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治校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改组治校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四、改组治校

1926年1月8日，蒋介石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定，呈请任命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教育长，原教育长王柏龄被调任教导师师长。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军事政治教育体系，将黄埔军校和各军所办学校合并，组成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设军官班、军官预备班和入伍生班，校址仍在原来的黄埔军校。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邓演达为教育长，邵力子为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委员会，任命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实森等7人为委员，全面领导黄埔军校的改组工作。

黄埔军校为什么要改组？邓演达说：“到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知道民众的势力发展乃是真正革命势力的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和军阀就用种种方法，想来破坏我们。我们为求革命势力的发展起见，乃将军校扩大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使军队接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要与民众结合，给一般人认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伟大意义。”[42]校部改组，除政治、教授、训练等三大部仍保留外，军医部改为军医处，军需部改为管理处，另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辑处、兵器研究处、高级班等共五部五处一班。部处下设有俱乐部、印刷厂、医院、疗养所、军械库、监狱等40多个附属机构，配合校务工作的开展。

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入校资格重新规定为中学毕业以上或相当学历。设入伍生部，规定入伍新生需要进行6个月的步科训练。

邓演达担任教育长后，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十分尊重和支持苏联顾问和教官在黄埔军校的工作，十分注意与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事，搞好团结。1926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两周年，邓演达亲自组织召开全校纪念大会，发表演说勉励大家“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继续孙中山和列宁之遗志”。邓演达对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苏联顾问和教官，都十分尊敬和支持，给予各种帮助。一位当年在黄埔军校曾任顾问的苏联同志回忆说：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嘱，深深同情苏维埃俄国，深知中国亲俄、联俄的全部重要意义。同时，他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也表现在他对军事顾问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43](www.guayunfan.com)

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在革命政府领导下的各部队军人的意识形态，1925年1月25日，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周恩来发起组织革命团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该组织以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干部学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会员达两万多人。主要成员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徐向前、陈赓、左权、余洒度、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人。出版《中国军人》刊物，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右派势力。会员分布全国各地，威信很高。

蒋介石为在黄埔军校培植右派势力，排挤共产党和左派势力，也于1925年冬支持戴季陶、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人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借宣传孙文主义为名，公开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监视左派人士的行动，甚至收买一些流氓打手袭击左派分子，使左派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从而逐步控制黄埔军校大权。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邓演达以惊人的魄力，站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立场上，依靠共产党和左派力量，主持校务，大力推行各种改革。从1926年1月第三期结业开始，将训练部分解为训练部和教授部，除加强军事战术、技术的操练外，进一步加强基本军事理论的学习，从整体上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增设政治科，从1926年2月开始，单独招收500名政治科学员，专门培育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干部。健全政治部，从原来的二十余人扩编到七十余人，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并聘请专职政治教官十余人、临时政治教官十余人，做到“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加大对学员的政治课教育。《黄埔日报》发行量从6000份增加至20000份，发行范围从校内扩大到全国各省及海外各埠，扩大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在政治部的指导下，增开政治讨论会和政治测验课，提高学员学习政治的兴趣。还组织来宾来校参观，组织学员到地方参加群众大会，使校内校外加强沟通，让学员更好地接触社会，密切联系群众，从而走出一条军事政治并重的开放办学的新路子，缓和校内的派别斗争，深受学员和教职员工的欢迎。蒋介石也被迫于1926年3月在黄埔军校内召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代表联席会议，规定“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两边干部互相加入”，要“两会在本党军校和党军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实际上更促使孙文主义学会进入青年军人联合会搞破坏活动合法化，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活动更加猖狂，甚至发展到盗窃共产党的文件，殴打和枪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员。致使邓演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内部的政治工作越进步，自然越叫人们分化，因此一般失意浮浪的捣乱分子，就从中散布谣言，想你看见也是一笑置之的。”[44]由于孙文主义学会公开对共产党在校活动的监视，共产党员不便公开活动，只能转入秘密活动，邓演达对此也深感同情。据李奇中学员回忆说，有几次党员晚上在教室开会，被邓演达发现了，“他知道共产党员在开会，不欲走进去干涉，并且很亲切地叮嘱我要小心些，会议时间不宜过长，免得耽误睡眠，影响操课。这就使得我们全小组大受感动，敬佩邓先生是革命的支持者”。[45]邓演达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发扬民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使黄埔军校的改革工作得到较好的顺利推行，为我国培养第一支革命军队作出了突出贡献。俄国教官斯·恩·纳乌莫夫回忆说：“黄埔军校经常早晨开会，接受指训，交流情况等。凡是有蒋介石参加的会议都开得死气沉沉，公式刻板。但每当邓演达主持会议时，大家就都很活跃，大胆提出问题，毫无顾忌地提出建议，发表看法。邓演达善于发挥与会者的积极性，引导人们披露胸怀。邓演达实际上领导着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国民党进步分子。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嘱，深切同情苏维埃俄国，深知中国亲俄、联俄的全部重要意义。同时，他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也表现在他对军事顾问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邓演达从不掩饰自己对反动军阀的极端憎恶。”[46]

1926年，第三国际派往中国的一个参观团到黄埔军校，由邓演达介绍情况。代表团团长参观之后说，邓教育长了不起，是个很出色的人才，他对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搞得非常清楚。他为黄埔军校革命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大批革命军事政治人才的诞生作了积极的贡献。“黄埔军校在1924-1927年间是培养革命干部的真正的大熔炉，许多忠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曾在这所军校工作和学习过。”[47]邓演达自己也认为：“民国十五年（1926）北伐以前的黄埔军校，实为制造及熏染革命的青年军人的唯一机关。”[48]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马林在中国的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李大钊：《狱中自述》。

[6]《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84年版。

[7][12]王柏龄：《黄埔军校开办之回忆》。

[8]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至第四次执委会会议记录。

[9][11][39]丘挺《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第35页、第37页、第4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14][46][47][48]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第77页、第75-76页、第118页、第132页、第13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王德模：《忆父亲王柏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9辑，第176页。

[15]《关于1924-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

[16][19][20][21][42][43][45]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42页、第441-442页、第9页、第10页、第444页、第320页。

[17]张难先（1874-1968），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早年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了辛亥武昌起义、赞成国民党改组，拥护孙中山联共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8]郑立真（1897-1939），广东惠阳县淡水镇人，出身农民家庭。1918年11月经媒妁之言与邓演达结婚。毕业于广州图强助产学校，1926年参加北伐军救护队。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害后，为反抗蒋介石，辞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助产院工作，隐居家乡。1939年8月因患乳腺癌在香港去世，享年41岁。

[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40][41]梅日新、黄济福、黄振位主编：《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第315页、第323页、第310页、第312页、第320页、第323页、第315页、第316页、第318页、第321页、第325页、第333页、第332页、第332页、第341页、第344页、第343页、第344页、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44]（苏）斯·恩·纳乌莫夫：《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