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重建新党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回国重建新党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二、回国重建新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在白色恐怖统治之下，革命陷入低潮。一部分正在彷徨，不知所向的革命积极分子，在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人名义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的鼓舞下，又重新行动起来。1927年12月由谭平山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次年春，谭平山在上海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组成了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决定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随后公布了《中华革命党党纲》，提出党的历史使命：“现在因为中国国民党已为反动势力所劫夺，已背叛了抛弃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已背叛了抛弃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所以我们要本着孙中山先生过去的行动准绳，重新建立中华革命党，去团结孙中山先生的真实信徒，去接受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向前奋斗。”党纲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的社会革命。”明确了与各政党派别的立场：对现时国民党的统治者，他们是人民的仇敌；对国民党改组派的主张不表认同；对于共产党则批评和反对他们的纲领和行动。[32]

1928年，该党领导人之一、同济大学教授郑太朴到德国与邓演达交换意见，促请邓演达回国领导工作，邓表示同意，但对谭平山等人的“科学的三民主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另拟一个纲领。1930年3月，邓演达决定回国。在即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亲自对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33]表明他对回国斗争的艰巨性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邓演达于1930年5月间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上海。最初由组织为他租赁格罗希路的大福里和愚园路的愚园坊两处，月租金四五十元，但邓演达认为太贵了，脱离了群众，要求住在更接近老百姓的地方。但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这样更容易暴露身份。于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决定让他装扮成官僚买办样子，有一位在买办社会服务的朋友让出自住的小洋楼三楼给邓演达居住，由几位朋友资助让他量身做了几套西服，模仿上层社会人物以掩护开展工作。但他的生活非常节省，每月花不了十多元。他常说：“我们只有作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工夫，只有为群众工作是安慰的。”[34]

1930年6至8月，邓演达与谭平山、章伯钧、李世璋、朱蕴山、郑太朴等人商讨改组党组织、更换党名和重新起草党纲等问题。但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谭平山和邓演达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党的名称上，谭平山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所创造的，但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叛变，中国国民党就不再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了，而是一个反动组织的总名称，因此在党的名称问题上就不应再沿用国民党的字样，而应该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这样，不但表明我们的党彻底地完全脱离了反革命的国民党，而且还可以说明我们的党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的。邓演达则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所创造的，它虽然为蒋介石、汪精卫所窃取，但从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孙中山的革命形象，仍然还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存留着，更何况我们组织新党的目的是复兴国民革命，因此党的名称应沿用中国国民党的字样。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谭平山认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已经完全为蒋介石、汪精卫所玷污了，已经变成了害民主义，不应再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应该建立起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以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理论基础，才能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邓演达则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不可变易的原则，不能改变，虽然它为蒋介石、汪精卫所玷污，但他们是三民主义的叛徒，三民主义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叛徒而受到丝毫损害，只要我们能够丰富它，发展它，就能够将革命推向社会主义。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由于邓演达比谭平山声望高一些，特别是由于邓演达比谭平山更善于团结人，因此多数人都支持他的主张。由邓演达亲自起草的新的党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谭平山觉得自己的意见不能被多数人接受，便向邓演达表示，他要作短暂的休息，希望邓演达负责主持党的改组工作；邓因挽留无效，便表示同意，并希望谭平山什么时候感到要回来工作，就什么时候回来。从此，谭平山离开了中华革命党，去香港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历届香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参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从香港转赴解放区，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1956年病逝于北京。(www.guayunfan.com)

由邓演达亲自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修改，8月初定稿。与此同时，邓演达亲自联络各方同志，组织新党领导班子。他与章伯钧一起探望了周谷城，请他担任新党发起人之一，他们畅谈至深夜。周谷城答应：“道德方面的支持我竭全力。”由革命行动委员会创办的《革命》杂志第一期，周谷城亲自撰写论文在该刊发表。[36]邓演达专程看望了许德珩，两人为组建新党问题从下午交谈到深夜，尽兴而散。他在季方家中，以各种方式约了不少老同志见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说，我们过的是“耗子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黎锦辉公寓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十个省区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郭冠杰、杨树松、李世璋、江董琴、丘哲、杨逸棠、潘震亚、郑太朴、万灿、谢树英、漆其生、罗任一、黄慎之、邹兰甫等三十余人。在会上，邓演达首先作了简短的讲话，并宣读了《我们的信条》：“（1）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2）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3）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4）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5）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6）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由二十五人组成）。在中央干部会上，选举邓演达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并确定了中央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央组织委员会由郑太朴任主席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由章伯钧任主席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由黄琪翔、季方任正、副主席委员，中央民运委员会由李世璋任主席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由季方、罗任一任正、副主席委员，中央侨务委员会由彭泽民任主席委员。8月23日，中央又决定增设训练委员会，由邓演达兼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议还决定创办《革命行动》杂志，作为党的机关刊物，由邓演达兼任主编。

8月10日，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会向全党发出《通告》第一号，通知全党改组的工作已经完成，要求全党按照新的政纲在短期内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会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159号（今绍兴路41号），邓演达、季方等人常在此办公。中央各部门也分别租房建立了秘密机关，组织委员会设在麦根路32号，宣传委员会和民运委员会设在爱文义路冠生里1389号，财务委员会设在西摩路威海卫路741号。

上海成立了上海市干事会。由郑太朴、罗任一等负责。有周谷城、黄慎之、区克宣、漆琪生、张葆恒、黄中樱、周济有、杜冰坡、杨清源、汤仁溥、戴盆天等参加。

南京成立了南京市干事会，由万灿、谢树英、李毓九、詹显哲等负责。

北平成立了北平市干事会，由黄让之、张含清等负责。有郭冠杰、周新民、刘清扬、孙祥偈、张申府、周惠生、许士廉、侯树彤、刘不同、章克、张牧野参加活动。同时中国大学一部分爱国反蒋青年曲星、邓亮（邓昊明）、邓文、邓玉成、周竞西、万芸、万斯年、万鸿年等百余人成立的一个“本社”组织，也赞同《我们的政治主张》，经批准集体参加了组织。

华南方面由彭泽民为主任，在香港成立了南方干事会，成员有：丘哲、林希圣、周力行（周士第）、杨逸棠、陈卓凡、徐光英。

江苏成立了江苏省干事会，由施方白、毛晓岑等负责。

浙江成立了浙江省干事会，由蔡一鸣、李士豪等负责。

四川方面由吕一峰、唐午园、黄子谷、黄慕颜、文光甫、孙靖华等负责。

福建方面由江董琴、欧阳平等负责。

江西方面由萧秉章、李筱青、王又庸、王枕心等负责。

河北由何世琨、安徽由史定元、湖南由曹云溪等负责，以后在武汉、山东、河南等省市成立了干事会。

在宣传工作方面，由李世璋主编《革命行动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由张资平主编文化刊物《絜茜》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