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东江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四、血战东江
1923年4月16日，驻西江肇庆、三水，北江清远、英德一带的原桂军沈鸿英部叛变，孙中山立即派粤军第一师前往平叛。该师以第二团卓仁机、第三团邓演达、第四团戴戟为主攻，向清远进发，以第一团梁鸿林为侧翼，西进肇庆作掩护，防敌增援。邓演达等部行军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于4月25日击溃清远外围之敌，5月2日攻克清远城，从而稳定了粤军北部局势。沈鸿英为了挽回败局，很快从广西调来两个旅加强对肇庆城的保护，阻止粤军西进。于是粤军第一师集中兵力向肇庆攻城，邓演达第三团为攻城先锋。肇庆城郭坚固，易守难攻。邓演达命令部队挖开城根，用火药炸开城墙，于5月18日冲进城内，全歼守城之敌，俘虏敌旅长黄振邦。在整个战役中，邓演达第三团牺牲最大，一位营长受伤，三位连长和多位排长阵亡，士兵伤亡惨重。当时任连长的陈诚也受了伤。邓演达亲自指挥部队，身先士卒的作风在第三团赢得极高威望，取得孙中山的高度信任。孙中山亲自授给邓演达为少将参军，在自己的照片上亲笔题词“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赠送给邓演达。
肇庆城被攻克后，大元帅府所辖的杨池生、杨如轩两个滇军师突然叛变，直接威胁孙中山大元帅的安全，形势万分火急。孙中山于5月19日亲自下令：“要邓演达部即日来省担任大本营卫队。”邓闻讯，率部兵不解甲，马不停蹄，连夜行军，赶到广州大元帅府保卫孙中山的安全。
不久，撤回广西的沈鸿英部又卷土重来，率领残部东下，袭击西江粤军后方。孙中山派粤军第一师前往平息。邓演达所在的第一师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把沈部赶至广西梧州。驻梧州的桂系黄绍竑、冯保初部起义内应，很快攻下梧州城。邓演达第三团负责驻城治安，在梧州设军警督察处。邓演达对起义桂系两部作了详细分析，对冯保初部极不放心。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虽四出媚我以求保全，实则彼出身土商，老奸巨猾既成习惯，且并无绝沈奉我正朔之表示，其为暂避风头，希图将来复发，亦自无可疑。”因此对他要高度警惕，以防内乱。对黄绍竑部又有区别，认为他“虽原来基干仅得千余人，而其干部均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4]因此把冯、黄两部分别对待，加强对梧州城内的治安管理。经过邓演达等人的努力，“梧州治安极佳，胜过江门、肇庆远甚”。
正当把桂系叛变平息不久，盘踞在广东惠州的陈炯明，得到北洋军阀的接济，又蠢蠢欲动。他凭惠州天险，于7月下旬派一部进扰广九路南段，一部进扰博罗，企图重新控制整个广东。孙中山决定亲自督师东征，在石龙设大本营。他亲自写信给邓演达，拟调邓部回广东再次讨伐陈炯明。邓演达正在梧州筹饷，接到孙中山的来信，于7月29日给孙中山复信：“达部现在梧州，负维持梧州全市治安之责……恐一时不能返省。如先生定有别种任务令达担任，则请再电知李师长办理。如不甚急，则可暂调一营返省巩卫帅府。达自己或随先生或留梧州均无不可也。”同时，邓演达在信中，从统帅的角度，向孙中山提出加强广西全面工作以巩固西部战局的建议。邓演达说：“大局如此，达以为广西事务总可以算有一段落。然不可不更为留意：即第一，须树立一确固之屏藩，以纾吾人西顾之忧；第二，须得一有威有望之长官以资整理，冀为国家之助。属于第一，则现须妥为编配附义各军及与其他各军妥为接洽；属于第二，则须迅为决断，派定收拾桂局大员。此二事，均请先生早日决之，以免桂人疑虑，失此良机也。”[5](www.guayunfan.com)
孙中山接邓演达信后，于7月31日再次复信，除叙述东江战局之重要和前线战况的危急，急盼邓“与全团来东江，以资随卫，俾能往来自如，以速决东江战局为要”。信中对筹饷事作了指示：“至李师长西江督办名义，非此无以统一该路之财政；非统一该路之财政，则该路之饷项，暂时无所出也。若恐一时无从办理，则乃宜责成前日熟手之人如刘纪文，当或胜任以助之也。”信中又讲了此次讨陈之进展、部署和意义：“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州）潮（汕），则广东从此可告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惠州之破仍当以地雷为最有把握；而前者所作工事不妥，近日所作又为水坏，水退之后，当要继续行之，拼十日之工，当无不成。此又要兄速来以资熟手，万勿延迟。”并叮嘱邓演达：“来时并望向程部长颁云，多领取工作器具带来，为荷。”[6]从孙中山与邓演达的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们两人感情深厚，并坦诚相对，处事达观周详，孙中山对邓演达器重，邓演达对孙中山尊重敬仰，两人在战斗中结下了互相依存信赖的关系。
邓演达接到孙中山之复信后，立即于8月初率部抵达东江前线，8月底9月初在博罗苦战十多天。在柏塘战役，晚间以密集火力压倒敌人多次反扑，翌晨以白刃战击退敌军的进攻，终于守住了博罗城，配合友军奋攻惠州城。惠州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东江天险”之称，加上陈炯明置以重兵把守，坚筑工事，有死守惠州之势。邓演达奉命主攻惠州城，孙中山亲临惠州飞鹅岭督战。邓演达曾使用炮火掩护步兵架梯爬墙的办法，未能奏效。后改用挖地道、埋炸药、爆城墙的办法，把城墙炸塌二十多丈，消灭两个连的敌人，但守城敌人仍死守顽抗，围城百日仍未奏效，我军伤亡惨重。邓演达的“断金学会”好友、二营营长陈式恒在激战中受重伤，邓演达亲自把他从火线上抢救下来，后因伤势太重牺牲了，年仅32岁。陈式垣牺牲后，孙中山为表彰其功绩，晋升他为上校，指示为他建墓碑纪念并亲笔题写了墓碑：“为革命战争阵亡上校陈式垣之墓。”陈式垣牺牲，邓演达痛苦万分。他精心为陈式垣烈士拍摄了一幅安详的遗照，并指派陈式垣生前的副官陈星耀率一个班士兵专程护送烈士的灵柩运回原籍遂溪。陈炯明伪造谣言，在香港报纸上登载：“第一师健将邓演达，已在东江作战阵亡，粤军第一师丧失了一员年轻有为的健将，从此必衰弱不振，孙军不足畏矣。”这可见陈炯明对邓演达的刻骨仇恨。谣言传到大元帅府，孙中山误以为真，大为震惊，派陈友仁查实属假，才放下心中大石。孙中山见惠州城死攻不下，我军又损兵折将，于是下决心暂时放弃攻城，把第一师调回西江肇庆休整。10月12日，孙中山曾下令：“派邓团长演达为惠城安抚委员，尅日前往，会同该地方士商，妥筹安抚方法，务使城破之日，该民不罹兵灾，不生疾苦。”因惠州未克未能实现。但邓演达在整个东江战役以及协助西江诸战役中，战功显赫，深得粤军官兵的敬佩，也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显示出他的优秀军事才华和对国民革命的忠诚。
粤军第一师回肇庆休整期间，师长李济深以西江善后督办的名义设立西江讲武堂，任命戴戟为堂长，邓演达为特约教官。讲武堂招收下级军官和文职人员三百多人，进行一年的军事、政治教育，毕业后仍回原部服务。邓演达在讲武堂主讲《三民主义》、《吾人今日谋生之道路及其方针》等课程。他讲课循序善诱，生动活泼，深受学员欢迎。
邓演达在西江整训期间，主动联络和开展对广西新兴将领李宗仁（1890-1969）、白崇禧（1893-1966）、黄绍竑（1895-1966）等人的统战工作，使他们向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方向靠拢，把肇庆至梧州连成一片，壮大了革命声势，为未来的北伐打下基础。
邓演达在这期间，率部捍卫大本营前后共七个月，亲承孙中山先生的教育和激励，坚定革命信心始终不渝，成为粤军的中坚人物和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忠诚战士。孙中山因陈炯明的背叛，感到“国民党中不真正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7]从此，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酝酿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走新三民主义的道路。不久，孙中山命令邓演达调离粤军，专责筹办黄埔军校的任务。当邓演达离开粤军第一师时，师长李济深在临别饯行中深有感受地说：“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成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邓演达在粤军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对粤军的贡献是巨大的，在粤军官兵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人们都承认他是邓铿的继承人。
注释：
[1]杨逸棠：《邓演达》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先生事业追忆录》第337-34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梅日新、黄济福、黄振位主编：《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第3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4][5]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37-4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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