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北伐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筹备北伐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三、筹备北伐

1926年初的全国军事形势颇为复杂。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及河南沿京汉地带，拥有军队约20万人。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各省及津浦铁路北端广大地区，拥有军队约30万人。孙传芳控制着江、皖、闽、浙、赣五省，拥有军队20万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吴佩孚与张作霖勾结，联合向冯玉祥国民军夹击；吴佩孚又与孙传芳勾结，联合向滇、黔、川等地扩展，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南北两支国民革命队伍有被蚕吃掉的危险。

在此紧迫形势下，北方国民革命军西北陆军司令冯玉祥突然宣告下野，把权力交给张之江统领，离张家口赴集宁，经乌兰巴托到苏、德考察。冯玉祥于1926年1月1日在下野电文中说：“值兹千钧一发之际，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俾人民得资休息。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他企图通过本人下野，减少与吴佩孚的矛盾，使部下与吴佩孚和解，以使联合抗击张作霖入关。冯玉祥访苏期间，中共旅欧支部一直派人帮助他熟悉苏欧情况，并同意派共产党员帮他改造军队，提高战斗力，以完成反帝反军阀的重任。邓小平（当年22岁）是第一批从法国回国派到冯玉祥部队的共产党员之一。[25]

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五军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元旦，并表示反帝反军阀、统一中国的决心。阅兵式由朱培德任总指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各军军长蒋介石、谭延闿、李福林，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港侨恳亲团以及各界人士、人民群众等共30多万人参加。会议结束，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沿途高呼：“拥护总理农工政策”、“拥护总理联俄政策”、“拥护总理与共产党合作政策”、“国民革命万岁”、“工农商学兵大联合万岁”等口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坚决贯彻执行孙中山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并作了“准备北伐”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发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希望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26]

1926年1月27日，广州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湖南叶琪，贵州安健，云南范石生等在广西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议：（一）到会各省服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二）实行党治方针；（三）预备北伐；（四）与冯玉祥、岳维峻、孙岳等国民军合作。是日，梧州各界6万多人在东学寺召开欢迎会，欢迎各省大联合，李宗仁、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黄绍竑等先后讲话，表明各方态度，为准备北伐作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27](www.guayunfan.com)

192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为了促成北伐的革命形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声势浩大的工农群众运动，掀起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高潮，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北伐的决心。[28]

随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紧密勾结，向国民革命势力紧迫推进的形势，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26年6月4日召开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大纲》，规定“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指总司令）统辖”，“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处、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甚至“凡国民政府所属民政、财政各部机关均需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7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同时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在其出征期间由张静江代理）。就这样，蒋介石终于实现了他的篡夺国民政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大计。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7日，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政治部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监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意旨，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及宣传部之指导，以党的主义，政府的策略，世界的文化教育，社会潮流灌输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属各将士，纠正其思想，提高其地位，改良其生活为职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督率各军、各独立师及各种军事机关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处理一切政治工作事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另设编审委员会”。上述规定既明确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也打上了蒋介石军事独裁的烙印。总政治部的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其主任为陈公博。为了适应北伐战争需要，6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定改组政治训练部，在国民党党部内设立军人部，接管政治训练部工作，在军人部内设政治训练委员会，制定军队的政治训练计划，然后交总司令政治部执行。军人部部长为蒋介石，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29]

邓演达接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后，即着手选拔人才，建立机构。孙炳文任秘书长，廖尚果任秘书，郭沫若任宣传科科长，朱代杰任宣传科副科长，郭冠杰任总务科科长，章伯钧任组织科科长，季方任党务科科长，杨伯恺（杨逸棠）任编纂股股长，纪德甫任俄文翻译，胡公冕、周恩寿任宣传队长等。这些得力人才，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不少都是很有学识的专家教授，充分体现了邓演达尊重人才，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例如：孙炳文是朱德的留德同学，邓演达的留德挚友，共产党员，1925年9月回国到北京不久，即被邓演达、熊雄、高语罕等联名邀请他到广东大学任教授。在他的推荐下，广东大学文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前来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郭沫若后来回忆说：“他（指邓演达）高兴得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下属，但他仍然要把我当成‘军师’一样敬重。”“他也问到我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他那时已经有一个雄心，想在革命的进行中，寻找些可以结合在一道的同志，大约他是准备着把我算成这样人物的一位候补者的吧。”“为了怕我嫌官职卑小，在宣传科长之外还给了我一个行营秘书长的头衔。为了怕我的经验不够，特别破格设了一位副科长来辅助我。在这些地方正可以看出择生对事的慎重与对人的恳切。”[30]郭冠杰是邓演达的陆军小学同学，在国民革命中曾共同征战，结下深厚情谊，因反袁战斗表现卓著，被公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就读，后又考入法国里昂大学经济系研究院进修，回国后任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季方，陆军小学、中学、保定军校就读，被邓演达从上海邀请任黄埔军校教官。杨伯恺，北京国立政法专科学校就读，曾参加“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加入共产党，被分配到中华总工会助编《工人之路》。章伯钧，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安徽宣城师范学校任校长，后公费赴德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哲学，在柏林与邓演达深交，回国后任广东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们都是思想进步，很有学识和工作能力的精英人才。所以李宗仁回忆说：“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分子。”[31]国民党右派梁绍文攻击说：“这个总政治部是四川会馆呢，抑或是共产党的收容所？”[32]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邓演达重视选拔精英人才组建总政治部工作班子的良苦用心。邓演达还通过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推荐吸收几十名青年工人参加总政治部工作，准备为国民革命干一番事业。

总政治部组建后，邓演达立即在6月23日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各军、师及各军事机关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会议。其中第二军副党代表兼第四师党代表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林祖涵、第六师党代表萧劲光以及俄国顾问铁罗尼出席了会议。会议明确了政治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针，使政治部真正成为国民革命的导向和先锋。[33]据郭沫若回忆说，会议“有好些计划，大抵是出于恩来之手。因为他是中国政治部工作的开山。他的经验丰富而且头脑致密而迅速。在那时我实在接触着一个奇迹。择生也极端佩服恩来。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其实择生的计划性和组织力也是相当优越的，只是精力分散，不大细密而已”。[34]会议上，邓演达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当筹备北伐时期，关于政治工作方面，非常重要。此时召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之要点，在决定战时工作之方针及准备北伐应做之一切事项”，“政治部的组织，是根据总司令部之系统表及组织大纲草案，除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外，尚有种种独立之委员会……在组织上与原政治训练部稍有不同，其管辖范围，全依总司令部所辖为准”。[35]会议上，第二军李富春、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罗扬清、第五军李朗如、第六军林祖涵、兵工厂朱和中、黄埔军校熊雄、海军局余程万等都作了重要发言，报告各部队和单位的政治工作经验。会议制定了《政治工作人员特别惩戒条例》，强调政治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纪律，“养成模范党员，为军队长官之表率”。会议确定以师为单位，组织北伐军宣传队，宣传队员在黄埔军校政治科、中央党校训练班、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处挑选。第一批宣传队暂定600-800人，推举李富春、恽代英、林祖涵制定《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例》。会议要求迅速向北伐军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北伐的目的意义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政策，把宣传品发给每个战士。6月25日，邓演达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36]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后，邓演达进一步在广东大学开办了宣传队训练班，邓演达亲自讲授《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重要报告。他说：“现在，全世界二万万五千万压迫者，压迫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二万万五千万压迫者，是站在帝国主义资本家一边，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是站在全世界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压迫的人民一边。你们必须认识这一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反转来说，也就是英雄造时势的时代。我所说的英雄，是指的反帝反封建的一切革命工作者，也包括你们诸位在内。英雄要经得住革命风暴的考验，只有不惜牺牲奋斗到底的，才是革命的真英雄。我说英雄是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出来的。反转来说，凡属是革命的英雄，一定能随革命的时代前进，并推动着大好时势的到来，这是英雄造时势的道理。像孙总理和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导师，永远都是站在时代的前面。他们的身上也就统一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辩证道理之中。”[37]邓演达的报告，充满着他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辩证思维，也是他毕生履行的宗旨——做时势的英雄，始终站在时势的最前列，为被压迫人民的翻身鞠躬尽瘁。在训练班授课的，还有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资深的政治工作者。周恩来的授课题目是《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他在课中明确指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有革命观念”，“要使军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一定要遵照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38]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总政治部制定了《北伐军最近宣传大纲》，对政治工作的目的、方法作了更具体的规定。

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短期训练之后，被派到唐生智、程潜、谭延闿、贺耀祖、杨森等部队做政治工作。据苏联顾问伊·切列潘诺夫回忆：“由广东大学的国民党员学生和黄埔军校政治科学员组成的宣传鼓动小组被分派到各个团去。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兼任这些宣传小组的中央组织工作，他的顾问是塔伊罗夫。”[39]

为了赶印北伐宣传品，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向东雅印务公司董事长雷子昌发出第808号命令，要求该公司“于文到三日后复工印刷本部宣传品”。雷子昌接到命令后向邓演达详细报告该公司停工和无法复工的原因。为此，邓演达亲自向广州国民政府报告要求“迅予处理”。

在这期间，郭沫若在《鹃血》杂志发表文章《革命势力之普及与集中》，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全体民众必须随时注意“革命势力的团结”，使思想和行动“归纳于共同的规范，以便打倒共同的敌人”。[40]并多次与邓演达谈及，国民党假如不能“随着时代改进”，也“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41]与广东大学法科院的师生也提及：“我们要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中夺回政权来！惟其危险，惟其困难，所以我们更要特别努力！”[42]

注释：

[1][29][32][36][37][39]张光宇：《邓演达传》第39页、第47页、第50页、第51页、第5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4][5][6][7][11][13]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112-115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18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19页、第14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8]谭元亨、李景秋：《邓演达——民主革命的彗星》第1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向导》周报第148期。

[10]（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14][21][24][25][26][27][28][3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十二辑第57页、第58页、第83页、第49页、第1页、第1页、第22页、第33页、第10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5]柳亚子至柳无忌的信（1926年4月），载《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6]毛思诚：《民国十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17][38]《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96页、第97页、第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8][19][20][22]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9页、第14页、第514页、第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0][34]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第11页。

[31]《李宗仁回忆录》第33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5]《湖南大公报》。

[40][41][42]《郭沫若年谱》第160页、1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