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第十三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医中药是一大奇葩，是世界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远在先秦时期，医药知识已经相当进步，在周代已成为一种专业，春秋时期医术已经开始分科诊治，《黄帝内经》问世，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形成。到了汉代，我国医药学更有划时代的发展，如仓公精于脉术，《史记》本传载有其医案25则，张仲景的医学著作反映了临证医学的发展，标志着中医学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金匮要略》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并疗妇人。《四库书目》云：“自宋以来，医家奉为典型，与《素问》、《难经》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则亦岐、黄之正传，和、扁之嫡嗣矣。”[1]《神农本草经》是对战国以来药物学发展的全面而系统的总结。西晋太医令王叔和集中了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成《脉经》。陶弘景《本草集注》著录本草药物700多种，比汉代的《神农本草》多出一倍。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医学也取得了全面发展。隋代著名医学家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书，对病因候学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是两部综合性医学巨著。前者系统论述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后者汇集前代方书。唐政府组织专业人员编撰的《新本草》，是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民间本草学著作出现不少，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韩保兴的《蜀本草》，李珣的《海药本草》等。由于唐代道教兴盛，养生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孙思邈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法，广为流传。唐代太医署是历史上最早由政府开办的规模较大的医药学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学校。

宋金元时期医学取得了突出成就。官修的药物学著作和方剂学著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本草图经》及《太平圣蕙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私人编著甚多，其中《证类本草》代表了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水平。钱乙（约公元1034—1115）是我国宋代著名医学家，对儿科学有突出的贡献，被称为“儿科之圣”[2]。

明代，医学出现了不少新进展。李时珍撰《本草纲目》。“是编取神农以下诸家本草，荟稡成书，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3]《本草纲目》的问世是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和世界药物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术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影响远大。朱橚编成的《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吴又可的“戾气学说”，是传染病病因学上的卓越成果，对温病学说的创立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方法的发明，成为世界免疫学的先驱，开辟了人类预防医学的新篇章。陈司成著《霉疮秘录》是我国第一部梅毒学专著。发明使用贡剂和砷剂治疗梅毒，是该领域的世界上最早的创举。(www.guayunfan.com)清代医学有较大的发展。本草学著作杰出的有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在温病学方面，经过叶桂、薛生白、吴鞠通、王士雄等人的理论研究和临床试验，我国医学界形成了“温病学说”，从而大大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

总之，中医药在我国古代已发展为理论体系完整、实践经验丰富、科目分类详细的一门科学，在古代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一、中国医药输入亚洲各国

（一）中国药物输入亚洲各国

中国药物频繁输入朝鲜。

殷商末年，箕子率宗室赴朝，即带去了药材等物。据《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桓、灵之末，朝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中国药材随之流入朝鲜。

宋朝皇帝先后赠送《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太平御览》等给高丽使节，赠送的药材品种丰富，数量较大。宋元丰二年（1079），宋朝廷派出医疗团前往高丽，共带去药材100多种，其中就有牛黄、麝香、朱砂等多种名贵药材。据史料记载，朝鲜使团专门配备有医官，其主要任务是在明朝进修医术并购买医书和药材。[4]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赐给朝鲜国王药材药方，让朝鲜使节张子温、吴季南回国时带回朝鲜。[5]这年十一月，朝鲜国王遣使卢稹到京师（今江苏南京），谢赐药材药方。表曰：“远颁妙药，明示秘方，登受以还，感铭奚极……”[6]

郡县时期，中国内地的医药就已经向交趾（今越南中北部）传播。

中国医药界认定，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中国医学及药物开始传入越南，逐步形成了越南医学“北方派”（中国派），而越南原有的医学成为“南方派”。

据晋朝名医葛洪《神仙传》记载：三国时，中国名医董奉曾被士燮召请到交趾，给士燮看病。据《大越史记全书》载：董奉游交趾，闻士燮已“病死三日”，乃“与药一丸，以水含服，捧其头摇捎之”。不久，士燮便“开目动手，颜色渐平复”。第二天“即可起座”，四天后“复能语，遂复常”。[7]

古代越南人称中国为“北朝”，交趾、九真、日南合称“南朝”，并称呼中医为“北医”，中药为“北药”。这是因为安南地处中国的南部之故。后来为了与西医相区别，而称中医、中药。据越南史料记载，在公元257年，中国医生瞿伟曾在安南治愈了雍云和任修的虚药病，并著书《公余集记》行世。

炼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行一时。为此，许多炼丹家到越南去采药炼丹。晋朝名医葛洪听说交趾出丹，向朝廷要求出任句漏令，在赴任途中经过广州，被刺史邓岳挽留，去广州罗浮山（今广东增城、博罗二县境）炼丹。葛洪虽未到过交趾，但是他此行反映了交趾地区的医药在内地的影响下亦已得到提高。

南齐时，阴铿之妻在交趾，因其地气卑湿而得下腹胀一症，无法治疗，后遇苍梧道士林胜到此采药，遂以“温白丸”治疗而使她病愈。

唐代鼓励药材贸易。863年唐王朝发布诏书，允许茶、药输入安南：

其安南溪洞首领，素推诚节，虽蛮寇窃据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闻溪洞之间，悉借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8]

南宋时，有安南药商到京城临安大量采购土茯苓，引起京城药价上涨了好几倍。并不值钱的土茯苓用之于治疗梅毒，在当时是有效的药物。

明清两代安南所需要的药物均靠中国供应。安南黎仁宗时曾派使节来中国，请求用土特产香料来交换药材和书籍。明天顺元年（1457），安南使臣黎文老曾上表奏：“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济寿域。”[9]他请求按惯例用安南土产香料等物来交换中国内地的书籍、药材。明英宗批准了此要求。

郑和下西洋，带去了中国本土的人参、麝香、大黄、茯苓、肉桂、生姜等药材，受到沿途各国人民的热情接待，也带回了亚非各国独有的珍贵药材。

中草药也随着中国移民而传入印尼。20世纪在爪哇等地土生华人经营了诸如“美尼尔”、“查戈”等草药店，所配制的各种散、丸、片、剂和草药，多为中草药和印尼草药的混合。印尼民间草药的使用方法以捣烂取鲜汁为主，但也吸收了一些中国制药方法，如上述土生华人药店配制的药方即是。许多中草药后来变成了印尼草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大茴（八角）、胖大海、蕲艾、中国蓖麻子、佛手、当归、桧叶、杜仲、藏红花、白花菜、米仔兰、猪苓或茯苓、破铜钱、水君子、麝香等。[10]

中泰两国长期通过水路进行贸易和往来。帆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国商人从广东福建出发，进入湄南河，把药材运入泰国。

中医传入泰国是在阿瑜陀耶城创立之初，华侨在此出售药材药品，医师来自中国。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人。中国医师吸收泰医的草药，以丰富草药的品种。广东汀海县东里乡旅泰华侨李松青，是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施诊的华人。他在曼谷创办李天顺堂药材店，后来继续经营药材业，成了“药业世家”。[11]

中医药多是潮州人传到泰国的。据说在西医药进入泰国之前，潮州人带去的中医药在泰国的医药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潮州人林白昔年曾在曼谷三聘街开设一家杂货店，后易名为“德恒裕药行”。其最畅销产品是麒麟牌加楠药水，专治吐泻。曼谷王朝拉玛六世王（1910—1925年在位）时期，有一年，国王所组建的童子军多人患急性肠胃病，用该药水治愈，林白遂名声大振。由于多次有功于王室，林白家族从此获得国王御封osathnugran之姓。目前，在华人的主要聚居区耀华力、石龙军、越三振一带，仍有不少药店在出售中药。一些老侨领也仍然喜欢用中药补品来调养身体。今天中医药在泰国仍然有一定的地位。[12]

中国传统医药几乎同时与中国移民输入马来西亚。数世纪以来，中医药在马来西亚根深蒂固，它不仅受到华人的喜爱和信赖，也受到马来西亚其他各族人民的欢迎。有些西医未能医治的疾病，或不能耐受西医副作用及畏惧西医开刀的病人，转求中医药治疗。[13]

有人统计，在马来西亚的中草药达456种，其中包挂关沙苑（冬葵子）、川加皮、牛七、菖蒲、沙参、明冉（党参）、风眼草、益智子、白豆蔻、白芷、金牛、周胆星、九里明、苏木、柴胡等。[14]《马来西亚医药书》开列了马来药方（配方）543项，其中引用了不少中草药，如中国茄根、中国纸、良姜、甘草、米酒、大茴等等。同时，在马来西亚的中草药店也出售马来草药，例如马齿集安、谁线草、百花蛇舌草、丹草等等。此外，在马来西亚民间还有把中草药和马来西亚草药混合服用的习惯。[15]

中国药物也传入印度。

我国的药物，如人参、伏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都进入印度，被称为“神州上药”。我国唐代名僧义净在印度期间，经常用中药为人治疗，受到印度人民的欢迎。[16]

中国药物作为商品也输入阿拉伯。

根据依宾库达特拔的《省道记》记载，中国出口大食的药物不少，其中有树脂、芦荟、樟脑、生姜等。[17]

公元2世纪，中国的肉桂、生姜具有祛寒止痛作用，传入伊朗，为伊朗医生所使用。[18]

（二）中国医学著作传入亚洲各国

中国医学著作传入朝鲜半岛。

新罗仿效唐朝国子监的教育体制，设立了医科。他们所使用的教材，有《集验方》、《脉经》、《黄帝内经》、《本草》等，均来自中国。[19]

宋与高丽国之间，书籍的交流是友好关系极为主要的内容之一。乘使节往来之便，宋帝经常赠送书籍给高丽国王，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其中就有如《神医补救方》一类的医药书籍。[20]此书在高丽使节带回国后，受到高丽国王的高度重视，即被肃宗王誉为“济世之要术”。[21]

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两国之间的医药交流。1415年，朝鲜王朝通过使节向明朝礼部咨文说：“医药活人，实惟重事。本国僻居海外，为缘针灸方书鲜少，且无良医，凡有疾病，按图针灸，多不见效，如蒙奏闻给降铜人，取法施行，深为便宜。”明成祖在获知这一要求后，即赐“铜人图”于朝鲜。在得到“针灸铜人图”不久，朝鲜李朝太宗王就下令刊布全国[22]，以推广中国的针灸技术。

朝鲜使团专门配备有医官，负责在明朝购买各种医书。随着15世纪中期朝鲜文字的制定，朝鲜王朝即组织本国医官用朝鲜文翻译或注释中国医书。同时，他们还模仿中国的医方著作，组织本国的医师编撰医方著作。1433年，朝鲜官药局就编篡成《乡药集成方》85卷，共收集医方1万余条，汇集了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医方精华。1445年，朝鲜医官金蒙礼等人仿照中国宋朝的《太平圣惠方》，编篡成《医方类聚》365卷。该书中收集了中朝两国医书153种，尤其是收集了在中国已失的医书40余种，这对于后人保留中国医学文化极具价值。该书依各科病例症分类汇编医方，对临床医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3]

朝鲜李朝重视中医学，在典医监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传授中国医学，生徒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医籍，如《直指方》、《医方集成》、《补注铜人经》等，医科三年一试。由于李朝积极提倡中国医药学，中医书籍继续流入朝鲜半岛。

在《本草纲目》问世时（1596），正值朝鲜李朝（1392—1910）的中期（1568—1800）。在李朝肃宗三十八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老稼斋燕行录》中的“所买书册”项下，见有《本草纲目》之书名，这是从北京带到朝鲜的。此后，《本草纲目》的中国刊本陆续流入朝鲜，成为朝鲜医家的参考书。例如《本草精华》（二卷）就是按《本草纲目》编写的，附有朝文谚字解，作者及撰年不详，未曾刊刻，但写本当成于正祖之时（1777—1800）。《济众新编》作者康命吉，大量引用《本草纲目》等中国医书。[24]

中国医学著作输入日本。

公元552年，中国赠送给日本一套《针经》，对日本针灸医学的发展给予支持。

中国医籍《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黄帝针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隋唐时的医学名著《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唐新本草》等先后传到日本。公元608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携带《四海类聚方》返回；同年，日本又遣药师惠日等来中国学医，于623年携带《诸病源候论》等医书回国。

8世纪时，日本仿效唐国子监的教育制度，设有医学，并制定了必修的教材、学习年限和考试方法等。如在《大宝律令》中，制定有医药职令《疾医令》，规定日本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25]

明朝建立后，中日两国医药学交流空前频繁。日本人以极强烈的欲望吸取中国的医学文化，日本最尖端的医学是在从明朝留学回国的医生们带动下实现的。当时，中医中药在日本有很大影响。日本人很推崇中国医药，来华者都喜欢搜集中国医学著作。日本名医阪净运于1492年入明学习，八年后带回《伤寒杂病论》，大力宣扬张仲景学说，著有《新椅方》、《遇仙方》等书。日本医家吉田宗桂于1539、1547年两次入明，曾经治愈了明世宗的疾病。吉田宗桂回国时，明世宗赐给他《扁鹊图》、《圣济总录》等书。[26]

日本最早出版的医学书是富商兼医生的阿佐井野宗瑞刊印的明人熊宗立的《医书大全》。熊宗立号其家为“种德堂”，是一位儒者、医师兼出版事业家。他刊印了包括自己著作在内的医书和儒书的多种著作。日本第二部医书是谷野一柏刊印的《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勿听子是熊宗立的号，这也是他注解、刊行的一部医书。可见，熊宗立刊印的医书及其身份都成为日本人的榜样，由此进而发展到吉田宗恂等人的活字医书出版事业。可以说，在15—16世纪，没有谁能够比熊宗立对日本医学的影响更大。

中国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本草学的研究。本草学最为基本的书籍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著作，他“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槁三易而成”。李时珍去世后，其子建元献书，“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27]。初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屡经刻印，影响深远。日本长庆十二年（1607），林罗山从长崎游学回到江户时，送给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一部《本草纲目》。这是《本草纲目》传入日本之始。此后，该书在日本广为流传。1612年，林罗山编成摘要五卷，本《论语》“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之语，题曰《多识篇》，传布各地。曲直濑玄溯从《本草纲目》中选择重要语句，又增添药品，编成《药性能毒》一书。此后，日本陆续出现了《本草纲目》的各种版本，也出现了大量的本草学著作。[28]

最早在长崎直接向中国人请教本草学的是向井元升（1608—1677）。宽文十一年（1671），向井元升参照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东垣的《食物本草》、源顺的《倭名类聚抄》、林罗山的《多识篇》等有关典籍，挑选许多实物材料，编成《疱厨备用和名本草》（13卷）。在日本本草学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是贝原益轩。贝原益轩早年熟读中国医药典籍，编成《本草纲目和名目录》。1708年他编纂了著名的《大和本草》（16卷）一书。该书对本书作了总的论述，从《本草纲目》的分类法中发展出新的分类法，对各种植物形状，效用，名称作了审查考索，所叙述的1362个品类，来自本草学著作的有772种，来自本草以外各种书籍的有203种，另有358种来自日本本国，29种来自远洋国家。该书刊行后，影响很大，贝原益轩因此被看作是近世日本本草博物学的确立者。[29]

日本人还购进中国地方志，用于发展本草学。如福建的物产与日本关系紧密，伊贺藩的藤堂高猷遂从《福州府志》中摘录动植物名字，附上日本名称，可食用者加以圈点，以备救荒时参考。[30]

一些到日本的中国人也向日本人介绍中国本草学。陈振先在长崎采集药草162种，编撰成《功能书》。亨保十年（1725），华人医生周岐来、朱来喜应德川吉宗之问，答出145种鱼贝类、34种植物和13种鸟兽的名字。他们的问答称为《周朱复言》或《享保复言》，手抄本流传于日本民间。[31]

日本科学史家矢岛祐利博士认为：“《本草纲目》刊行后不到二十年就早已在庆长十二年（1607）传入我国。《本草纲目》支配了我国江户时代（1603—1868）的本草、博物学界，其影响更远及至十九世纪末叶。”[32]

《本草纲目》还传到了琉球。例如1827年琉球使臣吕凤仪来我国时，曾向江苏的名医曹仁伯请教许多医药问题。曹仁伯经常以《本草纲目》为依据，解答琉球使臣提出的问题。后来基于他们的问答而写成的《琉球百问》一书，在琉球广为流传。[33]

明清时代，中国的医学文献广泛输入越南。

明代中医书《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传入越南。

在清代的中缅交往中，蛮暮土司孟干多次入访中国。他精通汉语，曾把《本草纲目》等书带回缅甸，为中缅文化交流作出贡献。[34]《本草纲目》传入缅甸，方便了缅甸人民使用中国医药。

中国的医学著作传入阿拉伯。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被译成波斯文，成为伊利汗国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医师出身的拉施丞相特别喜爱中国医术，曾主持编译了《伊利汗的中国医学宝藏》。该书除将中国晋朝王叔和（265—317年）的《脉经》译成波斯文，还一一介绍了中国的脉学、妇科学、药物学以及解剖学，并附有中国医书上的一些插图。他在该书的导言中还特别希望穆斯林医生能研究中国医学，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伊利汗国的医师们还根据中国药材来识别西亚的同类植物，由此来发掘出西亚地区新的草药。[35]

（三）中国医疗技术在亚洲国家的传播

宋王朝曾向高丽派出医护人员。1072年，宋遣医官王愉、徐先到高丽行医。1073年，王、徐回宋。医官马世安曾经两次到达高丽行医。1074年，宋扬州医学助教马世安等8人到高丽，医官们受到高丽国王的优待和尊重。1080年，宋遣医官马世安再次到高丽，次年因宋神宗诞辰，高丽国王文宗特地下令设宴款待马世安，并馈赠了礼币。1078年，宋使回国，高丽国王文宗附表陈诉，因患风痹，请宋朝政府派遣医官并赠送药品。1079年，宋朝派出一个有翰林医官参加的88人组成的庞大医疗团携带100种药物到高丽为国王治病。[36]《宋史》记载：“王徽病，乞医药。二年，（宋朝）遣王舜封挟医往诊治。”[37]

宋朝还派出医官到高丽进行医学教学。1103年宋遣医官牟介、吕昞、陈尔酋、范之才等4人到高丽。他们在兴盛宫里办学，“教训（高丽）医生”，次年归国。[38]

1118年，宋朝应高丽国王世子之请求遣合门袛侯曹谊、医官杨宗立等7人到高丽。宋徽宗下诏：

……高丽国王世子……书乞借差大方脉、疮肿科等（方面医官）其三四许人，使存心医疗、式广教习事。……爰命国医，因赉药品，俾往资于教惯用。悉保于康宁。……今差秉义郎閤门袛侯曹谊，管押翰林医官、大医局教授、赐紫杨宗立，翰林医谕、大医局教授、赐紫杜舜举，翰林医候、大医局教学成湘，迪功郎、试大医学录陈宗仁，蓝茁前去。[39]

这些中国医生肩负王命在高丽行医和教学两年，为高丽培养了不少医学方面的专门人才。至南宋时期，高丽王朝仍通过中国海商在华代聘医生前往该国医诊，从而促进了中国医学在高丽的传播。[40]

一些明朝的医师甚至包括太医，也应朝鲜王朝所请前往该国给王室成员诊治疾病；明朝名医张景岳还曾经在朝鲜行医数年，其事可参见朝鲜《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四六。

中国医疗技术在日本传播。

唐代鉴真大师精通医学，东渡日本时带去了不少医书，大力传播中国医学。他虽然双目失明，但仍然能以鼻嗅分辨出各种药物，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41]756年，圣武天皇患病，共有126名精于医术的和尚给他看病，其中鉴真等人的诊治效果最好，为此鉴真受到日本朝廷的嘉奖。761年10月15日，弟子法进在日本大安寺讲授鉴真的医疗法。鉴真还编撰了一部《鉴上人秘方》，其中的一些验方流传至今。那时，日本医生在施药时，常常把药名和药物搞错，鉴真凭手摸、鼻嗅、舌尝、耳闻、牙嚼等方法对日本流行的草药进行了重新辨别，并传授了药品收藏、炮制等方面的知识。鉴真在医药方面的贡献，使得日本医药界在14世纪前一直奉鉴真为始祖，直到德川时期以前，日本药袋上还都贴着鉴真的像，否则就不成灵药。[42]

宋元时期，日本人又智玄（1100—1200）来中国求医，学成归国后，曾为日本后鸟羽天皇治病成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声誉。日本人古林见宜与堀正意创办了最早的中医学会组织。

宋医郎元房赴日本，得到当权派北条时赖等人的信任，充当其侍医，寓居镰仓30余年，为中日医药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43]

明清之际，大批中国人来到日本，其中不乏精通医术者。他们把中国医学带到了日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王建南（？—1645），福建人，1633年到达日本，住在京都，因行医而扬名。王宁宇，太原人，其父为太原太守，他经由朝鲜抵达日本，在江户开业行医。其门人有森有益、森云仙，是日本幕府医官森家之祖，可见其影响之大。黄壁僧中，以独立和尚最精通医术，他是江户时代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人。独立尤精于痘科，将此技术传授给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长等人。池田正直是独立和尚的医学第一高足，传授给他的有生理、病理图七种、医书六部九卷，其中以解说痘科的著作《痘科键》最为有名，池田正直因此名声大振。日本宽政年间，幕府医官开始设立痘科时，即由池田正直的第四代瑞仙充任此职。僧人化外、心越、澄一等也都通晓医术。化外把医术传授给北山道长，心越把医术传授给石原学鲁，澄一则把医术传授给石原学鲁、国立贞、今井引济等人。[44]大约在1653年前后，戴公曼赴日，传授中医理论和人痘接种技术，为日本控制天花灯烈性传染病给予了技术上的支持。[45]

明清之际，随着驶往长崎商船而赴日经商的中国商人等逐渐增多，他们中的许多人侨居在长崎，并加入了日本国籍，成为“住宅唐人”。入籍的明清人及其后裔有的还精通医术，在此传医授徒。[46]陈明德，原是浙江金华府人，最精于小儿科。他于安庆年间（1648—1651年）来到长崎，据说所投药饵有起死回生之效，被挽留在日本，改名颖川入德，在长崎行医，撰有《心医录》。北山道长，字寿安，号友松，原是宽永四年（1627）任唐通事的入日本籍的明朝人马荣宇之子，从僧化外、独立学医，后到大阪开业，博得盛誉。其著作《北山医案》、《增广医方口诀集》、《医方考绳夵》、《纂言方考评议》等，均刊印流行于江户中期的医学界。高天漪，又名深见玄岱，为入日籍的长崎唐通事高寿觉的后裔，曾从独立和尚学习医道。延宝年间（1673—1680年），他前往京都，解答太上皇有关养生保命之问题，献《养生编》一卷。[47]

元禄、亨保年间，来日本行医的中国医生仍然很多，有杭州的陆文齐，苏州的吴载南、陈振先、周岐来、刘经光等，汀州的朱来章、朱子章等人。其中，陈振先、朱子章最为有名。朱子章受到日本幕府的高度重视。幕府下令，凡是对医书存有疑问的人，可向朱子章质疑。幕府的医官今大路道三、栗本瑞见皆曾致书求教。亨和三年（1803），胡兆新来日本行医。大田南亩曾奉幕府之命，从之学习药方。小川汶庵、千贺道隆、吉田长浈等人亦向他学习医道，从而成为杰出的幕府医官。[48]陈振先到日本长崎以后，调查并采集了当地的162种草药，经过认真的鉴别研究，编著《药性功用》一书，在日本传授中医本草学的知识和经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本草学的研究和发展。[49]

中国医疗技术输入安南。

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不久，安南丁部领于968年建国“大瞿越”，宋封他为交趾郡王，从此安南正式成为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是中国的藩属国。

宋元之际，中国医疗技术输入越南。史载宋咸淳十年，即越陈圣宗宝符二年（1274），圣宗朝除了有专门机构为王公大臣治病，另外建立了与人民有关系的医疗机构，名为“广济署”。通过学习、考试遴选医药人材，培养出有名的医生如郑仲子等人。1362年陈裕宗到天长府，看见人们有疾病，分别赐给官药和钱米，丸药中有“红玉相丸”，能治百病。[50]

陈献宗开十一年（1339），中国医生邹庚用针灸疗法治好了上皇子之病：

上皇子乘舟泛西湖落水，得之鱼梁中，上皇命医人邹庚治疗，庚曰‘缄之则复苏，但恐阳萎'，缄之果如其言。自是人称邹庚为神医。[51]

邹庚的医术来自家传，他的父亲邹孙，是宋朝的名医。

在属明时期，安南设置了许多医学机构。如，永乐五年（1407）六月，设交州府医学。[52]永乐七年（1409）九月，设交趾谅江、北江、建平三府及归化、南策二州并鸡陵、董渊、黎平、武宁、保禄、平陆七县医学。[53]这些医学机构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

中国的针灸法，在14世纪被越南医生广泛采用。1403年陈朝任命阮大能为“广济署”的署长。后黎朝成立“太医院”及其所属“济生堂”。此种官医制度，一直沿袭到阮朝。可见古代越南从药剂、医术到机构都接受了中国的影响。

明代末年，天下大乱，华侨多避居安南，带去了先进的中医技术。例如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二十八都四鄙玉洲上社人陈养纯，于顺治初年因不满清朝的统治，南迁越南。他在原籍的情况无从详细考证，但从他移居安南之后，以经商为业，而且鼓励子孙研究中医之术来看，想必在原籍时是经商并习医。后来，陈氏成为越南承天明乡社之一大宗派，并成为越南华侨中的主流之一。有的华侨医生因为长期在越南从医，得到越南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以至由于怀念他，为之立庙，加以神化。例如华侨周泰，渡海来越教化诸儒，以符药治病救人，往往奇验，为越南人所景仰而建立周泰庙。华侨何文力在嘉定行医，自出家药以治病，病愈者极多，安南皇帝闻知此事，乃“赏授正九品医生，令照所需还其值”[54]。

清代时，华侨杨端朋亦“赍药就军医治”，所治病兵多至4000余人，安南政府先是赏赐给他“衣服银钱”，后有省臣奏言，端朋所治病兵甚多，于是“复加赏白银一百两，太医院医正，秩从七品，隶嘉定省”。[55]

中国医疗技术随着中国移民而传入印尼。

1619年以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人数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中医（当地人称之为先生，Singse）。有些中医医术颇为高明，他们甚至应邀为荷兰总督夫人治病。针灸疗法也很早就传入印尼，并且在医疗上应用日益广泛。

中国医疗技术输入新加坡。

陈笃生（1798—1850）和陈金钟（1829—1892）父子是著名的慈善家。陈笃生是出生于马六甲的福建华侨。新加坡开埠不久，他从马六甲移居过来。初时，当过小贩，以卖果菜、鸡鸭为生，后有积蓄就开商店做土产生意，逐渐致富而成为华侨领袖人物。陈笃生致富后热心社会公益，领头建了一所平民医院。医院是1844年落成的，他担任董事会主席。新加坡地处热带，早期烟瘴弥漫，疾病滋生，但是当时的殖民政府忽视城市的福利设施，医疗设备很差，陈笃生有鉴于此，就办了这所医院。医院的经费由陈笃生及其他华侨领袖支持。这所医院后来叫陈笃生医院。陈笃生医院的服务对象包括新加坡的各族人民。陈金钟是陈笃生的长子，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子承父业，继续经商。他捐款重修陈笃生医院，而且努力调解华侨社会的矛盾和纠纷，是一位颇有威望的人物。[56]

中国与斯里兰卡在医药方面的交流有史可查。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与中国的中医有许多相通之处，斯里兰卡医生诊断时靠的也是望、闻、问、切，强调整体机能的调理，提高人体自身的抵抗力。[57]

在医学方面，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传入土耳其。天花于公元2世纪由北方边外传入中国内地，给人民的健康和生活带来极大危害。11世纪末，中国已经发明抗原接种的人痘，预防天花。明代因天花流行，医家纷纷研究医治办法。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安徽太平县首先推广这种人痘接种秘方，后来不断改进。清朝康熙年间（1622—1722年），开始在皇室和内外蒙古推广人痘接种技术。俄国闻讯，在1688年派员到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技术。不久，土耳其通过中亚细亚和俄国，也学到了这一技术。后来，人痘接种技术由土耳其传入英国，进而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58]

中国的医疗技术也随着伊利汗国的建立而大量地传入波斯。早在旭烈兀西征时，就带去了许多中国医生随侍医疗。此后，合赞汗也曾用中国的热灸疗法医治眼疾。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被译成波斯文，成为伊利汗国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医师出身的拉施丞相特别喜爱中国医术，曾主持编译了《伊利汗的中国医学宝藏》。该书除将中国晋朝王叔和（265—317年）的《脉经》译成波斯文，还一一介绍了中国的脉学、妇科学、药物学以及解剖学，并附有中国医书上的一些插图。他在该书的导言中还特别希望穆斯林医生能研究中国医学，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伊利汗国的医师们还根据中国药材来识别西亚的同类植物，由此来发掘出西亚地区新的草药。[59]

中国的医学对波斯医学也有影响。中国的脉学在11世纪就已经传入波斯。波斯名医、历史学家拉希杜丁·法杜拉在1313年编撰了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举凡脉学、解剖学、坯胎学、产科学和药理学等都有论及。波斯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在《医典》一书中亦沿用中国脉学的理论。他论脉有浮沉、强弱以及论脉在寸关节上等理论，均与中国《脉经》相同。该书吸收了中国的医学成果，列举的48种脉法，有35种与中国的《脉经》相同。[60]

中国炼丹术西传。

中国炼丹术对于波斯有较大影响。唐代，由于不少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中国从事药金贩卖活动，其中不乏酷好金丹之士。如波斯人李珣之弟李玹，在贩卖香药之余，更热衷于炼丹，正是他们成为当时中国炼丹术西传的媒介。波斯的一些药物，金属的名称，由于受中国炼丹术的影响，也与汉字词发言接近。如琥珀，写成Kahrupai和Kahruba[61]。

炼丹术起源虽早，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为欧洲所知，则是在中古时期经过阿拉伯人的介绍和传递之后。唐宋时代中国炼丹术极盛，和阿拉伯往来又极密切。学者推测，巴格达的译学馆在9世纪时一定也译过中国的丹书。特别是在中国的波斯人中有很多是专门从事贩卖药金和香药的，甚至个别的本人就是炼丹家，他们对于炼丹术形成一股西传的浪潮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天宝五年（746）魏郡的段契见到有专门收购“养生辟榖”制药的，未备难见的药物常求助于胡商。[62]长安西市在元和（806—820）中有擅长制作药金的炼丹家王四郎开设的店邸，专门供应胡商，高价抛售。[63]李玹酷好金丹，“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64]。这种以化学方法制成长生不老之药和追求“点铁成金”药剂的学问传入阿拉伯，便引起了阿拉伯炼丹术的成长和西传欧洲。[65]

沈福伟先生认为：曾任哈里发太子哈里德的老师、阿拉伯炼丹术的创始者查比尔，具有中国炼丹家的显著特色。从他开始，阿拉伯炼丹家都追求长生药“耶黎克色”，这和葛洪所说的丹精或神丹是一样东西。《抱朴子·黄白篇》说：“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以作黄金。”又说“化作之金，乃诸药之精，胜于自然也。仙经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这种丹精，既可作真金，又可令人长生。查比尔叫“哲人石”作“赤硫磺”。因为阿拉伯不产丹砂，只出硫磺，所以中国炼丹家的还丹到了查比尔就变成了赤硫磺。查比尔关于水银的知识完全得自中国，他说水银纯净如童贞，既能起死回生又能变化铜铁锡成黄金。这和《周易·参同契》将汞称作“河上姹女”，汞齐合金能变化铜铁制作金银完全没有两样。查比尔关于金属组成的学说，完全根据中国炼丹家对汞和硫这种最主要的药料的知识，他认为“金属具有两种组合成分，一是土性的烟，二是水性的汽。这两种气体在地球内部凝缩后便成为硫和汞。各种金属都由硫和汞合成。六种金属的差别都因所含硫汞比量不同而形成。黄金中的硫汞比量正好维持平衡；白银中的硫汞各具相等的重量；铜含硫较多，铁，铅，锡则含硫量较少。金属之相互可以转化，便因所含相同的两种组合成分引起。据说自然界生成黄金要历时万年之久，而炼丹术则可以通过化合的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自然界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成的工作”。查比尔的思想完全是在中国炼丹家的成就指导下形成的。他关于六种金属的学说和五金生成的年代更和《淮南子·地形训》的说法如出一辙，并非出于偶然。他所说的金属，除上述六种以外，还有一种明白称为“中国金属”的白铜，和拉齐所说的“中国铜”意思一样。查比尔从中国的炼丹那里制成了硝酸，加上盐酸三分或四分就成“王水”，可以溶金。[66]

二、亚洲各国的医药输入中国

（一）亚洲各国的药物输入中国

亚洲各国在不同时期有许多药物输入中国。其中就有香料和珍珠。东南亚盛产各种香料。由于朝贡时香料作为贡品，中外商人从事香料贸易，东南亚和印度等地的香料大量输入中国。

珍珠药用在中国已有2000余年历史。三国时的医书《名医别录》、梁代的《本草经集》、唐代的《海药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雷公药性赋》等19种医药古籍，都对珍珠的疗效有明确的记载。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中说，珍珠“有治目肤翳，止泄”等作用。唐代的《海药本草》认为，珍珠可以明目、除晕、止泄。在元朝，商人们常在水中加蜜糖和珍珠粉饮用，认为它既可以滋补，又可以防暑。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记载：“洮水冬日结小冰……圆洁如珠……盛夏以蜜水调之，加珍珠粉。”明代李时珍更加重视珍珠的药理作用，认为珍珠的药效在美肤，因而在《本草纲目》中特别写道：“珍珠味咸甘寒无毒，镇心点目；珍珠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去皮肤逆胪；坠痰，除面斑，止泻；除小儿惊热，安魂魄；止遗精白浊，解痘疗毒。……令光泽洁白。”同时，它还记载了珍珠药用的多种方法。明代陈继儒转引《独异志》说，唐武宗李炎在位时，宰相李德裕以珠宝粉、雄黄、朱砂煎汁为羹，每食一杯约耗钱三万，过三煎则弃其渣。当时流行炼丹术，人们认为，珍珠粉、雄黄等物，经过提炼后服用可长生不老，鹤发童颜。

1.朝鲜

在新罗统一朝鲜之后，中朝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新罗的药材等大量输入中国，史称新罗“所输特产，为诸蕃之最”[67]。开元年间，新罗使者带来了牛黄、人参等；天宝年间，这些药物继续输入中国。[68]

通过贸易往来，高丽药材输入中国。宋朝同高丽的关系往来频繁，宋朝输出的物品有：各种绸缎、金银细工品、药材、瓷器、文具、书籍和南方香料等。高丽输出的物品有：人参、金银细工品、硫磺、各种绸缎、螺钿、花纹席子和白棰纸、狼毫笔、松烟墨等文具以及各种瓷器、书籍等。其中，受到宋朝贵族好评的物品有人参等。

1423年和1430年，朝鲜李朝使节先后两次将本国出产的一些草药带入明朝，请求明朝太医院医士辨别药性以决定是否使用，从而促进了中朝两国药学的交流。[69]

1636年，清太宗派军队征伐朝鲜，朝鲜败降。“帝敕令去明年号，纳明所赐诰命册印，质二子，奉大清国正朔”，规定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有胡椒、苏木等。[70]

2.日本

宋代，日本的药物通过贡赐贸易也输入中国。

《宋史》记载：

熙宁五年，有僧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诚寻献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71]

日本僧人诚寻把五香、紫檀等药物进献给宋代皇帝。数量可能不多，但是体现了他留居中国的诚心。

明代宣德年间日本遣使朝贡，方物有黄、苏木、刀扇、漆器之类，大获其利。[72]

3.琉球

琉球药物输入中国，主要有乳香、胡椒。《明史·琉球传》云：

二十三年，中山来贡，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为门者所获，当入官。诏还之，仍赐以钞。[73]

琉球使节暗地里从事经商活动，倒卖药物，为中国明朝当时法律所禁止。但是明廷法外施恩，对他们网开一面。可见明廷对外国使节之宽容大度。

琉球本来不生产香料，但是琉球国王为表其忠诚，还从其他地方（如东南亚的泰国）搞来多种香料，向大清皇帝进献。《清史稿》记载：

康熙三年，琉球质遣陪臣吴国用、金正春奉表谢封，贡方物。四年，琉球再遣贡使并贺登极。其贡物至梅花港口遭风漂失，帝谕免其补进。五年，琉球质仍遣贡使补进前失贡物。帝谕曰：“尚质恭顺可嘉，补进贡物，俱令赍回。至所进玛瑙、乌木、降香、木香、象牙、锡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等，皆非土产，免其入贡。其琉璜留福建督抚收贮。余所贡物，令督抚差解来京。”即给赏遣归。[74]

4.安南

安南药物输入中国。

东汉王朝继承前朝对越南中、北部的管理权限，在今越南北部设置日南、交趾二郡。守将马援领兵入越平息“二征之难”后，在那里发展生产，当时交趾瘴疫严重，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马援常食地产薏苡仁以“轻身省欲”，抗御瘴气。他见交趾的薏苡实比内地的大，想引种内地，军返时载了一车种子回来。后来交趾薏苡在中国南方广为种植。[75]

南北朝时，中国从安南进口苏合香、沉香等物。南朝苍梧（今广西梧州）知医道士曾经去林邑（今越南中南部）采药。

隋唐时期，中国与安南的医药交流更为频繁。通过朝贡和一般贸易输入中国内地的安南药材有：沉香、琥珀、珍珠、犀角、丁香、詹糖香、白茅香、苏方木、诃黎勒、榈木、摩勒、白花藤等十几种。

宋朝与安南的医药交流密切。安南多次向宋贡方物，多为犀角、象牙和香药。《宋史》记载：“开宝八年，遣使贡犀、象、香药。”[76]又云：“真宗即位，进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前遗都知兵马使阮绍恭、副使赵怀德以金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绢布万匹来贡。诏陈于万岁殿太宗神御，许绍恭等拜奠。及回，赐桓带甲马，诏书慰奖。”[77]安南国多次对华朝贡，方物中有苏合香、光香、朱砂、沉香、玳瑁、珍珠、象牙等多种药材。[78]天兴六年（1028）安南向北宋进贡香药，价值2760贯，而宋回赐价值5000贯的礼物。

南宋时期安南的医学家还在中国行医。据越南方面的史料记载，医生黎德全后来被奉为神人，可见其医术之高明：

[绍治]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闰五月，有神降于锦江之文台。先是，李陈时，义闾人黎德全，自号慧靖禅师，采南药，治南人，名闻南宋。宋后有疾，遣使聘之。居江南，后没于宋。宋帝行葬，为立石志。后有文台达官奉北使，取石志以归，立文台界。所著医方书十三方，黎裕宗赐名觉斯。其石志显灵，众为立祀。[79]

元代时，安南国于1263年后每三年一次向元朝进献方物，其中药材有苏合香、光香、朱砂、沉香、檀香、玳瑁、珍珠、象牙等物。

明朝政府还遣使去安南收买香料。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

光顺三年（1462）九月，明遣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赍敕册来封帝为安南国王。司礼监太监柴升、指挥佥事张俊、奉御张荣来，收买香料。[80]

清代时，中越关系密切，药材成为越南主要的贡品。如清嘉庆七年（1802）十一月，越南阮朝嘉隆帝命光定等赍国书品物（琦楠二斤，象牙二对，犀角四对，沉香一百斤，速香二百斤，纨绢布各二百匹）往请封，而且请改国号为“南越”。清嘉庆九年（1804），阮朝皇帝遣黎光定等请封，又请改定国号，“贡物有犀角二座，象牙、肉桂各一百斤，沉香六百两，速香一千二百两，砂仁、槟榔各九十斤”。[81]此后四年一贡，越南多种香料、犀角、象牙等入贡清朝。

5.占城

唐朝与占城有着密切的关系，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贞观时，国王头黎献驯象、火珠等。[82]唐开元、天宝年间，林邑王遣使献沉香、琥珀、珍珠。贞元九年（793），环王国遣使献犀角。唐德宗李适安排在太庙接见其使节。

宋朝与占城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三百多年中，两国使节不断。如，太祖建隆元年（960）十二月，占城国王以方物犀角、象牙来贡。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二月，占城国王遣使献龙脑二斤、杂香药千斤、厂香五十斤、煎香二十五斤。[83]雍熙二年（985）二月，占城国主遣使来献龙脑、玳瑁、象牙等。淳化元年（990）十月，占城王遣使进腊沉香一斤、白龙脑二斤、山得鸡三十三斤。[84]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占城遣使贡沉笺香万余斤，乌里香五万余斤。[85]

占城与宋朝的经贸关系很密切。据不完全统计，占城曾经向宋廷派遣贡使达40多次。占城使者携运的贡品种类与交趾的相似，但是其中的香药、香料的数量很大，每次入贡的物品少则数千公斤，多达万多斤。宋廷则根据贡品的价值予以回赠。占城国献方物有犀角、象牙、玳瑁、龙脑、乳香、沉香、槟榔等药材。其中种类繁多、数量较大的两次是，995年，占王遣专使李波珠、副使诃散、判官李磨勿等人进献犀角10株，象牙30株、玳瑁10斤、龙脑2斤、香100斤、夹浅黄熟香90斤、沉香160斤、胡椒200斤；1018年，占城使节献象牙72株、犀角86株、玳瑁1000斤、乳香50斤、丁香花80斤、豆蔻65斤、沉香100斤、笺香68斤、茴香100斤、槟榔1500斤。在民间贸易中，药材的贸易量是较大的，1155年，占城国运到泉州港的7种香药，共计63234斤。[86]明代占城国也曾经多次进献香料。明代，占城对华朝贡的主要药材为伽南香、犀角。

《明史》曾经盛赞占城香料极多：

乌木、降香，樵以为薪。棋柟香独产其地一山，酋长遣人守之，民不得采，犯者至断手。[87]

洪武六年（1374），占城来的贡使送来“苏木七万斤”，且言：“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剽劫海上。国主击破之，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谨奉献。”明太祖非常高兴，对他们进行嘉奖，命给赐加等。[88]

6.老挝

明代中老关系较为密切。在政治上，明朝采用设立军民宣慰司的方式进行管理。永乐二年（1404），明朝在老挝设立军民宣慰司，以刀线歹为宣慰使，颁给印信。[89]以后每当新王继位，明朝都要授予此封号。明朝虽设置有“经历”、“都事”一类官员，并派往老挝帮助翻译奏报信函，但实际上，明朝并不干涉老挝的内部事务。在经济上，双方开展朝贡贸易。明朝与老挝在经济上开展朝贡贸易。老挝进献的贡品主要是：象、马、金银器皿、犀、犀角、象牙、龙涎香等方物。[90]

乾隆六十年（1795），老挝“国王奉表祝厘，进长生经一卷、阿魏二十斤、象牙四十、夷锦四十”[91]。在老挝进贡的物品中赫然有阿魏二十斤。

除官方贸易外，民间贸易和云南边境贸易的交往频繁。中国的瓷器、漆器和茶叶历来是老挝人民所喜爱的商品，而老挝所产的乳香、西木香、乌爹泥、鲜子、诃子和树头酒亦素为我国人民所喜爱。

7.柬埔寨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真腊“最产名香，登流眉所产为绝奇，诸番国香所不及也”[92]。赵汝适所撰《诸番志》指出：“沉香所出非一，真腊为上，占城次之，三佛齐、闍婆等为下。”[93]真腊出产多种优质香料，深受中国人欢迎。此外，真腊还出产象牙、黄腊、翠毛、番油、姜皮、苏木等。

据《梁书》记载：扶南多次朝贡，天监十八年（519），“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94]。

古代柬埔寨盛产香料。唐代史料记载：扶南“以金、珠、香为税”[95]。

唐时的真腊仍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和僧侣交往的桥梁。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天竺高僧那提三藏携带1500余部佛经从南海来到长安，住慈恩寺。他精于佛经，长于医药，备受高宗器重。次年受命往南海诸国为皇帝采药。他涉足南海诸国，传经弘法，历时8年，于高宗龙朔三年（663），返回长安。同年真腊派出使者专程来到唐朝，邀请那提三藏前往真腊，返回南海。其语意诚挚，称“南海真腊国，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无已，思见其人，合国宗师假途远请”。同时提出真腊产好药，请唐皇允其前往采药。唐高宗信其所言，便同意他们的请求，允那提赴真腊。[96]那提三藏以采药为名往来于中、柬和南海各地，传经弘法，对印度、中国和真腊之间的佛教交流起了桥梁作用。[97]

宋代中柬两国王朝之间除了以“遣使进献”和“赏赐加封”为基本方式的政治交往以外，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的经济交流颇具特色。东南亚国家盛产的象牙、犀角、香药等物为宋朝宫廷必备之物，而这些物品亦为真腊的特产，宋朝统治者甚为喜爱，不惜重金购取；真腊使者每次携来进献的礼物多为大象、象牙、犀角等，朝贡贸易是以上层需要为主，而民间贸易则以互通有无为原则，并以海运为贸易通道。宋时中国与真腊航运便捷，“从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98]。真腊运来中国的是土特产品，特别是真腊出产的香料。真腊商人用海舶运来中国，在广州等港口蕃坊，中国商人和外商用金银和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酰醢等商品与之交换。[99]

元朝国祚不足百年，元代与柬埔寨的使节来往各4次，共8次，平均每12年一次。[100]元初，元世祖忽必烈曾遣使赴真腊“招谕”。至元二十二年（1285），真腊遣使进献乐工、药材、鳄鱼皮等礼物。[101]

在明代，真腊国多次向中国进贡香料等物。例如明洪武二十年（1388），真腊“王遣使贡象五十九、香六万斤”[102]。

8.印度尼西亚

印尼药物输入中国。开宝七年（974），三佛齐国王遣使贡乳香、蔷薇水等物。太平兴国五年（980），其王夏池遣使茶龙眉来。也在这一年，“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药悉送广州”[103]。

明代著名的药学家李时珍所着的《本草纲目》，开列了许多来自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药物。关于这些药物的产地，李时珍有时指明“出之佛齐”，有的则笼统地说“产南海”、“出昆明”、“出海南诸番”、“生胡国”，但参照《东西洋考》、《瀛涯胜览》等书，我们可以肯定有许多药物来自印尼。这些药物包括：苏木、沉香、丁香、肉豆蔻、犀角、降真香、龙脑香、玳瑁、槟榔、檀香、胡椒、珊瑚、婆娑石（摩挲石）、蓬砂（鹏砂、盆砂）、益智子等。

据《明史》记载，苏门答刺国向明朝进献的“贡物有宝石、玛絜、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104]。其中就有许多是香料。

《明史》还记载了印度尼西亚另一个古国须文达那进贡香料的情况。

须文达那，洪武十六年（1383），国王殊旦麻勒兀达朌遣使俺八儿来朝，贡物中有蔷薇水、沉香、降香、速香诸物。命赐王《大统历》、绮罗、宝钞，使臣袭衣。或言须文达那即苏门答剌，洪武时所更，然其贡物与王之名皆不同，无可考。[105]

《明史》还记载览邦国王遣使进贡有各种香料：

览邦，在西南海中。洪武九年（1376），王昔里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来贡。“俗好佛，勤赛祀。厥贡，孔雀、马、檀香、降香、胡椒、苏木。交易用钱。”[106]

《明史》还记载三佛齐的进贡。洪武十年（1377），三佛齐国王遣使来华贡丁香、米脑诸物。[107]

《明史》还记载爪哇进贡香料。洪武十四年（1381），爪哇“遣使贡黑奴三百人及他方物。明年又贡黑奴男女百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108]。

9.文莱

文莱盛产各种香料，大约从隋代起，文莱的香料开始输入中国。《隋书》记载：“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后遂绝。”所贡何物，没有具体记载。我以为婆利贡物中必有香料。因为《隋书》记载：“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其风俗物产，大抵相类云。”[109]丹丹、盘盘为马来西亚古国，亦盛产香料。

唐贞观四年（630），“其王遣使随林邑使献方物”[110]。《新唐书》记载婆利物产，“地大洲，多马，亦号马礼。袤长数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鸡卵，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藉珠，辄火出。产玳瑁、文螺；石坩，初取柔可治，既镂刻即坚。有舍利鸟，通人言”[111]。推测婆利所献方物中应有火珠。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勃泥王向打遣使献大片龙脑、米龙脑、苍龙脑、玳瑁、檀香、象牙。[112]

明代，文莱的香料通过朝贡活动而大量输入中国。婆罗“厥贡玳瑁、玛瑙、砗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113]。明洪武三年（1370），浡泥“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114]。

清代，文莱香料大量输入中国。华人在文莱大规模地从事胡椒种植，以满足中国帆船在海外贸易活动中对这一货物的需要。据载，在1769—1790年间，文莱的华人在年成好的年份里，一年能产出2万担左右的胡椒，而这些胡椒几乎全都被中国帆船运回了中国。[115]

10.菲律宾

美洛居是一个盛产香料的国家。《明史》云：

美洛居，俗讹为米六合，居东海中，颇称饶富。酋出，威仪甚备，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发，女椎结。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华人多市易。[116]

这则史料表明，美洛居地区“地有香山”，盛产各种香料，所产丁香，受到华人青睐，被许多华商购买而运回中国。

苏禄香料众多，富有传奇色彩。《明史》云：

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117]

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东王、西王率其家属头目凡340余人，浮海朝贡，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

清史亦谈到了苏禄的香料。《清史稿》云：

海内有珍珠，土人与华商市易，大者利数十倍。此外土产则苏木、豆蔻、降香、藤条、荜茇、鹦鹉之类。[118]

从事香料贸易，利益巨大，华商趋之若鹜。华商曾经通过商业途径把菲律宾香料大量输入中国。

雍正五年（1727），苏禄国王毋汉未母拉律林遣使进贡方物，贡珍珠、玳瑁等物。

11.马来西亚

隋工部主事常骏等奉隋炀帝之命出使赤土，赤土王“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119]。

马来西亚有个古国彭亨，与明代关系密切。《明史》记载：

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饶遣使赍金叶表，贡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赉如礼。永乐九年，王巴剌密琐剌达罗息泥遣使入贡。十年，郑和使其国。十二年，复入贡。十四年，与古里、爪哇诸国偕贡，复令郑和报之。古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120]

史料明确记载彭亨香料众多，其对华朝贡物品主要是香料。

明朝与满剌加关系密切，满剌加国多次遣使朝贡。满剌加贡物中主要是香料。《明史》云：

满剌加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琐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鸡、鹦鹉、片脑、蔷薇露、苏合油、栀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之属。[121]

郑和下西洋，以马六甲为中心，修造仓库，屯积商品钱粮。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中草药成为中马贸易的重要货物。《东西洋考》一书为明朝人张燮所撰。张燮是龙溪（今福建漳州龙海海澄）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举人。该书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有萧基、周起元、王起宗三序，及其自识之凡例。全书分十二卷，前四卷言西洋列国十有五；次一卷考东洋列国七；次一卷外纪考，考日本及红毛番，盖不在东洋之列，所谓东西洋，即今之东南亚；其次六卷分考税饷、舟师、税珰、艺文、逸文等，而其舟师考中之二洋针路，乃我国历代南洋航路之详细记载，殊为珍贵。据《东西洋考》记载，明朝从马六甲（马六甲）、彭亨[122]、柔佛等国进口的药材有犀角、玳瑁、乳香、片脑、苏合油、没药、沉香、速香、降香、血竭、槟榔等。[123]

12.缅甸

缅甸盛产香料。明代在缅甸设置二宣慰司，香料大量输入中国。《广志》记载：“艾纳香出缅国。”清代缅甸遣使来华贡献多种香料。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缅甸进献的贡品中有各种香料，其中黄檀香120两，红檀香120两，降真香120两。[124]

13.印度

印度药物大量输入中国。

著名的《医书外台秘要》、《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孙思邈的《千金翼方》等书里面都有不少的印度方物。最明显的是药材，比如诃梨勒、苾拔等等，都与印度有关。

唐代印度药物大量输入中国。罽宾（迦毕试）、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多次进献精致药物。720年，罽宾进秘要方和番药。克什米尔也常献胡药，吐火罗使者更经常带来各种名药秘方，724年献胡药干陀婆罗等300余品。729年，吐火罗使者僧难陀进奉须那迦、帝释陵等药，须那迦似乎就是拜占庭的底也迦。底也迦是一种万能解毒药。730年，僧难陀又带来瑞表香药，741年吐火罗使者进献质汗等药。质汗是一种春药，729年北天竺三藏沙门僧密多已经将这种药传到长安宫廷中。《唐会要》亦记载：开元十七年（729）六月，“北天竺国王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125]。746年罽宾使者进献的药方中就有质汗和千金藤等贵重药物。此外，737年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磨战带来的胡药物大概也是这类的秘制药。[126]

印度输入中国的药物有胡椒。胡椒又称昧履支，当时以摩揭陀所出最多。印度有时称为摩揭陀，梵语又名荜茇（Pippali）。4世纪的《南方草木状》说荜茇就是岭南的蒟酱，生在外国的，大而紫，叫荜茇，生在番禺的，小而青，叫蒟，蒟酱可以调食。唐代作“胡盘肉食”都用胡椒。补骨脂，梵语Vakuci，普遍生于印度和斯里兰卡，又称婆固脂，破故纸，是重要的去风湿健壮药，唐代已经用胡桃合服，812年传入广州。青黛（青定花），郁金香，婆罗得都来自印度。天竺桂，印度僧侣称为月桂，普遍生于闽粤浙沿海，由印度移栽。[127]

《旧唐书》记载摩伽陀王遣使进献郁金香等药物：

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128]

注辇是南天竺国家。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注辇国主罗茶罗乍派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贡。注辇国主遣专使等52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献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百斤”[129]。

明代，中国与古里等国有来往，古里“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毡单、伯兰布、苾布之属”[130]。龙涎香、苏合油等等均为印度药物。小葛兰，“厥贡惟珍珠伞、白棉布、胡椒”[131]。

《明史·侯显传》记载，司礼少监侯显曾奉成祖之命出使榜葛刺。

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132]

《明史》记载榜葛刺的主要贡品有：

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瓷、鹤顶、犀角、翠羽、鹦鹉、洗白苾布、兜罗帛、撒哈刺、糖霜、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苏木、乌木、胡椒、粗黄。[133]

14.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药物输入中国。

《明史》记载，永乐年间，明朝与锡兰山建立了邦交关系，郑和船队曾经多次到过其国。锡兰山给明朝的“所贡物有珠、珊瑚、宝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树香、檀香、没药、硫黄、藤竭、芦荟、乌木、胡椒、碗石、驯象之属”[134]。

15.土耳其

拜占庭药物在唐代输入中国的有白矾、阿勒勃、婆那娑（菠萝蜜）、槃砮穑、齐暾（橄榄）、敝齐（阿拉伯香膏）、阿驿（无花果）、指甲花、野悉蜜（素馨花）、捺祗（水仙）、阿勃参等。[135]

16.波斯

唐宋以后，大批波斯药材输入中国，亦有不少药草商来华，有的甚至开设药铺。有些波斯药方在中国颇为流行，例如“悖散汤”（《证类本草》卷九）。《旧唐书·李汉传》中所记载的李苏沙，是一个出售香药的波斯人。在元代，朝廷医药机构还聘请了包括波斯医生在内的外国医生来中国服务。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回回药方》残本中，有一部分是用波斯文写的。[136]

传入中国的波斯药物主要有：婆罗门皂荚（又称波斯皂荚，主治便秘），芦荟（从波斯传入，用于治疗小儿诸疳症），胡黄莲（从波斯传入，用于治疗肠道疾病及痔疮），龙脑香（从东南亚，南亚及波斯等地传入，用于治疗风湿等症）。[137]

唐高宗时，苏敬等人受命重修《本草》，共53卷，称为《唐本草》。《唐本草》记录药物844种。在新增加的114种药物中就有不少是从波斯和南海传来的。[138]

17.大食

唐代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积极传播医学知识。李珣精通医学，著有《海药本草》六卷，已散佚。李珣弟李玹，字廷仪，以卖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曾专心研习金丹，精通炼丹术和医药。一生精力都在炼制金丹上，以至晚年家无余财，仅留道书药囊而已。[139]

在唐代，阿拉伯药物大批输入中国的有珊瑚、琥珀、炉甘石、密陀僧、石硫黄、绿盐（绿石）、金钱矾、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莳萝（小茴香）、胡黄连、石蜜、阿月浑子、无石子（无食子、没食子）、阿魏、偏桃（婆淡、巴旦杏）、波斯枣（窟莽）、诃黎勒等。[140]

大食在中国贩卖的商品，历来以香药、犀（角）象（牙），珠宝为主，宋代尤以香料贸易为盛。香料有40余种，其中以乳香、龙涎香、苏合香油、蔷薇水、木香、没药、金颜香、安息香等为大宗。大食人经营香料贸易达到空前巨大的规模，此外，各种奢侈品大量输入。这一切导致宋代铜钱大量外流。早自唐代开元二年（713）起，唐廷即有金、铁、铜钱不得与诸蕃互市之禁；宋开国之初，即再颁禁令，南宋鼓励以绢帛、锦绮、瓷、漆对外贸易，再三禁止正货（铜钱）出境。然而历代禁令形同具文，唐代外流铜钱不少，宋代更甚。海湾及阿拉伯等商舶穿梭往来之地，每有宋代铜钱出土，即是证明。[141]

《宋史》记载大食国进献药物。“雍熙元年，国人花茶来献花锦、越诺、拣香、白龙脑、白沙糖、蔷薇水、琉璃器。”[142]

《宋史·大食传》记载舶主蒲献方物白龙脑等：

至道元年，其国舶主蒲押陀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合，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锦二段，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引对于崇政殿，译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缘射利，泛舶至广州，迨今五稔未归。母令臣远来寻访、昉至广州见之。具言前岁蒙皇帝圣恩降敕书，赐以法锦袍、紫绫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二十匹。今令臣奉章来谢，以方物致贡。”[143]

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干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共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144]大食使节奉贡的药物主要有：白龙脑、蔷薇水、象齿、乳香、珍珠、琥珀、犀角等等。数目相当可观。

大食药物输入中国，以龙诞香最为珍贵。在《诸蕃志》卷下中记载了龙诞香的情况：

龙诞，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诞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不熏不莸，似浮石而轻也。人云龙诞有异香，或云龙诞气腥，能发众香，皆非也。龙诞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诞而焚之，一缕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以剪分烟缕。此其所以然者，蜃气楼台之余烈也。[145]

回回医药在中国民间也很流行，许多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便以卖药为业。一些回回老医生常在江南各地街头卖药行医，尤以金丝膏药治疗跌打损伤最妙。王沂《伊滨集》卷五有《老胡卖药歌》：

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

元末客居四明的丁鹤年，是中亚细亚回回人，本善方药，常靠卖药自给，他经手的药物有阿拉伯香药在内，因为在杭州城内便有埃及富商奥托曼开办的阿拉伯医院。[146]

元代的统治者对回回药物颇有兴趣，如自波斯等地运入的橄榄油，就受到高度重视，“皆以重价收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147]。

回回药物在元代受到高度重视。1292年，在太医院下专设回回药方院和回回药物局两个阿拉伯式的药学管理机构，分管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的宫廷医药。1322年才将两处机构合并于广惠司统一掌管。设置达鲁赤一员，大使两员，副使一员。于此可见阿拉伯医药在中国卫生行政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了。[148]

从国外进献的各种珍贵药物，由1269年创设的御药院统一掌管。这些药物有从海上传入的。1275年亦黑迷失再次出使八罗孛时，到了俱蓝（奎隆），八罗孛的国师和亦黑迷失一起到大都，向忽必烈进献名药。1282年9月，杨廷璧也到过俱蓝，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也派使者来华，进七宝项牌、药物两瓶。1287年亦黑迷失第四次出海到马八儿（科罗曼德）时，征得当地的良医善药。这些名药也都属阿拉伯和印度药物。[149]

18.吐火罗

吐火罗，据史书记载，在唐代也多次遣使中国贡献药物。

开元十二年（724）七月，吐火罗遣使献胡药乾陀婆罗等三百余品。

开元十七年（729）七月，吐火罗遣使僧难陀献那伽帝释灵等药。

开元十八年（730）五月，吐火罗僧难陀来朝，贡献瑞表献香药等。[150]

19.撒马尔罕

元宪宗九年（1259），常德奉命西觐旭烈兀大王于波斯，途经撒马尔罕。中统四年（1263）常德回国。刘郁笔录其纪行，题曰《西使记》。对于西域风土人情，记载颇为详细。其中记载了撒尔马罕的药物：

八日，过桪思干城，城大而民繁。……产药十数种，皆中国所无。药物疗病甚效。[151]

桪思干即撒尔马罕。常德此处所言之各种药材，多不可考。

（二）亚洲各国医学著作传入中国

1.朝鲜

朝鲜等国刊行的医药著作一度“反馈”中国。

宋初，高丽仿照唐制设置医疗、教学、医事制度，并积极发展了刊行中国医书的工作，高丽收藏了中国很多善本医书。《宋史·高丽传》记载：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高丽王遣使黄宗殼献《黄帝针经》。宋朝廷以此为底本重新刊印《黄帝针经》。

许多朝鲜医学家从事中国医药学的研究，有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国同行得水平，从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朝鲜医学家金礼蒙等人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445年编成的医药巨著《医方类聚》，多达365卷，分为总目、五脏门、小儿门计95门，收方大约5万条，全书字数近千万。此书是仿照中国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及宋代《圣惠方》的体例编撰的，每论每方都载明了出处。全书征引的参考文献多达153部，除历代医学著作外，还兼收载有医药学内容的传纪、杂说、道藏与释藏等。内容十分丰富，称得上是15世纪以前朝鲜医学的集大成者。[152]

在医学著作方面，朝鲜还出现了《东医宝鉴》一书。

《东医宝鉴》是朝鲜李朝王室御医许浚奉王命参考中国和朝鲜的医书，经过16年的努力，于1610年完成的一部汉方医学书。本书于18世纪广泛流行于中国和日本，受到中日医学界的重视，对中朝日三国汉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汉方医学的交流，在中朝两国之间从古代起就早已开始。《东医宝鉴》的著成，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硕果之一。[153]

《东医宝鉴》一书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1799年，朝鲜李朝的康命吉又编撰《济众新编》8卷。该书除引用《东医宝鉴》等朝鲜医书外，还引用《本草纲目》、《医学入门》、《医学正传》、《赤水玄珠》等中医书中常用药方，成为朝鲜李朝重要的三大医书之一。该书于1817年刻成中文版发行。[154]

2.印度

隋代，印度的医学著作已经传入中国。《隋书·经籍志》里面记载了一些医书的名称，如下：

《龙树菩萨药方》四卷。

《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

《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

《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

《婆罗门药方》五卷。

《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十二卷。

《干陀利治鬼方》十卷。

《新录干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

我们只看书名就知道这些医书都与印度有关。

3.波斯

唐末波斯侨民李珣编纂了《海药本草》六卷。海药，即指从海外输入的药品。该书所收载的药品，以海外药品为主。现在此书虽然遗失，但明代李时珍在编纂《本草纲目》时却曾引录其书中的78种药物，多为外国药物。[155]

4.阿拉伯

伊斯兰医学家中最伟大、最富于独创性的拉齐（865—925），早年写过一部名叫《曼苏尔医书》的10卷本医典，后来又完成了不朽的杰作《医学集成》。他协助过到他那里访问的中国学者阅读希腊名医盖伦的巨著，这位中国学者曾用速记法将阿拉伯语译文加以记录，带回中国。这些阿拉伯和希腊著作也显然成了李珣编纂《海药本草》时重要的参考书。

阿拉伯药典在元代已有中文译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收藏的《回回药方》残本四册，是元末由阿拉伯文译成，在明初木刻印刷的本子。这个本子可能是根据元秘书监回回书籍中唯一的一种医书《忒毕医经十三部》编译而成的。《忒毕医经十三部》是阿拉伯语“医典”，是中世纪著名的医学巨著。伊本·西那（980—1037）的《医典》，在12—17世纪一直是西方医学指南，在亚洲当然更是常用的医学百科全书。莫苏尔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大科学家拉泰夫（1156—1242）曾给这部著作作有注释，在中国流传的该是这一签注本。[156]

现存的《回回药方》共有四册。第一册是目录卷之下，包括卷十九至卷三六的目录，计58页。第二册是卷之十二，计目录4页，正文63页，为中风门。第三册是卷之三十，计目录3页，正文63页，为杂证门之下。第四册卷之三四，计目录3页，正文49页，为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从残本可见出《回回药方》是部门俱全、搜罗宏富的医学百科全书，涉及内科、妇科、儿科、外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各个分科。[157]

（三）亚洲国家的医疗技术输入中国

1.朝鲜

中朝两国医士往来也很频繁。李朝每次来使，均派医生随行，并多次向中国太医院医师质疑问难，且作记录，探究中医药学。一些李朝医士也曾受命到中国医诊。如1643年，在中国后清政权的请求下，李朝派遣针医柳达、药医朴郡来华，为皇太极治疗风眩病。通过对中医药学的广泛深入探究，李朝医家取得很大成绩。如，通过对中国针灸术的学习和研究，到16，17世纪，朝鲜就有了综合中国针灸术和本国医师临床经验的针灸医学著作《针灸经验方》和《余岩针灸诀》等著作的问世。[158]

2.日本

日本医家在中国不仅注重中医学理论的学习和探讨，而且还积极将所学的医疗技术应用于实践之中，服务于中国人，从而在中日医药交流史上留下了佳话。如日本医学家竹田昌庆于1370年来到中国，向道士金翁学习中医学与针灸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在华期间，曾经医治好明太祖皇妃的难产。这个皇妃就是郭宁妃。当时郭宁妃难产濒危，请他诊治，开出药方，她服药不满一剂，就安全生下一子，这就是皇子朱檀。竹田昌庆被明太祖封为“安国公”。再如在16世纪，吉田宗桂曾先后两次来华，在1547年间，曾治愈过明世宗皇帝的疾病，受到明世宗的赏赐。回国时，明世宗未表示感谢，特别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159]

3.印度

古代印度医学很发达，特别是外科治疗手术，在5世纪时已经相当成熟。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佛经的翻译，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中国。根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最早来到中国译经的安息国的安世高在所译的《捺女耆域因缘经》中，讲到了神医耆域的种种奇术，耆域就是Jivaka的音译。[160]三国时期的华佗，也是有名的神医，外科圣手。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也可能与印度有关。《三国志》中的《魏书》记载华佗神奇的医术：

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在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挎割者，便饮其麻佛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煎洗，缝腹稿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161]

印度的医学在我国医学中有着较大的影响，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的“百一生病说”，就是来源于佛教医学学说。特别是印度眼科的传入，促进了我国眼科治疗的发展。印度的外科、催眠术、心理治疗、按摩法和医方也都在我国得到介绍。[162]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介绍了印度的医学理论和药材。义净在印度非常注意医药，他感到中国的医药非常先进，在针灸、艾灸等治疗方法上和诊脉技巧上印度都无法和中国相比，中国有400种以上的药物都是色味绝妙，足以治疗百病。印度的常用草药都能在中国找到，而长生不老的丹药更是中国所特有，因此五印度同声称赞中国医术的高明。尽管如此，印度医学的传播还是非常迅速。义净在叙述印度医学中的八分医方时，说：“斯之八术，先为八部，近日有人，略为一夹。五天之地，咸悉遵修。”[163]义净所提到的有人“略为一夹”的是和他同时代的伐婆达。伐婆达撰有《八科提要》，义净很快就已经见到，可见印度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迅速。[164]

在印度八分医方中，列为第七的是长命药科论。印度称不老不死的灵药叫Rasayana。唐代帝王酷好长生药，除请教道家的炼丹术外，也多方向印度寻求灵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在648年打败阿罗那顺，献俘长安，同时带来印度术士那罗延沙婆寐。据说那罗延沙婆寐活了200岁，自称婆罗门国有药叫畔荼去水，出在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接触便会腐烂。要取畔荼去水，必须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唐太宗请这位印度长寿术士在金飙门内造延年药，由兵部尚书崔敦礼监督，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怪药异石，甚至派使者去印度采访名药。但是那罗延沙婆寐造的药并没有什么奇效，太宗只好听任其去留。后来那罗延沙婆寐因年老体衰无法返国，客死在长安。《旧唐书》记载了此事：

是时就其国得方土那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165]

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迎来卢迦逸多，任命卢迦逸多为怀化将军，派往印度，专门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但是唐高宗吸取太宗因服印度药物而暴死的教训，没有服用其药。可以想见，那罗延沙婆寐和卢迦逸多曾经在长安和宫廷名医及炼丹家们来往密切，共同研制一种新药，以求能返老还童。[166]

印度医生来华者史不绝书。有的印度医生还故弄玄虚，以所谓长生之药糊弄他人，致使君主暴亡。《唐会要》记载：

贞观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国，自言能治长生之药，文皇帝颇信待之。数年药成，文皇帝因试服之，遂致暴疾。及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考虑为外夷所笑而止。载在国史，实为至诚。古人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167]

在当时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医学中，眼科似乎特别突出。许多医典里讲到印度的眼科。龙树菩萨既精通长生术，又擅长眼科，他的医术当早经介绍到中国。在唐时，我国出现了关于眼科的专著《治目方》5卷，眼科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治白内瘴的手术，有“金针一拔日当空”之称赞。

文人学士的著作中也常提到印度眼科。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赠眼医婆罗门僧》：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目不禁风。师有金箆术，如何为发曚。（《全唐诗》卷十三）

该诗着力描写患白内障的情景，宛然在目。748年鉴真在岭南韶州（今广东曲江）也曾受胡医治疗眼疾。“时和上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168]沈福伟认为这胡人很可能就是印度人。[169]

4.伊朗

据伊朗医学史书记载，在伊朗萨珊王朝霍斯罗·帕尔维兹称帝时（590—627年在位），中国皇后生病。当时中国大夫都认为无法医治。一位名为霍尔达特·巴尔席恩的伊朗大夫前来中国为皇后治病。经过精心治疗，药到病除。[170]

5.大食

成吉思汗时，在大汗宫廷中服务的便有信奉景教的回回医生。元代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他的外祖撤必，是撒马尔罕的名医，蒙古军攻占撒马尔罕后，拖雷（也可那延）患病，撤必为他医治，才告痊愈，于是撒必当上了太医。

元代中亚、西亚移民和宿卫既多，阿拉伯医药也随之传入。1263年忽必烈任命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阿拉伯医药在宫廷中便极受重视。后来西域医药司在1270年改为广惠司，秩正三品，仍由爱薛执掌。广惠司的职责有二：一是掌修制宫廷用回回药物与和剂（配方）；二是治疗诸宿卫士和在大都的外籍人士。爱薛本人是个精通阿拉伯医学的名医，他的妻子撒刺也曾主持爱薛手创的阿拉伯式医院京师医药院。1273年京师医药院便和广惠司合并了。京师医药院很可能是按照著名的努尔丁（1262—1274）在大马士革创办的努尔医院所兴建的穆斯林医院。[171]

广惠司的主要职官有20多人，在那里工作的都是回回医生，按阿拉伯方式医治病人。1333年广惠司卿聂只耳在上都给顺帝皇姊的驸马刚哈剌咱庆王治病，是一个治外科跌扑的一流名医。当时刚哈剌咱庆王得一种异症，坠马后，两眼俱无，舌头吐出至胸口，诸医束手，只有聂只耳能治此症，用剪刀剪舌。

回回医生医术高明，《辍耕录》卷二二“西域奇术”记载，任子昭在大都亲见邻家儿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出小蟹一只，坚硬如石，取出时还能活动，经外科手术，头疼果然痊愈，这只小蟹便由任子昭保存起来了。在苏州，当时还有懂得兽医的老回回。据夏雪蓑说，在苏州阊门看见马腹膨胀倒地，正好店里有老年回回，在马左腿内割取小块，经手术后，马便立即可骑了。这些都被中国人士赞为奇术。[172]

中国医药界从阿拉伯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医典》中吸取了一些知识。阿维森纳首创用金银箔包裹药丸，此法不仅美化药品外观，而且可以有效保护药效。这个方法传到中国，并得到应用。据《和剂局方》记载，当时在以朱砂、青黛等制造丸衣的同时，也采用金银箔为丸衣。[173]

结　语

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医药交流是双向的，既有中国方面向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国的输出，也有亚洲各国的医药对中国的输出。印度和阿拉伯的医药，对中国贡献颇大。对中国来说，亚洲各国药物的输入丰富了中国的医药宝库；外来医药及其技术的引进，有助于中国医疗水平的提高。

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医药交流，是相当全面的，中国的医书、药物、医生和医疗技术不断输入亚洲各国，对亚洲各国的作用巨大。它救死扶伤，改善了亚洲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培养了医护人员，有利于亚洲各国医护水平的提高。

以日本为例。在医学上，日本吸收中国中医学的医疗技术，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逐渐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汉方医学”。平安时代，日本医学家编撰了不少医学专著，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医心方》等医典。[174]一些日本医生专门来华学习中医药学，推动了日本医药学的发展。1487年，妙心寺僧人田代三喜来明学医，历时12年，拜早先来明学医的日僧月湖为师，攻李臬、朱丹溪学说。1498年归国，在日本首先倡导李朱学说。曲直濑三于1531年入其门下，学习十多年，1545年到京都，设启迪院，传授医学，门徒甚众。他宗丹溪之学，对《绍兴本草》等很推崇，于1571年撰成《启迪集》，成为日本汉医“后世派”的骨干。后世派名医辈出，当时为将军诸侯的侍医者甚多。杏林见宜是该派门徒，曾入中国学医数年，攻丹溪之学，兼及张仲景等人学说，著成《纲目撮要》、《医药粹》等书。他与崛正意创办嵯峨学舍，广收门徒3000人，讲学中推崇李侹《医学入门》，遂使该书广为流传。后世派到18世纪中叶尚盛行不衰。[175]

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医药交流，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1）贸易。分官方的贡赐贸易和民间贸易二种。（2）移民。中外移民从事医务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3）使节。中、日、朝等国曾先后派出医务人员到国外进行医务活动。（4）僧侣。僧侣在中外医药交流中作用巨大。唐代僧人鉴真、日僧田代三喜，是杰出的代表。

【注释】

[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子部十三《医家类》。

[2]马堪温：《宋代杰出的儿科医学家钱乙及其成就》，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3]（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子部十三《医家类》。

[4]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页。

[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上，第26页。

[6]同上书，第27页。

[7]《大越史记全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校正本，1984年。

[8]《新唐书》卷十九上。

[9]《明实录》卷二七九《英宗天顺元年》。

[10]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11]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514页。

[12]高伟浓等：《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198页。

[13]周南京：《回顾中国和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08页。

[14]David Hooper，On Chinese Medicine：Drugs of Chinese Pharmacies in Malaya，in The Garden's Bulletin，Strait Settlements，Vol.V1，December1929，Part1，No1—5.

[15]周南京：《回顾中国和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

[16]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页。

[1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8页。

[18]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1页。

[19]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20]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21]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2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23]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第552页。

[24]潘吉星：《〈本草纲目〉在国外的传播》，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145页。

[25]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页。

[26]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528页。

[27]《明史》卷二九九《李时珍传》。

[28]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页。

[29]同上书，第530—531页。

[30]同上书，第532页。

[31]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531页。

[32]潘吉星：《〈本草纲目〉在国外的传播》，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33]同上。

[34]余定邦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35]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页。

[36]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37]《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38]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39]《高丽史·睿宗世家》。

[40]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4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页。

[42]李利安等：《中国高僧正传》，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43]孙治安：《中日医药交流源远流长》，《河南中医》2008年第4期。

[44]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页。

[45]孙治安：《中日医药交流源远流长》，《河南中医》2008年第4期。

[46]林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496页。

[47]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页。

[48][日]木宫太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97—708页。

[49]孙治安：《中日医药交流源远流长》，《河南中医》2008年第4期。

[50]黄祥续：《中越历史上的医药交流》，《印度支那研究》1981年第2期。

[51]李文雄：《越南杂记》，转引自冯立军：《古代华侨华人与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2]《明太宗实录》卷五○。

[53]《明太宗实录》卷六六。

[5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55]《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二八。

[56]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6—47页。

[57]王兰：《斯里兰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58]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页。

[59]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页。

[60]黄时鉴：《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61]《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第291页。

[62]《太平广记》卷六引纪闻。

[63]《太平广记》卷三五引集异记。

[64]《茅亭客话》卷二。

[6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6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3页。

[67]《唐会要·新罗》。

[68]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6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70]《清史稿》卷五二六《朝鲜传》。

[71]《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

[72]《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73]《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

[74]《清史稿》卷五二六《琉球传》。

[75]《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76]《宋史》卷四八八《交阯传》。

[77]《宋史》卷四八八《交阯传》。

[78]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

[79]《国史遗编》下集《国朝大南纪》。转引自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80]《大越史记全书》本记实录卷三《黎纪三》。

[81]《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

[82]《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环王传》。

[83]《宋会要》蕃夷四。

[84]同上。

[85]《要录》卷一七○。

[86]《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

[87]《明史》卷四八九《占城传》。

[88]同上。

[89]《明太宗实录》卷二八。

[90]梁志明：《源远而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88页。

[91]《清史稿》卷五二八《南掌传》。

[92]《岭外代答》卷二《真腊》。

[93]《诸番志》卷下《志物·沉香》。

[94]《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

[95]《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

[96]《续高僧传》卷五《那提三藏传》。

[97]梁志明：《源远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97页。

[98]（宋）赵汝适：《诸番志·真腊》。

[99]梁志明：《源远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00页。

[100]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101]《元史》卷十一本纪《世祖八》，卷十三《世祖十》。

[102]《明史》卷三二四《真腊传》。

[103]《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

[104]《明史》卷三二五《苏门答刺传》。

[105]《明史》卷三二五《须文达那传》。

[106]《明史》卷三二五《览邦传》。

[107]《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

[108]《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

[109]《隋书》卷八二《婆利传》。

[110]《旧唐书》卷一九七《婆利传》。

[111]《新唐书》卷二二《南蛮下》。

[112]《宋史》卷四八九《勃泥传》。

[113]《明史》卷三二三《婆罗传》。

[114]《明史》卷三二三《浡泥传》。

[115]聂德宁：《中国与文莱贸易往来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16]《明史》卷三二三《美洛居传》。

[117]《明史》卷三二五《苏禄传》。

[118]《清史稿》卷五二八《苏禄传》。

[119]《隋书》卷八二《赤土传》。

[120]《明史》卷三二五《彭亨传》。

[121]《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

[122]彭亨最早见于《唐书》，称为婆凤。彭亨自南宋即与福建通商，1206年的《云麓漫钞》卷第五载“佛啰安、朋丰、达啰啼、达磨国则有木香”。“朋丰”就是彭亨。《诸蕃志·三佛齐国》作“蓬丰”，为三佛齐属国。《岛夷志略》作“彭坑”。“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谷稍登。气候半热。男女穿长衫，系单布捎；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硝珠为圈以束之。民煮海为盐。酿椰桨为酒，有酋长。地产黄熟香、头沉速、打白香、脑子、花锡、粗降真。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闍婆布、铜铁器、漆瓷器、鼓、板之属。”《星槎胜览》作“彭坑”，《郑和航海图》作“彭杭”，《东西洋考》作彭亨。洪武十一年（1379）彭亨王麻哈剌惹答饶遣使奉金表朝贡。永乐十年（1413），郑和出使彭亨国。永乐十二年（1415）彭亨王遣苏麻固门的里来朝并贡方物”。《明史》作彭亨。

[123]周南京：《回顾中国和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页。

[124]余定邦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125]《唐会要》卷一○○《天竺国》。

[12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174—175页。

[127]同上书，第176页。

[128]《旧唐书》卷九八《天竺传》。

[129]《宋史》卷四八九《注辇传》。

[130]《明史》卷三二六《古里传》。

[131]《明史》卷三二六《小葛兰传》。

[132]《明史》卷三○四《侯显传》。

[133]《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刺传》。

[134]《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传》。

[13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136]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137]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138]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139]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140]同上书，第176页。

[141]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6页。

[142]《宋史》卷四九○《大食传》。

[143]《宋史》卷四九○《大食传》。

[144]同上。

[145]《诸蕃志》卷下。

[14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14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8页。

[14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149]同上。

[150]《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15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761页。

[152]陈梧桐：《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153]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154]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155]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15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3页。

[157]同上书，第253页。

[158]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490页。

[159]孙治安：《中日医药交流源远流长》，《河南中医》2008年第4期。原文作者云“皇后难产”，有误，马后没有生育能力，而太祖仅有一个皇后，作者因此认为不可能是马后，应当是皇妃。另参见陈梧桐：《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160]Jivaka是印度古代神话色彩很浓的的大医学家。

[161]《三国志》卷二九《华佗传》。

[162]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页。

[163]《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

[16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165]《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16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167]《唐会要》卷五二《识量》下。

[168]《唐大和上东征传》。

[169]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170]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17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17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173]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74]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

[175]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528页。