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邓演达年谱新编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附：邓演达年谱新编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附：邓演达年谱新编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诞生

3月1日（农历二月初五），邓演达诞生在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现属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的一户秀才家庭。排行第四，是邓郁赞（字镜仁）第二个儿子。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10岁

邓演达跟随父亲到淡水上学。在此之前，在村鹿岗学校读书。(www.guayunfan.com)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12岁

6月2日　孙中山、邓子瑜等发动惠州七女湖起义，对邓演达影响很大，点燃起他的爱国热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14岁

秋　邓演达考入设在广州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第四期学习，在班里年纪最小，勤奋读书，考试名列前茅；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同期加入的有郭冠杰、肖冠英、陈济棠、廖尚果等人。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16岁

4月27日　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陆军小学同盟会员受命于农历四月初一参加起义，后因起义提前并失败，未及执行命令。

秋　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

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广东陆军小学成立陆小革命军，参加革命起义行列。邓演达被派往汕头，参加姚雨平领导的武装起义。

11月17日　成立广东军政府，邓铿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

12月29日　在全国17个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17岁

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职。1月28日组成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月15日　南京国民革命政府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玩弄手法被选为大总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广东北伐军被迫就地解散。

3月　邓演达对袁世凯夺权感到失望，怀着悲愤心情返回广州，与郭冠杰一起考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当插班生，继续攻读军事。

8月25日　孙中山把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希望重整旗鼓，继续革命。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癸丑）18岁

夏　邓演达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响应江西李烈钧反袁义举，参加由邓铿筹划、林震为总监统辖指挥的广东讨伐军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甲寅）19岁

1月10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颁布新《约法》，废除《临时约法》，为复辟帝制做准备。

7月8日　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会议发表宣言，通告海内外，所有国民党组织未解散者，“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2月　邓演达远离家乡，考入武昌南湖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完成军事学业。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乙卯）20岁

12月12日　袁世凯下令称帝。31日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12月　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的暴政罪行，表示“誓死戳此民贼，以拯吾民”。唐继尧、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邓铿回到澳门，与朱执信成立中华革命军，自任总司令，讨伐袁世凯走卒龙济光，使广州重新独立。

12月　在风云变幻、政局动荡不安的形势下，邓演达感到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存在巨大矛盾，曾想离开军事学校，走实业救国之路，到德国学习科学技术。但当他知道邓铿又回到广东组织讨袁活动后，打消了这一念头，更加努力学习军事。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丙辰）21岁

4月　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举起“护法”旗帜，号召国内各革命势力组织护法政府，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的反动行径。海军总长程璧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率海军第一舰队抵沪，支持孙中山赴粤护法。

6月6日　袁世凯于北京毙命。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6月29日　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段祺瑞任国会总理。

7月6日　孙中山乘程璧光率领的舰队离沪赴粤，召开国民议会非常会议。

8月25日-9月1日　广州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9月10日　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原河南士敏土厂、今海珠区纺织路）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以原省防军20个营的兵力成立援闽粤军，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为总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现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

12月25日　邓演达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丁巳）22岁

春　邓演达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学校工兵科第六期学习。他除刻苦学习军事科学外，还十分重视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并开始学习德语。

7月1日　张勋在北京抬出溥仪复辟帝制，但仅12天即宣告失败。

11月7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戊午）23岁

2月　苏俄政府公告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

5月　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共同反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种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12日，各省留日学生代表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周恩来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并起草了“救国团的组织章程”。

11月　邓演达在家乡与郑立真（三栋镇溪塘村人）结婚。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　己未）24岁

2月　邓演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优秀成绩毕业，被派到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任排长。

3月4日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全国人民奋起斗争，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一切军阀统治。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　庚申）25岁

春　邓演达应粤军参谋长邓铿急召，到福建漳州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

1月2日　全国人民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北京于当日带头实行。

1月29日　孙中山致函海外国民党同志，称赞“五四”运动。

2月　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在寓所会见苏俄远东地区阿穆尔省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代表波波夫上校。会见时，讨论了关于国民党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合作问题。

5月1日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分别庆祝国际劳动节，广州有五万工人参加集会。

7月11日　直皖战争爆发，国内军阀战争不断。

8月12日　邓演达率宪兵连随邓铿指挥的左翼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途中曾任督战队队长，战斗勇敢，足智多谋，受到邓铿的赞赏。

10月29日　粤军克复广州。

11月　邓铿奉孙中山命在广州创建粤军第一师，兼任师长。邓演达任师司令部少校编练参谋兼军官教育班主任和步兵独立营营长。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　辛酉）26岁

6月　孙中山经过重建总统府和整编粤军，建立比较稳固的广东根据地之后，开始进军广西，讨伐桂系残余，扩大北伐根据地。邓演达所率的独立营担任开路先锋，粉碎桂系的进攻，直捣陆荣廷的老窝，使广西重归军政府的统治之下。

7月23日至月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至嘉兴南湖）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0月　孙中山把北伐大本营迁驻广西桂林。粤军新编的大本营警卫团，迁驻桂林保卫大元帅府的安全。邓演达的独立营进驻广东中山县，打击当地土匪的猖獗活动，巩固广东北伐根据地的大后方。

11月　粤军第一师成立工兵营，调邓演达任营长。

12月　邓铿派邓演达陪同徐树铮（段祺瑞的代表）去广西桂林桂王府北伐军大本营，与孙中山磋商合作问题。到桂林后，邓演达向孙中山建议：应乘广西胜利的势头加速培养革命干部，扩大革命军队，为北伐作准备。这是孙中山与邓演达第一次见面，孙对邓十分赏识。

12月23日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谈，张太雷当翻译。会上马林提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并创建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等建议。孙中山对此表示赞许。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壬戌）27岁

1月16日　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把北伐军组成七个军团，共四万余人，待命出发。

2月3日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直攻武汉。

2月12日　北伐军前锋部队分别进入湘境。

3月21日　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铁路东站被陈炯明手下所暗杀，第一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邓演达对此异常忧愤，致函在桂林的叶挺和李振球说：“吾人今后不仅要替仲元先生报仇，更重要的是高举革命旗帜，以保卫革命的前进，请相勉力至盼。”

4月18日　密谋刺杀邓铿的陈炯明，拒往梧州与孙中山商讨北伐问题。

4月21日　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广东省省长、内务部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务。

4月23日　孙中山从桂林回到广州，升原旅长梁鸿楷为粤军第一师师长，并对北伐进行重新部署，改道由江西进军北伐，将大本营移至韶关。

5月初　孙中山令第一师北伐。邓演达和第一师大部分官兵拥护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只有第一团团长谢毅、第三团团长陈修爵，因受陈炯明、叶举指示，按兵不动。邓演达晓以大义，向师长梁鸿楷、参谋长李济深等说：“北伐大业，全军向往，陈等虽怀异志，想亦不敢触犯众怒，可能不致有他。”梁鸿楷遂决心北伐，听命出师。

5月中旬　邓演达营充当第一师参加第一次北伐的右翼，经始兴、南雄向赣南出发，在龙南、信丰间的大塘墟附近，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了一个团长。接着在赣州以南的王坝岭附近激战18天，击败北洋军阀方本仁师，首先攻入赣州。

6月16日　陈炯明公开叛变，炮击广州德宣路的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越秀楼。孙中山脱险经白鹅潭抵黄埔登上永丰号军舰。

6月25日　孙中山离永丰舰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离开广州，经香港抵上海。

6月29日　因炒股投资失败，逃回奉化避债的蒋介石获悉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困永丰舰上。于是立即投机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作孙中山的随从，深得孙中山信任。8月随孙中山回上海，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亲自为此书作序，从此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厚爱下飞黄腾达。

8月23日　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谈话时间长达数小时之久。

8月25日　马林作为苏俄使者越飞的代表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会谈，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他去莫斯科的情况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孙中山告诉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

8月29-30日　根据马林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多数意见接受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10月　经过整编的第一师调驻西江肇庆，邓演达与梁鸿楷、李济深、张发奎等借广州南堤博爱医院廖志人的住房开会，密谋反陈炯明的活动，并推邓演达为代表，秘密经香港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第一师的情况，请示工作，给孙中山留下很好的印象，当即面授任务。按照孙中山指示，邓演达回粤秘密联络在广西的滇军、桂军和部分粤军，组成西路讨贼军。把援闽粤军改编为东路讨陈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

12月19日　东路讨陈军攻克泉州。

12月26日　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的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等，各派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会商讨陈战略和合作条件。

12月28日　滇、桂军收复梧州。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癸亥）28岁

1月1日　陈炯明军右翼指挥官熊略电调邓演达率工兵营由肇庆去封川。

1月2日　下午，邓演达到达都城，去粤军总指挥部见叶举。叶严词质问邓：外传说你第一师参与滇、桂军反对我们，你对得起陈（炯明）总，对得起广东人民吗？邓马上起立对叶说：“我邓某如有做对不起广东人民的事，天诛地灭。”叶听罢消除了嫌疑。邓向叶领军饷和子弹，乘驳轮向蟠龙水进发。

1月3日　邓演达到了豆腐坑，转乘单轮前往封川江口，与西路讨贼联军取得联系，即回到船上召集连排长宣布：现奉孙大元帅之命，协同友军讨伐陈炯明。不久，在勒竹头附近与滇军会合。叶举闻讯，放弃都城，直逃广州，熊略也退到德庆。

1月1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标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式确立。

1月26日　邓演达被推为代师长职权，主持第一师全部指挥工作，击溃陈军熊略部和林虎部，收抚了陆兰清一个团，粉碎了陈军西江防御计划。西路讨贼军于当日占领广州，陈炯明、叶举退守惠州。邓演达率部驻广州越华路广东省长公署。

2月21日　孙中山从上海回粤，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亲自掌握军政大权，领导北伐。

3月1日　孙中山下令整顿粤军，第一师扩充为第四军，工兵营扩充为第一师第三团，邓演达升任团长。

4月16日　驻肇庆、三水、清远一带的原桂军沈鸿英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在花县新街（今新华镇）宣布广东督军通电请孙中山离开广州。孙中山派兵讨伐，命令邓演达团随第一师到清远参加战斗。

5月6日　北江讨沈作战取胜，转攻肇庆沈军，邓演达为攻城指挥官。邓率领李振球地雷队在东门外麒麟里城脚进行坑道作业，炸开城墙，于5月16日攻下肇庆城，全歼沈军，并生擒守敌指挥官黄振邦。

5月19日　滇军杨如轩等率部在广州附近叛乱，孙中山致电魏邦平令邓演达所部即来省保卫大本营。邓奉令调驻广州，保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市。

6月　孙中山授予邓演达少将参谋职务，并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对联一副。联曰：“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孙中山还赞誉说：“干革命，有两达（按指张民达、邓演达），革命有希望。”

7月　战败回桂东整补后的沈鸿英余部又侵扰西江上游，邓演达随粤军第一师到西江讨伐。出发前，邓向师长李济深建议：要彻底整治桂局，应扶助广西新兴的李宗仁、黄绍竑两部，使之团结一致，靠拢革命。李济深采纳了建议，攻下梧州后便执行此计划。

邓演达率第三团进驻梧州城后任梧州军警督察处处长。29日，与黄绍竑共谋，设“鸿门宴”，智擒沈鸿英部旅长冯葆初，将冯部包围缴械；并与李宗仁、黄绍竑合作，进行统一广西的工作。

27日，邓演达受李济深特派，从梧州回广东筹备军款，得悉孙中山曾致电调他率领第三团回东江讨伐陈炯明，即于29日函复孙中山，汇报梧州情况，并告之后日要携款返梧，如有别种任务令达担任，再电李师长办理。

7月31日　孙中山又给邓演达写信，要他“全团来东江，以资随卫”。

8月初　邓演达率部回粤，随孙中山东征，大本营开抵东江前线，进驻博罗。

8月25日　陈炯明叛军叶举部熊略、陈参爵等率5千人袭击博罗，守城部队不足3千人与叛军苦战了10多天，邓演达坚守在战斗激烈的北门一带城垣。

9月3日　致信古湘芹（即古燕芬）：“达部已缺菜4日，惟食盐水，请设法济。并请设法通知达部副官傅齐亮照办……”

9月10日　得友军协助，邓演达部首先冲破北门外的陈炯明叛军，解除了博罗之围。接着向七女湖追击，并渡东江进驻横沥，掩护刘震寰部肃清广九沿线陈炯明军，再次保卫惠州城。

10月12日　围攻惠州期间，孙中山派邓演达为惠城安抚委员，令“克日前往，会同该地方士商妥筹安抚（惠州穷黎）办法，务使城破之日，该民不罹兵灾，不生疾苦”。

10月25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民党改组会议，讨论改组计划。

11月初　陈炯明得到吴佩孚的接济，又卷土重来，兵分两路再次进犯广州。邓率领第三团参与左翼到柏塘一带迎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邓演达身先士卒，突入敌阵，夜间以猛烈火力压倒敌人三次袭击，伤亡较大，二营营长陈式桓牺牲。

不久，陈军又来犯广州，邓演达团奉命到广州北郊六和、人和附近，配合友军将敌击溃。

11月25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改组的用意，强调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11月26日　鲍罗廷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

冬　第一师调往西江肇庆整补。李济深以兼西江善后督办名义，沿用邓演达过去改造第一师的经验，在肇庆设立西江武堂，邓演达担任特约教官，负责政治教育。主讲《三民主义》、《吾人今日谋生之道路及其方针》等课程。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甲子）29岁

1月　孙中山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月24日　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8日委任蒋介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为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委员长。

1月28日　选定黄埔长洲岛原广东陆军小学为校址，定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2月6日　在广州南堤设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部办事，邓演达代李济深任教练部临时主任。

2月21日　蒋介石对孙中山准备任命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职务低于程潜而不满，擅自离职返回上海。孙中山被迫改任廖仲恺为代理筹委会委员长，让筹备工作继续下去。

3月20日　孙中山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委员会，任命谢持、于右任、叶楚伦、邓演达、戴季陶等五人为委员。

3月底　邓演达受孙中山特派，到上海劝蒋介石回粤继续完成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并带口信，只要蒋回校，答应委以校长职务。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借邓演达的规劝，4月21日返回广州。邓演达继续在上海搜揽人才和招收学生，被招收的教官中有季方等人。

5月3日　孙中山亲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秘书聂荣臻；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训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军事教官刘峙、顾祝同、陈诚、钱大钧、季方等；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校部秘书陈立夫。

6月16日　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宋庆龄、鲍罗廷等出席，孙中山发表演说，邓演达担任阅兵指挥官。

6月17日　邓演达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

8月　邓演达正式辞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职务，全力负责办好黄埔军官学校的教育工作。离开第一师时，将士依依不舍。

10月　广州商团叛乱，阴谋颠覆革命政府，孙中山于10月15日命黄埔军校学生军出动，协助平叛。邓演达受命率一部分学生协同粤军包围扫荡西关地区叛乱的商团军，逼迫商团军总领队钟叔率300多众献械投诚。

11月　蒋介石在军校内培植私人势力王柏龄、何应钦等，对邓演达等一些真正进步、威信极高的教官和部门领导，采取污衅诬告的手法，极力加以刁难与排斥。邓演达以革命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决定辞职出国学习考察。他偕同夫人郑立真从广州到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崇一里10号暂住。因办理出国手续需要一些时间，邓演达利用这段审批间隙，专程沿长江北上到长江三峡游览，并考察沿江民情。

12月24日　邓演达给好友张难先的信中说：“前月曾溯江一游三峡之险，虽足以怡心，而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之万困而当知所措手足矣！”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乙丑）30岁

1月　邓演达在上海办妥手续后，即赴香港。

2月5日　由香港乘德国邮轮离开祖国。

2月10日　邓演达在马尼拉船上，给夫人郑立真写信，谈及乘船的感想。

2月16日　邓演达给夫人写信，谈沿途所见所闻。

2月20日　午后4时于荷属沙朋义昌店中，邓演达给郑立真写信，谈及沿途所见华人遭欧洲人奴役而十分义愤。

3月1日　在船上给郑立真写信，描写在船上举办“化装舞会”的欢乐场面。

3月11日　邓演达在船上给夫人写信，因在船上看到月圆而向郑立真祝福。

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3月13日　邓演达乘船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14日上午11时，邓演达从热那亚乘车经瑞士，于15日晨到达德国佛兰克府（即法兰克福），在一位中国留德学生史某的住所佐尔曼街26号暂住。

3月15日　给郑立真写信，安排到柏林后的联系方法。

3月17日　邓演达当天5时30分到达柏林，经高语罕介绍，于19日在柏林夏乐天堡苏亚列此街12号二楼租住。

3月24日　邓演达在夏乐天堡给郑立真写信，谈及到柏林后的观感。

4月初　邓演达到达柏林后，很快与朱德（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联络上，并成了知心挚友；与章伯钧、孙秉文、高语罕等成了学习的好朋友，成立政治讨论会，热衷于研究魏玛共和国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柏林阿尔洛顿区康德街122号中国留学生总会成了他们经常相聚的地方。

4月中旬　邓演达与朱德等组织留德学生、工人和其他华侨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后组织游行，散发追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传单、文件和小册子。

4月19日　邓演达给郑立真写信，介绍在柏林学习的情况。

5月17日　邓演达给郑立真写信，谈及在柏林学习的感想。

5月31日　邓演达给郑立真写第9封信，继续谈及在柏林学习的感想。

6月23日　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市民等7万余人，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在东较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英大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当队伍行进到沙基（今“六二三”路）时，在沙面租界的英军悍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死伤400多人，造成“沙基惨案”。

7月4日　邓演达给郑立真写信指出：

“在德国的国民党同志，因为上海、汉口、沙面的事件发出不少布告，并且派同志到全国各处去向工人、学生演说。我自上星期六也被派到德国的西部莱茵河旁边几个城市去演说，一直到星期一才回到柏林来，昨晚又在柏林一个大会演说，十二分地受人欢迎优待。可见得中国的世情，不但是中国人要关心，恐怕全世界的人关心得更加厉害。”

8月4日　邓演达给郑立真写信说：

“德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到处都是烟筒、煤烟，所以到处都是在工厂做工的工人，那种工人是非常的进步的。人人都可以一面作工，一面谈国家、世界的事情。”“所以最近的中国事情，德国及各处的工人，恐怕比我们中国的一般学生还要明白些。”

8月4日晚　邓演达离开柏林，乘火车经波兰、立陶宛抵达莫斯科，行程两天三夜。

8月20日　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周恩来闻讯赶至医院探视，并参加“廖案检查委员会”，亲自到黄埔军校审讯罪犯梁鸿楷，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

9月7日　邓演达在莫斯科给郑立真写信：

“我是八月四日午后由柏林动身的。本来想由德国北部换海船经过波罗的海先到俄国旧都城圣彼得堡，再换车到莫斯科的，因为要等一个礼拜才有船，所以又改由火车直由德国赴莫斯科。”“我来此的目的是因为要实在看一看革命成功的俄国的样子，并且顺带求革命的知识。”

9月底　邓演达离开莫斯科，回柏林继续完成他的考察学业。

11月23日　国民党右派利用廖仲恺逝世，左派遭严重削弱的机会，汇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西山会议，通过一系列反共决议，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掀起新的反共迫左高潮。

11月下旬　邓演达感到国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堪虞”，获悉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四中全会，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裂行为，并决定1926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是他毅然中止在德国的学业回国，1925年11月下旬回到上海。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丙寅）31岁

1月1-19日　出席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西山派骨干分子，选举汪精卫、蒋介石、宋庆龄、何香凝、李大钊、谭平山、李济深、吴玉章、陈友仁、恽代英、彭泽民、陈公博、孙科等3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毛泽东、邓演达、夏曦、屈武、邓颖超等24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国民党政府宴请国民党“二大”代表，汪精卫致欢迎词，吴玉章致答词，鲍罗廷在会上讲了话，邓演达作关于《游欧的报告》。

1月8日　蒋介石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定，呈请任命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教育长，原教育长王柏龄被调任教导师师长。

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军事政治体系，将黄埔军校和各军所办学校合并，组成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设军官班、军官预备班和入伍生班，校址仍在原来的黄埔军校。

1月19日　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邓演达为教育长，邵力子为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委员会，任命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实森等7人为委员，全面领导黄埔军校的改组工作。

1月21日　列宁逝世两周年，邓演达亲自组织召开全校纪念大会，发表演说勉励大家“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继续孙中山和列宁之遗志”。

1月23日　致函郑立真：

“我现在每日至少做十八点钟的工作，半夜十二点半钟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日间连食饭的时间还在工作，真是叫人摆不开呵！但是我已经认定，在现在的学校以及将来在任何革命的工作，永久努力的向前去做，绝不畏难怕苦以及怨人。我一定是要为革命而牺牲的。”

2月　黄埔军校先后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学生组织，在校内外开展活动。前者以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干部学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会员达两万多人。出版《中国军人》刊物，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右派势力。会员分布全国各地，威信很高。后者以戴季陶、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领导支持，由右派分子组成，借宣传孙文主义为名，公开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监督左派人士的行动，甚至收买一些流氓打手袭击左派分子。

2月2日　蒋介石召集“青年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订出四项协定，规定双方干部可以互相加入，两会均受军校校长和党代表指导。这实际上是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进入“青年会”进行监视破坏活动合法化。两会斗争更加激烈。

3月20日　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制造反革命阴谋。

3月21日　苏联在广州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广州市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不利，省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决定“尽量想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为此，会议决定撤去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副团长鄂利金以及顾问罗加乔夫的职务，派索罗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

是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

3月24日　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十余人，乘“列宁号”轮船返国。行前，谭延闿、林祖涵、何香凝、邓演达等在国民政府设宴欢送。邓演达在欢送会上激动地说：“国民党、国民政府之联俄亲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较前益加亲善及进步。”在蒋介石妄图破坏“联俄”政策的严重时刻，他却表示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政策的决心，使苏俄顾问人员深受感动。

3月29日　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77人。会议以对付“共产派”为主要议题，通过《肃清共产分子案》等决议。

3月30日　中共广东区委就“中山舰”事件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公开信。指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旨在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分裂联合阵线，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号召革命派与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打败敌人此种阴谋。

3月31日　蒋介石、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济深、李福林、古应芬、黄绍竑等人召开会议，对西山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给予警告和否定。会后，蒋介石在东山私邸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联俄政策不啻为国民党之生命。此政策为先总理生前所定，著之遗嘱，代表大会敬谨接受施行，其隆重如此，岂有轻于变更动摇之理。”蒋介石在此耍出两面手法，为其争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大造舆论。

4月2日　蒋介石从虎门返回广州，邓演达亲自到广州东山蒋公馆，对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给予尖锐批评。从此，蒋介石认定邓演达是心腹之患，开始设法把他清除。

4月11日　蒋介石呈请国民党中央，委任他的心腹、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由方鼎英代理），调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兼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接管周恩来的职务。第一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从政治部主任到连队指导员都统统撤换，只剩孙文主义学会的缪斌一人，同时也取消了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周恩来离开第一军时，在《向导》发表一份声明，阐明共产党人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并在广州大佛寺举办一期政治干部训练班，把从第一军被迫离开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周恩来亲自担任班主任和授课。

4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终于使蒋介石实现了日夜梦求的掌握国民革命军队领导权的野心。他随即运用手中的权力，采取行动对与他为难的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势力逐个铲除。曾为其效力的欧阳格被免职并扣留，委任潘文治为代理海军局长，章臣桐为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吴隅为中山舰舰长，将李之龙释放；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任命李达章为公安局长。蒋介石这种左右逢迎的两面手法，为中国革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4月18-20日　邓演达乘船离开广州经唐家湾赴汕头，20日上午七时到达汕头，住在汕头康乐旅馆。

4月22日　邓演达在汕头康乐站旅馆致函郑立真：“不料我现在所处的境遇又同两年前一样了！我现在是不怕失败，不欢喜成功的；我更不怕辛苦，不欢喜偷闲的。但是我现在似乎除了努力研究以报党、报人以外，无别二种方法可以叫我用功夫。”

4月24日　邓演达在汕头旅馆致函郑立真：

“我本来是打算离开中国再行读书的。中国的革命事业还十分长远，不过目前如果无人撑持下去也不得了就是咯！”

5月1日　邓演达在潮州分校发表《今年“五一”节之意义》的重要文章，分析了工人农民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号召广大受苦受难“呻吟辗转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资本剥夺及黑暗统治权底下的农人，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枪炮与刺刀面前流着鲜红的血的工人”，不仅要作迫切需要的经济斗争，还要联合起来作政治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作国民革命的神圣工作”。

同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502人，代表全国699个总会和分会124万多会员，并有英、法、德、美、日等国工会代表及广东各界代表参加。大会由李立三报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情况，鲍罗廷报告世界革命状况，邓中夏报告职工运动总策略，刘少奇报告中国职工运动今年发展状况等。

同日，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到会244人，代表62万农会会员。广东第六次教育大会开幕，到会482人。

同日，广州工、农、军、学各界800多个团体共20多万人举行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兆征、何香凝、陈公博和施华诺夫等人在大会上演说，通过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奋斗，共同解放。”

5月2日　广州华侨协会举行反帝大会，唤起海外侨民积极参与当地的反帝斗争。

5月3日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毛泽东任所长后举行开学典礼。会议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林伯渠主持，毛泽东报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情况及办所宗旨。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等。

5月4日　广州三万多人集会纪念“五四”运动，甘乃光、黎樾庭、褚民谊等发表演说。

5月5日　广州工农和各界代表2000多人集会纪念马克思诞辰108周年，会上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陈启修、郭沫若等在会上发表演说。

5月6日　邓演达致函郑立真：

“我现在所做的事，当然早已经不是为一家为一部分人的事，实在是为全中国——或者是全人类解放的事，所以你应该十二分的同心协力去做。”

5月中旬　邓演达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潮州分校办公室，研究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十分关心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时局的变化。其中相约最多的是留法刚回国不久的陆军小学同学郭冠杰等人。

5月15-22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强行通过《整理党务案》，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兼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人身上。

6月4日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国民党的《整顿党务案》发表公开信，指出国民党中央通过的《整顿党务案》“应当是国共合作方式的改变，不应是合作的结束”，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决议互相协商”。从而使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同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

6月5日　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大纲》。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改组政治训练部，在国民党党部内设立军人部，接管政治训练部工作，在军人部内设政治训练委员会，制定军队的政治训练计划，然后交总司令部政治部执行。军人部部长为蒋介石，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

6月19日　邓演达接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着手选拔人才，建立机构。孙炳文任秘书长，廖尚果任秘书，郭沫若任宣传科科长，朱代杰任宣传科副科长，郭冠杰任总务科科长，章伯钧任组织科科长，季方任党务科科长，杨伯恺（杨逸棠）任编辑科科长，纪德甫任俄文翻译，胡公冕、周恩寿任宣传队长等。

6月23日　邓演达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各军、师及各军事机关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会议。其中第二军副党代表兼第四师党代表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林祖涵，第六师党代表萧劲光等以及俄国顾问铁罗尼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以师为单位，组织北伐军宣传队，宣传队员在黄埔军校政治科、中央党校训练班、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处挑选。

6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邓演达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报告了这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

6月26日　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开办了宣传队员短期训练班，邓演达以《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为题作了演讲；邀请周恩来作题为《革命部队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的讲话。随后，在广州东山邓演达的住宅邀请周恩来、恽代英、包惠僧、顾孟余、陈公博等商量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多次邀请周恩来到总政治部商谈工作；亲自到广州东山龟岗郭沫若寓所，欢迎郭沫若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6月27日　出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的恳亲大会，并发表演说：“我们黄埔之产生，是应时代要求的，是合于新时代之需要的。”“我们要应时代的要求来做重新组织的起点，一方面又要改正党的缺点，更要认清我们使命是代表民众谋利益而冲锋的！”

7月4-6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问题。会议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会议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原主席张静江辞职，并授权蒋介石军人部长有任命和指挥所辖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权力。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北伐军动员令，宣布北伐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战略目标：“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7月7日　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监督。”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大会。各界群众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向蒋介石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印。吴敬恒（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授旗。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就职宣言。蒋介石的演讲由邓演达翻译为广东话同时播出。郭沫若代表各界向大会致词，并表示：“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7月10日　拂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独立团叶挺部开始向长沙外围的醴陵发起进攻，吴佩孚部抵挡不住后撤，醴陵不战而下。北伐军乘胜挺进。

7月23日　蒋介石下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关出发开赴前线。总政治部全体成员也随总司令部机关一起出发。晚上9时，邓演达在他的住所（广州市东山区瓦窑后街第10号）召开政治部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对总政治部出发前的各项准备事项部署，并宣布孙炳文为后方留守主任。出发行军事宜，由季方任军事指挥官，负责指挥。

7月25日　总政治部北伐部队出发，全体人员包括郭沫若、季方、李民治等领导、机关干部及宣传队第一、二、三大队500多人集合在操场上，邓演达把苏联顾问铁罗尼介绍给大家认识，接着对大家作了简要的讲话。随后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迈出坚定的步伐离开总政治部（地点在广州国民政府内即旧广东省长公署）向粤汉铁路广州的黄沙车站进发。部队在车站等候了三天三夜于7月27日离开广州。邓演达因急于要先赴前方参与军事指挥，便和苏联顾问铁罗尼乘搭另外车辆于当天离开广州。

7月27日　蒋介石偕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乘火车离开广州，当日抵达韶关。翌日，由韶关向衡阳前进，29日至乐昌，8月2日至郴州之良田。

7月28日　总政治部机关大队人马到达韶关后，收到邓演达留下的一封信，说他于三天前到达韶关，不等候总政治部队伍的到来，先行向湖南前进了。

8月1日　总政治部队伍来到衡阳，与邓演达会合。邓在衡阳停了三天，开了一次总政治部全体人员会议，讲了当前情况及工作要点，并指示随军办一份小型报刊，宣传主义，沟通情况；接着，又对刚参加北伐工作的新同志谈了话，对他们举行了一次测验，以便开展工作。

8月3日　蒋介石在郴州召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领导成员及苏联顾问会议，研究第二阶段的作战方案，决定先攻武汉，并相机进攻江西。邓演达参加了会议。

8月12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从郴州转移到长沙，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和决定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以夺取武汉为目标，分三路向北推进。会后，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命令，重申“战时各级党代表及团营连政治指导员，应与各部队军事军官共同行动，完成部队的战斗任务。”同时部署政治工作配合军事进行，决定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分两批出发，邓演达率领一批人员先行。

8月15日　邓演达由长沙出发乘车到汨罗江车站，再从汨罗江车站徒步向崇阳进发，经过三天的行程到达崇阳。邓演达因要急于赶到前线下达重要命令和任务，便只和苏联顾问及两名卫士离开崇阳向北进发，在贺胜桥车站赶上了击溃吴佩孚的第四军。

8月25日　邓演达在贺胜桥车站交付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一道委任令，委任他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同时交付第四军立即进攻武昌的任务。首先由邓演达率领一个团为先头部队从贺胜桥出发迅速赶往武昌，将北洋军阀陈嘉谟和刘玉春等部围困在武昌城中。随后，第四军和第八军一部分赶到，将武昌城完全围困起来，并派飞机从空中散发传单劝守军投降。北伐军掘壕掩护，直抵城下。因武昌城墙坚固，急攻未能奏效。

9月1日　邓演达率先遣队到达武昌城下，住在第四军军部，立即参与指挥各军奋战，并在余家湾车站召开会议，商讨攻城事宜，决定第四军第十、十二师，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师分段攻城，定于1926年9月3日上午3时对武昌城发起攻击。

9月3日　凌晨1至6时，第四、七、一军各部发起第一次攻城战斗。邓演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部队将敌军调出城外给予打击，但敌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制高点架起重炮和机枪射击，停泊在江面的军舰亦发炮助威，致使北伐军难以发挥威力，只好停顿在原阵地。

9月5日　北伐军江右先遣队向汉阳发起攻击，汉口守军纷纷渡汉水增援，激战至下午4时，二十七团占领汉阳城脚，二十六团占领扁担山，倒戈的鄂军第二师炮兵及步兵第八团向龟山进攻，与高汝桐部展开争夺战，激战终夜，至6日拂晓得援，击退守兵，占领龟山。

9月6日　凌晨，北伐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武昌城的战斗。武昌的九道门有六道门受到攻击。邓演达再次亲临前线督战，他的战马被打死了，他自己差一点受伤。总政治部铁罗尼的翻译、共产党员纪德甫在大东门外长春观内不幸中弹牺牲。邓演达写条子给郭沫若，瞩“从厚料理”。

9月7日　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作为处理湖北全省军事、政治、财政的最高权力机关，待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后取消。蒋介石根据《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任命邓演达为主任委员。

9月8日　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到达汉口后，在汉口原南洋烟草公司大楼设立总政治部办事处，委托郭沫若主持办公室工作，呈报并委准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9月11日　邓演达坐小汽车闯入汉口江汉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巡视。

9月12日　发布关于维持治安的一系列训令和法令。

9月14日　北伐军武昌攻城不下，前线指挥部决定改为围城，发布封锁武昌城的作战计划，把武昌城围得水泄不通。邓演达致函省港罢工委员会，支持罢工工人反帝的英勇斗争，并表示慰问。信函在广州《工人之路》上刊出。

9月15日　蒋介石离武汉赴江西指挥国民军进攻南昌，在武汉设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代理执行总司令的职权。蒋介石委任邓演达为行营主任。

9月17日　北伐军用飞机在武昌上空散发传单，劝告武昌军民迅速自决。

9月18日　又令守城敌军24小时内投降，否则将用大炮攻城。

9月20日　由上海到武汉的包惠僧把周恩来托带的信交给邓演达。邓演达在南洋大楼武汉行营办事处接见包惠僧，并当面委派包惠僧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省市两党部及省市政府同武汉行营和总政治部联合组织，对新闻报道起指导和监督作用。

9月23日　邓演达主持召开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本委员会条例的补充案、接收行政职权案、文官任免规定案、司法事务管辖案等条例案。同时，正式向社会发出“湖北政务委员会邓演达主任就职通电”。

9月25日　主持召开武汉地区新闻记者招待会，邓演达在会上致词：要求共同合力做好战时武汉地区的宣传报道工作。各报社代表都发了言，要求新闻发扬民主，放宽新闻检查。会后在普海春设晚宴款待，李汉俊、郭沫若、包惠僧、邹碧痕等出席了会议。会上郭沫若与邹碧痕（《武汉商报》总编辑）意见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9月26日　邓演达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报告军情。

9月29日　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政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湖北文官临时惩戒条例草案，组织湖北临时监察委员会案，起草县司法委员条例案、各县警备队存废案。当天，武昌城难民请愿团数百人在汉口普海春茶馆门前，要求北伐军诸将领速攻武昌城，邓演达亲自出面安慰，对请愿团代表说：“照目前形势观察，大概至迟不出一星期，定可使武昌解围。”代表们听后表示满意，“乃大呼万岁”而散。

10月3日　下发《在军事时期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之特权》的文件，指出：“中央所予本部特权：（一）组织指导或监督党部；（二）核准各种农工商学等人民团体，并指导监督之；（三）纠正宣传队及舆论机关之错误；（四）监督地方行政事宜等。”

10月6日　邓演达命包惠僧筹办的政治训练班筹备处开始办公。

10月8日　困守在武昌城内的敌第三师吴俊卿秘密与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攻城军司令部商议开城内应事宜。

10月9日　敌团长贺兑庭也到南湖攻城军司令部洽商内应问题，北伐军得到吴俊卿的内应承诺后，即下达第六次攻城令。

10月10日　北伐军于凌晨2时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城头，接着第四军第十、十二师，第八军第五、九旅和第一军第一师等相继攻入武昌城，俘虏陈家谟、刘玉春以下官兵1.1万余人。当天，邓演达和唐生智、陈可钰联名通电全国，报告了胜利的喜讯。总政治部在汉口的工作人员，精神奋发，分乘多辆汽车分赴汉口各地散发捷报传单。攻克武昌以后，把汉阳兵工厂归总司令部武汉行营管辖，行营派邓演存为厂长，厂里所存军械军火，统一由邓演达掌握调配。

10月11日　主持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总政治部从汉口迁往武昌，并提出总政治部今后的工作着重点在农民运动方向。

10月13日　在司令部武汉行营（设在武昌旧湖北督军署）接受日本记者永井龙太郎等人的采访。当对方问及“中国的赤化及国民革命的共产化”时，邓说：“这是反革命的宣传！国民军哪处被赤化？什么叫赤化？中国现时的革命尚未达到社会主义阶段，哪里来的赤化？”驳斥了一些反动宣传。

10月14日　总政治部决定，组建海陆军军人俱乐部，并通知各军将前方所缴获的敌人枪械拨出一部分给各省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

10月15日　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国民政府是否迁往武汉等问题。邓演达同意大多数的意见，即关于迁都武汉问题因形势未安定，以暂不迁都为宜。

10月18日　邓演达在武昌召集武汉各机关人员召开武昌善后会议，决定“先由总部支出5万元，救济难民，其他各事，则俟财政机关移来武昌，接收完竣后方可举办”。

10月19日　总政治部召开有各军政治部股长以上人员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讨论武昌城攻克后的善后工作，通过各项决议。

10月25日　由总政治部组织召开武昌军民联欢大会。邓演达在会上讲了话。

10月27日　指派季方、施方白、罗伯先等20人随总司令部向江西南昌进发，支持北伐军东进。

10月30日　在邓演达、陈公博主持下召开财政、政务两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了县长考试实行案、举行绥靖并指定基本队伍案、筹办人民自卫军养成所案、筹办警察教练所案、各机关人员兼职不兼薪案、清理逆产从速举办案等。

11月1日　由总政治部与国民党湖北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共同召集一次党员大会。同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成立，邓演达任主席，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14人为委员。

11月7日　与郭沫若联名颁布湖北各军政机关监察条例。晚上派郭沫若率领李民治、孙国宾等去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不久转到南昌，设立总政治部南昌办事处。

11月8日　北伐军攻克南昌。

11月11日　前往九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

11月12日　为孙中山诞辰日，由总政治部与党部共同召开武汉三镇庆祝大会。

11月23日　接见广州《民国日报》记者横秋君，回答北伐胜利的意义：“只能认为军事一方面胜利，决不能持久，同时必须积极的谋政治胜利，得大多数民众了解信仰，共同拥护。”

11月24日　参加总政治部欢迎会，并发表演说。

11月25日　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会议，并作报告。

11月26日　参加总司令部欢宴会，并致答词。

同日　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日内迁都武汉，并委派邓演达赴汉先行布置。

11月27日　从广州飞回武汉，负责迁都的准备工作。

11月28日　在武昌召开北伐军政治工作会议，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对总政治部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作适当调整：鄂湘川黔赣闽等省政治工作，由邓演达直接管理；粤桂滇后方各省政治工作由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负责处理。

12月1日　宋庆龄一行到达南昌。

12月4日　蒋介石与宋庆龄去轱岭。

12月5日　鲍罗廷、加伦、邓演达、徐谦等相继到达轱岭。

12月7日　蒋介石、邓演达、宋庆龄等前往九江，在英商都约翰行楼召开军政会议，商讨军事、外交、财政、党务及政府迁移武汉事宜，达成了迁都武汉的协议。

同日，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顾孟余、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等数百人，从广州出发，经南雄转江西赴武汉。

12月8日　邓演达亲自聘请恽代英、郭沫若、周恩来、李富春、李达、蔡畅、陈潭秋、项英、郭冠杰、李立三、李汉俊、毛泽东等20多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官。

12月9日　邓演达主持召开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务会议，决定了教授科目和编审讲义人员，其中有《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三民主义总纲》（李汉俊）、《社会科学概论》（李达）、《国际职工运动》（李立三）、《中国最近社会运动》（周恩来）、《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邓演达）、《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决议案》（恽代英）、《军队中政治工作实施方法》（周恩来）、《国民革命军之军事政治组织》（邓演达）等。

12月10日　宋庆龄一行由九江乘轮船抵达武昌，受到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欢迎大会，邓演达以大会主席身份致欢迎词。

12月13日　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在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未全部迁汉之前，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邓演达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临时联席会议”。

12月17日　邓演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湖北政务报告》。

12月19日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班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委任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为代理党代表，张治中为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和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蓝腾蛟为军事总教官。

12月22日　接蒋介石电令：“总政治部出版品有反宣传，要将负责宣传科代科长撤职，在革命军范围内永不录用。”邓将此电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并与共产党方面商议，不得不撤销朱代杰职务。

12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当天成立，邓演达、郭沫若等被任命为委员。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丁卯）32岁

1月3日　蒋介石违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关于迁都武汉的决议，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六次临时会议”，擅自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会上，邓演达坚决反对，并倡议提出“提高党权案”以维护党中央决定的权威。

同日，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组织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广场做宣传演说。英帝国主义借口制造事端，调集大批水兵登陆，冲入华界，用刺刀向人群乱戳，当场刺伤群众30多人，刺死工人一人，酿成“一·三”惨案。当时，正在南昌开会的邓演达接到总政治部关于“英租界英军与民众发生冲突，租界戒严，江面英舰炮衣已褪，随时可粉碎武汉”的急电报告后，立即在会上提出报告，力言武汉租界英军炮舰威胁，革命民众奋起反帝，革命政府应执行支持群众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任务。他的讲话慷慨激昂，使会议满座为之动容支持他的动议。

1月4日　邓演达给总政治部电文指示：“政治科学生，竟被英兵戕害，死伤相继，无任奋悲，已请总座电外交部严行处理，希就近督促办理，学生等应告悼忱。”

同日，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200多个团体的500多名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以省总工会的六条要求为基础，决定了八项对英办法。武汉临时政府派兵三连入住英租界，省总工会也派工人纠察队300名入界，配合维持租界治安。

1月5日　武汉20多万市民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冒雨游行，穿过租界。武汉临时政府决定设立“英汉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组成，以外交部长为主席，管理租界内一切治安事宜。从这一天起，被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的汉口英租界终于被中国人民收回。

1月6日　邓演达在南昌总司令部行营召开国民革命军军务善后会议，报告政治部工作情况。同时，邓演达任军法政治工作审查委员会委员长，郭沫若、李仲公、王震南、雷光藩等4人为委员。

同日，徐谦、孙科致电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说：“政府不迁汉消息，暂宜秘密，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将受影响。”

同日下午，英帝国主义制造汉口“一·三”惨案之后，又在江西九江制造“一·六”惨案。英兵枪杀工人伍宜山，并发炮两声，威吓群众。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工人群众的愤慨。

1月7日　晨，九江工人群众将租界四周的沙袋、木桩、带刺的铁丝等障碍物全部拆除，在江海关和工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为被害同志伍宜山报仇”等标语，把英国人吓得退回兵舰。英领事要求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负保护租界之责。贺耀祖即派第三团入租界弹压，“一时在租界之群众颇形慌乱，幸得各级政治部人员极力演讲劝告，群众始渐散去”。但贺部“士兵纪律太坏，抢劫英界住居竟日”。

当天午后，邓演达赶抵九江处理这一事件，并致电蒋介石，报告“现一面严函贺师长负责维持，一面拟明日加派第六军一营前往”，并“严令九江各军恪守纪律，否则定引起重大问题”，还“拟更组一临时维持租界治安委员会，由人民与政府合组之，请鉴核”。

1月8日　清晨，邓演达亲赶英租界视察，并致电蒋介石：“现一切安靖，由贺师长派一团长驻租界负责维持界内治安全责”，“现决组一维持租界治安临时委员会，拟在英租界工部局开始办公，并推林祖涵主任为主席，请即令其立即到浔办理一切”。同时致电李济深总参谋长：“今晨达亲赴租界视察，一切颇为妥谧。现已商贺师长委龚团长为租界临时守卫司令，协同周交涉员，暂时管理租界的一切事务。”

1月9日　邓演达致电蒋介石：“此间终日静谧”，“税务司洋员因恐慌擅离职守，已嘱周交涉员函令即回署供职，以免税关事务停顿，达定本日晚间返南昌请示。”

1月10日　邓演达接受日本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一月三日，我们工人群众、兵士群众竟将汉口英租界收回，接着九江的英租界又收回了，这是表现我们民众的力量，足以制胜一切的。”“英人如欲用武力恢复，我们等亦当以武力应付，盖中国人对于外国枪弹之恐慌，已成过去！”

1月12日　蒋介石为了坚持其迁都南昌的计划，从南昌经九江乘“长安”号轮船到达武汉。他竭力劝说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同意他的意见，但遭到他们的反对。

当晚临时联席会议当局在武汉行营召开欢迎蒋介石宴会。在会上鲍罗廷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吴佩孚压迫工农，他的结果你们已看见了，以后若有人想以吴佩孚的手段对待共产党，那是万万不行的。”邓演达对鲍的演说十分赞赏，也在会上发言。有人说他的“态度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至大”。

1月13日　邓演达对周佛海说：“昨晚你怎么不去？鲍顾问有极重要的演说。这篇演说，极有价值，对于革命，有很大的影响。”

1月14日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当局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蒋介石。群众当场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鲍罗廷也在大会上对蒋介石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候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的质问，恼羞成怒，把怒气全部转移到鲍罗廷身上，决意要驱逐鲍罗廷。

1月15日　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大家一致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立即迁武汉，蒋介石被迫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

当天，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停开联席会议、设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昌分会问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最后决议：联席会议继续履行任务。

1月18日　蒋介石离鄂返赣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停止开会。

1月21日　蒋介石等致电武汉方面说：“前由中央议决设武汉政治分会，于中央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分会应即成立，联席会议毋庸继续。”对于这一电令，武汉方面答复说：“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前，暂不取消。”于是，蒋介石派戴季陶到武汉，催促在汉的中央委员赴赣开会。

1月26日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指派邓演达、何香凝、顾孟余随戴季陶去南昌，再次敦促蒋介石让在赣的中央委员启程来汉。因蒋介石当时在庐山牯岭，邓演达也上了牯岭。在牯岭，蒋提出驱鲍的问题，邓表示坚决反对。蒋不听劝告，并给武汉的徐谦打来一个电报，硬说鲍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邓对蒋这种破坏联俄政策的态度极为气愤和忧虑，大哭了一场，从此定下了反蒋的决心。

1月期间，邓演达领导的政务委员会训令所属各机关执行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函，指出：“统一外交既经党部联席会议决定，本部自应遵照办理，惟恐各国领事或其他外交代表，或有因循旧习，径向外交系统以外各机关投递公文，致生交割，倘有此种事情发生，应主将该项公文退还各机关，亦幸勿向外领或外国政府致送公文，以昭统一。”

2月1日　为了避免被蒋介石扣留，邓演达和郭沫若乘火车由九江赶赴南昌。刚到南昌即遇第三军的一部分兵变，邓演达险些遇害。当时，邓演达就对郭沫若说：“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他被迫与蒋介石分手非常痛心，并流出了眼泪。

2月3日　就在蒋介石回到南昌的当天，邓演达也秘密离开了南昌，单身回到了九江，和顾孟余乘船返回武昌。这“完全是一种逃难的情况”。行前，邓演达与郭沫若话别。他认为郭沫若已经由革命尝试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郭沫若保重。两人都哭了。

2月5日　邓演达在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陈启修、施传统、陆沉、湖北省党部农民部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农民部长为委员，并请李达、恽代英为常务委员。

2月8日　在邓演达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总政治部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常会。他在会上首先指出：“目前农民问题实在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本部特邀请各位共同讨论此问题，使这农民问题能得到良好结果，以利党的进行。”会议确定该会讨论的事宜是：（一）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状况；（二）中国农民在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三）国际农民运动及其生活状况；（四）各国学者对于农民运动的理论。邓演达提议派庄展华担任该会秘书，下设书记若干员，请鲍罗廷派一同志为该会顾问，下次常会请毛泽东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请鲍罗廷报告《农民问题研究方法》。

2月11日　主持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有关政务问题。

2月17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指出目前矛盾的焦点在“中国国民党自身”，告诫人们不要被敌人软化，提出恢复党权，为党的统一而斗争的问题，“要促进而且保持党的统一，更要促进军事的统一”。

2月20日　参加武昌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作了《何谓革命文化》的报告，指出：“文化是整个社会进化的法则，是整个社会努力的结果……文化能积极为社会的建设，以解决人类的矛盾。”我们的使命，“就是建设新的秩序、新的文化、新的社会”。

2月23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二次常会，毛泽东作《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同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现解放大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与宋庆龄、吴玉章等出席了大会。鲍罗廷、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宋庆龄、詹大悲等应邀担任分校特别讲演员。会上邓演达致词，指出：“本校是黄埔的分校……是为全国痛苦的人民求解放而设立的。”“你们肩负着远大使命是要忠实地服从党的纪律，作革命的先锋。”

2月24日　在有20万人参加的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国民党中央“完全被老朽昏庸的反对分子所把持”，提出“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势力”，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2月25日　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外交策略等问题，向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提议：推举陈铭枢、谢晋为代表，到南昌催请留赣的中央委员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2月底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十六次会议，认为举办农讲所非常必要，逐决议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

3月2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会，被推选为关于红枪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委员。

3月3日　蒋介石不得不表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三月六日全部迁鄂，全体委员于是日全部赴汉。”

3月4日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伯渠、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被聘请为名誉主席，邓演达发表演说，号召农民“背起锄头，拿起镰刀，来革那长袍马褂的命，来革那些吃闲饭的命”，号召代表向广东和湖南农民学习。后来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邓演达又被聘为委员，直接参与湖北省农协的领导工作。

同日，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致电邓演达，报告日前举行的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经过。

3月6日　在武昌杨泗堂举办了宣传员训练班，学员300余人。各政治教官由邓演达专函聘请。开设课程有：三民主义，本党宣言、训令、决议、政纲，国民革命概论（恽代英），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党军历史及其组织（邓演达）等。

3月7日　出席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蒋介石不按时从南昌来汉口参加会议，并企图阻挠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董必武、徐谦等坚持如期开会，谭延闿等主张蒋介石、朱培德由赣来鄂再开会。会议讨论确定：八、九两日召开提案审查会，十日正式召开全体会议，届时无论蒋介石等是否到会，会议都按时举行。会议还通过毛泽东关于在大会期间，政治委员会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由主席团全权办理的提议。

同日，武汉中央农讲所正式开学上课。

3月9日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提出成立“民族问题委员会”，对“民族自决应具体规定，以打击国家主义的谣言”。

3月11日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为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邓演达提出：政治部须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又须由中央党部直接监督，应划归军事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管辖。全会接受邓演达的意见。全会决议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标志着正式迁都武汉。会议推选邓演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3月12日　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结束。

3月13日　出席武昌方面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大会通电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

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满怀激情地指出：现在是“我们整个的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世界，更是我们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世界”，“新的世界就在面前”。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提议撤销军人部，原军人部的军队政治与党务工作统一归总政治部负责。并指出目前总政治部的工作应包括：（1）扩大党的宣传；（2）准备文化运动；（3）扩大反英及反奉运动；（4）扩大党的组织；（5）准备战时工作。

3月14日　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指出：“世界革命，因苏俄革命而发生，因中国革命而进展”；“以前是军事指挥党，现在是党指挥军事。”

3月15日　在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用我们‘野蛮人’粗手笨脚，团结战斗，造成我们的新世界”。

同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言。对土地问题案作说明。

3月16日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提出“原则上以党治国”，“一切权力属于党的必要”。会议通过《对农民宣言》。

同日，在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会议上讲话。传达国民党二次三中全会精神，讲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统一党的权力机关”，“解放农民问题”，“弱小民族联合问题”，“民权问题”等五个问题。

3月17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七次会议。

蒋介石企图消除邓演达对他的反对，特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汉见邓演达，欢迎邓任总司令部参谋长，遭到邓的严词拒绝。邓表示：“对校长（按：指蒋介石）并无别意，惟照他那样领导革命，永远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一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

主持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决定派林伯渠等到九江，对蒋介石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提出质询。

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关于最近军事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3月19日　举行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五次常会，首先由秘书雷大同报告一周以来的工作情况，接着由各委员报告工作，最后由苏联顾问巴里斯报告苏联农民状况。会议决定下次请邓演达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3月21日　上海市工人群众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先后三次武装起义，终于驱逐盘踞在上海的北洋军阀武装，全面占领了上海。接着由白崇禧率领的东路北伐军进驻市区。

同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提出由本会总政治部派员赴上海担任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案，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决议：“总政治部主任派郭沫若同志为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指导员。”于是，武汉政府立即赴上海组织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邓演达亲自在《革命军日报》发表题为《占领上海是增加反帝的一座炮台》的社论，以此为标语在上海广泛宣传。

3月22日　邓演达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补助农讲所经费5.65万元。

3月24日　程潜北伐军占领南京后，邓演达又派林祖涵赶到南京组织南京办事处，同样以“占领南京是增加反帝的一座炮台”作为标语，广泛宣传。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的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进行疯狂的轰击，死伤两千人，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南京惨案”。

3月27日　蒋介石从南昌经芜湖、南京抵达上海，纠集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帝国主义走卒、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一批青红帮头子密谋抢夺胜利果实，组织反革命政权，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从此，北伐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宁汉斗争及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

同日，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总政治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农民部计划，决议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邓演达在会上作工作报告，指出：“这会的意义非常深远，责任非常重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政治斗争问题。要农民能够打倒劣绅，各县农民便要武装起来，故农民武装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要求”。

3月28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邓演达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南京兵乱，英美炮击群众，应“由外交部派干练外交人才负责交涉”。同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3月30日　在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的主持下，召开湘、鄂、赣、豫四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讨论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问题。邓演达说：现在全国农民运动有很大发展，客观需要实行统一指挥，“所以全国农民协会的组织，实在是刻不容缓之举”。他提出：“可否于五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总农民协会。”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由彭湃、方志敏、陆沉、毛泽东、孙科、徐谦、邓演达、谭延闿、唐生智、张发奎、谭平山等13人组成，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谭延闿、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为组织部长，邓演达为宣传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同日，一些反动分子借总政治部的名义，故意提出“打倒宋子文”的口号。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指出：“此显系反动派所为，其手段之毒辣，以及离间中央人员感情，应请公安局严密调查。”鲍罗廷赞同他的意见，建议政治委员会应该严厉训令公安局追查，并在报上发表事实真相。会议决议由国民党中央训令公安局严行调查。

3月31日　邓演达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指出今后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和维护民众利益。

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民运动的计划。该报告在《农民运动》第22期和《汉口民国日报》公开发表。

3月底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

4月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陈友仁提出应即设法消灭“在汉口屡次发生在日界抢东西的事”。鲍罗廷为了使“英日分离”，赞同陈友仁“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提议”。徐谦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日本传统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在激烈的争论中，邓演达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分析了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指出我们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同日，汪精卫从法国经波兰、苏联回抵上海。武汉代表、财政部长宋子文专程到上海迎接。

4月2日　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党的新使命》，指出国民革命军今后的使命是：“拼命发展农民组织，扩大农民的斗争，加紧农民的斗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要求和力量”，这样，“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碎”。

同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邓演达提议组织土地委员会讨论农民土地问题，得到通过，会议推举邓演达、谭平山、徐谦、毛泽东、顾孟余等5人为委员。

下午，邓演达主持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致词指出：当前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土地问题上，要求土地委员会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实的方案来。

4月3日，在汉口的日本水兵4人乘坐人力车，下车后不付车钱，车夫索要，水兵竟举腿猛踢车夫，附近酒馆日本水兵也赶来助虐，挥刀刺杀援救车夫的中国工人群众。日本领事馆更调水兵200余人登陆，架起机枪，扫射群众，当场被打死7人，伤10人，酿成汉口“四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日本领事只好表示“歉意”，并表示“不齿英帝国主义者在汉宁的举动”。

4月4日　邓演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上述经过后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也不如对付英国那样来的厉害，因为它没有来直接干涉我们的革命运动。这样，我们并不是要放松日帝国主义，更不是要去妥协日帝国主义。我们暂时用这种策略，是从革命的全局着想，并不像什么独裁的军事领袖，为个人的利害而秘密地去妥协亲善任何帝国主义。这是我们应公开宣布出来，大家应注意的。”

同日，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大会主席邓演达发表了讲话，号召：“农民讲习所学生们不是为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农民向来是要回到农间去的。我们要穿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以求卸去我们的脏破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

4月5日　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由柏林来电，恭贺中国人民收复了沪、宁，对于“南京惨案”表示深切的愤恨和同情，并计划在欧洲开展一个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

同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说，国民党“决没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革命群众“不要听信谣言”。

4月6日　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提议“应由中央党部答复，同时附带诉说南京事件的真相”。当晚，汪精卫乘船离沪去汉口。

4月7日　汪精卫由上海抵汉口，邓演达先后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和武昌阅马场主持欢迎汪精卫的大会。

4月8日　邓演达与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吴玉章等出席武汉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大会。

邓演达和恽代英力劝张治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兼学生兵团团长）反蒋，而蒋介石屡召张去南昌，要张监视邓演达，张左右为难，离武汉去上海。

4月8日至5月6日，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土地委员会共召开会议三次，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五次，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四次，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土地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党部负责人、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军事负责人（军长、师长及各军政治部主任或秘书）。出席者所代表的省份有：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热河、奉天、察哈尔、吉林、山西等15个省区。

4月9日　发表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通电》。全国临时农协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民的斗志，他们称它是“全国农民的总司令部”。

4月10日　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等11人为政府委员。

同日，汪精卫应邀为《中央副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刻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这是多么诱人而又容易让人受骗的口号！

4月11日，汪精卫在汉口市各界民众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高喊孙中山“三大政策”是“三条革命的路”，把自己打扮成响当当的革命派。

4月12日　汪精卫的回国，直接威胁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利益，加上上海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势不可挡，把蒋介石发迹的地盘也快占领了。于是，蒋介石抢在国民党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先下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首先在上海收缴工人武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派武装封闭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捕杀工作人员。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污蔑总政治部在邓演达主持下，破坏了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了国民革命之力量，宣布予以封闭。大批虎口余生者从各地奔赴武汉。

4月15日　邓演达在武昌大学礼堂对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连以上人员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支持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意见，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

4月17日　与其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一起，发表《讨蒋通电》，撤销蒋介石的一切职务，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4月18日　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发言，指出19日的第二次誓师北伐大会的意义重大，“请中央各委员全体参加”。

4月19日　上午，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六项纲要”。通过《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决议案》。

同日下午12时，在武汉南湖体育场主持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并发表讲话，论述第二次北伐的重要意义。宋庆龄以及武汉政府主要人员和唐生智以下北伐军各将领都参加了大会。

4月20日　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开始讨论《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中关于没收土地的标准、没收的机关和禁止买卖土地等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分歧的意见，后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苏联顾问）、易礼容、陆沉5人组成解决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将全国土地分配大略状况加以调查，并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标准拟出简要提案。邓演达在会上提出：土地问题务须于一个月内提出相应的办法。

4月22日　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邓演达在会上宣读了专门委员会拟定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并作了说明，毛泽东作了补充，经过初步讨论之后，决定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查，邓演达、毛泽东等5人被指定为委员。

4月23日　召开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并指定谭平山、徐谦、何健等起草《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草案》。

主持武汉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清党”、反共和屠杀工农的罪行。

4月24日　主持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详细讨论《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讨论和通过《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案》；指定谭平山、徐谦、顾孟余起草《佃农保护法决议草案》。

同日，在武昌阅马场举行农民运动宣传周开幕大会，《开幕宣言》指出：“中央农民运动宣传周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给普天下同胞一个‘农运意义的认识’，‘革命胜利的自信力’。我们今天的口号是：农民是最大多数的民众，革命的主力军！反对农民运动就是总理的叛徒，就是反革命！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及一切反对的右派！”

4月25日　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发言，对当时国民党内部几件大事作了补充报告；对总政治部面临经费困难问题，请列出预算议决。

4月26日　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会上，邓演达提出，根据讨论意见，应指定一名委员重新起草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他还提出，为了加强对土地问题的宣传，要拟出一个宣传提纲，规定对北方及国民政府下之民众和本党党员应如何宣传。经过讨论决定，前一项由邓演达负责，要求3日内完稿；后一项由毛泽东负责。

4月28日　负责指导北方农民运动的“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邓演达等8人为委员，邓当选为主任兼组织科科长。该会办事处设在武昌湖北农民协会。

同恽代英一起，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反蒋斗争，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邓演达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革命运动，照现在形势看来，将分成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再一条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天津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分兵两路南下，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命唐生智、张发奎统率大军奔赴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

主持第二次北伐军出发欢送会，并讲了话，号召将士们以革命奋斗精神，坚忍不拔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出一条血路。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了大会。

4月29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并详细阐述了武装农民的迫切性。指出：“目前农民武装起来，是迫切的需要”，因为“农民要取得政权，必先与土豪劣绅奋斗，此非有力量不可”。提议由兵工厂拨出5%到10%的枪械给农民，作捍卫之用。

4月30日　为《农民周报》创刊号题词：“中国农友同志们从事革命，损失了的只是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大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洋大人，得到的是我们农友们的自由和人的生活。”

5月5日　与毛泽东等出席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到河南前方工作。到会有战区农运委员会的成员、中央农民部全体职员、中央农讲所学生以及各机关代表共数百人。

5月6日　主持土地委员会第六次（即最后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处分逆产条例草案》。决议案明确规定：“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予无土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并规定，“要建立农民的政权和武装”。“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即不没收）”，“小地主之标准，大约沃壤每人不过五十亩，瘠壤不过一百亩”。

5月7日　黄埔军官学校各期学生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在邓演达支持下召开讨蒋大会，并成立讨蒋委员会。

5月9日　土地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面报告了土地会议的情况，并附上会议通过的七项决议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审核讨论时，《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遭到谭延闿的反对。汪精卫因而主张“不公布，只对湖南省党部通知”；邓演达则主张“秘密公布”，其方法是“由湖南派来的代表亲自带回，不从平常的邮电发出”。最后表决，赞成通过这个决议案而不向社会公布的只有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3人，其余8名政治委员未举手，这个决议案便决定暂行保留。

5月10日　写成《新艺术的诞生》一文，交《中央日报》副刊分两次发表，文章热情歌颂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家。

主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并同郭沫若、章伯钧乘车到汉口郊外的跑马场附近兜风，以舒展近日工作繁忙带来的疲倦，并商议今后总政治部的工作分工。

5月中旬　邓演达亲自请包惠僧回沙市原部队做争取夏斗寅工作。包行至嘉鱼县被阻，后夏斗寅接见包，玩弄两面手段，表面答应服从武汉指挥，但于5月13日公开叛变，投靠蒋介石。包回武汉。

5月12日　总政治部分成前后方两部分，后方留守武汉，由郭沫若副主任主持工作；前方由邓演达亲自率领向河南进发，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同行。先赴信阳，继进驻马店。由于邓演达要亲自赴前线参加作战指挥，指定季方为总指挥。

5月14日　从前线返武汉，第二天偕苏联顾问铁罗尼等乘飞机到河南前线，参与军事指挥。

5月20日　在河南驻马店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打电报，建议解散反革命把持的河南省党部，暂由总政治部管理战区党务。

5月21日　按照邓演达的命令，成立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负责慰劳安置在上集、东西洪桥、逍遥镇等地与敌激战负伤的官兵。邓演达亲自参加慰问。

5月22日　在河南西平向国民革命军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讲话，指出军队“不能离开民众而生存”，“我们只有革命，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唯一的出路”，号召政工人员“都要准备着去牺牲”。

5月24日　率政治工作人员到周家口，并随军前进。

5月26日　在漯河张梁庄对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论述北伐形势，指出：“政治工作人员须是最积极的牺牲者”，要勇敢、吃苦、忠实努力地工作。

5月下旬　在漯河、许昌间的临颍发生激烈的战斗。在邓演达指挥下，28日攻克临颍，击溃了奉军主力。

下令要求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开办各种训练班，并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临颍、许昌工作。

5月31日　占领郑州。被困在陕西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乘机冲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进入郑州与北伐军会师。

致电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嘱其前来北伐前线，协同指挥。

6月1日　受武汉国民政府的派遣，乘坐手摇的铁路小火车前往洛阳，会见冯玉祥。会见时，冯玉祥态度冷淡，邓深觉诧异，只好再约在郑州会谈，以共同反蒋。

6月初　由冯玉祥陪同在河南巩县对兵工厂工人演讲，痛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邓演达讲完后，刘伯坚对冯玉祥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

6月10、11日　由汪精卫主持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谭延闿、孙科、徐谦、刘骥、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等。会谈中，冯玉祥坚持要弥合宁汉分裂，批评武汉行动过火。会谈结果：北伐军退回武汉休整，把河南地盘交冯玉祥接管。汪精卫赞同冯玉祥的看法，加入亲蒋反共阵营。

6月13日　与毛泽东、谭平山、陆沉等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指出农民运动存在的问题，列举各地土豪劣绅进攻农民协会，反动军队袭击和屠杀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协会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己，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

6月15日　满怀忧愤与郭沫若同乘火车由郑州回到武汉，住在汉口黄陂路一栋房子的三楼，对郭沫若说：“冯玉祥出身贫苦农民，由小兵而至将帅，近年受军阀压迫的痛苦，得到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倾向革命，岂料现在竟然动摇，庇护蒋介石，实在可悲。”

6月19日　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并发表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讲，希望大家“本着革命决心，认清革命目标，遵守革命纲领，积极推进农民革命”。

6月20日　冯玉祥致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商谈合作反共反左问题。会后蒋介石说：这是“中国危而复安的大转机”。

同日，冯玉祥至电汪精卫，望早日实现宁汉合作。并公开要求邓演达辞职，认为邓不辞职，宁汉无法合作。

同日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邓演达建议任命郭沫若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党代表，经汪精卫反对，改任郭为副党代表。

6月21日　在湖北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讲话，谈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提出：一定要注意联合战线，要联合佃农、雇农、自耕农的力量；要切实地到农村中去，了解农民的要求；我们的敌人正预备向我们进攻，我们一天不死，我们就要革命。

6月23日　冯玉祥正式向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提出派邓演达出洋学习的建议，变相要邓演达辞去一切职务。

6月24日　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党根本问题的讲话，指出发展农民运动是唯一途径，提出“打倒反革命的南京伪政府纲领”。

6月25日　在他的住所召开总政治部扩大会议，部署今后工作。夏斗寅叛变以后，邓演达又新编了两个湖北省警卫团。

从河南运回的负伤官兵，在武昌医院闹事，邓演达与宋庆龄前往处理，分别发表讲话，平息了事端。

大革命失败前夕，多次与共产党人林伯渠接触，多次做张发奎的工作。

6月下旬　两次登门向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策划“分共”的主角汪精卫进劝忠言，要他依靠群众，挽回危局；若是依靠军阀，只有死路一条。几经争执，汪不理睬。

6月29日　与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苏兆征、邓中夏等当选为全国济难总会审查会委员。

6月30日　写了题为《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的告别书，谴责蒋介石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和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表示：“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我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三民主义革命的纲领，坚守着总理的策略，那我必立时受中央的命令，立刻回来工作”。

7月3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谈及：（1）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2）三民主义与革命群众；（3）三民主义与农民问题；（4）党的存亡与革命的存亡等当时中国革命重大课题。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指出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性和斗争的努力方向，对三民主义注入了新的内容。

7月13日　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推荐郭沫若继任；赞同恽代英的提议，由许德珩担任留守处主任；同时在《晨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他对党的腐化而痛心，对被贬而愤恨，内心十分痛苦。

出走前，他通过谭平山转告中共中央，希望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据他所知，何健是一定要动刀的。

出走前，派他的表弟叶子英（当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管理处长）送他的夫人郑立真回广东。

出走前，在汉口一家饭店分别接见总政治部各股长；留下三封信：一封致鲍罗廷；一封给郭沫若及总政治部全体人员；一封给郭冠杰，嘱寄500元给熊君锐（当时已遇害）在广州的家属。

同日，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宣告退出国民政府，国共合作彻底决裂。

7月14日，汪精卫召开秘密“反共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宋庆龄拒绝赴会，请陈友仁代她在会上极力反对分共。当晚宋庆龄在住所写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旗帜鲜明地指出：“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声明》宣告“暂时引退”，与蒋、汪等划清界限。

7月15日　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疯狂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并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长职务。

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从武汉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到郑州，出潼关，转西安，赶上苏联顾问回国的汽车队，经榆林、包头，穿沙漠，越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过潼关时遇着一位黄埔学生，邓对他说：“我有重要任务秘密出巡，我的行踪请保守秘密。”

7月底《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通缉徐谦、邓演达《通令》。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蒋的第一枪，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职宣言。当时宋庆龄、邓演达虽然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然把他们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

8月15日　鲍罗廷、邓演达到达莫斯科，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出面接待。

同日，宋庆龄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转乘苏联政府调拨的专列火车横穿西伯利亚。

8月17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欢迎，邓演达应邀在欢迎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指出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有四大弱点：一、最大的缺陷是由始至终无一个具体的政纲；二、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四、不努力于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他还指出，“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只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不久，邓演达又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邀请，向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反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所规定的战略战术。他的讲话，竟遭到部分听众起哄。

8月下旬　出席克里姆林宫一次报告会，提出恢复国民革命，受到布哈林的批评。布哈林说，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没有什么国民革命。

9月7日　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同行的有陈友仁。

9-10月期间　邓演达曾多次向第三国际陈述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与第三国际的拉狄克见过面。邓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坚持国共合作和恢复国民革命的主张，拉狄克反映冷淡。斯大林曾接见过邓演达，并建议把他树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邓坚决反对。据当时在场的翻译人员说，斯大林与邓演达在谈话过程中发生过争论。斯大林的建议被拒绝。

和宋庆龄等由鲍罗廷陪同，到高加索参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邓演达还花了一昼夜时间，登上终年积雪的高加索山脉最高峰。

10月22日　邓演达在高加索写信给郑立真说：“因为行动秘密而不自由，所以书信也一样的难于动笔。”

11月1日　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窃取党国领导权的反动行径。《宣言》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与新旧军阀和一切反动敌人作斗争。

12月　邓演达在莫斯科的言论，引起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不满，邓演达感到共产国际领导人不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便秘密离开莫斯科，于1927年12月抵达德国柏林。在柏林期间，他从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学习革命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为了专心读书，他甚至闭们谢客。

12月27日　邓演达致郑立真信：

“现在的中国革命状况已经完全变了，因此我的计划也不能不变。我本来是打算立刻回国的，因为广州的事变失败，而且已经证明张向华等的反革命，所以回国的计划不能不打消。”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　戊辰）33岁

1月初　从柏林给郑立真的信：

“我返国的时间是难说的。我现在的工作准备在最近的将来为革命作最后的牺牲。我自从前年返国工作时即已经觉得自己的学问浅薄，必须有一个机会再行深究始能够应付中国革命的要求。现在中国革命的局势暂时当有一二年的缠绵，这个正是我读书工作的机会，所以我现在是应该准备的。”

1月29日　从柏林给郑立真的信：

“我在德国养病养了一个多月，现在不但未好，还要坏些，真是可恼！未有什么病，就是睡不着觉，这病得来很久不是一时能治好的。但是身体很好，请你放心吧！”

2月3-7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改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蒋介石同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决定继续北伐。

3月1日　在柏林医院给郑立真信：

“我的病虽未完全见好，但已好得多，打算三月十号出院，开始工作。”

3月5日　于病院给正成（季方）信：

“立三（严重）的思想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反动思想。”“我们要决心，并且要认识，必须根本地扑灭中国现在还残留的一切老庄的空幻虚无思想及孔子的中庸苟且愚蒙思想，佛教的否认世界生活思想，耶稣的妥协调和思想，而以左手执革命纲领右手执机关炮的态度和行动，把礼教、老师、宿儒、绅士、道学家，一切催陷廊清……新党的一切主要工作——如成立宣言和纲领、党纲、组织法等等，我一星期内出院后即行开始工作。目前临时工作可参照我前数日寄香港给你们的公函办理。”

4月22日　在柏林给郑立真信：

“我的身体虽然还时时要去找医生，但是总比从前好了，可以每天勉强看七八小时的书了！”“我们都是生在一个十二分矛盾，十二分痛苦的一个时代的人们。我们要用十二分的坚决和勇气才能把一切黑暗打破，替将来的社会开辟一条光明的路呵！”

5月3日　北伐军进至山东济南，遭日本武装干涉，屠杀军民数千人，制造“五卅惨案”。

5月4日　宋庆龄到达德国柏林，邓演达为她安排在里城堡大街7号寓所居住。这里环境清幽，视野开阔，离里城堡大街不远就是柏林繁华的柯夫斯坦姆大街。邓演达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担任译员的年富力强、政治可靠的章克调来照料孙夫人的生活。

5月　给典（季方）兄信：

“前参（立三）复你的两信，我都看过了，这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他本来的思想就是‘教皇’的，神秘的，反动复古的，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工作也不过是偶然。现在正好和他的理想上的同事搭伙，打算去继承吴佩乎罢！我们自然不能和他在一起的！”

7月2日　柏林警察局局长给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报告中记载：“（德国）外交部于6月13、14日直接告知，中共党人邓演达目前一直在孙中山遗孀的陪伴下逗留于柏林。”在柏林期间，邓演达曾多次与宋庆龄详尽研究，要重振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踏踏实实地做好农民的工作。为此，他们深入钻研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深入南德考察贫困的山村农民的生活。在柏林期间，邓演达还花很大精力帮助孙夫人提高汉语水平。他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搜寻“五四”期间和20年代初期《新青年》、《向导》发表的一些较好的文章作为范文让宋庆龄阅读，向她讲解文章中的典故和成语，加深其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成了宋庆龄的家庭教师。

7月7日　在柏林给郑立真信：

“我究竟能不能回中国来固然是一个问题，回到中国去能不能公开的和人家在一起过日子更是问题，所以请你不要过于妄想！”

7月14日　在柏林给郑立真信：

“我的生活是一个流浪者的生活，但是盼望一年以后可以独立的不靠团体的接济。你说我也是不应该用断金学会的款子，你是对的。那么我至多用断金学会的款子一年，以后我一定要设法报酬学会的，请你不要再骂我。”

邓演达在柏林期间，生活俭朴，每月的生活费多用于购买书籍，共有三百余册，回国时随行李带回上海。在此期间，他写成《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一书初稿，写成《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的根据》，在国内出版。

7月17日　邓演达利用暑假，由汉堡乘轮船经七昼夜到北极洲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旅行，遇冰险，幸脱险。

7月27日　给正成信：

“我因休养身体及利用暑假期间起见，特于7月17日由汉堡乘轮来北极附近旅行，沿途经挪威各海港，所见甚多。现正夏季，故一入北极圈（北纬67.23度）即半年为昼不复有夜，半夜太阳犹高悬空际正北方。南人到此，真另有天地也！船大14000吨，载客千五百人，全程十八天”，“我们乘船因入港时遇大群浮冰（北极圈内夏季仍多浮冰）碰撞太多，至头部受伤甚重，入水数尺，幸近岸即驶入停泊设法补救”。“在此过三、四日之北极圈生活，为趣亦多，盖之周围皆冰山，昼夜皆太阳炳耀，不知黑暗，附近人骨兽骨甚多，盖历次探险队在此附近牺牲者已不少矣。亚洲人来此者恐以弟为始。”

8月　与中共派到德国海员工会工作的廖承志等，在柏林郊区“绿色森林”合影。

11月12日　给郑立真的信：

“真妹：我今日要以十二分决定的意思告诉你：我决不能和你再行同居。我现在已和一女友订婚，不日即行结婚同居。我因为前数月间有种种的关系不能不安慰你，所以我有从前那一封信。我以后的事不要你再行顾虑。并且我盼望你——虽然不能勉强你——从速找爱人改嫁。”

12月18日　给郑立真的信：

“我和你的关系老早已经在给你的信上说明，我现在应该重新说明一遍：……你现在的地位和环境是最适合于你的奋斗工作，你应该努力于学问的研究，再过几时即可以设法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你自然应该了解我是对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宗法社会和封建社会进攻，绝不是刚刚对你、对夫妇的旧关系进攻。”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己巳）34岁

1月6日，致日昇兄函：

“太朴兄月底动身回来，附其带回我最近的思想系统和政治见解一长篇回，或者可以翻印付各友一览也。”

1月17日　致君达兄函：

“书店事，应取营业主义，照正当的股东会议办法，不好过于被人干涉。”

1月20日　致君达兄函：

“笠兄你已经和他见过面或通过信没有？他现在是一个寒林中的苍柏；他需要人们的维护、赏鉴，请你无论如何把他接到上海来同住，好吗？我那封信，他如果读了，他一定是半点头半摇头的；但是不能不承认他所依托的社会的腐朽，无法为力。”

1月27日　致君达、岳化二兄函：

“新店（新党，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无论如何要待太朴兄回去决定，我已将此意告知聘兄，请勿鲁莽从事，致贻失败！”

“罗榷兄竟被害了！我对于此事应该负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的，因为他是我派去的，而且我无法叫他在反动的势力下退出来！我真是许多同志中的罪人，我知到何时才能把罪赎完！”

“我目前一切的工作集中在经济史及理论的研究，七月前可以完成一个段落。”“我已经把这个系统的思想和主张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太朴不能会面，我打算寄回给你们大家参考。”

2月3日　致君达函：

“寄来的《饮冰室文集》已收到。但是恐怕要在年底以后才能看到，因为我的研究计划已决定了。”

2月17日　致日昇兄函：

“前星期日用挂号寄给你们两封长篇论文及信已收到了么？念念！”

“宣言的公布现在的确尚非其时，我盼望只是同志间的讨论，不必大锣大鼓地吹奏，朴兄约要迟些日子才能回去，夫人[宋庆龄]则因葬事改期更须迟日返来。但一切事可照常办理不必等待也。”

“陈公博现时出了一本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请你设法寄来看看。”

3月3日致日昇兄函：

“来信所称负责审查的友人名字中有马浚一人，是否在革命评论及双十做文章的马某？他的理论见解大概是不差的，但是他是否真实同情于我们？这点望你详细考察后告诉我！”

3月×日　致正成函：

“关于党务的事，问题十分重大，目前进行固然困难，但我们也不希望立时可以容易进行，因为中国的问题，实在比世界上其他的问题重大得多，不必因困难而灰心，亦不可因容易而狂喜也。”

3月17日　致君达兄函：

“书店事应该从小处着手，并且用灰色手段。照现时情形看，如果你和岳化能用力纠正，或者还可以免去失败的危险。”

“前途事你不要过于忧心，因为历史的时期在现在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工作尽有别的路向可以发泄。”

3月23日　致立三函：

“你不了解我的世界——现代的世界——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在理智方面接受你的批评，并且要无情地向你反攻。”

3月31日　致君达兄函：

“文化的刊物十二分的需要，在人才方面说，太朴兄是一个可以担任的人，但是恐怕在中国单独组成，目前尚缺乏助手，与其匆促成立，不如比较待到完全时再说好些，突击的前车我们应该引为鉴戒呵！”

“黄埔生方面应与切实联络，但据来信说，一个人包办一切的行动我们不好轻信他。”

4月4日　致君达兄函：

“1.武汉事恐快了结。笠兄及慧凡兄必在流离颠沛状况中（1929年4月蒋桂战争中桂系失败，李、白退桂）。而且笠兄有更走极端的可能，请你无论如何派人设法和他们联络并设法找他们到上海同住。

2.请你买陶希圣著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国闻社出版的《中国新经济政策》来参考。

3.陈公博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无多大价值，不过很粗浅地表示出他的唯物史观的立场。

4.《新生命》近来有多少很好的材料可以作参考用，请你和大家留心。

5.我现在正用经济学的工夫。七月以后再入到政治学理论的范围里去。”

4月7日　致君达兄函：

“桂系败后中国必更快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久美国必定有大帮钱借入来。”

“我们目前的工作应仍以文化工作为根据，书店已有相当基础，以后只当在编译著述及人才养成方面多用工夫。这个是我们此后的唯一路向。我当然应该在这个方面去找人并用功。”

4月21日　致正成兄函：

“桂系败后，在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容易；但是目前汪系十二分地拉拢各派军阀。冯、唐、朱（德培）、张（发奎）、陈（嘉佑）等均有和桂系残余联合抬汪出台的计划。汪现正在踌躇中，如果这计划实现，表面时局向左，其实向右倒退。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革命的前途是好的。”

5月5日　致日昇兄函：

“日升兄！请你忍耐时局的转移，认清我们的原则，勿以暂时的阻挠障碍而灰心失望罢！这样的时期正是叫我们内部自己锻炼的时期，我们绝不希望人多势大，我们希望的是有原则有步骤而能事实相应。你目前的工作自然可以随你现时的环境缩小及缓让；但是不能和一切人绝缘而且引避。目前自然不是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明白，我的状况及工作路向只有在系统的编述一二部书以后才能叫青年们了解的。我相信不久一定可以把我所需要的系统知识得到。目前还未曾十分成熟，我实在不能负起责任立刻去干。”

5月12日　致日昇兄函：

“我们现在的学校（指邓拟建的新党——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因为校旨的不同，第二，因为教材之缺乏，当然不能希望迅速有所成就！不过，人对人的关系，不能不要求正直和诚恳。我的决心你是知道的，我致辛农的信你看过后更明了一切。我将来一定和辛农一同工作，而且全力的工作。国内的局势似乎是要蒋被冯、汪挤倒后才有重新发展的机会，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

5月23日　致映芙兄函：

“国内的战争正在开展；但表面为政治的左右之争，其实为民六七时代督军团独立的状况，资本主义的开展已受着极大的障碍，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又十二分薄弱，所以现在正是难产的过渡时期，一时恐怕还是由‘花旗的金元’和‘红毛的金镑’合作，把中国领导到‘西方文化’的路向去的！”

5月26日　致君达、岳化二兄：

“目前的局面无论如何，对于我们工作进行是有益的，请勿焦急。”

5月间，孙中山遗体由北京碧云寺移葬南京中山陵，宋庆龄决定离开柏林回国参与葬礼。邓演达考虑对宋庆龄的安全，决定由黄琪翔以秘书身份（取名黄御行）随宋从柏林经苏联，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5月19日抵北平。6月1日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

6月2日　致君达函：

“据这几天的消息，知道冯不能急战必须缓冲，因此南京方面目前危机可以减少。中国目前虽十二分纷乱杂错，但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为历史上必经的路程，故我们判断将来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1.比较长期的割据——但南京半壁仍继续资本主义化。2.全国有一个比较强固的政治机关，使资本主义化的范围扩大而且加深。除此两个可能以外，我看不见有社会主义的可能，所以我始终对目前的直接行动表示消极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必把能力浪费在不可能的条件上面。但是当然我们的准备工作要继续进行的。”

6月9日　致日昇兄函：

“欧洲政局如上函所述，现英工党已单独组阁，在将来新议会内大约必能得自由党之助得到多数。但以目前纲领推测，保守党必不愿即起与为难，故工党虽不能占议会中绝对多数，而仍可支持也。”

“欧洲学生除一二个勤力作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外，很少有真正勤苦而有相当根底的人，所以将来我们的同伴恐怕还要在日本及本国中去找。这个自然是一个悲剧，是中国的失望景况。”

6月23日　致日昇兄函：

“你对于时局的见解是对的，历史的使命是要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接受这个使命的现时只有南京的力量，所以一定是要南京胜利才有办法。”

“我相信对于你的批评说‘你是受过东方哲学陶冶的’产物，这句话是很抽象的，让我现在把他具体化罢！”

“东方和西方生活的差别——由生产状况所发生的差别——似乎可以用唯心去代表东方，唯物去代表西方，因为西方的社会生活从希腊时代起已经是在城市的商业经济时期，人们的崇拜‘人性’，崇拜肉体的生活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生活根据，而且有满足这个根据的可能，及后到罗马灭亡后的中古时期虽然为强烈的唯心论所支配，为封建的农业生产状况所支配，而一到新世界的创获以后，商业资本即完全支配欧洲社会，因此唯物论及肉的生活必然要‘复兴’。这个就是‘文艺复兴’的意义。”

6月30日　致映芙兄函：

“你对于历史的一元论及多元论的问题，我应该简单的据我所知及相信的答复你：推进历史的只有一元：‘生产技术的发展！’但是在历史的行程中，因为由生产力发展可以形成进步的意识——‘觉悟的意识’，而这个‘意识’被人们掌握着又去推动历史前进，所以往往有历史的行程表面上看去是‘意识’的推动力量，精神的力量，而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个问题说来很长，我们将来见面时再讨论罢！”

7月中旬　致映芙兄函：

“我如果接到宋的复信，决定九月底来英国大约住半年，专学话及文字，请你代我打听一下那边的生活状况。（每月中等生活要多少钱？）或者会和你住在不远的地方呢。你可以不可以在八月中旬左右来这里走一躺（趟）？”

7月28日　致日昇兄函：

“我的意思已坚决。九月底英国之行大约可定。明年春初决回日本与你及辛农等同居。请你先准备吧！”

8月8日　致映芙兄函：

“你打算译的Eugen Varga那本《资本主义没落期的经济》一书，已由上海昆仑书店印出了，系宁敦武翻译的，请你注意，我也决意不久到日本去作长期的工作计划。你的计划怎样？那边生活贵吗？”

8月11日　致君达、若帆函：

“我决定九月底到英国去，本月底到南德去。但是你们的信还是可以照常地寄到这里来，因为邮局很妥当地可以转到。”

8月18日　致君达、岳化函：

“我现在已经决定月底离开柏林，先到德国南部去旅行，再到意大利去，九月底可到伦敦。一切当络（陆）续有信来告知。国内局势愈明显地证明资本主义进展的可能而且必要，我们的工作路向更明显地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面。我现在的研究对于欧洲已告一段落，现在当陆续转到中国问题上去。”

8月31日　致映芙兄明信片：

“弟决月底即赴南德旅行。已约石岸先生，如果他能够在彼处见面，来英定十月初。余详后函。”

9月1日　致郑立真函：

“我明天就离开柏林到北部德国去参观农业的组织，三五日后再到德国南部去旅行，接着即到英国去，在英国至少住五六个月。以后的行踪还未有一定，我会通知你的。”

同日　致君达兄函：

“寄立真的一信也望你转去，我现在对她已由旧社会的疾恶感情的反动而到了感谢她思念她的田地了！唉！人情可怕！问你的好！”

9月2日　午12时于布达佩斯城。致映芙兄明信片：

“本日步游至此城，城为捷克国著名工业区之一，以啤酒出产著，图之左边为吾人休息处，左边大房子，我始以为是新式监狱，而其实是16世纪存下的王宫！欧洲昔日的帝王！其实也比不上今日的布尔乔亚，更不要说中国的了！”

9月9日　柏林　致映芙兄明信片：

“弟2日已离柏林，曾到北部及中部参观各农业区。现在此拟游览六日，然后到南德，经法国来英。到英时约在来月初，余后详，问你好！”

9月12日船中　南德考察　致君达兄函：

“在得来士登城复信及沿途寄片谅已收到。我现在正因友人介绍，无偿地乘一拖货小轮由BIyew Lury城顺多瑙河而下。此城距海入口处约2500km，大约和重庆到上海的水程相当。由此城以上则不能航行。”

“五日来的生活已完全仿佛进入中古时代的藩篱里。一切工业的新世界反为叫人忽视。”

9月14日　致焕明、恺青（黄埔学生）二兄函：

“我近来的思想，看我最近的小文便知。我的主张是：目前还未到直接行动的时期。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上说，似乎非经过资本主义的‘清扫’，封建社会的遗朽不会肃清的；而目前的政府似乎可以代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暂时作思想上的斗争工作，徐徐地图以经济的斗争作群众的斗争日常工作。如果无广大的群众组织的斗争，那即便有一时的军事胜利，结果一定被军队拍卖，决不会比目前的状况更好的。”

同日，致郑立真信：

“八月五日从东山来信已经收到。我不能如你这样的流涕痛哭，但我每一念及我对父母、对你、对大兄及其他旧识的刻薄寡恩以及过去的一意孤行，我实在已经有过好几次的痛苦，并且在梦中也曾痛苦过好几次！真妹，我承认我一年以前的人，是完全因为社会变革的反应，以及生活变迁太急的结果，生出了很大的反动。我深知道我负人太多，我十二分的要忏悔我的生活态度！”

“我因为要到英国去，所以二号就离开了柏林。现在在德国南部一个大城中游览，在山中曾写了明（信）片寄给你，想你已经收到了。大约在德国各处还有两礼拜的逗留，然后经法国到英国伦敦去，在伦敦至多住半年，然后想法子回东方。”

9月18日　致映芙兄函：

“在途寄信想收到了，我今晚到了这个中古时代的模范的南德市府，及近代的工商业中心之一的Numberg，打算在这里停一天，然后到多瑙河的上流城市Regensburg及Passau以后到München（英文叫Munich），大约在德境至多停留到本月底，即拟经过Stuttgart，Strass-burg，Nancy，到Paris。”

10月5日　在巴黎致映芙明信片：

“我昨晚夜深由斯图加特来到这里……潘君大约今晚可以见面。打算在这里停留四天，你来信请直接寄到这里来。”同日，致郭冠杰明信片：

“来函在路上收到了。我离开柏林已一个多月，拟在伦敦多住些时日，我寄你的片子收到了吗？”

10月14日夜于伦敦　致君达、岳化、松堂明信片：

“沿途寄你们许多的片子都收到了么？我已于11日晚由巴黎来到资本主义领袖的祖国了！护照的检查及来历的盘问，十二分严密，结果因为我的护照已经没法换去，故能得到居留二个月的允许，我现在住在一个很僻静的地区，但是房租一般的比较柏林贵；因为相识较少，应酬减少，或者可以多用功少花钱罢！”

10月17日　致日昇兄：

“前日托寄冠（郭冠杰）兄等函想已收到，兹特将起草前之详函复聘兄，请收到后即与学兄共阅，阅后即交聘兄。聘兄目前思想及行动，并盼告知也。”

10月24日　致君达兄函：

“我对于黄埔同学会宣言，已经看过，他们只着眼在政治的表面问题而缺乏纲领的认识——这当然是我们未加领导的过错——故只有对于个人的攻击为多。这是为所谓左派的通病。现时我们应当设法找出他们真实能负责任的同志，和他们往来，将来预备和他们相见。”

11月9日早　致君达、岳化二兄函：

“请寄中国注音字母教科用本子及一国音的注音字母典来（最好有英文合编的），教一德国朋友用。”

“即搜集昆仑、乐群、南□书店出版书目来，及订《申报》寄（报纸已一个多月未到）。”

11月18日　致君达、岳化、震华函：

“中国革命系一个长时期的事业，绝不能希望短时间内一蹴成功。我们自然并不因此放弃了革命的工作，我们自要看准了这件事去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患得患失非革命党人所应做的事，故我要再明白的声明：我们对于任何派别的区别在：第一原则上的不同；第二在手段上的差别。我们如果不能认清原则和手段的不同，则我们自己已经抛弃了立场，绝不能继续做工。我盼望大家详细的考查。”

“我现时的用功时间，一半英文，一半其他。三个月后大约看书不成大问题。盼望和你们见面时，英语亦可过得去。”

12月7日　柏林致映芙函：

“昨日6时（伦敦时5时）经过一点钟的夜间飞行后安抵此间，一切朋友大部已见着，明日或可和石岸相见。”

12月8日　柏林致杰哥函：

“前日晚由伦敦飞抵这里，因为要和我的姊姊（按：指宋庆龄）商量以后入学（暗语，指回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大约三日后，再回到伦敦去。家事（暗语）不必太奢望，也不必太灰心，只要我们大家用功一定有办法。”

同日，致君达、岳化、震华及各兄函：

“我的宣言底稿只系指出对南京及改组派的态度，对于纲领上面很少周全。但我决定6号坐飞机到柏林去和宋见面，去决定大体的实际办法。待见面后再详细地告诉你们。宋有信来，说及她到巴黎时，汪屡次派人找她，要和她接头，但她坚决地拒绝。她对改组派和南京的态度根本上和我一致。汪现在还在巴黎，我看他不敢立时回去的。”

“中国局面，快要到‘否极必泰’的时候，我们只要准备得周全，则必然可以满足人望。所以目前的活动不必十二分挂念的。”

“蒋不倒，则改组派或者还有些说话余地，蒋倒后则改组派的政治信用立时丧失。你们且看罢！”

12月22日　致君达、岳化函：

“君达兄现时又回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景况，好笑又是可敬！”

致引夫兄函：

“一直到现在还无机会和农民接近，或者到罗马后设法，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可以知道意大利的人民生活比东方接近一步。”“昨夜半由Belgrad开车，经一夜到今午12时30分到这里，友人已见面，决定在这里住十天（大半在乡间），然后到罗马尼亚或土耳其去，一切状况待调查后告知。”

“中国似乎又有新的把戏开始，但我仍然不相信会弄的（得）很大，我们且看罢。你的英文学习想仍继续，盼望你能得到更多的进步。”

12月24日　致丘哲并转君达函：

“由君达兄转各兄信，想已共同阅过了。书店事许久未接你的详细消息，甚为悬念。”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庚午）35岁

1月　离开英国到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考察。

1月5日　写成《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提出反对蒋介石钦定的国民会议，主张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并且由国民会议以达到平民政权，进行社会的解放。

1月12日　牛津致杰哥函：

“来苏格兰及英国中部北部已十二日，今日到这里，英国保守主义大本营探望探望。这算不错，问你及孩子们的好！”

1月中旬　致诚庵兄函：

“陆续寄你的信，想已收到。二十一日晚接到你们的电汇百镑，故已决明日午离此赴巴尔干。”

“如果护照不发生障碍，则尚拟到土耳其及印度一行，然后照前信办理。

我这次到苏格兰及北部英伦旅行，所得不少，惜不能立刻把结果告诉你们，留待以后详谈罢！”

1月28日　致映芙兄函：

“别后过海时风平浪静得未曾有！昨日和潘君及由南部来的陈君同到这里——法国的中部一农庄家里住，参观佃农及自耕农。”

2月2日　致岳化兄函：

“我寄你们的长信及问题，想你们已收到，并且解答。22日收到款后即于26日照计划行。在巴黎参观了两个农家及企业，昨日来到这里，打算找些经济——尤其是工人生活的统计，大约明日一日可办妥，即行。”

2月6日　米兰致引夫兄函：

“前日抵此，一切均好。你们到此时有掌炊的人接车，我住在一间懂德语的旅馆内，价约六先令。”

2月15日夜　罗马致映芙函：

“到这里因预定时间太短不能参观完毕，又因一切联（络）极好，能得到意政府农林部的介绍，故延迟到今日，参观了许多农场，一切待后详。你们到时可访问公使馆，住方便。明日向保进行。”

2月17日　威尼斯致杰哥函：

“在往巴尔干的途中，到罗马住了一星期，参观了不少的法西士特的农业，现在在这里看了看商业的和政治的开创者威尼斯，得到很多的印证，这城的水、桥，或者有很多和广州及苏州相似罢！”

2月19日晚　贝尔格莱德致引夫、竹林二兄函：

“昨晚由维也纳东行25小时，因在大山脉北麓，故甚滑，满地积雪。警察仅允许停一日，到处通德国话，故谈话不难。土地占有状况，北部大农多，每农家约有土地千亩以上，南部及西部较穷，小农为多，但也有20亩左右。工厂工人普通作工8小时，收入约今中国每月大洋78元左右，小学教师约每月160元左右。现时的经济势力，英美为大；文化势力德国为大，法国也有相当影响。由土耳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不过六七十年，竟能造成这个地步，总算不错！图下面为临多瑙河与沙华河合流处之要塞，现废弃，辟为公园。问好！”

3月2日　Sofia（索菲亚）保加利亚都城致诚庵、若法二兄函：

“我来到保已逾十日，一切城市及农村中的生活都先后经过。我所得的结果，恐怕为到欧洲以来最好的。详细处只能以后发表。我相信保加利亚是中国将来最好的模范，尤其是关于农民问题方面。我相信中国的青年学生——自然是决心为人民奋斗的青年学生——应该到这里来求学，绝不应该到西欧去。”

“中国的局势绝不会因多少的曲折而变其路向，大家只要团结，最后一定有办法，不要着急。我的旅程已不照原定办法，想你们读这信可以料到，目的在看新土耳其及印度，不然很可惜了这个机会。并不会因此延误了很多的事。”

3月12日　Angora（安卡拉都城）致诚庵兄函：

“我到这个土耳其的新都已经足足七日，决定明日午乘车赴小亚细亚的莫索不达尼亚平原的世界最古文明发源地，到巴格达去，大约行程总要一星期左右。”

“这里的景象十二分的新颖发皇，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新土耳其，现时居然有一万三千的新式国民学校教员，五十万小学生，并其他中学、高等大学的相当学生数量，只此一项已经可以证明土耳其文化的程度高过中国多少倍了。”

3月20日午后　致诚庵兄函：

“自Adana（亚达那）寄的片子，大约比这封信及片早到一些罢！由Adana出发，后行约一千五百里到美索不达尼亚平原的最北部已为巴格达铁路的现时终点。”

“预计6月以后到印度西岸的Karachi埠。余详致香港转若法的信中。”

3月21日　致诚庵兄函：

“13日离安哥（卡）拉，因赴美索不达尼亚平原的巴格达铁路每星期只开两次，故须二日后始能接驶。特利用此二日工夫在小亚细亚内部所经城市停留。”

“14日到Konia（哥尼亚），为10世纪至12世纪的土耳其的第一期统治者的都城。当时的王公贵族多到东罗马的都城君士坦丁学习，故一切科学技术均受感染。回教寺的建筑在此时期Konia的有希腊的罗马的塑像。”

“摩（穆）罕默德所付给他的信徒的，不但是统一的争斗的可兰经，且是美洁生活习惯。”

“20（日）早到巴格达后，因须赶礼拜六（明日）由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出口赴印度的船只，故不能停留，只匆匆忙忙地游了3小时，但一切主要的地方都看过了。昨晚[20（日）晚]由巴格达到了这里巴比伦城不远的小站中歇宿。”

“这里的车站旅馆是英人监督的。有一外人游记簿，每游客必须将感想写出。我曾写了一‘文言’诗！特转录下面，备你们的参考。”

“人文最洪烈，首推此邦阙；

战争与科哲，相并亘古绝。

世变急西移，乃生后希腊！

罗马继复起，鸿图迈前域。

生存与征伐，不得须臾歇。

中间回教义，并合非与亚。

欧洲南西东，罔被铁蹄跨。

假非哥伦布，移转新机运。

欧亚力角持，至今还不分！

海洋与温气，诞生旧人文。

艺术日邅递，自然力日逊。

今日生存者，何□非字奋？

巴比伦已矣，祗余败瓦砖！

牧人与牛羊，徜徉复徜徉。

那知今与昔，相判已天壤。

回矣浪游人，故乡荒且莽。

新机在眼前，只合鼓勇往！”

“今日，半小时后即须急往南行赴波斯湾，六日后到印度的（Karachi）加拉士港。”

4月8日　自菩提伽耶释迦牟尼证佛地发致诚庵兄函：“自得利都城今早抵此，特为参谒圣地来，二千余年的圣迹至今只有多少。由缅甸、锡兰岛及西藏多少僧徒住持着，一切荒野残废的状况和中国各地的庙寺无别，这或者已证明了佛徒脱离了社会的结果罢！回教徒在印度，现时比佛徒多六七倍，而且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尤其是文化的作用尤过此数。”

“印度的农民正在极深的地狱中——比中国的地狱更深更暗——但现时的独立运动已十二分的扩大。甘地受去年年底全国国民会议的委托，全权执行印度独立运动的工作，现时正在西部农村中运动，并先行拒绝买政府专卖的盐与英国的布。”

“帝国主义自挖坟墓可见一斑。”

回国前邓演达写信约叶挺晤谈。叶挺复信说：“你既然决定回去，我就不来了，以前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过你。”

在踏上归途的前夕，邓演达和宋庆龄晤谈过。邓演达说：“我们斗争将是长期、尖锐的，而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作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宋庆龄：《纪念邓演达》）

5月初　到了香港，与彭泽民、丘新民等会晤，商定共同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5月间　回到上海，主动找中国共产党商谈联合反蒋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没有理睬他。他慨叹道：要是毛泽东在中共掌权，合作的局面就会到来，现在这个问题只好等到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了。

在上海多次到姚主教路找陈翰笙谈教育问题。陈翰笙说：“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苏联是个教条主义。”邓演达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说：“我们两个都不要。”

对从日本回上海见他的彭秋萍说：“孙子说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你回日本以后，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把各军系的学生联系上，一个个将他们的永久地址记起来。”

“重点有两个：西北系的冯玉祥，西南系的陈济棠。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

6-8月　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讨论、修改新组织的政治理论纲领：《政治主张》。纲领的中心口号，是要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独裁专制反动统治。

8月9日　19时到22时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黎锦辉的住宅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30多人。邓演达致开会辞后，宣布《我们的信条》（六条），提出“必须搞军事运动”；接着通过《政治主张》。邓演达当选为中央领导机构总干部会干事。会后在14个省陆续建立了地方组织；派章伯钧到北平主持党务，派郭冠杰到广州进行组织活动。

8月12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发出第一号通告，号召加紧团结，继续进行革命。

8月18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临时性的“党纲整理委员会”，负责修改的《政治主张》，铅印两千册。

8月23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中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训练委员会，由邓演达兼主任委员。

9月1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公布发表，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新闻》作了摘要刊登，并取外号为“第三党”。邓演达对此很不满意，即派施方白前往交涉更正。

由邓演达创办和主编的《革命行动》月刊第一期出版，刊登了《政治主张》和他的三篇文章：《〈革命行动〉发刊词》《中国到那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政治势力》。同日，写信给郑立真：

“我回来已经三个多月，因为事实上不能和你同居，告诉你反增加你的怀念，故一直到现在未曾给你写信。我现时的生活是极端秘密而忙碌的生活，一切家庭生活的影迹都不能带有。你万万不能来，你现时只有加紧的用功读书。医术的研究，对于你是很有益处的，我十二分的赞成你去学。时局如果有转变，我如果能公开的行动时，我必定要接你来，我十二分的决定请你放心！”

9月15日　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提出：“准备着在最近时期夺取新的革命根据地以集中革命势力，振起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与自信，去完成革命的任务。”在《革命行动》第二期发表。

9月20日　在《革命行动》第二期同时发表《第二国际领袖樊迪华之来华》《奉军入关与时局》《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造谣的卑鄙（答复同志们的质问）》等文章。邓演达在《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危机理论的不同，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分水界之一”。文章对世界经济危机作了概括的说明，并分析了危机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明显影响，文章指出：“世界的经济危机越是急迫越是扩大，帝国主义越是要急迫的来管理中国，或加紧叫他的代理人来管理中国”；“摇撼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根基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而且是从多方面去做的工作”；“只有加紧的把南京政府及北方政府推翻，然后帝国主义才不能加害于中国”，“才能停止内战，进行经济的建设，使国民经济向上发展，逐步地达到社会主义。”

深秋　一个夜晚，邓演达化装到上海新亚酒店，与其胞兄邓演存、嗣女邓京育见面。邓演存觉察到他弟弟生活上、政治上的经费都有困难，便送他一万元。

10月间　派邹华盖、丘新民、周惠生到武汉建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武汉支部。

11月10日　写成《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长文，在《革命行动》第三期发表。文章指出：“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11月　约余洒度、陈烈等六人在上海霞飞坊见面，指定他们六人负责筹备组织“黄埔革命同志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作为反蒋活动的一支力量。不久，黄埔革命同志会在上海成立。

11月20日　在《革命行动》第三期发表《忠告〈社会科学战线〉的记者》，对改组派共产党对“本会及我个人所造的卑鄙谣言加以辞辟”。指出：“历史的前途是奋斗得来的，历史的任务只有光明坦白的奋斗者才能尽到。”

秋　西北军将领邓宝珊在上海与邓演达多次会晤，加入了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将蒋介石在西北方面的军事计划和军用地图交给邓演达。

冬　鄂豫皖边区的郜子举到上海与邓演达商谈今后如何为恢复革命出力问题。与杨虎城联络后，派周力行（士第）、马达民、王人旋去西安杨部工作。派余靖芳到四川策动郭汝栋、孙震、邓锡侯等拥邓反蒋。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36岁

1月5日　改定《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在1月10日出版的《革命行动》第四期发表，文章说，我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是真正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民会议。

1月　开始，邓演达亲自主持党务，除经常接待联络各方面人士外，还亲赴东北、北平、天津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和组织工作。

春　致函催严重下庐山到上海谈反蒋问题。经过几次辩论之后，严终于认可了邓的主张，同意参加邓所领导的组织。

邓演达带着任良才（对东北的人、地均熟悉）从上海搭日本货轮去大连，然后到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东北，在群众中考察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在东北期间，邓演达以游客身份出现，并未会晤过地方的当局，亦未被东北统治集团发觉，只会见了若干可靠的朋友、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从考察中，他觉察到日本帝国主义有控制整个东北的野心。据说，他自己将这一看法告诉了张学良，认为东北正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关键时刻。

邓演达在东北回程时，从大连搭船经天津到北平，停留了一个星期，分批接见了北平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和组织成员百余人。会晤时，邓演达指出：蒋介石打垮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扩大会议组成的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军之后，正集中兵力到江西打共产党，假若我们最近能取得一个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造成掎角之势，蒋介石的处境必然被动，我们就可以把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

邓演达从北平回到上海后，即举办干部培训班。他亲自写信给北平的邓昊明，要他选送干部参加学习，并强调要选派女同志。他亲自给训练班讲课，第一次讲中国社会的性质，第二次讲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干部短期训练班，前后共办两期，每期十多人参加。内容是学习政治主张、组织工作、宣传方法、调查研究等，分别由在上海有经验的同志讲，主要是阐述政治主张和鼓励大家坚定革命意志。

4月3日　写成《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在4月14日出版的《革命行动》第五期发表，论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十条纲领，其中着重提出，“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立即召集真正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以接受全国政权”的行动纲领。邓演达说：“这篇文章是自己及我党的经济思想的代表，更是我们的世界观政治的代表。”

4月18日　写成《从西班牙政变说到南京统治的崩溃》，在《革命行动》第五期发表。文章提及，“农民问题在现时的中国及西班牙都有一样性质，‘得之则生，失之即死’。”

4月　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的宣言，指出南京的伪国民会议，只是军阀、官僚、买办、洋奴、地主、豪绅、党棍、学阀的代表机关，现时全国人民的唯一任务是：反对反动的伪国民会议，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由人民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人民所要求的问题。

写成《“五一”纪念节告工友》在《革命行动》第五期发表。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又主持创办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机关报《革命行动日报》，交李世璋负责；又主持创办《茜》文化半月刊，交给张资平主编。

利用宁粤分裂机会，邓演达亲往孙科住所，劝阻他去南京任职，动员他回广州负责党政方面的反蒋任务；扩大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周力行、曹霄青等为骨干），策动黄埔系军人起来反蒋，会员达数千人，遍布全国；组织由邓演达、黄琪翔、季方、严重、邓宝珊负责的军事委员会，进行军事策划：推荐丘新民、庄明远等去陈诚部队进行军事政治工作的准备；派章伯钧、李世璋去冯玉祥军中策动；派黄琪翔去广东开展军事工作；派樊少卿去河南通知郜子举待机行动；派王枕心去香港通知彭泽民负责华南的策动工作；派叶粤秀去江西嘱咐萧乾部听命行动；北方的石友三、孙殿英已决心动作；蛰居上海的邓宝珊与邓多次恳谈以后，同意担任一部分军事组织工作，负着秘密使命回西北；冯玉祥先后派张久荣、凌勉之秘密与邓演达联系；陕甘方面的有关部队也纷纷向邓要求，派人去指导工作；武汉军校的杨伯翰、福建的卢兴邦、河南的张轸、四川的刘湘，与邓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邓演达的活动被蒋介石发觉以后，即派心腹王柏龄、陈群、杨虎等到上海侦察，并与淞沪警备司令、上海租界当局勾结，合谋侦察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风声日紧，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劝邓演达离上海到日本或香港，但是他不听规劝，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全，要人去牺牲呀”！他本着“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的态度，一直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他在行动委员会的《政治通告》中激励全党的斗志：“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准备着被残杀。”

6月22日　致信黄琪翔，通报情况和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并提出处置的办法：在最近期间，还不能发生直接行动，你应加紧准备；在政治方面应加紧与×联系，并设法叫他知道我们的军事力量和确示“无”包揽的“野心”；如有可能，以不失团体的威严为度的可插入政府军事机关或军队中去；军队工作应加紧，×军中已找出极好的工作能手等。

6月25日　写成《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长篇文章，详尽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南京统治的形成过程，具体阐述了复兴中国革命的手段，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提出“我们的中心主张之一，在平民政权的建立”。当时在上海有两家日本文报刊《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新闻》，由日本朋友中村农夫将邓演达所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以及他在《革命行动》所发表的其他文章翻译成日文，分别在两日文报刊上发表。

7月　写成三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7月13日　致信黄琪翔说：“北方近日消息甚多，都说‘快’动，但是我恐怕‘草头’（按蒋介石）还是会败于红军手上，使我们行动更易些。”“你如果非十分不得已时同他们鬼混些时也好，请你自决！”

8月上旬　与在江西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的陈铭枢多次密函来往，并与陈铭枢、杨杏佛等商定：乘蒋调陈铭枢攻粤的机会，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树立反蒋旗号，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赴赣州急入广东，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邓演达、蔡元培、陈铭枢等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汉分裂的办法，建立第三种势力的政权。

8月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缉拿”邓演达的公函。

8月9-12日　蒋介石接到叛徒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的密告信后，以钟日昌的名义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与叛徒联系的启事。

8月中旬　为准备江西起义，举办干部培训班。计划在训练班结业后即前往江西陈诚十八军的驻地，指挥起义，起义后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蒋介石统治。

起程去江西前，向因病卧床休息的朱蕴山话别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8月15日　国民党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发出逮捕邓演达、季方、沈维岳、丁丁、杨允鸿等的拘票。

8月17日　下午3点多钟，江西起义训练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举行结业式，邓演达到班上做形势报告时，叛徒陈敬斋混进会场，听报告未及一半，即伪装腹痛离席外出，与预先埋伏的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联系，将会场包围，遂将邓演达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郑太朴、周力行（士第）、罗任一等12人，被押进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当天晚上，邓演达遭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邓演达在“录供单”上写了以下这篇自述：

“邓演达，年三十五岁，已婚，广东人。回到上海已近一年，住所无定。在此过去一年间，我曾到过中国各处去游历，但主要时间在上海。”

“我自小学毕业后，十六岁即升入湖北陆军中学，二年以后升学到保定军官学校。又学习三年以后，即被孙中山先生召回福建，充军事参谋。以后于民国十一年参加北伐吴佩孚的战役。以后回粤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以后我帮助蒋介石筹设黄埔军官学校，并任训练部主任职约一年。民十四年初我离粤到德国去学习政治经济约一年，即被蒋介石召回，重新回到黄埔军官学校去任教育长职。经过约六个月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役。十五年十月，占领武汉，我亦被留彼工作。十六年六月，我离武汉重新到德国去继续做我的经济学的研究。二年之后，我就去德游历法英等国。一直到民国十九年五月我才回到中国来。我的政治主张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与现时广东一部分的政治家接近。广东政府精神上给我以帮助。我曾写过六个文章，登在上海各报纸及杂志。汪精卫亦曾是我的朋友，他现在广州。我现在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那边的工作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我今日因与数友人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即在那边被捕。我先后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五、六次于各别的地方。我的生活都是我的亲爱的朋友帮助我的，广东我亦有朋友关心中国的问题的。”

邓演达被捕以后，蒋介石立即电告上海国民党特务组织，要他们把邓演达引渡出租界，交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转押南京。

在临时监狱里，邓演达鼓励难友：“打起精神来！”并嘱咐罗任一把他们被捕的消息，设法公开出去。深夜，罗任一问邓：“如果他们使用软化诱惑呢？”邓答：“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8月18日　淞沪警备司令部向租界巡捕房提出引渡邓演达等人的要求。

上午九时，租界当局把邓演达等解到“公审会堂”，由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会同公共租界代表开庭审讯。在审讯中，邓演达慷慨陈词，谴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他的辩护律师张志让、蔡六乘等提出：“邓演达等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言。”审判者惊慌失措，仓促闭庭。

8月19日　复审，法院不听张志让的抗告，宣布把邓演达等押送到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邓演达被关在单间牢房里，王柏龄即去探风。

当夜，有个侦察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地对邓说：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打开牢门与邓同逃。邓婉言谢绝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

8月20日　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报道邓演达等人被捕消息。

8月21日　上午10时，邓演达被单独押离上海去南京。临行前，邓演达托人转告难友，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途中，押送他的队长建议他半路逃跑，被他拒绝，又一次错过了逃生的机会。

8月22日　上海《申报》报道邓演达押离上海。

8月23日　上海《申报》报道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

8月25日　英文《华北导报》对邓演达的被捕情况作了详细报道，并冠以《鲍罗廷的左右手——红色首脑被捕，对共产党以沉重打击》的大标题，向海内外传播，在海外产生巨大影响，各国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8月下旬　邓演达被押到南京以后，囚禁在羊皮巷军政部军法司的所谓“优待室”里。起初一天到晚发脾气，几天不吃东西；后来不发脾气，又成天看书，有时还做笔记，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慢慢才恢复常态。送去的书报，有重复的或他看过的，都挑出来，不要。

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以后，陈立夫受蒋介石之命，派齐世英劝邓与蒋合作，“消平内乱”，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职务，任其选择。邓“横眉冷对”严词驳斥说：“蒋介石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背叛了革命。”他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然后又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靠武力解决。”

不久，蒋介石又派段锡朋以私人关系找到谢树英，要谢劝邓与蒋合作，谢拒绝了段的要求。

蒋介石先后多次派戴季陶、吴稚晖、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和何应钦到关押处看望邓演达，企图软化他。可是，每次邓都表示不同意蒋介石那一套。戴、吴离去时都摇摇头，表示难办。

9月　邓演达被解到南京以后，陈诚为了掩饰他卖友求荣的罪行，假惺作态地打电话给蒋介石，请求释放邓演达。

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曹金轮、胡一、陈谦、张涛等组织了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下令通缉。

9月15日　同案其他难友被解押到南京。九月下旬，“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再派人劝邓，说：“大敌当前，理应抛弃前嫌，共赴国难”，并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可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严词指斥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更变，个人更不苟且求活。”

蒋介石在住所亲自找邓谈话，要邓和他合作，同样遭到邓的严词拒绝。蒋问邓：对“九一八”有什么感想？邓答：“那还不是你连年内战造成的！”

9月25日　通过狱卒传递，给罗任一等男难友写了一封信，说每天都有人去软化他，“我想我没有软化的必要，我仍当坚决的（地）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我曾答复他们，这不是私人的争执，而是为社会为中国。只要他们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土地问题，我即可表示与他们合作；否则个人的屈服是无用的，无意义的。”

给郑太朴写过一张纸条，要郑“不要悲观”。

10月3日　押离军法司。

10月初　给罗任一等难友写第二封信，勉励大家“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我对于过去的和这次的事情，自然比你还更感觉着难受。但是你们不必再愤恨！”“我更忧虑你们的健康，希望你们务必保重。”

过两天，给男难友写第三封信，再次要他们不要空过时间，要好好读书；嘱务必注意健康；并将他得到的消息告诉他们：“（一）日军已由沈阳侵占到吉林，东北事变愈见扩大；前途的应付更加困难。（二）宁粤讲和大约会成事实。（三）民众运动已经勃发，现政府的能力决不能加以制止；可是我深虑领导的势力薄弱。恐怕撑持力不能长久。”

10月20日左右　给罗任一等男难友写第四封信，回答他们就“九一八”事变后的时局提出的几个问题：“（一）今后中国的趋势，南京无疑的会走向绝路，旁的新势力也一刻起不来”，“所以今后国民党的联合政权，在事实[上]会要形成，并且还会有相当时期的持续性”。“（二）东北问题，不单纯是外交问题，决不能靠外交来解决；必须顾到内在的种种条件。”“我们还是要坚持解决土地问题真正‘国民会议’的主张，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政治主张。”“（三）在这个时候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四）宁粤的和局是逼成的，究竟作得成多少事，有怎样的成绩，恐怕他们自己都不敢预断。”“（五）现在我们处困难境地，但是家教还是很要紧！这是万不能放过的事。”

9-10月　通过狱卒的传递，给女牢中的周竟西等写过几次信，亲切关怀她们的生活、健康，勉励她们多读书；并把外面接济他的钱转给难友使用。

在狱中给宋庆龄写过信。

10月间　黄埔学生许源圃从南京潜往上海，向主持营救工作的朱蕴山提出利用他排里的亲信班长每星期日的值班监护的机会营救邓出狱的具体计划。营救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不料蒋介石又将邓转移到富贵山炮台废址内，计划落了空。

给南京的万灿写过三封信，一是谈他的狱中生活；二是谈“九一八”以后，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三是谈他不知将迁何处，今后无法通讯。

11月3日　写给狱中同志第五封信：

“我已被移往紫金山的荒屋上，以后通信将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要继续为革命努力。”这封信的字是用红色铅笔写的，看字的样子就带有几分神秘的意味，有几分恐怖的迹象。

在狱中，应一姓吴的看守的请求，写了“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的对联。

11月下旬　蒋介石下野之前，又命陈立夫派李熙元见邓，要求在蒋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邓铿锵有力地回答：“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

何应钦、何健、何成浚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说什么：“此人不除，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戴季陶也对蒋介石说：“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尽全力进行营救。她不得不违背自己一再宣称的不求反动当局的声明，忍辱负重地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交涉。据当时陪宋庆龄活动的原孙中山卫士、中山陵护灵人员范良回忆，宋庆龄到南京后，拒绝住国民党为她准备的官邸，而是住在中山陵原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筹备处简陋的房子里，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马湘和范良等人陪同去找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大耍花招，把事情推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身上。何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

经过多次周折，宋庆龄终于打听到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她于1931年11月25日再次专程到了南京，并径直找到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胡逸民与邓演达在北伐战争时期共过事，私交很深，并很敬佩邓的为人和才能，因此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曾向蒋介石求情释放邓演达，但未果。这次宋庆龄来，他当即陪同宋庆龄与邓演达会见。宋庆龄与邓演达见面后，两人“挥泪而谈，时而激昂陈词，时而垂泪哭泣”，情景极为悲壮。

“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愤慨，宁粤双方在国人要求团结抗日浪潮下，谈判言和，议定条款中有蒋介石下野，释放胡汉民、李济深等政治犯，孙科、陈友仁当时在粤提出释放邓演达，但被汪精卫、陈济棠所反对，提出不得以此作为条件。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宁粤双方开了一个分赃会议，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的威胁最大。于是，他便趁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秘密杀害。

邓演达被杀害之前，蒋介石曾组织临时军事法庭，由对邓演达仇恨最深的吴稚晖、戴季陶、何应钦审讯。

蒋介石离开南京之前的1931年11月29日晚上，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茅屋里，说要把他移居汤山。汽车开到半路，又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他就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的血泊中。一代英杰，竟然惨死在蒋介石的血腥屠刀之下，年仅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有风声走漏出来，朱蕴山等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立即向当时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询问，陈铭枢竟说：“我当卫戍司令，难道处死一个人，还不知道吗？”他派人去查问，都说没有此事。后来，才从何应钦那里传出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

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得到传闻后赴南京见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

蒋沉默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忙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宁返沪。

其兄邓演存和生前好友以及行动委员会的同志于殉难处寻获遗体，已经面目浮肿不可辨认了，仅凭身材雄伟，所穿棉衣是其兄亲置才得证实是邓演达的遗体，乃具棺殡殓。由庄明远在殉难处不远的山坡上筑坟，由陈铭枢竖碑题曰：“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新中国成立后于1961年11月29日迁葬南京钟山灵谷寺旁，与孙中山陵廖仲恺墓对遥相望，由何香凝题写碑文：“邓演达烈士之墓”。墓陵雄伟庄严，堪慰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