敌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架起重炮、机枪射击，停泊在江面的军舰亦发炮助威，致使北伐军未能奏效，只得徘徊在原阵地。(www.guayunfan.com)

5日，北伐军江右先遣队向汉阳发起攻击，汉口守军纷纷渡汉水增援，激战至下午四时，二十七团占领汉阳城脚，二十六团占领扁担山，倒戈的鄂军第二师炮兵及步兵第八团向龟山进攻，与高汝桐部展开争夺战，激战终夜，至6日拂晓得援，击退守兵，占领龟山。6日下午三时，第八军第二师占领汉阳兵工厂，第四师得刘佐龙部内应，克复汉阳城。7日，第八军第二师渡汉水，在鄂军第二独立师刘佐龙部的配合下攻占汉口。在北伐军未攻克汉口之前，即发动汉口电力工人，于6日晚安排汉口全市熄灯45分钟，配合总政治部全体人员乘机轻装渡河，携带大批“打倒吴佩孚”等各种标语在全市张贴，等到电灯再亮时，敌军见大街小巷满贴标语，军心大乱，惊呼“革命军至矣！”一时间刘家庙水塔一带，跑出两个师的狼狈逃兵，北伐军立即乘机攻进汉口，迫使敌军向黄陂、孝感退却。这时，全市商店鞭炮齐鸣，高挂青天白日旗，北伐军士兵四处演讲，散发传单。刘佐龙则以蒋介石所委任的武阳夏警备总司令名义出示安民。

6日凌晨，北伐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武昌城的战斗。武昌的九道门有六道门受到攻击。邓演达再次亲临前线督战，他的战马被打死，他自己差一点受伤。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的翻译、共产党员纪德甫在大东门外长春观内不幸中弹牺牲。邓演达对战友的光荣牺牲深为悲痛，他从前沿阵地给总政治部秘书长郭沫若写信说：“德甫同志于今晨正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在纪德甫的追悼会上，邓演达代表总政治部全体人员致悼词，沉痛地报告了纪阵亡时的情况。在这次攻城战斗中，北伐军敢死队从三面攀登城墙，但因敌军火力猛烈，登城未能成功。在两次攻城战斗中，北伐军伤亡达两千多人。

攻城失败后，前线指挥部决定改用围城战术。14日，北伐军总司令部颁发封锁武昌城计划，陆路由攻城部队担任，对武胜门、忠孝门、贵阳门、通湘门、起义门、保安门、望山门、通城外之路及其他要道都备置障碍物，防敌冲出扰乱；水路由第八军、第十五军驻防武阳夏部队及攻城部队协同担任；通讯封锁由飞机及第八军第二师驻武阳夏部队及前敌总指挥部担任。15日，北伐军通告驻汉领事馆，即日起封锁武汉江面，上下游往来商船须在各指定地点检查，并禁止驶进武昌，否则即开炮射击。17日，北伐军用飞机在武昌城上空散发传单，劝告武昌军民迅速自决。18日，又令守城敌军24小时内投降，否则将用大炮攻城。

孙传芳为了支援被围困于武昌城的敌人，曾派兵溯江而上。邓演达当即采取有力措施，阻止孙的援军。9月26日，他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报告说：“昨夜接探报及第七军鄂城留守处电话，敌约三千人，由大冶之石灰窑登岸。黄石港亦发现敌踪。同时蕲州之敌增两团，当与孟潇会合，已由其决定处置如下：A.南岸李军长，速由阳新派两团防堵，大冶叶师长琪，星夜率三团，由岳州来南湖，即进至鄂城，并由行营发令贺耀祖前来南湖待命。B.北岸令第十五军程旅汝怀，由黄州推进至蕲水、金家滩之线，抽李品仙师由武胜关回黄陂，以策应北岸。”[14]

这时，总政治部人员全部迁移到汉口，邓演达仍留在武昌城下指挥战斗。陈嘉谟、刘玉春等敌军疲困武昌城，军心动摇，民怨沸腾。9月29日，武昌城难民请愿团数百人在汉口普海春茶馆门前，要求北伐军速攻武昌城。邓演达亲自出来安慰，说：“照目前形势观察，大概至迟不出一星期，定可使武昌解围。”代表们听后表示满意，“大呼万岁而散”。敌军司令宋大霈主张开城受编，派其副官、团长、营长等人秘密到汉口，经梁瑞堂介绍，与邓演达接洽。邓演达任梁瑞堂为攻城别动队总指挥，率领宋部至文昌门内准备内应。10月8日，困守武昌的敌军第三师吴俊卿部与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攻城军司令部商议开城事宜。9日，敌团长贺兑庭也到南湖攻城军司令部洽谈投诚事宜。于是北伐军立即下达第六次攻城令。至10日凌晨2时，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和独立团，第八军第五、九旅和第一军第一师终于相继攻占了武昌城，俘虏陈嘉谟、刘玉春等官兵1.1万余人。当天，邓演达、唐生智和陈可钰联名通电全国，报告了攻占武昌城的胜利喜讯。总政治部在汉口的工作人员，立即分乘汽车到汉口各地散发传单。

在攻城战役中，邓演达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北伐军士气。正如他的战友所说：“先生亲临城下指挥，与士卒同生死，枪弹如雨，屹不为动……城下之后，先生始有余暇入浴，发觉胁肉腐烂，其任事之艰苦卓绝，盖可想见。”[15]

邓演达高度评价武昌战役胜利的意义，他说：“武昌下后，政治经济大得好影响，人民始信革命军必能打败北军，其倾向于革命之心益强固。”[16]武昌战役在北伐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北伐军决定移主力于东南战场，集中力量消灭军阀孙传芳。武汉三镇逐渐成了革命的中心。

武昌城被攻克之后，10月18日，邓演达在武昌召开武昌善后会议，决定“先由总部支出5万元救济难民，其他各事，则俟财政机关移来武昌，接收完竣后方可举办”。19日，总政治部又召集各军政治部股长以上政治工作会议，讨论武昌城攻克后的政治工作，通过下列决议：10月25日，由总政治部召集举行一次武昌军民联欢大会；11月1日，由总政治部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共同召集一次党员大会；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日，由总政治部与党部共同召集武汉三镇庆祝大会。

攻克武昌城后，北伐军立即大力支援江西战场。邓演达赞成抽调第四军第十二师和第七军入赣作战。10月17日，他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报告说：“已决定四军第十二师，除留独立团、第十师补充团，及新兵一营留守武昌外，其余悉数由张师长及十师蒋副师长光鼐率来江西武宁候命。”[17]18日，他又去电报告说：“张师长率该师两团，蒋副师长率十师两团及两营，决于21日出发，照令经大冶、阳新，29日以前定可到达武宁候令。七军由箬溪来电，现已与贺师会合。”[18]此外，邓演达还给入赣的贺耀祖部输送“七九”子弹10万发；给入赣的北伐军筹集现银20万元；派飞机至江西新喻参战；给准备入赣的第四军第五补充团送去步枪；接济第七军“七九”子弹50万发；派第四军工兵营和第八军山炮营至江西高安；将第四军在武汉所缴获的旧枪送往江西；等等。

对于肃清鄂东的残敌一事，10月29日，邓演达向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报告说：“（1）检阅第一混成旅，情形尚佳，已决定明日开赴黄州，增援鄂东。（2）孟潇决明日午前亲赴黄州督师；东日以前，可向敌攻击前进。”[19]

对于鄂北的敌情，10月31日，邓演达向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报告说：“鄂北敌情无变化，吴逆必无力反攻，各逆部急图就食，无大问题。”[20]

当时，东方社传蒋介石将向福建发展，而攻占江西一事委托给李烈钧。10月30日，中共中央向张国焘及鄂区发出指示信，指出：“如果有此事，望即告加（仑）、邓（演达），切（努）力阻止之。因李比唐生智更右得多，且决不能指挥一、二、三、四军也。”[21]这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在江西战场上的地位以及邓演达在总司令部的地位的看法。

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9日，邓演达由武昌经九江抵达南昌，晋谒蒋介石。当日，邓演达和郭沫若给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代杰发电说：“江西胜利，应扩大宣传。文（12）日大会，应努力筹备。总座或将来鄂。多制赣民众之宣传品。”[22]相传蒋介石原准备来武汉参加12日召开的庆祝孙中山诞辰暨克复武昌江西大会，后郭沫若来电说：“嗣闻总司令到九江后，尚有种种要务，并且须赴九江市民之欢迎大会，恐难赶到。”结果蒋介石没有参加武汉三镇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庆祝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