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出国求索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再度出国求索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邓演达的出走，是在冯玉祥叛变之前。他同苏联顾问鲍罗廷、铁罗尼结伴，没有带随从，穿着便服，由京汉铁路到郑州转乘陇海火车西进。到潼关时，邓演达遇到一位黄埔学生向他行礼打招呼。他答礼后对那位学生说：“我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秘密出巡，我的行踪请保守秘密。”邓演达经甘肃、新疆到达苏联莫斯科。他这一行径，得到苏联同志的沿途照顾。他反对国共分裂，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动，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希望继续依靠苏联的力量，实现他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中国。[4]

（一）莫斯科

邓演达随鲍罗廷等一行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宋庆龄从上海乘船经海参崴，转乘苏联政府调拨的专列，横穿西伯利亚于同年9月6日也到达莫斯科。

邓演达、宋庆龄到达莫斯科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在当时革命中心苏联的帮助下，寻求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为此，他们和陈友仁一起几经磋商，认为要使中国革命继续发展下去，首要的任务就是在莫斯科尽快宣布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统一步调，团结群众，鼓舞广大群众继续革命，给国民党右派以极大的震动。1927年11月1日，由邓演达起草，经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署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临时行动委员会拟筹备召集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然后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的问题。(www.guayunfan.com)

《宣言》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等一系列有关革命的基本问题。宣告“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的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

《宣言》庄严宣告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最终使命，是为了能在“伟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群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5]

这个《宣言》对走第三条道路的政党来说是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但是从中国革命的整体来看，《宣言》仍然存在不少原则性的错误：它忽略了中国革命是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的历史时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到无产阶级肩上了；它没有谈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进行的，也没有提到国民党通过这次改组后才制定了三大政策。《宣言》发表后，给当时国内企图组织第三党的人以很大的鼓舞。

在大革命遭受惨痛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邓演达等仍然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这种坚强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正如宋庆龄后来所说的：“一九二七年，国共联合阵线悲惨地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地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分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6]

陈友仁祖籍广东香山，1878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自幼受英式教育，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在当地从事律师工作。1912年回国，任英文报纸《京报》总编辑。1917年参加国民革命，先后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航空局局长。1926年国民党“二大”当选中央执委，任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宋庆龄得以秘密安全地到达莫斯科。陈友仁一直成为宋庆龄患难与共的战友，他的两个女儿成了宋庆龄的好朋友。当时外国反华势力和蒋介石一伙有意造谣中伤宋庆龄和陈友仁两人之间的关系。1927年9月28日，美联社向全世界广播了一条消息：“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这对新婚夫妇想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这些谣言对宋庆龄伤害极大，有些旧病顿时复发，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宋庆龄十分气愤地打电报到上海宋家，要求请律师控告该报，并要求广东政府向伦敦交涉，宋子文气愤地专门在日本接待记者为宋庆龄辟谣，维护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声誉。陈友仁的太太阿加莎于1926年5月病故。1930年，陈友仁与张静江的第四女儿张荔英（出生于法国）在巴黎结婚。1931年，陈友仁回国，即投身汪精卫国民党右派行列，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同年12月宁粤合污，又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抗日战争爆发，陈友仁夫妇移居香港。1941年在香港两人同时被日军拘捕，转押至上海长期软禁。陈友仁1944年在软禁中病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张荔英解禁，赴美、法，1953年定居新加坡。陈友仁曾于1930年3月写信给张静江，说出他受汪精卫指使伪装左派，随宋庆龄赴苏，主要任务是与苏保持联系，以便将来可利用，同时，取得张荔英好感，以便早日结婚。宋庆龄1931年2月17日给杨杏佛的信中，对陈友仁“自愿”回国与国民党合作，感到十分失望。1932年4月20日宋庆龄致函外国友人乔吉特，表明她与陈友仁早已断绝一切关系，信中说：“使我可能有的对他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7]

待邓演达到达莫斯科时，第三国际和俄共正在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武汉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对待农民革命和工人解放运动采取了敌对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应该有断然绝交的必要；但对中国革命仍应继续支持其农工解放工作，援助其农、工运动；对于国民党革命派，仍应继续支持，以期达到其革命的目的。因此邓演达在莫斯科与第三国际、联共（布）负责人接洽，受到欢迎，并见到斯大林。

据曾亲自陪同邓演达到克里姆林宫会谈的章克说，斯大林同邓演达会谈从晚上8点钟一直谈到凌晨2点钟，并给邓演达以难得的礼遇。会谈结束后，斯大林把他一直送到外面门口（章克只在前厅等候）。在会谈中，斯大林曾提议把他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演达坚决反对。因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斯大林对此并不在意，他简单地回答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设法安排。由于斯大林的意见没有被邓演达所采纳，从此斯大林对邓演达产生了成见，这是他独断专行的一贯作风。[8]

1927年8月17日，作为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客人，邓演达应邀在莫斯科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他首先谈了作报告的原因，他说：“一来回忆过去那种复杂而痛苦的经过，应该整理整理，思索思索；二来有多少同志要我做报告，也应该有个具体的说明，所以有这一篇话。”他在报告里，着重从叙述中国大革命的全过程中总结国民党左派与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他把这些经验教训概括为四点：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第二，“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第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我们在过去犯了一个疯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说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命”。邓演达宣布：“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为整个的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中国革命现在诚然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的历史意义是：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已经确实认识他们一直到现在的联盟者的背叛，确实认识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败；只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9]

不久，邓演达又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邀请，向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指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机的政客、病态的教授、大资本阶级、买办官僚……所把持”，“我们应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仍主张国共合作。他的主张受到一些有“左”倾思想的人的非议，他们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一样的反革命，再没有国共合作的余地了。”“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结束，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直接行动，武装夺取政权，摒弃了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可能。”邓演达在报告中，引用了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来反对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规定的战略战术。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应该保持的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这些完全符合孙中山历来主张的讲话，却遭到部分听众“用开关电灯和脚跺地板”起哄，[10]使邓演达感到难堪。邓演达在莫斯科还与第三国际领导人之一的拉狄克见过面，邓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但会谈没有结果。

这些情况的出现，使邓演达认识到苏联绝非久留之地，特别是他的一些好朋友从有关内部消息获悉，斯大林恐怕会对他的人身安全作出不利的行动，因这类事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少见。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斯大林对这个讲话非常恼怒，命令契卡将邓逮捕干掉。”[11]斯大林是否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我们目前还无从查实。不过当时正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曾因发表过《孙文越飞宣言》而闻名遐迩的著名外交家越飞，在这场斗争中被迫自杀；曾深得孙中山器重和信任的鲍罗廷，在这场斗争中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只“替罪羊”，失去了行动自由，不能履行他离开中国时商定的以后要找机会与宋庆龄等共同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教训的诺言，最后死在狱中。曾在中国北伐战争中立过功勋的加伦将军，竟以“反革命罪”被处决。因此，为了人身安全，在朋友的劝告下，邓演达在一个深夜，由俄国朋友护送离开莫斯科奔向俄国南部，越过高加索，穿过边境，经过土耳其移居德国。1925年春，邓演达曾到德国学习，对德国比较熟悉，德语基础也较好。当时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气氛比较自由宽松，也许这是他当时移居德国的原因。宋庆龄曾为邓演达的安全焦虑了好几个星期，直到确知他已安全抵达柏林后，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不久，宋庆龄也离开苏联，以治眼病为由，前往德国柏林，化名林泰。陈友仁前往法国巴黎。

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曾到高加索地区旅行，考察该地的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正处于恢复时期，从农村到城市均有很大的变化。高加索地区农村在革命后土地收归国有，正在向集体化前进。

邓演达觉得苏联农村革命后确实起了很大变化，农民在精神上、思想上、生活上都充满新的希望，耕作技术也取得新的进步。但由于物质条件限制，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的设备还未上规模，农村水平还不高。残留的宗教迷信普遍存在。城市工业还处在改造中，新的机械、新的技术还看不到踪影。邓演达认为，现时的苏联经济，只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而国家资本主义都未能完全脱去资本主义的实质。

邓演达在高加索还参观了当地名胜古迹，登上高加索山脉的最高峰。他给夫人郑立真的信中说：“我来后不久，孙夫人即与陈友仁同到俄来。现在我正与他们在高加索（苏俄南部）地方商议一切，不日或要到德国去，我看你或者会和立三一切（起）到德相会也。”

“我现在请你办二事：

1.嘱学训极力联络左派革命各同志，并将各人近况及住址告知。

2.与立三联络。

3.即借断金学会款二千元，由香港银行汇交德国柏林廖焕星转交我（不必书我的名字，恐泄漏也）急用，住址另纸书。

4.请你向学训或其他好同志学习社会知识预备来欧。”[12]邓演达在高加索抓紧做联络左派力量的工作，考虑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二）在德国柏林

邓演达在莫斯科的言论，引起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不满，邓演达感到共产国际领导人不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便秘密离开莫斯科，于1927年12月抵达德国柏林。在柏林期间，他从事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学习革命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为了专心读书，他甚至闭门谢客。

邓演达于1925年初第一次出国时，曾想用较长时间在柏林进行理论研究进修，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尽所愿。这次重来柏林，因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亲自参加过革命领导的决策和指挥，不少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在脑海中萦绕，更急需在理论上得到回答和解决。

邓演达研究社会科学的程序是：史的研究；经济史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制度的研究；各国革命史的研究等。他重视“史”的研究的目的，认为人们在生命进程中所追求的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很难认识其全貌，只能取得相对性的认识，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渊源，能够把握着这一点，善于运用唯物历史观来观察事物，就可以科学地预见事物未来的变化。所以在他的治学提纲中首先提出学习历史，特别要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通史。他说：“研究这个，才晓得世界的由来，才晓得世界各部的相互关联。这种史一定要站在社会的观点上才能适合要求。中国的近代史更是切要，因为一切社会变迁的条件，都是在最近百年内急剧的发生和变化的。研究这个，可以晓得它之成败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结果。”[13]此外，邓演达还十分重视经济史、经济学、政治制度和各国政治的研究。他充分利用流亡德国期间公务不多的难得机遇，经常沉湎于书籍之中，博览群书，兼收并蓄，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宋庆龄于1928年5月4日到达德国柏林，邓演达将她安排在里城堡大街7号寓所居住。这里环境清幽，视野开阔，离里城堡大街不远就是柏林繁华的柯夫斯坦姆大街。宋庆龄一到柏林就住上了这样的好住处，使她十分高兴。邓演达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担任译员的年富力强、政治可靠的章克叫来照料孙夫人的生活。“宋庆龄在德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14]

宋庆龄在柏林的住所和行踪都是保密的，汪精卫、孙科等曾多次要求与她会见都遭婉言谢绝了。能允许到她寓所的只有邓演达、黄琪翔、叶挺等少数人，与宋庆龄来往最密切的是邓演达。德国政府鉴于宋庆龄是国际工人救援组织的中央委员，又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创建民国的运动中均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在批准她来德国访问的同时，决定对她进行不事声张，不引人注目的监视。在德国国家档案馆查到有关档案资料：1928年7月2日柏林警察局局长给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报告中记载：“（德国）外交部于6月13日、14日直接告知，中共党人邓演达目前一直在孙中山遗孀的陪伴下逗留于柏林。”密探在这里把从美国来德探望宋庆龄并经常陪二姐到街上散步的三弟宋子安，错认为是邓演达。[15]1928年10月19日，柏林警察局局长就监视宋庆龄夫人一事给德国内政部长的报告中，也讲到：“对中国人邓演达的去向所作的调查也无任何结果。”[16]可见邓、宋来往之密切，已引起密探和德警察、内政部门的注意。邓演达经常到宋庆龄住处除问寒问暖以外，主要是经常与她交换国内信息，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以完成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所提出的预定目标。

在柏林，邓演达曾多次与宋庆龄详尽研究，要重振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踏踏实实做好农民的工作，为了使亿万农民投身革命就必须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孙中山一向认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只有“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革命才是彻底的”。孙中山进一步强调，“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须先要讲农民本身的利益”，“讲农民本身的利益”，就必须“解决农民的痛苦”，这归根到底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17]为了贯彻孙中山的遗志，实现孙中山的理想，邓演达和宋庆龄几经商讨，把他们流亡德国期间的重要任务定位在如何制定出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纲领，以作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制定出一个好的土地纲领，他们深入钻研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有关论述，到柏林图书馆搜集世界各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深入德国南部考察贫困的山村农民的生活。邓演达深有感慨地说，这与我国工农生活相比，“真有天堂与地狱之别”。[18]当时德国最贫困农村的农民生活比我国农民生活已犹如天堂了，这更坚定了他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决心。

邓演达写信给战友郭冠杰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政治、军事工作，都应当建立在这种力量上面，望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19]

邓演达在德国期间还花很大精力帮助孙夫人提高汉语水平。由于宋庆龄在上海读的小学、中学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注重英语，15岁就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念英文比念中文多，英文根底比中文根底厚，使她深感提高汉语水平的迫切性。她利用隐居德国期间，请邓演达做“家庭教师”，帮助她提高汉语水平和写作能力。当时在柏林要想找到系统讲解汉语语法，提高汉语水平的教科书是难以办到的，邓演达就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期《新青年》《向导》发表的一些较好的文章作为范文让宋庆龄阅读，向她讲解文章中的典故和成语，加深其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身居高位的宋庆龄没有半点架子，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认真做作业，汉语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后来她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汉语文章，并得到汉学造诣很高的周恩来、陈毅的高度赞扬，这与她在德国努力学习分不开，也饱含着邓演达的智慧和心血。

邓演达在柏林时的身体并不好，因神经衰弱症经常发作，晚上休息不好。他1927年12月27日写信给夫人说：“我初到柏林，一切当无头绪，现在衣食住是不愁的，因为一切革命同志可暂时借给我，帮助我。但是我的头痛及睡不着的神经衰弱病，几个月来重新发作，所以暂时仍在离柏林数百里的地方养病，不久就要到旁的地方做工。请你不要挂念，望你常来信。”[20]

他在信中还激动地说：让我们“为可怜的中国人民及女子奋斗吧”！[21]他以疲惫的身躯喊出人生的最强音。邓演达原本想接他的夫人到苏联或柏林学习，顺便可以互相照顾生活和身体，但因苏联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歧视，没有达成愿望。他在信中说：“我本来是允许过你来欧洲的，但是我当时的意思是叫你在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但是现在的局势完全变了，莫斯科方面已经正式声明中国国民党的死亡，因此，凡国民党的人员不但不能新入中山大学，而且原来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一律送回中国，如同玮卿、鸣球等。”[22]

邓演达在柏林期间，生活俭朴，每月的生活费多用于购买书籍，共有三百余册，回国时随行李带回上海，其中数十本经详细阅读，划有红蓝线条的眉批。星期天他常带上面包到图书馆整天阅读、研究。与朋友通讯或写作，则经常在夜间进行，他认为夜间恬静，思路清晰，不受干扰，舒展自如。

1929年5月间，孙中山遗体由北京碧云寺移葬南京中山陵，宋庆龄决定离开柏林回国参与葬礼。邓演达考虑宋庆龄的安全，决定由黄琪翔以秘书身份（取名黄御行）随宋从柏林经苏联，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宋庆龄对邓演达在柏林期间刻苦学习、热心助人的思想品质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接近他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他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23]

邓演达在德国期间，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社会民主党人交换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但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不感兴趣，并有轻视之意。邓又去伦敦与费边社的人见面，不但得不到对方的同情，反而认为中国以武力从事革命不会有何结果。于是，邓演达决定到欧洲各地考察，进行独立思考。

（三）在欧洲各地

邓演达于1928年7月中旬至1930年2月下旬，到欧洲各地旅游或考察，获得丰富的知识和资料，接触到各地的风光人物，认识不同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使他对世界各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1.北极圈的探险旅行。

1928年夏，邓演达因休养身体，利用暑假机会，于7月17日由汉堡乘轮船赴北极圈旅行，途经挪威海港，历时七昼夜至尖岛。该地半年为昼，半年为夜，周围皆冰山，空气凛肃。整天太阳炳耀，不知黑暗为何事。邓演达所乘轮船在将进入港时，遇大群浮冰，碰撞太多，船头受重创，即就近驶入挪威西海岸，得附近的苏联破冰船克拉辛号驰来救援（该船此前已救北极探险队人员甚多），三四天后得以修复。照计划，该船是要再北航至北纬八十度处为止的，但因船负伤未得完全修复，而且北行浮冰更多，因而只好掉头南返。在该地虽没有人烟，但却可见人兽骸骨很多，都是历次探险至此地的牺牲者。这一次探险式旅行共有一千五百人，百分之八十是教师和公务人员，其余是商人及学生。而中国人的足迹到此处者，恐尚以邓演达为第一人！[24]

2.游历德国南部。

邓演达于1929年9月，得友人介绍，免费乘一拖货小轮由累根斯巴格城，顺多瑙河而下，历游欧洲典型的中古时代式的南德市府及近代的工商业中心之一的宁不尔格城，并且到达多瑙河上游城市帕骚及门禅，邓演达观察所得印象：宁不尔格城为中古时代市府所在地，市民有自治权，维护此各权柄者，大都是由市民自己所组织的“市民军”武装，封建诸侯无法强制。邓演达认为中国城市人民比他们消极多了。欧洲的基督教会在当地被视为一切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中心，一切教育、艺术、科学、农工商业的技术和日常生活的经验，都集中在教会，集中在传道士。因此教会的“教区”往往实际上兼领一切政治的统治权。这种状况在德国南部表现得最显著。邓演达在宁不尔格及其他南部城市，终日都见到无数善男信女在礼拜堂祈祷、跪拜，虔诚过于中国乡村的老太婆。小孩亦不需要长者的提携，自行出入礼拜，无逾越规矩的现象。日常人们见面问候，不是“早安”、“午安”、“晚安”，而是“敬礼上帝”。整个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可以说，多数还保持着中古的遗风。因此，邓演达得出一条结论：研究世界古代史不可不到希腊、罗马；研究中古史则不可不到南德各部，尤其是摆思邦。

邓演达在德国南部参观山区农村手工业工人的家庭，由地窖到楼顶，由吃的、穿的到睡的等等微细生活，都观察过，发现他们的住所大都是一大厅、一卧室、一衣柜亭、一厨房。卧室有柚木大床和小孩床。被褥的整洁与城市人差不多，均为绒羽被盖。衬衣每人至少有十件，皮鞋每人至少有四双，外衣大抵有礼拜日衣服和节日衣服，还有常穿的工作服。食用方面，每日早点都用咖啡牛奶、牛油面包。午餐食肉及面包和山芋，午后咖啡点心。晚餐多冷食即香肠、小面包及茶。邓演达对照我国工农生活，深感真有天渊之别。“中国工农的地狱生活，是否还能容忍？是否应该改革，应该如何改革？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25]

3.英国观感。

邓演达于1929年9月底，在德国南部游历之后，由茂城经过斯图加特、斯特拉斯堡、南锡到巴黎，在巴黎停留三四天，观光市容、古迹，并游览了凡尔赛。然后经过加来渡海至伦敦。邓演达在英国住了半年，其间除多在伦敦市外，还到附近城市克罗伊登、伊尔福德等地参观访问，又到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并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各地实地考察。

邓演达认为英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在伦敦写作，所引用的资料多数是19世纪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料。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以至衰退都有明显的线索可寻，因此邓演达对英国十分注意研究，从考察工业的构造、城市的兴建，到工人的劳动、资本家的剥削，以至商品的流通、殖民地的掠夺等等，都认真考察。每参观一处，就即时做笔记，归后加以分析解剖。由于他研究事物有非凡的才能，调查事物也精细周到，并用历史唯物思想指导，所以得出的结论比较深刻和有价值，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与结论。[26]

4.游览意大利和保加利亚。

邓演达于1930年2月间到达意大利的米兰，三日时间把城市看了一遍。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上说：“这个城市的确是欧洲美术的中心，一切在德在英的仿效，只是徒然。”米兰是意大利北部重镇，古罗马文化艺术保留丰富，近代工业发展也首屈一指。邓演达在米兰稍加停留即转到罗马。罗马古都气象雄伟，古代文明建筑遗址仍然撼人心灵，中世纪前古罗马帝国所建立起来的奴隶社会文化，留下亘古不灭的辉煌一页。邓演达从这些实物，看到了奴隶们用血肉铸出的斗兽场、圣母院、大剧院，文物典籍所反映的罗马文明，不胜慨叹。在罗马邓演达有机会访问了附近的农村，深觉农村凋敝，比德国南部相距甚远，仍存留相当普遍小农经济。他还参观了佛罗伦萨，在给友人的通信上说：“佛罗伦萨的市府共和国在十三世纪已由商人组织起来，开后来各国商人参加革命的先导。市共和政府所在地，现为市府，不可不看！”

邓演达得到朋友的邀约，于1930年2月下旬由俾尔克勤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在索菲亚停留的十多天中，他大半时间都在农村考察。邓演达觉得这些乡村的农民生产和生活，是到欧洲以来所见最完善的一个地区。他认为保加利亚当前乡村的情况可以作为中国将来农村的借鉴。他认为中国青年学生——决心为人民奋斗的青年，应该到保加利亚去学习和求知，不一定到西欧去学那些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他本来计划将在保加利亚所得到的情况详细介绍出来，给国民参考，可惜由于后来工作紧张，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最后连旅行日记也遗失了。[27]

（四）在亚洲各地

1.观光土耳其。

邓演达于1930年3月初旅行到土耳其的新都——安卡拉。他觉得那里的景象很新颖。1200万人口的新土耳其，那时居然有了1.3万的新式国民学校教员，50万小学生、中学生，高等学校也有相当数量。只此已经可以证明土耳其的国民文化程度高出中国多少倍。邓演达对那时土耳其的政治组织、经济措施以及猛烈的社会阶级分化，十分感兴趣。虽然那时土耳其政权主要是代表商人利益，但还具有“全民族”的意识，不论哪一部门的职员都能了解他们国家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经济组织的未来措施。这一点使邓演达觉得与中国士大夫的垄断政权，完全与生产社会脱离，真有天壤之别。

邓演达是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去游览的，一切都得到方便。他和农业、商业、教育各界人士，都作过多次交谈，并且从统计部门得到许多新的资料。邓演达对于穆斯林宗教的生活习惯，特别感兴趣。他认为穆罕默德（穆斯林宗教创始人）所传给他的信徒们的不仅是《可兰经》，而且还有美洁的生活习惯，如地毡铺地，经常沐浴，入教堂前洗涤手足，每年定期免食，星期五整天休息，甚至死后洗涤拔毛，用洁白的布裹尸首，送葬仪式十分隆重等等，都为其他宗教所罕见。邓演达认为不要把这些看成是空洞繁缛的宗教仪式，而是集体生存发展的社会团体的一种有用的要求。

邓演达离开安卡拉后，曾在小亚细亚的城市停留，参观了哥尼亚附近几个极小的乡村。那儿的生活虽然十分简单，但是穆斯林教的民族的优点是：信仰统一，爱好音乐，身体健康。虔诚的信徒，每日到教堂五次祈祷，即使在田野工作中，也按时向圣地麦加拜祷，并不需要偶像和贡品，比起中国乡村及城市的多头拜教进步多了。[28]

2.凭吊巴比伦古城。

邓演达于1930年3月间由哥尼亚到巴格达，准备在波斯湾乘船去印度，由于巴格达有一小铁路可到达巴比伦古城，距离不远，于是他就顺道前往游览。临行前，他在车站旅馆外国人游记簿上留下一首五言诗，诗的末尾写道：“回矣浪游人，故乡荒且莽。新机在眼前，只合鼓勇往。”表示了他当时的志向与心情。[29]巴比伦是世界古文化发源地之一，到处有几千年前的文明遗迹。著名的“巴比伦狮子”，许多裸体女子小石像，成了当时欧洲文化的象征。

3.瞻仰释迦牟尼证佛地。

邓演达于1930年初由波斯湾乘船到印度，这是他归国前的最后一站。抵达印度德里市后，他于4月8日到菩提伽耶——释迦牟尼证佛地参观，见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圣迹”。他在该地带回了一些菩提树叶子准备回国后分赠给友人。

邓演达经印度时，曾到拉合尔等地农村访问，与当地各阶层人士交谈，得知印度农民的生活状况比中国农民更苦，处于九层地狱之下，受英帝国主义统治和本国皇公贵族、封建地主剥削压迫极深，无法翻身。但在世界革命潮流推动下，甘地于1929年受全印国民会议委托，开展独立运动和与英国不合作运动，经过他的身体力行，扩大影响，加上印度已有较发达的铁路网络，从而取得较大进展。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商品流通，扩展市场，不断多建铁路，这等于自挖墓坟，为印度独立解放创造条件。邓演达认为，印度的城市比中国进步。但甘地的革命方式，不适合于中国。[30]

4.途经香港回国。

邓演达原拟在印度旅游考察之后，转道往缅甸、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一行。但由于邓演达这一次回国是秘密行动，不宜暴露。缅甸、马来、印支各地华侨众多，容易泄露行踪，乃罢其行。于1930年5月初由印度加尔各答城乘船到香港，结束了他的旅行。

他在香港与彭泽民会晤。彭泽民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兼海外部部长，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深恶痛绝，武汉大革命中与邓演达共鸣合作，行动一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下，以后留寓香港，虽悬壶行医，仍念念不忘革命，周济难友。此次两人重逢，喜出望外。彭对邓演达关于建立平民政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解决土地问题等政治主张，表示完全赞同，认为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是继承孙中山事业的总方针。但彭泽民感到孙中山逝世，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也无济于事，常惘然若失。邓演达的回国，使他重新鼓起勇气。他对邓演达那种“将相本无种”的崛起精神，敬佩不已，两人成了莫逆之交。[31]邓演达出国考察学习共两年零八个月，遍及欧亚众多地方。途中所获知识和考察感受，对他世界观的确立和新的政治路线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海外生活中重新联络的旅欧国民党员和进步人士，如万灿、黄琪翔、唐显哲、谢树英、叶挺等以及国内经常联系的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左派人士，后来都成了他重新组织政党，开展反蒋斗争的中坚力量。他们来往书信所汇成的《断金拾零》小册子，影响着当时的中国国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