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威严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任教威严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二、任教威严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他那威严而又潇洒的形象，在军校中深受学员们的崇拜和敬重。不少学员以他的举止为榜样，做“邓演达式”学生。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刘宗宽回忆说：“当我们看到久仰的邓演达，他魁梧的身躯，英武严肃、从容慈祥的仪容，龙马不羁的精神，一股爱戴敬佩的心情油然而生，真有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愉快！”[9]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李奇中说：“邓演达同志是我在黄埔军官学校的老师，他的革命形象和感召力量，至今使我难忘。”[10]

邓演达在教练部分管术科操练，他坚持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操练，每次野外演习，亲自组织讲评。他的军事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生们欢迎。在重视军事训练的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有一次在提升军官生甄别考试时，他是口试的主考官，问学生文强：“你为什么要来军校学习，志愿是什么？”文强回答说：“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邓演达听了很满意，连声说“好、好、好，希望你以后多研读新三民主义的书，新三民主义是有三大内容的。”文强走出考场后，反复琢磨邓演达提的新三民主义的“新”是指什么，“三大内容”又是指什么。后来他请教了恽代英老师，才弄清楚新三民主义的含意，以及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邓演达每周都要在学校的大会场向学生们作时事报告，用国内外最近发生的事情，深入浅出地讲清一些时事背景和政治理念，灌输爱国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思想。在讲课中，他公开指责国民党右派破坏三大政策的错误行径，强调扶助农工的重要性。他说，黄埔军校是培植革命军人的学校，革命军人就是要反封建，反军阀，爱国家，爱人民，特别要爱工人、爱农民，不贪财，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做到精诚、团结、友爱。邓演达高昂激情的演说，在学生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感召力。

邓演达对学生十分严格，但平易近人，严而不苛，威而讲理，以情诱导，态度诚恳，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可敬可亲，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例如第四期政治科学生熊敦，江西人，上海晨光大学毕业。此人信仰国家主义，平时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有一次，他在操场遇到邓演达，不敬礼就扬长而去。邓演达立即把他叫住，问他：“你是不是本校学生？”熊回答说：“是。”邓说：“你既然是本校学生，为什么不按校规向我敬礼！”熊说：“你信仰三民主义，我信仰国家主义，各人信仰不同，当然不向你敬礼。”邓演达碰到这种当面顶撞老师的学生并不发怒，也不给予处分，而是善意地给予教育，从而使熊敦深受感动和教育。在邓演达的帮助下，熊敦的思想进步很快，后来竟成了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分子，毕业后，被派到朱德部队，随朱德入川，主办了《壁报》，旗帜鲜明地向国家主义者在万县办的《快刀报》开火，批判国家主义的错误理论。人们问熊敦，你为什么转变得那么快，熊毫不迟疑地说，“真理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假如没有邓老师的耐心教导，我是进步不了的”。[11](www.guayunfan.com)

邓演达办事认真负责，工作雷厉风行。当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后，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经常深入课室听课，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搞好学生的生活，他经常到学生食堂、宿舍视察，与司务长研究怎样把伙食搞得更好，向学生们问寒问暖，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学生们都亲切称他为“我们的好教育长”。

邓演达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始终保持一个军人的高大形象。他穿着一身笔直整齐的军装，走路挺胸昂首，铮铮有力。每逢开大会，他都正襟危坐，严肃认真。他参加每日的晨餐会，从不迟到。他参加每日的跑步晨运，沿着长洲岛跑一圈约10公里，一直跑在学生的前列，从不落伍。人们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充满朝气和活力，展现出黄埔军人的精神面貌。

邓演达在学生中的极高威信，引起蒋介石的妒忌和敌视。蒋介石为了树立个人在黄埔军校的威信和形象，一方面极力搜罗在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旧军人，拉拢一些臭味相投的同乡、同学、同事，培植起一个忠于他本人的右派集团。例如与他结帮金兰的保定同班同学王柏龄（教授部主任）、何应钦（总教官）等。另一方面企图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培养对他个人偶像的崇拜，他经常集合学生进行“精神训话”，每天上下班，都戒备森严，上身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穿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前面有副官开路，后面有保镖护送，如临大敌。黄埔军校在蒋介石的把持下，他的党羽肆无禁忌地为所欲为。他们对邓演达等一些真正进步、威信极高的教官和部门领导，采取污蔑诬告的手法。

王柏龄（1889-1942），江苏江都人，字茂如。1903年入南京江苏陆军小学。1907年，被送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1908年，考取留日官费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就读于振武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光复沪宁之役。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期学习。1915年学成归国。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时，王柏龄任总司令部参谋（蒋介石任参谋长）、第一混成旅旅长等职，参加山东的讨袁（世凯）战争。1917年，应唐继尧之邀前往云南，先后担任云南讲武堂科长、教育长，云南高等军事学校炮兵科长、教官等职。1923年4月，王柏龄应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电邀到广州，任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旋任粤军监军（总司令许崇智），曾前往东江前线，参与指挥粤军同陈炯明叛军作战。1924年1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和李济深、俞飞鹏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进行开办黄埔军校的准备工作。2月，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设立教授、教练等五部，王柏龄被任命为教授部少将临时主任。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字敬之。1901年，考入贵阳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8年，由陆军部派赴日本留学，初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学习。在留日期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曾任江苏陆军第一师步兵营营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回到日本继续完成学业。1914年毕业后，返回贵州。此后，历任贵州第一师第四团团长、贵州讲武堂校长、贵州陆军混成旅旅长、贵州步骑炮工兵实施学校校长、贵州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靖国联军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20年，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后遭刺客枪击，弹中胸部，到沪寓居数年。1924年1月，何应钦到广州，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谋。5月，黄埔军校成立，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少将总教官。9月，负责创建军校教导团，兼任团长；后又兼代军校教练部主任。

他们两人都是蒋介石党羽的主将，在蒋介石的指使和支持下，在黄埔军校内兴风作浪，对革命左派百般刁难，制造事端，全面争夺对学校的控制权。王柏龄说：“邓演达呢，说他是军人，军事学不十分明白到底；说他是革命斗士呢，他对各种思想没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思路仍是乱七八糟，没有轨道，又不安于环境，不满于现状，及至问他什么现状才好呢，连他所理想的，也不能满足，因此他凡事不能衷心服从。”[12]可见，他们对邓演达蔑视到何等地步。蒋介石对邓演达疑忌，暗中指使王柏龄对他进行监视，甚至造谣说，有人要排斥校长，自己想当校长。他们把在群众中威信极高的几位教官如恽代英、邓演达、张治中、高语罕等诬称为“黄埔四凶”，把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王柏龄等称为“黄埔四杰”。[13]

1925年军校先后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学生组织，在校内外开展活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同国民党右派展开的激烈斗争，集中表现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上。1925年2月1日，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为核心的革命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其主要负责人有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等。该会的宗旨是：“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亲密关系”，“拥护革命政府，实行三民主义”，“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该会积极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其他革命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5年4月，“孙文主义学会”成立。该会主要是由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组成，其主要负责人有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他们的目的是打着孙文主义旗号，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后来则形同水火，势不两立。蒋介石表面上不偏不倚，暗地里则操纵王柏龄、何应钦、贺衷寒等人，全力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压制打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迫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力量。

在这种种压力下，邓演达以革命大局为重，委曲求全。他看到蒋介石、王柏龄等人的险恶用心，对王柏龄生活腐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成天装腔作势、动辄训人的卑劣作风十分鄙视和痛恨。他甚至在会议上，当面批评王柏龄“纠合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反对共产党、破坏团结”，使王下不了台。张申府说：“蒋介石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在工作中，我已感觉到他过于刚愎自用，甚难长期共事。邓演达同志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革命家，早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是黄埔军校的一位卓越负责人”。[14]周恩来曾严肃指出：“他（指蒋介石）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