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武装倒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策划武装倒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五、策划武装倒蒋

邓演达回国后，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仅继续在理论上、政治上对蒋介石南京反动政权作了无情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进行了策划反蒋的军事活动。他首先是运用自己在黄埔时期的威望，组织黄埔出身的军人，拉垮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次是联系陆军小学、中学及保定军校出身的军人共同反蒋。

黄埔革命同学会是他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的主要力量。邓演达认为，过去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现在，黄埔学生“始终是蒋氏的基本干部，始终是蒋氏所倚以生存的基础”。“现时黄埔学生已由四百余人扩大至一万多。”“现时江浙皖诸省，凡是南京直系势力的地区，所有军、警、民团、党、政，甚至于商工业诸机关，都已分布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形成蒋的军事力量的中心，以此为制服及监视所谓旁系及杂牌军队的核心力量”，“成为特殊阶级的奴属”。“这些学生虽然实质上已成为新兴的统治者及有产者，而其作用则还远胜于普通的官僚统属关系，因为他们有比较丰富的团结性，而且有比较任何其他的势力更活泼细密的组织”，[40]而蒋介石又以黄埔同学会作为拉拢黄埔学生的重要手段。因此，瓦解黄埔力量，是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发动“具有农工平民意识的青年军官”参加革命，是“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命运的基本条件”之一。邓演达曾任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黄埔一至四期的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对邓是有好感的，尊敬的。为了对抗黄埔同学会，邓演达于1926年第一次出国时，曾试图让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加入“断金学会”。邓演达向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发去了信。信里有中文版的《真理报》，还有一张灰色的纸上印有金色的“断金学会”的卡。这之后大家都失去了联系，自然参加“断金学会”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邓演达在柏林逗留期间又试图把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起来。1929年3月31日他给丘哲的信中写到：“黄埔生方面应与切实联络。”同年夏天，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给在柏林的邓演达写了信，邓也很快做了答复，但以后就音讯杳无了。邓演达在信中说：

我近来的思想，看我最近的小文便知。我的主张是：目前还未到直接行动时期。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上说，似乎非经过资本主义的‘清扫’，封建社会的遗朽不会肃清的；而且目前的政府似乎可以代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暂时作思想上的斗争工作，徐徐地图以经济的斗争作群众的斗争日常工作。如果无广大的群众组织的斗争，那即便是一时的军事胜利，结果一定被军队拍卖，决不会比目前的状况更好的。(www.guayunfan.com)

同学任务是：在思想及纲领上作系统的宣传，以团结一般进步的分子，同时更准备着将来的行动。只有积极的实际在军队中、党部中、公共机关中，以及在学会中作模范的刻苦的工作，才能叫同学的后起的相信，才能吸收进步的同学，才能担负社会改进的责任。更须提防一般不满意于职位的人们，借着政治的口号作求个人出路利器。

同学们曾经在革命的历史上占了一页很光荣的篇幅，只须得到很好的思想的纲领的领导，才能严密组织及肃清不肖分子。在这个工作上，我愿意帮助你们去做。

我并非立意自起炉灶，我只有感觉着中国的空虚而变幻无常，我因为要立定脚跟作社会运动的一个法定形式，所以不能今日骂人而明日复联人；今日联人，而明日复倒人。但是如果行动上能证明是革命的、纲领的，我个人时时准备着合同一致。

问同学们的好！

邓演达

1929年9月14日

邓演达在信中措辞谨慎，有意将黄埔毕业生结集在自己所制定的纲领下。信发出后，邓演达曾三次向丘哲询问过有关毕业生的反应。1929年11月初，在邓演达的号召下，在上海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人数曾发展到五千人以上。[41]1930年2月20日，黄埔革命同学会发表对时局通电，指出：“同人等为党校之学生，皆武装之战士。对于革命，义不容辞，频年奋斗，毋稍或懈，愿为党国而死，不愿偷安而生，海枯石烂，此志不渝，尚望全国军人，即时兴起，拥护革命，灭此朝食，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我们是没有派的立场和小组织的背景，而是整个的中国国民党的工具，三民主义的信徒，民众的武力，党军的基干。我们的言论和主张，自然是站在纯粹的整个的中国国民党的立场上。”通电要求：“第一，从速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重新登记党员，集中党的革命力量，团结所有革命分子，在一致的步骤一致的目标的共同意识下，积极筹开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的一切纠纷，建筑起党的新生命；第二，根本消灭破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分散国民党革命势力的小组织。打倒僭窃党政军权于一人的独夫蒋介石，铲除以个人为中心，破坏革命的小组织；第三，速开国民会议，以促进党的团结。”

邓演达看到黄埔军校新同学会的通电后十分高兴，立即写信给丘哲：“我对于黄埔（革命）同学会宣言，已经看过，他们只着眼在政治的表面问题而缺乏纲领的认识——这当然是我们未加领导的过错……现时我们应当设法找出他们真实能负责的同志，和他们往来，将来预备和他们相见。”

11月18日的信中又说：“我总盼望埔校的革命的同学能有一个真正的好的组织出来，替青年军人留一点历史的生机。不知道他们的进行怎样？”

1930年11月，黄埔革命同学会的领导成员余洒度、黄雍、陈烈、俞墉、徐会之、曹霄青等到霞飞坊去见邓演达。邓对他们说：“阻碍中国民族解放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我们要革命，就一定要反蒋。反蒋要有组织，你们都是革命的黄埔学生，要一致组织起来反蒋，恢复黄埔的革命精神。”他要求大家进一步扩大黄埔革命同学会的组织。在此由余洒度做临时发起人，陈烈和黄雍做组织工作，俞墉和曹霄青做宣传工作。徐会之继续在天津联络居住在华北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以期扩大组织。另外5个人在上海联络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另外，还尝试与华北的新中华革命青年社、实践社、大同盟，湖北的三民社等携手合作。

黄雍，1900年生于湖南省平江。从广州的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编入黄埔第一期第六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了火星社。毕业后曾历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区队长，调查处副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的连、营长等职。1929年脱离共产党，参加黄埔军校革命同学会。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解放运动。1949年后，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1970年去世。

余洒度，1904年出生。和黄雍同乡，湖南省平江人。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毕业后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血花剧社的演员之一。1926年6月，在成立黄埔同学会时，有6人当选为第二期生代表，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任黄埔同学会的宣传科长。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东征。1927年3月奉蒋介石之命曾与曾扩情到武汉游说邓演达。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曾任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由于反对毛泽东去井冈山，对革命的未来产生失望，后在上海脱党，参加黄埔军校革命同学会。在邓演达被捕后被捕，在南京接受再训练后，加入国民党并成了复兴社的干部。《北方日报》主编。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处长。晋升为陆军少将。1934年因贩卖麻药嫌疑被宪兵逮捕，在押往南昌后被枪决。

陈烈，1904年出生于广西省柳城。与黄雍一样，从广州的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编入黄埔第一期第六队。毕业后历任教导团第一连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的连、营党代表。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东征。在北伐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的中校团副及团长。参加南昌等战役。1927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的团长、第十四师第四十旅第八十二团的团长和旅长。在邓演达被捕后，继续留在陈诚的第十八军，1932年担任第十四师第八十二团团长后，连续晋升。1939年任第五军军长。1940年10月病逝。死后，追任陆军中将。

陈会之，1920年生于湖北省黄冈。湖北省立中法高等学校毕业后，进黄埔第一期，任学生第一队的负责人，于1924年6月加入共产党。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9月随孙中山北伐，率第一学生队进入韶关，在大本营担任孙中山的警卫。毕业后，被任命为教导团第三营的连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党代表，参加了第一次东征。随后，被派往北京、天津做地下工作。1925年4月到1927年担任冯玉祥国民军司令部参谋和政治部主任。1928年被迫流浪，后辗转到上海，加入黄埔军校革命同学会。1932年任第六十五师政训处处长。这以后，在国民党军中做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等成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积极推行者。后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科长。1938年2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任第一厅第一处少将处长（贺衷寒为厅长）。后去台湾，1951年去世。

俞墉，1904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在浙江省第四中学学习后，在省立农业学校工作。1923年4月加入国民党，由季方推荐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参加了共青团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东征，历任第四期入伍生团第九连连长，第二十师补充团营长。被南京政府逮捕后赦免，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接受再教育。以后担任浙江省国民兵训练委员会委员、浙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抗战爆发后，在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担任第一战区新兵补训处总教官、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少将参谋。1946年退役，翌年逝世。

从上述各人的经历来看，他们既有共产党员、青年军人联合会或黄埔同学会会员，也有做过党代表，从事过政治工作的人。为了工作的开展，他们需要有个据点和活动经费。于是以陈烈为中心，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桃源新村三楼租了房子，成为他们的事务所兼住宅，大家过着集体生活。[44]于是，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的黄埔军校毕业生都云集于此，组织不断扩大，来事务所访问的人也越来越多。

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始工作的重点放在上海，后来推向全国各重要地区。北平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河北省主席商震正想在政治上另搞一套。经邓演达同意，决定派黄雍北上，为平津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并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武汉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政治中心，又是黄埔学生较为集中之地，起初，派遣刘明夏回武汉，打入何成濬部，在武汉建立据点。后来，为了加强武汉的工作，又决定调黄雍到武汉。黄雍由北平回到上海，向邓演达请示去武汉的工作方针。邓说：“武汉政治环境不若北平，行动更要小心谨慎，一切工作进行，可与洒度、实经（陈烈）详尽计划。到武汉可能遇到蔡申熙（黄埔第一期学生），若取得联系时，应尽可能协助和配合工作。”当时，蔡申熙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具体负责两湖地区的武装暴动。黄雍和他见面后，相约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分头工作，相互呼应。蔡还建议黄最好在湘鄂边界利用公开名义建立武装。刘明夏那时接受了何成濬委任的保安团区团长职务，黄和刘商量把区团部设在靠近湖南的蒲圻县，黄以副团长名义潜往湖南临湘岳阳活动，收编临汀土匪王剪波旧部作为武装基础，王部约有千余人，枪支六七百。进行活动的结果，先收编一部约400人和相当数量枪支作为区团部的警卫营。警卫营编成后，即由黄雍率领向蒲圻县集中，不料被该地防军罗霖师侦悉，遭突然截击而失败。

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邓演达领导的临时行动委员会及时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发生争论，蒋介石幽禁胡汉民于汤山，举国为之哗然，形成宁粤分裂。5月3日，陈济棠、余汉谋等11人发表拥护邓泽如、林森、周佛成、古应芬四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5日，孙科电蒋劝释胡，蒋不听。7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响应讨蒋。21日，孙科由沪赴粤。24日，孙科、陈友仁赴香港访汪精卫，即日偕汪回广州。25日，粤向蒋提出最后通牒，限其48小时内引退。26日，孙科劝蒋下野，并电张学良、戴季陶、吴稚晖、蔡元培、孔祥熙、宋子文等，要求一致反蒋。27日，粤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开非常会议，决定另成立国民政府。28日，粤国民政府正式成立。30日，粤国民政府委员通电就职。此时反蒋的各方力量急需军事行动的互相配合。当时，蒋介石于7月开始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聘请英、日、德军事顾问随军筹划，调集30万军队，其主力为蒋之嫡系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蒋将其部队分成三路：中路何应钦由南昌，右路陈铭枢由吉安，左路朱绍良由南丰，从三方面向中央苏区围攻。宁粤分裂和蒋介石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发生，给临时行动委员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推翻南京政府、夺取新的根据地的时机到来了。于是7月中下旬，临时行动委员会讨论了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问题，一致认为起义的地点最好在江西，那里驻有第十九路军和第十八军。拟订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西北、华北同时响应，夺取新的根据地的武装起义计划。

由陈铭枢指挥的第十九路军是一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很强。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前线。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战争中，第十九路军是留赣“剿共”，还是入粤驱陈（济棠），或是举兵起义，举棋不定。所以，陈铭枢来到上海，与邓演达秘商反蒋的军事计划。他们商定陈铭枢回到江西吉安指挥第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趋赣州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反对蒋介石的旗帜，与广东军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

由陈诚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编建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当时正在江西“剿共”前线。但是，陈诚与邓演达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前后期同学，邓任粤军第三团团长时陈担任连长，邓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和教育长时，陈又在邓领导下担任区队长，陈对邓又一向很崇拜，私交甚笃。邓于1930年回国后，陈曾两次秘密到上海与邓密谈，向邓表示赞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同意参加临时行动委员会，要求邓派人到第十八军中工作并愿从第十八军公积金项下每月交党费5000元作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经费。邓演达打算以第十八军作为“第三党”的实力基础，先后派遣庄明远、陈烈、邱新民、曹金轮、胡一、施方白等多人到第十八军中工作，并将该军师长罗卓英、周至柔，旅长萧乾以及许多团长、营长、连长共60多人吸收参加临时行动委员会，因此，第十八军所属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是邓演达所能控制的。为了强制该军立即起义，邓演达决定亲自前往该军驻地——江西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计划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邓演达打算去后对陈诚当面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邓估计陈诚可能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把自己捆送给蒋，最后是陈只好自己离开，让邓去领导他的军队。[44]据朱蕴山回忆：“邓演达在临行前三天，曾到我的住所向我话别。……他对我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我对邓说：‘外边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最后，我允诺负责留守。邓说完后，嘱我好好养病，旋即离去。不料，未过三日，他就被捕了。”[45]

在这期间，邓演达派黄琪翔到粤军第四军，派瑞奇到杨宪城指挥的第十七路军，派章伯钧到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做工作，都取得了支持。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教育长胡伯翰，因慕邓名特来上海找邓，说他确信邓的政治主张，军分校的大部分学生和武汉的一部分队伍，都信仰邓的主张和其为人，他自己愿为前驱，把他们带过来跟随革命。邓对他予以鼓励，并答应派黄埔学生去接应他的工作。

孙科是宁粤分裂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为了拉拢邓演达，指派陈剑如通过麦朝枢来接头，表示愿与邓合作反蒋。邓演达为了利用宁粤分裂这种形势，亲自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孙科，鼓励孙科等反蒋派不要与蒋介石妥协，孙科表示可以同意邓的政治主张，支持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政治活动。但孙科又转弯抹角劝邓不必就广东一隅搞军事活动，不如打开另一局面与广东合作。邓本无意回粤，便答应他不去广东。因此，孙答应给邓以经济援助，前后计有三次：第一次6万元，第二次4万元，第三次5万元，并承诺待邓起兵之时，可助饷100万元。

邓演达还联络一些年龄较大、关系较多而能与自己合作并足以影响蒋家军队的人。例如福建的卢兴邦，河南的张轸，四川的刘湘等人，都与邓演达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络。

为了加强武装起义的领导，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由邓演达、黄琪翔、严重、邓宝珊、季方任委员，邓演达任秘书（相当于书记）。当时有人提议用总指挥或司令名义，以便统率指挥军队。邓却认为，军队应听从政治的领导，在组织时期就用军事空衔，徒事招摇，别无用处。

对于这次武装起义，邓演达一再叮嘱：“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要善于隐蔽。尤其在离沪之前各负责人员须随时提高警惕，辞谢一切不必要的往来。”邓演达估计，起义之后可能站住脚跟，形成革命的割据，并争取逐步发展。如果失败，则拉队伍上山，进行武装斗争，上山之后还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虽然难免会有条件上的困难，终究是可以寻求谅解的。[46]

以邓演达为首的临时行动委员会，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军事上做过积极的准备，但由于邓演达的被捕而付之东流。不过它对震撼蒋介石集团的军心，对配合中共红军的反围剿，对团结一切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独裁政治作斗争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如果他的反蒋武装起义成功，与中共红军内外夹击，反蒋斗争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具备了条件的。

注释：

[1][3][4]《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2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8页，第346-347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9][37][40]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03-208页、第188-220页、第233-262页、第319-3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8][13][24][25][33][34][36]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第5页、第276页、第285页、第291页、第292-296页、第6页、第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13-336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10]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

[11]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161页，新华通讯社参考资料编辑部1985年7月译编。

[12][20][21][22]梅日新、黄济福、黄振位主编：《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第355-356页、第360页、第360页、第357-36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14]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16]柏林警察局局长1928年7月2日向普鲁士州内政部部长的报告，原件存德国坡茨坦国家档案馆。

[17]《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65-86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8][26][27][28][29][30][31][39]杨逸棠：《邓演达》第65页、第66-67页、第68页、第69页、第71页、第72页、第73页、第197-198页。

[19]丘挺、郭晓春：《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第13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1981年10月。

[35]张光宇著：《邓演达传》第19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8]《预期卓绝忠勇奋发》，载《前进》1981年第12期。

[41][43]黄雍：《黄埔革命同学会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42]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1934年版。

[44][46]罗任一：《邓演达回国组党》，载《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45]朱蕴山：《怀念亡友邓演达》，载《前进》198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